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斯老公是谁:“爱”的延展彰显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文明与进步

在宏观叙事中展开的历史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出历史的走向，而历史中的偶然性微末事件则可以让我们去体验更真实鲜活的生命，进而理解历史中的某种必然性。改革开放30年来让我们记住了许多微末事件，在这些微末事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爱”的外延的不断延展，感知到社会潮流涌动的浪尖上挺立起来的个体价值，进而理解了这个社会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和这个时代的文明与进步。

一、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到“八荣八耻”：我爱祖国到祖国爱我

“我爱我的国家,可谁爱我呢?”这是话剧《茶馆》中一句台词，不知在死前经历着心灵和肉体双重苦痛时的老舍是否有时间拾起这个疑问。历史的荒谬在于一个被称为“人民艺术家”的人却死在“人民”的手中，而用这样的逻辑来叙述的历史故事并不会因老舍的离去而终止，社会的复杂是否可以让我们多几分宽容？社会与家庭、集体与个人、公与私；权利与义务、职位与责任、公共与私域……在二元的思维里头为何到实践时经常出现一元化的倾向。深受各种自由主义学说浸染的学者不得不这样呼唤：中国的新生，其实恰恰应该从彻底抛弃“忠孝仁义、君君、臣臣、子子”的封建宗法观念，建立起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主义社会伦理开始。不管这样的呼唤是对社会的批评，还是对未来社会的追求，这个巨大声音的出现就足以表明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成就的一个方面。

“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在深受政治挂帅影响的年代里，1981年出现这样不容置疑的运动宣传口号实属自然，但同时也表明执政者对自己执政路线的几分不自信，因为爱是不应该强迫也不须强迫的。“我爱我的国家，可谁爱我呢？”当老舍这句台词在现实的公民孙志刚身上重演时，我们不得不反思当时的体制。在一个二元社会里这些不能够平等地享有公民待遇的民众也绝对无法理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这看似平淡的改变，便可以看出如今执政者的从容与自信，而这份从容与自信正源自这30年来实实在在的进步。

弗洛姆说爱“是一种艺术”、“需要知识和努力”。汶川大地震88小时后，温家宝总理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百倍努力，决不轻言放弃。总理的话体现了国家对民众的“爱”，对每一个生命的关注。“你很重要！你是独一无二的生命，是国家至高至尊的公民，你的逝去是国家之痛。”媒体新京报《捍卫生命尊严，不让一个死难者“无名”》一文中这些评述内容已不是一个声音，而是代表着一种集体追问生命尊严的努力与行动。因而中央台为四川汶川地震而举办的大型募捐晚会《爱的奉献》中“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诗歌朗诵这一节目也绝不是一场艺术表演，它更在表达着民众的心声，表达着“我爱我的国家，国家也深爱着我”这样一种社会的进步。

因而“国家”与“我”的关系并不一定都像经典中“祖国是我的母亲”这样更倾向于感恩似的单向关系，作为个体更需要国家来保证每个人的生命尊严和追求幸福的自由。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这一核心内容，不论从价值观上来说，还是方法论上来说，都不是抽象的，它都指向每一个鲜活生命的尊严与自由，不论他是活着或已死去。也因而周国平在《人文精神与中国社会转型》一文中主张在目前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要完成从意识形态向个人信仰的转型”“把信仰变成每一个个人的寻求，而不是一种统一的要求”。这样“我爱祖国”的必然性到“祖国爱我”应然性的实现就具有了不必争辩的逻辑力量，而中国改革开放30年前进的脚步正印证着这个力量。

二、从大学生张华到光亚学校教师范美忠：爱他人与爱自己

大学生张华救农民事件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事，它所激发的那场价值大讨论所表明的历史意义应该有这样一个扣问：在各种“爱”里头为何不能大胆说“爱自己”。这个声音在当时是多么的微弱，但从学者对30年来各种文化思潮的追溯与缕析中，我们更容易看出这场讨论的意义所在，它表明一个事实：个体的人在慢慢觉醒。并且这个涓滴之流最终要汇聚成浩浩荡荡之江河，其结果正如《新京报》中《2008：从个体的权利与命运出发》一文所说：“这一切成就的取得，莫不得益于３０年来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成长，即中国人个体权利观念的崛起，以及在自由环境下改造社会能力的崛起”。

