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小凤和叶孤城是朋友:中国改革的新前景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健君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拿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读本，向东一字一句地为《瞭望》新闻周刊读着胡锦涛总书记的最新论断。“躲不开、绕不过”显然给他留有深刻印象，反复念了两遍。

　　8月5日，作为改革政策研究领域知名专家，从当前中国改革的全局角度，国务院研究室信息研究司副司长向东以学者的身份向本刊记者解读了自己对“七一”讲话的研究体会，“中国多年来实行渐进式改革，容易改的已经基本上都改了，下一步改革进入了攻坚克难阶段。”

　　按照他的理解，所谓攻坚克难，就是改革要打破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不合时宜的既定利益格局，因此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躲不开、绕不过’是当前改革的典型特征。”

　　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出了两个“100年”，即在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建国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向东看来，实现这两大奋斗目标，既要加快发展，更要加快推进改革进程。

　　“现今，人民群众的思想很活跃，民主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过更美好的生活有许多新的期待。”为此，向东强调，作为人民政府，必须顺应民意，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反过来说，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们改革的主要内容。”

　　“要在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新台阶，仍要依靠改革开放。这是中国深化改革所赖以为继且难能可贵的全民共识。”每思考到此，向东说自己就会想到小平改革之初那句振聋发聩的名言：“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亡党亡国。”

　　“这话到今天提起，仍然让人激动，仍然让人产生要向前推进改革的动力和热情。”他动情地说。

　　新时期改革特点

　　“七一”讲话中强调，“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从通过总结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五大举世瞩目成就，解释了这个判断的深刻内涵：

　　一是我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全方位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二是生产力发展从缓慢走向快速、从不发达走向发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三是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走向总体小康、从贫穷走向富裕，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四是社会事业发展从严重不足到全面进步、从较低水平到较高水平，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也得到长足发展；五是社会主义制度从不完善走向完善、从缺少活力走向充满生机活力，我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目前，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建立和完善为目标模式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探索起步阶段，和党的十四大到本世纪初的框架构建阶段。以党的十六大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为标志，进入了体制完善阶段。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巡视员宋葛龙认为，新阶段的改革呈现出全新的特征。

　　其一，从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向协调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改革推进。这四项改革如何协调推进，如何安排好改革的重点、优先次序、改革的力度，需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总体规划。

　　其二，改革已向全面改革转变。改革开放初期着力破除旧体制，改革开放中期新旧体制交替。现在，则进入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2020年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十年时间。

　　其三，改革从增强市场主体活力为重点，向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转变。改革开放初期，改革以国企改革为中心环节，实质是要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今天，显然不能以此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必须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的系统性，统筹地方与中央、个人利益与全局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复杂关系，推动更为深刻的体制调整和制度建设。

　　其四，从建立快速发展的体制机制为重点，向建立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转变。改革开放初期，主要着眼于促快、增多，在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数量问题基本解决的情况下，质量问题日益凸显。只有把改革转向求好向高，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协调发展，才能争创发展的新优势。

　　其五，从增强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向全面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转变。新时期、新阶段不仅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且要进一步理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正确理解政府的职能，弥补市场机制的空缺，克服市场调节的偏差，应对市场失灵，在激发活力的同时体现公平、注重均衡，通过适当的宏观调控和政府的作用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

　　改革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针对新阶段的改革深化，“七一”讲话给出了明确的方向，“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找准深化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明确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

　　在向东看来，必须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总体规划，而当前改革的顶层设计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上。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时期最艰巨的改革，主要就是发展模式的转型。

　　2010年，中国实现了经济总量全球第二。“但与欧美日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综合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差距还非常大。”他举例说，按照IMF2010年数据，中国去年人均GDP位于世界第94位，仅相当于日本人均GDP的1/10；改革开放后我国减贫2亿多人口，但按照国家统计局2010年数据，我国仍有1.5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资源能源难以支撑、生态环境难以承载、人口红利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仍面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向东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实现。

　　“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即所谓人均收入3000～10000美元发展阶段，如何迈过这个坎儿？”向东分析，“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没有解决好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没有解决好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人民群众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过去，国家、企业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占比多一些。下一步要提高‘两个比重’富民，分配向个人这边逐步倾斜。”

　　这充分体现在两次应对金融危机的不同政策重心上。向东介绍，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大部分政策性资金都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此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钱主要用在了改善民生上。

　　比如，新一轮住房改革，“十一五”期间已建设1100万套保障房，“十二五”还要建造3600万套，将基本解决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社会保障改革，“新农合”已经覆盖全国95%以上。城镇居民、城镇职工养老医疗保险再有1～2年就可以实现全覆盖了。今年要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覆盖率全国要达到43%以上，现在提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就将实现全覆盖。这些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改革。

　　然而，这种建立在重组利益格局背景下对“分蛋糕”方式的改革，使得发展转型面对巨大挑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直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已经提出很多年了，为什么“久转难推”、“转而不快”，这既充分反映了转变的艰巨性，也说明没有体制改革的突破，就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主要障碍就出在我们的体制机制改革相对滞后。”

