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本”到“民主”：利比亚人民获得最终胜利

2011年08月29日 14:12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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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传播

现代民主思想起源于欧洲，在北美最早获得成功。确实可以说，民主是西方价值。

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形成受到地理、历史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因为原初的条件难得，民主才更显珍贵。没有原发民主的地方可以引种。只要引种得当，精心培育，民主不会水土不服。

在这个星球上，很多事情都受到地理限制，植物和动物的生长也有明显的地理范围。世界古文明大都发源于欧亚大陆的温带地区，从中东一直绵延到远东。这是因为欧亚大陆的面积最大，温带的食物、牛马、矿产最适合早期文明的发展。即使在今天，发达国家也大都在温带。

在发现新大陆之后，美洲的粮食作物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文明。民主如玉米。玉米让更多的人享受温饱，民主让更多的人享受权利。几十年之后，还有多少人会记得民主制是“西方价值”？今天知道玉米原产地的人大概也不多吧？

如果说民主排斥土特产品，那么，唯一的“受害者”就是专制。

民主向外传播需要时间，各国理解和接受民主也需要时间。

在北非，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的革命已经持续了60多年。他们赶走殖民者，推翻帝制，这是进步。但革命者当年对国民的承诺却没有兑现，而统治者却迅速腐败，把国家当作私有财产。

民主不可能被长期阻挡。如果民主不能渐进，必然会突进。从苏联解体到北非的新革命，这个事实已经被多次证明。卡扎菲夺权40周年的时候，利比亚被举国庆祝，盛况空前，但他的好景已经不长了。

这三个国家都号称实行“社会主义”。冷战之后，各国很少再为意识形态杀人，却为个人的权力和私利杀人误国。其实，意识形态本来就是争夺权力的工具，因此也很快堕落到为个人权力服务。在革命与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民众的觉醒是这三个国家在半个多世纪中的最大进步。有鉴于此，今年新的革命即使不能完成民主的建设，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也必然向民主靠近很多。今后如果出现新的专制者，他们将有更多的障碍和顾忌。

当国家的目标和前进方向已经明确的时候，不会出现长期的战乱。如果卡扎菲没有镇压抗议者，利比亚军队没有助纣为虐，利比亚向民主的过渡将在和平中完成，正如埃及。在埃及，军队站在人民一边，拒绝统治者向抗议者开枪的命令，局势很快就平静下来，国家将更快地恢复正常生活。

我们不应该对民主抱有过高期望。民主是一个渐进过程，在建立之前和之后都是这样。还不曾有过任何一个政权，他们声称的权力来源与目标与实际情况完全符合。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概念与现实可能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彼此也不完全兼容。人间从来不是完美的，也不可能达到完美。区别是，有一些政权在努力向这些美好目标前进；而另一些政权则在倒行逆施，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

中国的民本思想

上引“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孟子一段话的简化版。《孟子·离娄上》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孟子从大到小陈述“得天下”的方法。如果把顺序颠倒过来，则是：把人民希望得到的给予他们，为他们聚集，他们所厌恶的不要施加给他们，这样可以得到民心；得到民心，也就得到了人民；得到了人民，就得到了天下。

这样的政治智慧，我们今天也不得不叹为观止。

同在这一章中，孟子还认为，桀纣失去天下，原因是失去了民心。

孟子不是“民本”思想的先行者。中国是一个早熟的文明，至少在3000多年前的周初就已经进入到“民本”时代。当时的“民本”思想在今天仍然是最先进的。

古老的《尚书》有多处强调民本。在4000多年前，大禹训诫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会安宁。大禹不看重贵族或官僚阶级。

周武王伐商时，作《泰誓》。他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泰誓上》）上天听从人民的希望。这是周朝取代商朝的理论根据。武王还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泰誓中》）人民是上天在地上的代表，而不是相反。任何控制媒体的独裁者都有“欺天”之罪。“予一人”强调的不是大权独揽，而是统治者的责任。他要独自承受天谴。

周公旦对蔡叔的儿子蔡仲说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蔡仲之命》）皇天并不特别眷顾某些人，只支持有德之人。“民心无常”包含了现代政治的智慧，统治的合法性不是一劳永逸的。统治者永远不能放松努力，要随时给百姓带来利益，否则就会被上天和人民抛弃。

今天的一个错误理解是，民主就是“为民做主”，而主权只是“主”的权。有人把主权与人权对立起来，还要辩论孰大孰小。这样，“民”的范围必然萎缩，最后只剩下统治者自己，统治必然不稳定。

事实上，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古人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只是不知道如何在制度上更好保证天下人的权利。缺少相应的技术，而民本思想产生于统治者，有天生的缺陷，独立的学者，儒家也寻求做官，后来又发展出法家。在一定程度上，民本思想可以成为通向民主的一个台阶。

《荀子·王制》记载了当时的一个成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是儒家向法家转向的关键人物，他已经把百姓当作工具了，而不再是目标。

后来，这句话被简化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语出魏征与唐太宗的对话，记载在《贞观政要·论政体》中。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盛世。

但那时统治者已经把百姓踩在脚下，他们在水上快乐地荡舟，用桨拍击水面，但还不敢（有人还不忍心）虐待百姓，所以才有真正的盛世。

总体而言，宋朝比前朝更为开明。北宋宰相文彦博（1006-1097）反对变法。宋神宗说：变法确实让士大夫不满，然而百姓又有什么不便的呢？文彦博回答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他指出了一个事实：宋朝实行君臣共治天下，百姓被排除在外。这种精英政治仍比权贵政治好很多。宋朝在中国2000多年的专制史上是最开明的，也因此较为繁荣。

中国的政治智慧基本上都出现在先秦时期。从民本到民主，中国“过渡”了3000多年而无结果。专制在元朝之后持续强化，在20世纪达到最高峰，文明严重退化，以致到了21世纪初，“民本”的口号居然被誉为一个巨大的政治进步！另外，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启发下，20世纪中国的两大革命党都高举民主的旗帜，以之争取民心。从清末到现在也“过渡”了整整100年——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20多年前，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才终于兑现了它的民主承诺，宣告了革命在这个小岛上结束。“民本”思想的真正实现只能是在民主制中。当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时候，官员将免去“为民做主”的繁务，也不须有人耳提面命地要他们“为人民服务”。他们只须做好本职工作。

古人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即永远顺应天命，却不依赖天命，还要自强谋求更大的幸福。这是周公旦纪念周文王的诗（《诗经·大雅·文王》），孟子引用过。他们知道，人应该把顺应天命与个人努力结合在一起。新的历史可以从践行这句话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