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美嘉的胸泳装照:中国改革的新前景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拿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读本，向东一字一句地为《瞭望》新闻周刊读着胡锦涛总书记的最新论断。“躲不开、绕不过”显然给他留有深刻印象，反复念了两遍。

　　8月5日，作为改革政策研究领域知名专家，从当前中国改革的全局角度，国务院研究室信息研究司副司长向东以学者的身份向本刊记者解读了自己对“七一”讲话的研究体会，“中国多年来实行渐进式改革，容易改的已经基本上都改了，下一步改革进入了攻坚克难阶段。”

　　按照他的理解，所谓攻坚克难，就是改革要打破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不合时宜的既定利益格局，因此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躲不开、绕不过’是当前改革的典型特征。”

　　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出了两个“100年”，即在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建国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向东看来，实现这两大奋斗目标，既要加快发展，更要加快推进改革进程。

　　“现今，人民群众的思想很活跃，民主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过更美好的生活有许多新的期待。”为此，向东强调，作为人民政府，必须顺应民意，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反过来说，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们改革的主要内容。”

　　“要在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新台阶，仍要依靠改革开放。这是中国深化改革所赖以为继且难能可贵的全民共识。”每思考到此，向东说自己就会想到小平改革之初那句振聋发聩的名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亡党亡国。”

　　“这话到今天提起，仍然让人激动，仍然让人产生要向前推进改革的动力和热情。”他动情地说。

　　新时期改革特点

　　“七一”讲话中强调，“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从通过总结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五大举世瞩目成就，解释了这个判断的深刻内涵：

　　一是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二是生产力发展从缓慢走向快速、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三是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走向总体小康、从贫穷走向富裕，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四是社会事业发展从严重不足到全面进步、从较低水平到较高水平，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也得到长足发展；五是社会主义制度从不完善走向完善、从缺少活力走向充满生机活力，我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目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建立和完善为目标模式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探索起步阶段，和党的十四大到本世纪初的框架构建阶段。以党的十六大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为标志，进入了体制完善阶段。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巡视员宋葛龙认为，新阶段的改革呈现出全新的特征。

　　其一，从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向协调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这四项改革如何协调推进，如何安排好改革的重点、优先次序、改革的力度，需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总体规划。

　　其二，改革已向全面改革转变。改革开放初期着力破除旧体制，改革开放中期新旧体制交替。现在，则进入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2020年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十年时间。

　　其三，改革从增强市场主体活力为重点，向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转变。改革开放初期，改革以国企改革为中心环节，实质是要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今天，显然不能以此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必须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的系统性，统筹地方与中央、个人利益与全局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复杂关系，推动更为深刻的体制调整和制度建设。

　　其四，从建立快速发展的体制机制为重点，向建立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转变。改革开放初期，主要着眼于促快、增多，在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数量问题基本解决的情况下，质量问题日益凸显。只有把改革转向求好向高，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协调发展，才能争创发展的新优势。

　　其五，从增强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向全面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转变。新时期、新阶段不仅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且要进一步理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正确理解政府的职能，弥补市场机制的空缺，克服市场调节的偏差，应对市场失灵，在激发活力的同时体现公平、注重均衡，通过适当的宏观调控和政府的作用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改革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针对新阶段的改革深化，“七一”讲话给出了明确的方向，“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

　　在向东看来，必须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总体规划，而当前改革的顶层设计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上。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时期最艰巨的改革，主要就是发展模式的转型。

　　2010年，中国实现了经济总量全球第二。“但与欧美日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综合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差距还非常大。”他举例说，按照IMF2010年数据，中国去年人均GDP位于世界第94位，仅相当于日本人均GDP的1/10；改革开放后我国减贫2亿多人口，但按照国家统计局2010年数据，我国仍有1.5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资源能源难以支撑、生态环境难以承载、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仍面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向东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实现。

　　“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即所谓人均收入3000～10000美元发展阶段，如何迈过这个坎儿？”向东分析，“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没有解决好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好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人民群众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过去，国家、企业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占比多一些。下一步要提高‘两个比重’富民，分配向个人这边逐步倾斜。”