　　在向东看来，正是基于对当前改革和转型的清醒认识，“七一”讲话强调，“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大动力。”

　　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七一”讲话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这个道理，不仅全党同志要牢记在心，还要引导全体人民牢记在心。”

　　向东解读说，中国的改革发展必须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如果把中国搞乱了，再来搞改革，这个代价太大了。中国的发展和繁荣，必须要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世界上没有先例可以借鉴，“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搞如此大的改革，肯定会存在一些曲折和阵痛，不能因此就放弃改革，要在稳定的基础上来抓发展，促改革。”

　　向东指出，改革要有大局意识，“我们的问题是历史积累下来的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部解决。中国的改革经验是渐进式，不能搞休克式。否则最后伤害的是老百姓。所以，要在稳定的大环境中搞改革，如果中国乱了，一切免谈”。

　　“当然，既要积极推进改革，也要把握好改革的节奏、力度，把握好老百姓的承受力。”他引述总书记就发展提出的忠告：“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并解释说，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现在要更多地让大家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就要把蛋糕做大，才能解决好分配问题。”

　　他总结了三者之间的关系，“稳定是前提，发展是主轴，改革是动力。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在稳定的大前提下加快发展，实现长期健康持续发展。”

　　同时，向东特别看重新时期的改革要着眼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要让人民参与其中，“改革有的需要深化，有的需要完善，有的需要协调。这个过程中就要充分发动群众参与，让人民群众从中受益。要明确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党和政府在改革中的动力是什么，调动每个人、各行各业、每个阶层的积极性。那种脱离群众、关起门来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瞭望》文章：“三个没有变”的国情现实

　　“三个没有变”，告诫我们不要陶醉于已有成就，不要为杂音所困扰，不要放松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文/韩保江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国民经济突飞猛进地快速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彻底告别贫困和温饱，正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崭新阶段。也正是由于我们所取得的如此骄人的成就，世人把中国的发展道路称为“中国模式”，把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誉为“中国奇迹”。

　　然而，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却告诫我们，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三个没有变”让人警醒

　　这“三个没有变”振聋发聩，让人警醒。

　　讲“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是指我国总体上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后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生产力尽管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但不尽完善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仍然阻碍和桎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建立合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还相当漫长，任何急于求成的社会制度变革都是有害的。

　　讲“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没有变”，是讲当前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且发展不平衡，经济总量不足仍是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唯一出路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不断做大财富蛋糕。

　　讲“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则是指尽管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经济总量去年仍然排在世界第94位。虽然我国减贫成就巨大，居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但按国家统计局2010年数据，我国仍有1.5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消灭贫困仍然任重道远。

　　“三个没有变”的告诫，让我们不要陶醉于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要看到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让我们不要为国际国内各种批评中国的言论所困扰，紧紧扭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关键，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加快改革和调整不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让我们不要头脑发热，不要“中心漂移”，必须继续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进一步筑牢国家发展繁荣、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

　　根本手段仍是发展

　　无疑，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发展，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做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也日益突出。要解决好诸多的结构性问题，最根本的手段仍然是发展。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失衡，“三农”矛盾突出。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分治的格局始终没有真正打破，优势资源和发展优势严重向城市倾斜，最终导致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社会资本剪刀差、人力资本剪刀差和土地收益剪刀差等“不等价交换”趋势日益严重，最终导致了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越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的“补贴悖论”。由于这种城乡“不平等”的发展格局，致使“三农”矛盾日益突出，农业安全和农村稳定形势令人担忧。

　　需求结构失衡，消费不足矛盾突出。长期以来，由于我们过度追求GDP的增长率，忽视经济增长质量，加上部分官员政绩观扭曲，为保速度常常通过大量投资来追求“短平快”，久而久之忽视增加消费对经济稳定增长的长期拉动效应，消费不足成为我国长期没有很好解决的结构性矛盾。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民生和社会矛盾突出。我国目前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一方面表现在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企业和政府所得不断上升；另一方面表现在国民收入(财产)在居民之间分配不平衡，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失衡的分配结构，不仅严重制约着消费需求的扩大，而且严重恶化了社会矛盾。

　　产业结构失衡，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矛盾突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资本和科技投入不足，中国农业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尴尬；由于我们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尽管成为了“世界工厂”和制造大国，但还没能成为“创造大国”；特别是第三产业严重滞后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进而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高效益发展的“瓶颈”。

　　区域经济结构失衡，中西部发展滞后的矛盾突出。从大的区域结构看，东中西部发展不协调，区域收入差距扩大；从区域内部来看，西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中部地区各省之间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之间发展也不平衡；具体到各省区市内部发展也严重不平衡，如新疆的南北疆之间、广东的珠三角地区与粤北地区、江苏的苏南和苏北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距。这些区域差距已经成为引发区域发展矛盾乃至西部民族地区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民生矛盾突出。分配不公、就业困难以及老百姓住房难、看病难等民生矛盾已经成为引发民众不满的诱因。这些民生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不仅会直接导致社会动荡，而且会恶化经济发展环境，动摇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

