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毒妃倾世妖颜:冯昭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日本因素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和平周边关系中，日本因素基本上起到了正面作用。在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中，日本因素在诸外国因素中的重要性长期居首位；在中国借鉴外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中，日本因素成为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的最重要来源；在中国争取外援的过程中，日本对华援助总额在提供支援的发达国家中居首位。今后，中国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日本因素仍具有提供经验、合作共赢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改革开放；经济增长；日本经验

　　「作者简介」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这两件大事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而体现这种联系的关键事件就是1978年10月邓小平为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而对日本进行的访问，邓小平在访日前后和访日期间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体现了这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对日本和中日关系之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运用邓小平理论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与国际因素的交互作用，可以认为，在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的、外国的因素中，日本因素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

　　一、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中的日本因素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拥有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此时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对日关系。因为日本曾侵略过中国，是在西方国家中对中国欠账最多的国家；二战后，日本的岸信介内阁（1956年12月至1960年7月）和佐藤荣作内阁（1964年11月至1970年7月）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直到1972年田中角荣内阁上台，中日两国才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经过20世纪50～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期，实现了重化学工业化，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成为亚洲唯一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①「根据美国学者雷。S.克莱茵（Ray S.Cline）的“国力方程”，1978年中国和日本的综合国力得分分别为83和108，在世界上的排序分别为第七位和第五位。引自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兼论新中国的综合国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与此同时，日本还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关系，虽然在当时其矛头主要针对苏联，但这种强大的军事存在也不能不令周边国家感到巨大的压力。由此可见，构筑一个和平友好的中日关系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这个国家核心利益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同日本的和平友好关系的外交努力，达到了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争取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的目的，在这方面日本因素基本上起到了正面作用，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之年（1978年），中日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下简称《和约》）。这意味着以法律形式确认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两国结束“不正常状态”（即“战争状态”）的宣示，正式开启了中日和平共处的新时代。

　　从当时国际关系的现实看，《和约》签订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在于将日本争取到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阵线上来，形成了中、美、日联手对付“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威胁的统一战线。

　　1960年6月，中苏两党关系公开破裂，一个月后，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也使中苏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日趋紧张，最终于1969年3月在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事件。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试图联合美国攻击位于中国西北部的导弹基地，摧毁中国有限的核设施；而美国为了冷战需要，不仅拒绝了苏联的要求，而且将情报通知给中国政府。

　　为了应对苏联大军压境的巨大压力，中国开始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从而使中苏关系由20世纪50年代的军事、政治同盟变为对抗，而中美关系则由对抗转为和解。

　　二战后，日本尽管亟须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但慑于美国的压力，在对华政策上唯美国马首是瞻，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美国为了推行反苏战略，开始改善同中国的关系。1971年，基辛格访华是秘密进行的；1972年，尼克松访华也只是在几分钟前才通知日本。这一切使日本感到十分恼火，称美国搞“越顶外交”.1972年7月，田中角荣首相上台后，于当年9月访问中国，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恢复了外交关系。

　　田中访华后，他就积极准备访苏，并于1973年10月成行。日苏之间存在北方四岛的领土争端，而田中却提出了“出口理论”，①「Gerald L.Curtis，ed.，Japan ‘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Coping with Change ，New York：M.E.Share，Inc.，1993，p.281.」期待日苏经贸关系发展最终将解决日苏领土争端。田中此举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与日本毗邻的萨哈林地区北部发现了储藏量巨大的优质石油天然气田，日本对参与开发西伯利亚的油气资源（当时苏联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国，其将近九成的油气等资源分布在西伯利亚）表现出强烈的期待和热情。

　　田中内阁的对苏政策在其继任者三木武夫内阁时期（1974年12月至1976年12月）进一步发展成为对中、苏的“等距离外交”.这不仅是为了发展日苏经贸关系，同时也是为了利用中苏矛盾“左右逢源”.二战后，日本虽有美国的核保护伞，但慑于在地理上接近、在国土面积上位居世界第一（相当于日本的59.3倍）、在军事实力上堪与美国匹敌（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军事实力达到顶峰）的北方庞然大物苏联的威力，②「1959年，三木武夫议员访苏会见赫鲁晓夫时，赫鲁晓夫用手指戳着身旁的地球仪奚落日本客人说：“我的一根食指就把日本列岛全给覆盖住了。”参见冯昭奎、刘世龙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页。」日本不由产生一种“敬畏”心理，因而既在美苏争霸格局中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又不想在对苏战线上冒尖儿；面对中苏两国日本表面上是“不偏不倚”，实际上是“重苏轻华”.