　　这充分体现在两次应对金融危机的不同政策重心上。向东介绍，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大部分政策性资金都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此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钱主要用在了改善民生上。

　　比如，新一轮住房改革，“十一五”期间已建设1100万套保障房，“十二五”还要建造3600万套，将基本解决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社会保障改革，“新农合”已经覆盖全国95%以上。城镇居民、城镇职工养老医疗保险再有1～2年就可以实现全覆盖了。今年要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覆盖率全国要达到43%以上，现在提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就将实现全覆盖。这些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改革。

　　然而，这种建立在重组利益格局背景下对“分蛋糕”方式的改革，使得发展转型面对巨大挑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直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已经提出很多年了，为什么“久转难推”、“转而不快”，这既充分反映了转变的艰巨性，也说明没有体制改革的突破，就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主要障碍就出在我们的体制机制改革相对滞后。”

　　在向东看来，正是基于对当前改革和转型的清醒认识，“七一”讲话强调，“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大动力。”

　　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七一”讲话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这个道理，不仅全党同志要牢记在心，还要引导全体人民牢记在心。”

　　向东解读说，中国的改革发展必须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如果把中国搞乱了，再来搞改革，这个代价太大了。中国的发展和繁荣，必须要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世界上没有先例可以借鉴，“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搞如此大的改革，肯定会存在一些曲折和阵痛，不能因此就放弃改革，要在稳定的基础上来抓发展，促改革。”

　　向东指出，改革要有大局意识，“我们的问题是历史积累下来的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部解决。中国的改革经验是渐进式，不能搞休克式。否则最后伤害的是老百姓。所以，要在稳定的大环境中搞改革，如果中国乱了，一切免谈”。

　　“当然，既要积极推进改革，也要把握好改革的节奏、力度，把握好老百姓的承受力。”他引述总书记就发展提出的忠告：“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并解释说，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现在要更多地让大家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就要把蛋糕做大，才能解决好分配问题。”

　　他总结了三者之间的关系，“稳定是前提，发展是主轴，改革是动力。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在稳定的大前提下加快发展，实现长期健康持续发展。”

　　同时，向东特别看重新时期的改革要着眼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要让人民参与其中，“改革有的需要深化，有的需要完善，有的需要协调。这个过程中就要充分发动群众参与，让人民群众从中受益。要明确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党和政府在改革中的动力是什么，调动每个人、各行各业、每个阶层的积极性。那种脱离群众、关起门来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三个没有变”的国情现实

　　“三个没有变”，告诫我们不要陶醉于已有成就，不要为杂音所困扰，不要放松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国民经济突飞猛进地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彻底告别贫困和温饱，正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崭新阶段。也正是由于我们所取得的如此骄人的成就，世人把中国的发展道路称为“中国模式”，把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誉为“中国奇迹”。

　　然而，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却告诫我们，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三个没有变”让人警醒

　　这“三个没有变”振聋发聩，让人警醒。

　　讲“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是指我国总体上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后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生产力尽管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但不尽完善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仍然阻碍和桎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建立合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还相当漫长，任何急于求成的社会制度变革都是有害的。

　　讲“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没有变”，是讲当前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经济总量不足仍是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唯一出路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不断做大财富蛋糕。

　　讲“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则是指尽管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经济总量去年仍然排在世界第94位。虽然我国减贫成就巨大，居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但按国家统计局2010年数据，我国仍有1.5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消灭贫困仍然任重道远。

　　“三个没有变”的告诫，让我们不要陶醉于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要看到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让我们不要为国际国内各种批评中国的言论所困扰，紧紧扭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关键，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加快改革和调整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让我们不要头脑发热，不要“中心漂移”，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进一步筑牢国家发展繁荣、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