　　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和用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一方面，积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大趋势，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方针，努力营造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大环境。另一方面，要认真分析和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趋势，努力提高应对复杂局面能力，努力做到“四个准确把握”：即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努力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的特点，努力增强我国参与能力；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努力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准确把握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的特点，努力发展壮大自己。能否抓住和用好这一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不仅是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而且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民族自强能力的重大考验。

　　成败在于发展方式转变

　　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而实现科学发展的关键又在于彻底转变过去那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经济发展方式。

　　其一，要以结构优化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优化城乡结构，彻底打破“二元经济”。在继续加强新农村建设的同时，着力推进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优化需求结构，努力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优化产业结构，努力延长服务业短板。在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动工业由大变强的同时，着力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优化区域结构，努力形成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新格局。

　　其二，要以自主创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转变发展方式本质上要求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和知识含量，使经济的快速增长建立在科技不断进步的基础上。要加强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强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自主开发和创新，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研究，培育一批技术推广机构，给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援助。采取有效措施，推进高技术产业化。特别注重突破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瓶颈，开发针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垃圾污染等综合整治技术，开发资源高效勘查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其三，要以深化体制改革保障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实现根本性转变，关键在于导致发展方式不合理的体制和机制还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因此，一方面，要深化土地制度、户籍制度、财政和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要加快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财政体制和政策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调整、促进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和机制。同时，还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发挥好价格杠杆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要加快推进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价格在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抑制“两高”行业盲目扩张、调整经济结构中的杠杆作用。要建立真正反映农业生产成本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快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

　　其四，要以建设“两型”社会支撑发展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向更高层次和更高阶段发展的时代要求，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广泛开展节约型社会的宣传、教育和培训，增强全社会、全民族的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完善法律法规，通过价格、税收等手段，鼓励和支持合理消费，引导消费者购买和使用低耗产品和服务。对大排量轿车、过度包装等，要研究采取经济办法适当限制。每一个企业，都要积极开发应用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和产品，加快节能降耗技术改造，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和污染排放标准，完善和落实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案。

　　第五，以健全官员政绩考核机制保证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是关键。中央印发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强调干部考核评价指标要体现综合性、全面性，既要注重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又要注重发展的方式、质量、结构、效益；既要注重经济建设情况，又要注重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情况；既要注重已经取得的显绩，又要注重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要按照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要求，针对不同区域主体功能定位，突出不同区域的考核重点；要强化对违反科学发展观行为的刚性约束，充分发挥干部考核对推动结构调整、促进科学发展的导向作用。□(作者为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

　　《瞭望》文章：中国式民主的关键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才能保证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坚持正确方向

　　文/李正华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只有坚持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才能保证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坚持正确方向，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七一”讲话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坚定维护者。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执政地位是由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是靠党自身的先进性赢得的。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理论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只有不断地加强自身建设，才能保持先进性。90年来，党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重视自身建设。

　　正确处理好党政关系，是一个现代政党政治成熟的标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坚持党的领导，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不能代替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行使权力。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党必须不断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制度建设，不断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党内选举制度、规范党的集体领导制度。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七一”讲话明确提出：“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了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国家的一切重大事情，都由人民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决定。广大人民群众可以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并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逐步进行了包括国体、政体、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在内的各项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第一次实现了包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的民主。人民当家作主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方面，由人民选出代表组成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另一方面，实行基层群众自治，由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宏伟大厦。把代表制民主与基层直接民主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和整体优势，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大创造和一条重要规律。

　　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就必须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就必须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只有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才能真正树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摆正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促进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实现。

　　治国理政的法治轨道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七一”讲话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依法治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只有依法治国，人民才能通过法定形式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才能通过法定程序保证国家的重大决定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才能使自己的一切权利和自由得到切实保障。要保障人民民主，就必须加强法治建设，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公民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公民享有同等的参与政治的资格和机会，不仅拥有积极的行为权利，可以自由地表达认为是合理的、其他人和国家应该听取与采纳的政见、决策或立法建议，可以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自主地选择行动方案，而且还享有要求他人不得妨碍公民自由的权利。

　　依法治国必须与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尊重保障人权紧密结合起来，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以人为本、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属性。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就逐步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法律法规，规范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等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制度，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后，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修改、颁布、实施的1982年宪法，成为党治国安邦的总章程。随后，又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进行四次修正，取得了两大突出成果：一是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写入宪法，使党领导人民依法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上升为宪法准则。二是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款。“人权”入宪，将执政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把政治原则提升为宪法条款，作为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至此，民主、法治、人权在宪法中得以确立。

　　到2010年底，中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并全面完成对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依法治国，必须正确处理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之间的关系，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要从法律制度上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以保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的贯彻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办事，是党采用什么执政方式开展执政活动的问题，是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依法治国来替代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越是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党的领导就越能得到增强，党的执政地位就越能得到有力的保障。依法治国不仅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且也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政治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