“爱他人”向来是我们一直提倡的，大公无私是对其最高评价；“爱自己”的声音则要低声下气，否则会被冠之“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等一系列谴责。但我们追忆一下这“爱他人”“爱自己”的文化，如果不陷于某个具体的事件来言说时，会发现一个悖论：主张爱他人的文化并不都引发社会的进步，主张爱自己的文化有时却带来更高的社会文明发展。因而光亚学校教师范美忠这一人物的出现就具有了讨论的价值。《人民时评·对“范跑跑”为何国内外会有不同评价？》一文中说：从道德、责任和使命方面去考量，会有一个答案；从讲真话、讲实话和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去看，会有另外一个答案。其实前者是在表明某个社会角色决定着“爱自己”应有的行动内涵，后者是陈述一个在“仁爱”这一儒家思想浸润下的中国宣扬“爱自己”这一文化还须有些遮掩的事实。而“范跑跑”却捅破了这一层遮掩的窗纸进行“祼聊”，并且在社会中出现支持者理解者，这同80年代对张华救农民事件的价值讨论几乎是一边倒的情形相比，一定是彰显了社会发展的潮流中某些值得肯定东西。因为张华事件大讨论后形成的所谓定论，不论是此后的学界理论探讨上还是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上，并不形成主流，表明我们更需要一个能真实地宣扬个体价值的言说环境，这也应该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

“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性本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黑格尔的善恶理论并不比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高明多少，但这种带有几分诡辩性的理论却道出了一种智慧，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不允许我们简单地给“爱他人”和“爱自己”贴上善恶的标签，政府有褒扬“爱他人”这种美德的责任，却没有剥夺个体“爱自己”的权利，相反政府有保护所有个人自由，防范侵犯个人自由事情发生的义务。从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上看，“褒扬”这一责任政府从没懈怠过，近几年“感动中国”等一批栏目的成功举办就是明证；而在“保护与防范”这一义务上，不论是宪法法律的修改制定及政府的行动上，还是科学发展观等执政理论的提出，都表明社会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对“爱人”与“爱己”的文化探索有必要更深入下去，在实践中加以完善。

“允许不崇高，但决不能让无耻流行。”面对“范跑跑”这件事，这样的言论对“爱人”与“爱己”的问题上只是一种中立的态度，但“爱人”与“爱己”不应该是抽象的理论探讨，对于具体的个人具体的事件上选择“爱人”还是“爱己”并不具有无限度的自由，它需要一个规则的约束，是规则下的自由，权责对等下的自由，这才是“爱”的现代规则。因而2003年出现的行政问责制绝不应看作简单的制度实施，它的产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通过职位权力与责任义务的对等，在“利人”“私己”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使“爱”的内涵具有了现代文明的特质。这种具有现代文明物质的“爱”的产生正是改革开放30年来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虽然这种“爱”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也一定很曲折，但连范美忠在学生“怎么不把我们带出来才走啊”的质问面前，也会这样问自己：“我为什么不组织学生撤离就跑了？”由此我们至少可以明白“责任重于泰山”的理论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言论面前一样有着不寻常的意义：你在获得更多的自由与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与义务。这正是改革开放30年来在“爱人”与“爱己”的问题上确立的现代性答案在民众中的回响，也必然引导我们这个社会向前迈进。

 三、从唐山十三农民到志愿者熊宁：感恩的爱与无私的爱

南方雪灾发生后，唐山十三农民自费租车在大年三十到重灾区郴州抗灾的故事，媒体用“13个人感动了13亿中国人”这样醒目的标题来表达自己的关注，同时我们也发现媒体在报道这13个农民的行为动机时更多的内容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类思想，这些遭受1976年唐山地震灾难得到全国帮助的十三位唐山人在2008年南方雪灾这样的时空下用这样的方式来回报社会，是否仅仅限于“感恩”呢？在我们这样的国度里，报恩的思想在人们血脉里是很深厚的，但如果仅限于此，则说明这个社会在延展爱的内涵方面并没有大的进步。

“感恩”这一情愫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的生活周围也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施恩的或者受恩的。但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故事并不都是美丽的，有因没有收到感恩信而拒绝再捐助的，有因施恩者生活发生变故无法兑现当初的承诺结果得不到理解的，有因受恩者因须回报的恩情太过于沉重而退却的。等等不一而足的故事，都说明一个现实：感恩这一文化有许多内容方式是不适合现代社会的。正如仲大军所说“施舍和感恩都不是现代福利社会的产物，而是社会贫富分化、发展不均衡的结果。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着大量的施舍，感恩现象成为一种固态，只能说明这个社会还是一个落后的社会，是一个缺少人格尊严的社会”。

现代的文明应有另外的东西，志愿者熊宁的故事正表达了这样的东西。这位获得“爱心特使”的美丽女孩的生命的消逝同样是源于2008年这专场雪灾，因为她的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精神感动着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死后在西安乃至全国都激起很大的反响。而且这种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