　　根本手段仍是发展

　　无疑，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发展，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做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也日益突出。要解决好诸多的结构性问题，最根本的手段仍然是发展。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失衡，“三农”矛盾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分治的格局始终没有真正打破，优势资源和发展优势严重向城市倾斜，最终导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社会资本剪刀差、人力资本剪刀差和土地收益剪刀差等“不等价交换”趋势日益严重，最终导致了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越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的“补贴悖论”。由于这种城乡“不平等”的发展格局，致使“三农”矛盾日益突出，农业安全和农村稳定形势令人担忧。

　　需求结构失衡，消费不足矛盾突出。长期以来，由于我们过度追求GDP的增长率，忽视经济增长质量，加上部分官员政绩观扭曲，为保速度常常通过大量投资来追求“短平快”，久而久之忽视增加消费对经济稳定增长的长期拉动效应，消费不足成为我国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结构性矛盾。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民生和社会矛盾突出。我国目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一方面表现在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企业和政府所得不断上升；另一方面表现在国民收入（财产）在居民之间分配不平衡，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失衡的分配结构，不仅严重制约着消费需求的扩大，而且严重恶化了社会矛盾。

　　产业结构失衡，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矛盾突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资本和科技投入不足，中国农业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尴尬；由于我们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尽管成为了“世界工厂”和制造大国，但还没能成为“创造大国”；特别是第三产业严重滞后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进而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高效益发展的“瓶颈”。

　　区域经济结构失衡，中西部发展滞后的矛盾突出。从大的区域结构看，东中西部发展不协调，区域收入差距扩大；从区域内部来看，西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中部地区各省之间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之间发展也不平衡；具体到各省区市内部发展也严重不平衡，如新疆的南北疆之间、广东的珠三角地区与粤北地区、江苏的苏南和苏北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距。这些区域差距已经成为引发区域发展矛盾乃至西部民族地区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民生矛盾突出。分配不公、就业困难以及老百姓住房难、看病难等民生矛盾已经成为引发民众不满的诱因。这些民生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不仅会直接导致社会动荡，而且会恶化经济发展环境，动摇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

　　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和用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一方面，积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大趋势，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方针，努力营造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大环境。另一方面，要认真分析和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趋势，努力提高应对复杂局面能力，努力做到“四个准确把握”：即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努力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的特点，努力增强我国参与能力；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努力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准确把握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的特点，努力发展壮大自己。能否抓住和用好这一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不仅是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而且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民族自强能力的重大考验。

　　成败在于发展方式转变

　　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而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又在于彻底转变过去那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经济发展方式。

　　其一,要以结构优化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优化城乡结构，彻底打破“二元经济”。在继续加强新农村建设的同时，着力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优化需求结构，努力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优化产业结构，努力延长服务业短板。在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动工业由大变强的同时，着力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优化区域结构，努力形成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新格局。

　　其二，要以自主创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转变发展方式本质上要求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和知识含量，使经济的快速增长建立在科技不断进步的基础上。要加强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强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自主开发和创新，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研究，培育一批技术推广机构，给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援助。采取有效措施，推进高技术产业化。特别注重突破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瓶颈，开发针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等综合整治技术，开发资源高效勘查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其三，要以深化体制改革保障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实现根本性转变，关键在于导致发展方式不合理的体制和机制还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因此，一方面，要深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要加快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财政体制和政策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调整、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和机制。同时，还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发挥好价格杠杆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要加快推进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价格在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抑制“两高”行业盲目扩张、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杠杆作用。要建立真正反映农业生产成本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快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

　　其四，要以建设“两型”社会支撑发展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向更高层次和更高阶段发展的时代要求，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广泛开展节约型社会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增强全社会、全民族的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完善法律法规，通过价格、税收等手段，鼓励和支持合理消费，引导消费者购买和使用低耗产品和服务。对大排量轿车、过度包装等，要研究采取经济办法适当限制。每一个企业，都要积极开发应用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和产品，加快节能降耗技术改造，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和污染排放标准，完善和落实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案。