　　中日早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就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但两国开展缔约谈判时正处于三木武夫内阁推行对中、苏“等距离外交”的时期，在谈判中，对于中方坚持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的“反霸”内容写入《和约》的主张，日方认为这个问题涉及日本与第三国（苏联）关系，会使日本陷入“敌视别国”的境地。与此同时，苏联不断对日本施压，指责中日缔约“直接把矛头指向苏联”，极力阻挠中日缔约谈判，致使“反霸条款”是否写入《和约》成为中日缔约谈判中久拖不决的悬案。③「最终写入《和约》的“反霸条款”（即《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二条）称：“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对于中国来说，是否将“反霸条款”写入《和约》关系到联合日本、美国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需要。在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看来，只有有效地抵御来自北方的威胁，中国才能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安心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并向西方国家开放。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在日本，福田赳夫首相（1976年12月至1978年12月）上台后，对恢复中日缔约谈判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在两国领导人的推动下，加上美国卡特政府出于“联华制苏”战略也规劝日本尽快与中国缔约，中日两国终于在1978年8月缔结《和约》并写入了“反霸条款”，虽然由于日方强烈要求《和约》中也写入“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的立场”，但《和约》的签订意味着“日本的’等距离外交‘显然从倾向于苏联转变为倾向于中国——当然是在得到美国首肯的前提下完成的”.①「Gerald L.Curtis，ed.，Japan ’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Coping with Change，p.282.」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日苏关系趋于恶化，中、日、美形成对付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共同战线。

　　（二）冷战后的日美同盟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失去了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战略纽带，日美同盟也失去了所要针对的主要对象。然而，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需要与日本借助美国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企图令双方感到需要继续利用这种同盟关系，从而导致作为冷战产物的日美同盟不仅未被削弱，反而日益增强。

　　1996年，日美签署《联合宣言》。1997年，《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简称“新指针”）出台。这个“新指针”与1995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东亚战略报告》紧密配合，旨在强化日美同盟在日本“周边地区”的作用，明确将台湾海峡的未来战事包括在其防卫范围之内。

　　对于国家间的同盟而言，存在共同的敌人或威胁是维系同盟关系必不可少的纽带。上述日美同盟的发展动向在实质上就是企图以中国“置换”苏联作为日美同盟所要针对的新的共同威胁。不断加强的日美同盟对中国的安全环境带来的主要影响是：（1）对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大业形成牵制，特别是对中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行使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构成潜在威胁；（2）对中国实施海洋战略，维护通往中东、非洲地区产油国的海上运输线形成掣肘；（3）对中国开发东海天然气等资源、解决与日本的钓鱼岛领土争端构成潜在威胁等。

　　然而，由于中国在力阻“台独”分裂祖国的邪恶图谋的大前提下，尽最大的努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由于中国理解日本对其海上运输线即“生命线”的关切，②「据日本官方统计，日本每年进口货物达6亿～7亿吨，出口货物近亿吨，其海运量占世界海运总量的25%，换句话说，在全世界的海洋上航行的每四艘货轮中，就有一艘是为日本运货的。特别是从中东经马六甲海峡通往东亚地区的“海上运输线”更是日本从中东产油地区运输石油的生命线，一旦这条航线受阻，就等于割断了日本经济的命脉。即便日本没有遭到敌国的直接攻击，日本经济也可能遭到致命的打击。」也认识到维护从非洲、中东直至东亚地区漫长的海上运输线安全不是仅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做到的，因而主张中国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这个问题；由于中国在东海及钓鱼岛问题上依照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今年也是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方针提出的30周年），通过长期努力与日方就“使东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达成共识；由于中国采取了着眼于广大日本国民的对日外交方针，积极争取和支持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通过改善两国关系使疯狂敌视中国的少数右翼好战分子煽动日中对抗的企图难以得逞；由于中国积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努力防止美日军事同盟剑指中国的潜在威胁转化为现实威胁，也使日本右翼学者套用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Modekski）的“霸权周期理论”③「莫德尔斯基分析了15世纪以来世界大国地位变迁的历史，认为世界各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可划分为“领导者”、“支持者”、“挑战者”和“乘车者”四类。16世纪葡萄牙曾是西方世界的“领导者”，西班牙是向葡萄牙的“领导者”地位挑战的国家，而荷兰则是葡萄牙的“支持者”.到了17世纪末，取代葡萄牙的领导地位的，不是作为“挑战者”的西班牙，而是作为葡萄牙的“支持者”的荷兰。其后的几百年相继出现了法国挑战“领导者”荷兰、德国挑战“领导者”英国的局面，结果取代荷兰、英国成为“领导者”的国家均不是“挑战者”国家，而是原来“领导者”国家的“支持者”、即英国和是美国。参见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Hampshireand London：Macmillan Press，1987，p.12.」，认为中国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在同美国的对抗中被大大削弱，从而使作为美国的“支持国”的日本得利的期待落空；也由于上述中国的外交努力得到了日本国内“鸽派”政治力量的响应，从而在一些关键时刻避免了两国关系走向对抗。其结果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间，除了2004年发生中日“春晓油气田”摩擦以外（日本右翼学者中西辉政借机叫嚣“新日中战争”已经开始）①，「中西輝政、石川好ほか：「中国特需か反日の巨人か」，「文芸春秋」，2004年12月号。」“日本因素”对中国维护周边地区和海域的和平稳定基本上起到了正面作用。

　　二、在对外经贸关系中的日本因素②「本节有关中日经贸关系的数据均引自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编：《海关统计年鉴》，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http：//www.custom.go.jp /toukei/info/index.htm.」

　　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新局面，而对外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中日有着各自的生产要素优势（中国在劳动力、土地等方面拥有优势；日本在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拥有优势），通过发展中日经贸合作，可促使两国的劳动、资本、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活力得以竞相迸发，促使两国创造社会财富的各种源泉得以充分涌流。显然，发展中日经贸关系的本质在于“解放生产力”.

