隐秘的访问者中文字幕:从《左传》看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在春秋时期就已经产生，本文主要依据《左传》，考察民本思想的产生基础和主要内容，以及它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与其他文明相比的独特性。通过举例分析，阐释民本思想的产生基础包括中国文明的文化传统、春秋时期生产方式变革、诸侯争霸导致“与民共事”需要的加强。通过对比分析，指出明确、系统的民本思想仅中国历史上存在，而其他文明区域没有的原因。

一、民本思想的产生原因及内容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组成，在春秋时期就已经产生，战国孟子为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民本思想在秦开创中国帝国以来继续发展。

民本思想是和农耕文明的中华帝国的政治机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统治思想，为古代士大夫、学者们普遍认同。中华文明作为东亚文明体的主要组成，产生于黄河、长江流域等气候温和、水源丰富、土层深厚适宜耕作的地域。考古发掘出的半坡、河姆渡、余姚、红山、龙山等早期文明遗迹显示，中华文明自起源时就具有多样性，但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这一特点是共有的。

商周时期天命神权、敬德保民思想是《左传》民本思想的基础，《尚书》的民为邦本还不是系统的民本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思想由重天命、鬼神到重人事可谓一大进步。《左传》一方面宣扬了不少天命、占卜和鬼神等迷信言论，这是由于历史局限，另一方面集中反映了春秋以来日益兴起的民本思想。残民、困民、恤民等评价散见于书中各处。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

民本，就是以民为本，爱惜民力，体恤民生，珍惜民时，广纳民智。民本思想强调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职责和恩惠，而不是强调民众个体的权利和能力。

民本思想兴起于春秋时期不是偶然的，是以中华文明早期形成的文化传统作为基础，由当时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决定的，诸侯争霸加剧了“与民共事”的需要是重要原因。

1.中华文明发源于中原地区，地处欧亚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土地广大而完整，自然环境封闭自足，气候大陆性强，气温年较差大，自然带复杂，自然资源丰富，属于辽阔领域精耕细作型经济。

中国人在封闭自足的地理环境中本能地依赖血缘力量，不须与天使，不须与人争。在农业，手工业等内向性、依赖性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性价值理念——宗法文化核心价值立足防患于未然，即强调人与社会的合作和谐关系，主张推崇礼教维护道义，重视正统和传承历史，格外安土重迁。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使这里的血缘纽带遭受侵蚀，治水、对外征战等公共事务的需要，导致氏族首领的权利、地位不断加强，直接转化为统治阶级新贵，形成君主集政权、财权、神权于一身，血缘组织与国家形态熔铸一体。人们普遍具有中庸精神，世俗情怀和诚信理念，追求稳定、团结、统一，在文化渊源方面更多的呈现出群体和集权的倾向。

这种格外重血缘内敛、群体、集权的文化传统决定了统治阶级对待广大人民常常站在宗法关系的上层即父权的位置上，形成了以民为本的传统。

2.春秋战国时期是青铜文明向铁器文明的转变时期。生产方式变革主要表现为铁犁牛耕推广、井田制崩溃、大量小自耕农出现，引起分封制和礼乐宗法制崩溃。小农经济迅速发展，是社会关系逐渐分裂成统治者—地主阶级和社会下层—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人民，层级分封的贵族势力日益削弱，士大夫阶层作为相对的中间阶层不稳定。

历史学家黄仁宇提出“间架性结构”，指中国古代没有独立的中间阶层，国君下辅以官僚统治集团，基层是广大的小自耕农群体，在魏晋以来，中央政府吸收创自北魏草原民族的均田制、租调至，由国君直接统领广大小自耕农的趋势不断加强。这种趋势在春秋战国时期变法削减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权威方面已有体现。

小自耕农是封建社会税赋征收的主要来源，但小农经济具有脆弱性，缺乏足够的储备积累，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弱，这客观上需要君主动用中央集权的国家力量兴修水利、赈济灾民、调节生产资料分配，因而强调统治者对人民的职责和恩惠非常重要。据统计《孟子》一书提到治水有40多次。魏特夫（魏复古）认为，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水利社会”即东方专制社会，政府控制的大规模水利建设是专制主义贯穿古代社会的原因，该说法有道理，诸如治水、征战等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人员的调配使政府形成了干预经济活动的传统，甚至有官营垄断某些行业的行为，如盐铁酒专卖。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导致容易满足的社会心理，人们不强调个体的抽象权力，而是在世俗情怀下重视具体的衣食保暖，这让国君对人民的职责在于民富、民安、“使民足”（孔子论管仲）。

3.“与民共事”的需要加强是民本思想产生的重要原因。这在《左传》中有较多体现。

首先，是征战的需要。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霸频繁，目的是扩大势力，获得人口、土地以及更高政治地位，军队的兵员主要来自人民，人民中新兴的小自耕农成为主体，也有被迫参军的奴隶。为了取得胜利，统治者需要取信于民，让民众发自内心支持自己。

《庄公十年》中“曹刿论战”中，曹刿问鲁庄公：“何以战？”，庄公的前两个回答被他指出“小惠未徧（遍），民弗从也”和“小信未孚”，只有他说出“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才信然答道：“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后来的确战争胜利，取信于民的重要由此可见。

《哀公二年》中晋国正卿赵鞅与郑军作战，为了鼓舞士气，他临阵誓师：“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遂，参政），人臣隶圉免。”由此也可看出当时郡比县小。

战争需要人民而支持和投入，需要增强“综合国力”。《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中记载的晋楚城濮之战，插叙战前（在二十七年部分）：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这里“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就在于让民知义、安居、知信、知礼，国力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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