　　第五，以健全官员政绩考核机制保证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是关键。中央印发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强调干部考核评价指标要体现综合性、全面性，既要注重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又要注重发展的方式、质量、结构、效益；既要注重经济建设情况，又要注重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情况；既要注重已经取得的显绩，又要注重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要按照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要求，针对不同区域主体功能定位，突出不同区域的考核重点；要强化对违反科学发展观行为的刚性约束，充分发挥干部考核对推动结构调整、促进科学发展的导向作用。

    （作者：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

　　中国式民主的关键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才能保证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坚持正确方向

　　李正华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只有坚持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才能保证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坚持正确方向，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七一”讲话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坚定维护者。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执政地位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是靠党自身的先进性赢得的。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理论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只有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才能保持先进性。90年来，党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重视自身建设。

　　正确处理好党政关系，是一个现代政党政治成熟的标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坚持党的领导，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不能代替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行使权力。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党必须不断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不断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党内选举制度、规范党的集体领导制度。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七一”讲话明确提出：“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了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国家的一切重大事情，都由人民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决定。广大人民群众可以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并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逐步进行了包括国体、政体、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在内的各项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第一次实现了包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的民主。人民当家作主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方面，由人民选出代表组成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实行基层群众自治，由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宏伟大厦。把代表制民主与基层直接民主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和整体优势，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创造和一条重要规律。

　　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就必须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就必须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只有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才能真正树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摆正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促进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实现。

　　治国理政的法治轨道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七一”讲话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依法治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只有依法治国，人民才能通过法定形式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才能通过法定程序保证国家的重大决定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才能使自己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得到切实保障。要保障人民民主，就必须加强法治建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公民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公民享有同等的参与政治的资格和机会，不仅拥有积极的行为权利，可以自由地表达认为是合理的、其他人和国家应该听取与采纳的政见、决策或立法建议，可以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自主地选择行动方案，而且还享有要求他人不得妨碍公民自由的权利。

　　依法治国必须与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尊重保障人权紧密结合起来，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以人为本、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属性。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就逐步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法律法规，规范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等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制度，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后，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修改、颁布、实施的1982年宪法，成为党治国安邦的总章程。随后，又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进行四次修正，取得了两大突出成果：一是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写入宪法，使党领导人民依法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上升为宪法准则。二是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款。“人权”入宪，将执政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把政治原则提升为宪法条款，作为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至此，民主、法治、人权在宪法中得以确立。

　　到2010年底，中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并全面完成对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依法治国，必须正确处理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之间的关系，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要从法律制度上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以保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贯彻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办事，是党采用什么执政方式开展执政活动的问题，是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依法治国来替代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越是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党的领导就越能得到增强，党的执政地位就越能得到有力的保障。依法治国不仅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且也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政治室主任、研究员）

　　努力实现可持续的稳定

　　一方面社会公共利益得以增进，另一方面个人的利益和权利也能得到保障，这样的稳定才是可持续的稳定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董瑞丰

　　稳定仍是硬任务。“七一”讲话中，胡锦涛再次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

　　中央为何一再强调稳定？这是一种什么状态的稳定？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稳定？《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为此专访长期研究社会治理的知名学者、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何增科。

　　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

　　《瞭望》：在致力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同时，为什么中央也一再延续对稳定的强调？

　　何增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非常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发展改革稳定三者之间，始终是在动态变化中加以调整和平衡的关系。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稳定的根本保障。三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改革、发展和稳定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虽然不同时期强调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工作的重心会有所不同，但三者都不可或缺，不能有所偏废。离开改革和发展求稳定，稳定就会失去根基，只能赢得一时的稳定。

　　现在强调稳定是硬任务，是为了给科学发展和深化改革提供一个有利的大环境。我们已经进入到现代化的中期阶段，一方面现代化高歌猛进取得很多成就，但另一个方面，我们也面临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挑战。这些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如果处理不好，社会不稳定因素就会大幅度增加，群体性事件的层次和范围以及冲突的烈度都会增强，社会动荡和失序并非不可想象之事，如果社会陷入动荡和混乱之中，现代化大业就会遭遇严重挫折。从这个角度讲，强调稳定非常迫切，以免现代化前期取得的成就功亏一篑。在维护社会稳定上需要凝聚全党和全社会的共识。