　　其实，中日经贸关系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由于当时两国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因此两国经贸活动主要是以民间贸易或“半官半民”贸易的形式开展的。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失去了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进技术设备的来源，致使已经与中国存在贸易关系的日本成为中国进口技术设备的最主要来源。1972年中日复交后，两国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使两国贸易在市场原理和政府推动的双重推力下得到了更大发展。自1966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近20年时间里，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例如，1985年，中国对日贸易额在中国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高达27.8%.

　　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尽管对日贸易继续发展，但由于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的贸易超过了对日贸易，致使对日贸易在中国整个外贸中的排名下降到第二位。进入90年代，随着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形成了贸易与直接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1993～2002年，日本再次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日本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时间长达18年。如果按国别计（即除去中国香港地区），日本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时间长达25年。

　　截至2007年年底，中日贸易额达到了2360.2亿美元，相当于1978年的两国贸易额（48.2亿美元）的48倍。目前，日本是仅次于欧盟、美国的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对日本来说，对华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3.4%上升到2007年的17.7%，2007年，中国超越长期居日本第一大贸易对象的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对象国。

　　从贸易结构看，20世纪70～80年代，中国主要向日本出口原油、煤炭等资源和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以换取日本的机械设备、汽车、家电、钢材等。进入90年代后，工业产品出口占中国对日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2000年达到81.8%，其中纺织品和服装占31.5%、机械和仪器仪表占27.2%.

　　贸易和直接投资构成了中日经贸关系的两大支柱。日本企业早在1979年就开始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③「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60年代之后，日本对北美、欧洲和东南亚的投资不断增加。与日本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相比较，日本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起步较晚。」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加。日本制造业对华投资实际使用额从1990年的1.64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35.8亿美元。然而，在90年代后半期，由于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日本企业对中国吸引外资政策稳定性的不信任感、中国在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上存在的“瓶颈”以及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1996～1999年，日本对华投资连续4年大幅度减少。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基于对中国加入WTO 的预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从2000年开始回升，2005年达到65.3亿美元。截止到2007年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项目数为39688个，实际到位资金617.2亿美元。以实际使用外资累计金额计，日本居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首位。在中国投资的日资企业在中日贸易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例如，2001年，中国对日出口总额中大约60%的产品由日资企业制造，如包括委托加工，这一比例高达80%.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终结，现代生产力跨越国界的扩张势头愈发增强。中日经贸关系发展正是经济全球化潮流在中日间的具体体现，特别是在东亚地区，中日经贸关系已发展成为该地区日趋兴起的网络型经济和国际劳动分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以经济全球化视野放眼东亚大地，一幅世界性的工业密集地带的生动图画便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它既包括日本，也包括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还包括韩国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

　　当今，中日两国都在进行改革（其内容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中日经贸关系是两个“改革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今后，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系于两国改革的进展：两国改革的滞后可能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两国改革的深化则可能对两国经贸关系起到促进作用，进而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是：第一，通过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并与之开展技术贸易，使日本成为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最大的生产技术提供国。第二，告别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亟须掌握有关市场经济的知识和经验，告别“农业中国”走向工业化的中国又亟须掌握有关工业化的知识、技术和经验。在这方面，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华直接投资活动对于中国来说不啻为一种包括技术、管理、营销、人才培养等在内的“广义的”技术引进。第三，随着中国工业化进展，加上在华日资企业的产品大量返销日本，又促进了中国价廉质优的工业品的对日出口，日本成为吸纳中国工业化成果的重要出口市场。

　　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会见日本客人时曾说：“假如永远是工业日本、农业中国，那关系是搞不好的？？只有中国工业化和日本工业化，才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几十年来，中日经贸合作的巨大发展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的，是从“农业中国，工业日本”到“工业中国，工业日本”这个历史性转变过程的生动体现。

　　三、在借鉴外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中的日本因素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上至国家领导，下至企业部门，都非常重视学习和借鉴外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而在借鉴外国发展经验中，“日本因素”在相当长时期里占有突出地位。

　　战后几十年，日本坚持和平发展，其经济增长率长期高居西方发达国家之榜首，在20世纪60年代末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美国学者傅高义著书热情赞扬日本“名列第一”.②「Ezra F.Vogel ，Japan as Number One：Lessons forAmerica ，Cam2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日本经济的迅速增长还带动了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经济增长，形成了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增长“雁行模式”.与此相对照，经过十年“文革”（1966～1976年）的中国经济却濒临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