　　《瞭望》：要维护稳定，目前面临哪些主要挑战？

　　何增科：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目前面临着多重挑战。首先面临着风险社会的挑战。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极大，传染病、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流言信息等都可能迅速转移、放大和扩散。社会日益变得复杂多样。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制度的风险、技术的风险、自然灾害引发的风险、高度流动性带来的风险，都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风险社会需要有效地防范和处理风险的机制，否则小风险可能演变成重大危机。“非典”从个别病例迅速演变为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第二是信息社会带来的挑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较2010年底增加2770万人，增幅6.1％；2011年上半年，中国微博用户数量从6311万快速增长到1．95亿。同时截至2011年3月底，中国已备案网站数量已达到382万个。可以说，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信息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以后，网络、微博、手机等新传播方式不断更新，各种各样信息快速传播，客观上使得社会情绪很容易被鼓动起来。比如一些原本是小范围的矛盾，在信息社会很快就被放大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此外，还出现了网络的语言暴力，网络舆论转化为现实社会中的集体行动，等等。

　　第三是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国内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某项政策或某件事情，稍有不慎，都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那种关起门来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不用顾及国际社会反应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虽然一些领导干部还不习惯这种局面，但却不得不去面对它。外界对我们的反应和压力，都会影响我们内部的稳定以及维稳的努力。

　　第四是反腐败的挑战。腐败现象仍在扩散蔓延，腐败程度仍然，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影响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腐败现象的猖獗导致民心的流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严峻挑战。

　　第五是改善民生的挑战。老百姓在就业、住房、养老、医保等日常生活多方面都面临巨大压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在享受发展成果上存在失衡，很容易导致人们情绪偏激，进而触发过激行为。如果人们的生活中充满不确定性，如果人人都存在焦虑感，这个社会也就埋下了不稳定的隐患。

　　追求和谐的稳定

　　《瞭望》：在有些人看来，稳定就是“把社会管住”、“绝不能出乱子”；也有人认为，要追求和谐的稳定、自觉的稳定、动态的稳定。中央现在强调的稳定，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稳定？至少包括哪几个方面？

　　何增科：社会稳定可以分为传统的静态的稳定和现代的动态的稳定。传统的静态的稳定是在强力维持思想和组织的大一统状态静止不变情况下实现的稳定。而现代动态的稳定则是在维护社会多样化和活力过程中通过动态调整实现的稳定。实现动态的稳定，需要维护社会的多样性和活力，需要让各种意见和利益诉求得到表达，使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来，这有利于更好地平衡和协调各种利益矛盾。在复杂的、流动的、多变的现代社会中维护稳定，需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动态调整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以取得一种动态的均衡。

　　一个没有不同意见、没有矛盾和冲突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有矛盾，有冲突的社会中，我们要做的是善于驾驭矛盾，调解冲突，减少冲突的烈度，并使人们各方面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得到充分反映，在此基础上，不断利用政策和法律的调整，来协调处理各方面的关系，使各种各样的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实现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换言之，也就是把个体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协调起来，而不是通过牺牲其中一个来追求另外一个。

　　因此，我们讲的稳定应该是一种和谐的、动态的稳定。一方面社会公共利益得以增进，另一方面个人的利益和权利也能得到保障，不同阶层、地区之间的差异性需求都能获得充分关照，这样的稳定才是可持续的稳定。否则，不论是花钱买稳定，还是依靠强力管制维持稳定，成本都过高，都不可持续。

　　应该说，对如何维护稳定的看法，目前还没有形成全面的共识。要有这种意识：不能一强调稳定，一强调社会管理，就只想到要加强社会控制、管制甚至压制，这样会把社会管成死水一潭，没有活力。

　　《瞭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否对“维稳”思路进行了一次新破题？

　　何增科：社会建设和管理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我们已经认识到，现代化本身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还意味着社会的现代化，政府要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提供社会服务来满足人们的社会需求，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出社会管理的概念本身恰恰是为了促进社会的现代化，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来破解现代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陷阱，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认识在深化。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意味着我们在促进经济改革之外，要更加重视社会改革。我认为未来三十年是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的战略机遇期。要推进社会现代化，推进政治现代化，还需要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相配套，还需要促进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

　　从源头上维持稳定

　　《瞭望》：当下社会利益分化明显，利益协调不力、诉求不畅，成为许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的根源。如何才能更好地维护稳定？

　　何增科：第一，从一些发展经验来看，在现代化过程中，边增长、边分配的模式，比起先增长后分配的模式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有利于在现代化过程中维持社会稳定。边增长边分配，不能仅仅理解为单纯依靠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发展中小企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民营经济同样具有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效果。

　　第二，政府与一个个单独的个人谈判成本过高，不堪重负。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社会组织具有反映诉求、提供服务、规范行为这三大积极作用。为此需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鼓励公民参与各类社会组织，学会通过社会组织有序地向政府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利用社会组织进行利益表达，可以减少体制外维权和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从而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第三，推进制度框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信息来源和信息通道的多样化，意见表达渠道的畅通，可以畅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渠道，实现官民良性互动，从而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瞭望》：国际形势，包括外部经济环境、社会运动、国际纠纷等，对国内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当如何应对？

　　何增科：提到国际形势，主要包括两方面。一要看到国际发展的大趋势，要顺应这个趋势，才不会被历史潮流冲垮。二要看到国际社会的发展也充满了挑战，充满了风险和陷阱，怎么不陷进去，就非常重要。

　　这也需要处理国际事务的政治智慧，既要避免战争，又要保护自己主权，不能一味地退让，也不能一味地硬碰硬，在斗争、妥协和合作多种策略的交替运用中维护和增进中国的国家利益。国际问题处理不当，会直接导致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又会反过来对社会产生杀伤力。

　　简单来说，要应对国际形势的影响，第一方面在经济多元化的条件下，要保持对外开放，只有在开放的社会中，才能真正取得发展。

　　第二方面，在国际社会中，应学会与其他经济体合作处理全球事务和地区性事务。中国要在促进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和区域治理的民主化中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

　　第三方面就是和平共赢。怎样顺应这种和平共赢的趋势，既要和平，同时又要共赢。这需要在制度规则安排方面多动脑筋。

　　青春的党与党的青春

　　一个善于团结青年、赢得青年支持的政党，必然是一个散发着青春气息、充满活力的政党，这样的党必将能够在以后的历史长廊中书写更多更美的青春史诗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温泉

　　“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人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对青年的热切期望。

　　“我们党的队伍里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激情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90年风雨而依然保持蓬勃生机的一个重要保证。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以专门段落再次强调党和人民对青年一代的殷切希望，再次彰显党对青年的重视，这也是党保持勃勃生命力的内在要求。

　　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中国国内社会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特征更加明显。如何保持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凝聚力，党的青年工作面临怎样的新挑战？《瞭望》新闻周刊专访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发展研究院院长陆士桢。

　　信仰感召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载的风雨历程，就是一部凝结了无数青年热血的青春史诗，是党高度重视和肯定青年的地位与价值，用科学的青年观引领青年为中华民族振兴英勇奋斗的历史。”陆士桢认为，中国共产党对青年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主要源于精神信仰。

　　1937年，33岁的作家丁玲在《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

　　1938年至1939年，“到延安去”成为一股潮流，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坚定立场和自由、平等、民主的宽松氛围，成为吸引大批有志青年的关键因素。而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90年来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的生动写照。

　　陆士桢梳理道，党历来十分重视为自身注入新鲜的活力。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极大地肯定了青年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团结动员了青年群体。

　　在革命战争年代，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去，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锋队、推动中国革命进程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毛泽东评价青年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

　　在民主革命时期，青年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后备队和接班人，这成为第一代领导人思考青年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们认为青年工作需要有一个富有政治远见的、成熟的、能够代表青年利益的，并能够体现青年工作崇高奋斗目标的政党来领导，这样才能保证青年工作方向的正确、政策的不失误和措施的有力。正是在这种青年观的指导下，党团结了大量青年，使广大青年和学生运动成为了人民革命的一部分。

　　在摸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依据时代的特点和需要在青年培养的目标、如何培养青年成才以及青年思想教育的内容等方面，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青年培养的目标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生力军。青年培养的指导方针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除了要求青年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外，同样重视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明确提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成才标准。青年思想教育的内容从阶级斗争教育到民主与法制教育。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十分相信青年，注重对青年人才的选拔和使用。邓小平指出，选拔青年干部，实现干部的年轻化是一个重要的迫切的战略问题。第二代领导集体对于青年的培养的注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的指导思想和执政能力走向了科学和成熟。

　　在找寻如何建设党的过程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时刻关注着青年，关心着青年，指引着青年，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时代主题和青年自身发展规律的重要思想，为青年一代的茁壮成长指明了方向。如，提出“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坚持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的思想。“四个统一”把青年成才与人类文明进步发展趋势紧密联系，是指引青年沿着正确的成长之路前进的思想保证和行动指南，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在探寻如何发展的路途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青年和青年工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青年观。“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我们的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我们的党就是这样的党”。这正是科学发展观“以人文本”思想对青年发展问题的高度体现。同时，中央从时代的视角寄希望于青年。“希望当代青年努力成为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新一代，品德高尚、意志顽强的新一代，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新一代，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四个新一代”通俗易懂但分量很重，具有创新意义，既包含了党中央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青年先锋

　　随着社会意识形态日益多元、物质成果日益丰富、传播方式大众化趋势明显、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加快，以“80后”为代表的青年人也日益呈现出新的特征。

　　陆士桢分析说，比如，在享受了中国人从未经历过的物质成果的同时，他们必然也就形成了同父辈完全不一样的物质态度；在思想空前解放的宽松空气中呼吸，他们自然更加重视自我的发展，追求着父辈想也不敢想的自由和放纵；经受着快速发展的高科技的冲击，他们视野开阔、思维敏捷、蔑视权威、崇尚创新。在他们身上，先进与激进、批判与反叛、生命力和破坏力共存。

　　不过，应该看到，青年的本质是生命力和创新性，活跃并富有创造性的青年人是社会发展的开路先锋，是解放思想的生力军。“青年不仅是基础，是未来，更是现在。他们必然是先进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力量，也一定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生力军和后备力量。”陆士桢说，一批青年在当今高新科技领域和新经济组织中做出的突出成就和贡献，集中表现了青年与先进生产力的天然联系；而青年人在汶川地震、奥运会、世博会等一系列关系国家利益与发展的大事件中的积极表现，更是清楚地表明，青年与社会变迁共成长，青年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最活跃的力量。

　　青年何以被称为先锋？她具体分析，首先，观念优势、知识优势和创新优势，这三大优势，使青年在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特别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成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生力军。以高新科技领域为例，IT业的“少帅”现象就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证明。IT企业的主要经营者、管理者或创办者，大都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有的就是典型的“80后”。

　　其次，青年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和依靠的力量，是社会经济体制变革的最积极的参与者。青年在社会变迁中的活跃状态，是其思想解放的社会性基础，也是青年发挥先锋作用的形式和载体。

　　一方面，青年是社会流动的主力军。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底发布的《当代中国青年人口发展状况研究报告》显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流动人口的规模也急剧增长，2005年已达14686人，其中，14～35岁青年占52.0％。在跨省流动人口中，青年人是主力军，按14～35岁计算，达65.5％。在青年社会流动中，占份额最大的就是青年农民工的流动。他们为城市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回乡后，又给农村带去了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推动着城乡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另一方面，青年创业是推动社会变革进步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我国参与创业人员主要集中于25～44岁之间，青年成为创业活动的主体；而年龄在29～34岁的青年尤为积极，这个年龄段的青年比较成熟，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也比较强。

　　再有，青年文化引领社会风气之先。在进步发展的社会和时代，青年文化与先进文化方向一致，担负着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的社会重任。今天，青年依然站在时代文化的潮头，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以最快的速度，敏感地捕捉国内外社会文化的最新动向，推动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创造条件鼓励青年成长

　　在看到青年一代给社会建设带来的新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陆士桢认为，也不能忽略青年的个体性、社会化参与也给青年自身发展、给青年教育、给社会青年事务的管理、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其一，社会参与的个体性、社会性特征给青年的社会行为选择带来了挑战。对青年来说，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扩大了信息含量，资讯的迅猛令其价值判断应接不暇；价值的多元也会给他们的社会行为带来误导；而青年亚文化鲜明的群体性和符号性特征，也会令相当部分的青年易受社会文化潮流的裹挟，做出非理性甚至破坏性的社会行为。这给青年自身的成长和青年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

　　其二，如何学会在法律框架下自由、理性、充分地表达民主意愿；学会通过合法、有效的渠道参与社会管理；学会依法表达作为社会个体的各种合理诉求，绝非一日之功。随着社会建设的持续深入发展，青年学习社会参与的任务依然艰巨。

　　其三，一些社会事件，特别是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事件往往没有具体组织者、没有信息源头、没有传递线路，或者是有消息无情报。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管理者对社会事态的控制，对青年社会行为的控制。原有的干预、介入的方式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不仅需要进一步改革日常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道德教育，也需要以新的思想和观念处置社会群体性事件和青年社会事务。

　　客观来看，当前的青年工作尚有薄弱之处。陆士桢说，在我国，政府部门中尚缺乏专门管理青年事务的机构，政府的青年事务被委托给共青团，共青团属于群团组织，其处于党委序列当中，不具备行政能力和属性。政府青年事务涉及青年和青年工作法律、政策的研究制定，青年福利服务机制的建立，青年事务的财政支持、青年组织及服务机构的管理等内容，对此，共青团尚缺乏相应的法律地位和清晰的授权，没有调动资源的能力，很难有效解决涉及青年利益的根本问题。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专门设立青年事务的管理、协调、服务机构，其类型有四:政府成立专门的青年事务管理部门；将相关部门合署办公；建立政府总统府(总理府)内设的专门机构，如日本的青年对策本部；设立青年事务委员会，由多个部门参与。

　　此外，传统的青年工作中的两个倾向也需要加以调整。一是在青年政策上，政治取向大于福利取向。国际上往往将青年视为正在发展中的人，并给予各种福利政策加以帮助。但在中国，通常将青年视为“接班人”，对如何满足青年的福利需求考虑不足。二是在青年工作上，教育取向大于服务取向。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共青团在服务青年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但距离青年的需求仍有距离。

　　陆士桢提出，在新时期，党要赢得青年，首先，应当完善管理青年事务的专门机构和组织。她建议，在国务院序列中增设青少年儿童局，专门负责青少年事务。同时，作为执政党的青年组织，共青团应成为连接党和青年的桥梁和纽带，巩固党在青年中的执政基础，推进青年政治社会化；作为青年的群众组织，应当代表青年利益，竭诚为青年服务。

　　其次，切实解决涉及青年自身利益和发展的问题，不能让年轻人“心里有火”。比如，应当重视青年的收入和住房问题。并采取积极措施，鼓励青年人创业发展。

　　同时，发挥青年的先锋作用，要依靠社会提供平台，但更需要青年自身的清醒与努力。青年人要戒掉好高骛远的骄气，戒掉郁郁不得志的怨气，戒掉唯利是图的俗气，敢想敢为，努力做时代的“弄潮儿”；也要永远坚持人民利益方向，努力实现“小我”与“大我”的统一；更要扎根基层、深入群众，做“草根英雄”，若脱离“草根”，青年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难以成就有价值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