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履生国博退: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曾经译为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位于华盛顿特区的CSIS创立于1962年，目前有80位研究专家，80位助理，70位实习生。

CSIS的任务是影响政策的制定，而其途径是透过战略分析，召集决策者与有影响力人士协商，共同建构政策行动。

    CSIS研究建议的基本对华政策约可归纳为：一、中美需有最高层的对话；二、中美若要采取重大行动足以影响到对方之前，应先向对方通报；三、美方应先向中方强调南海对美国利益的重要性；四、美国应坚持它认为台湾两岸中国人都主张“一个中国”的立场，美国应依据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行事；四、美国在亚太地区应扮演积极角色，除非台海两岸都要求，否则美国不应在两岸之间扮演调停者的角色。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简介编辑本段回目录

简史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成立于冷战高峰时期，它致力于一个简单而紧迫的目标，那就是为美国的国家生存和民族繁荣寻找出路。在随后的40年里，在研究美国和国际安全领域，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已经发展成为全美国乃至全世界最杰出的公共政策机构之一。

从一开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就被赋予两党合作应对麻烦的任务。当意识到党派竞争有利于思想进步和美国的繁荣时，具有不同政治背景的政治领袖们便达成了共识。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有效地团结了两党的领袖们参与到共同麻烦的解决中来。

 2000-2007

2007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全球预报》，以大量的论文阐述了美国在2008年面临的最重要的安全问题，展示了该机构博采众长的智慧。

2007年：智能力量委员会理查德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伊领导的小组，分析了美国在世界上地位下降的原因，并提供了一系列建议，以便下届美国总统能在美国的全球参与中智能化地使用国家力量。

2007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买下了华盛顿特区，罗德岛大道1616号，作为该机构未来的研究中心。

2007年：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支持下，由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琼斯将军（已退役）主持的的伊拉克安全部队独立委员会向国会报告伊拉克安全部队已准备就绪。

2007年：潘基文,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在其上任之初,首次造访华盛顿的时候，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了他的初次讲话。

2006年：“决定2008”计划的建立是为了促成在大选助跑阶段的候选人之间的一种接触，此接触以达成共识为目的。方法是为他们提供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就他们所面临的广泛问题展开建设性的平衡的对话和辩论。

2006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是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ISG）的一个合作机构，许多专家协助其工作或对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的报告发表后进行及时地评论。

2006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启动了一个项目，以评估自9.11事件发生五年来政府和机构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和做法在增加美国安全和减弱恐怖威胁方面的效果。

2006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共同建立了一项持续多年的研究项目，《中国资产负债表》，该项目聚集了领先的专家和分析师，为当代中国的内部演变和全球作用的变化提供经常，全面，客观的信息和分析。

2005年：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切尔托夫在其部门重组的计划里采用了《美国国土安全部2.0》中的许多思想，《美国国土安全部2.0》为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在2004年共同撰写的一份报告。

2005年：提出《冲突后重建计划》，美国政府据此在美国海军研究生院设立了一个研究室，以负责为了重建和稳定而重建外交部和一个美国政府培训中心的具体事宜。

2005年：《军营和妓院：维和人员与巴尔干的人口贩运》报告中的建议对《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人力资源972）的形成起到了帮助作用，该报告阐述了维和与人口贩运之间的联系。

2005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举办了“坚定决心”模拟演习，作为一种手段，来找出政府高级官员在应对有害的但不是灾难性的恐怖袭击时面临的挑战，以及哪里存在可能的后续攻击的不确定性。

2005年：西尔斯管理中心在中国的北京清华大学建立，其目的是促进私营部门、公共部门和民间部门的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发展。成立于2003年的韩国和菲律宾中心也合并于此。

2004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全球战略研究机构成立，主要负责对远期趋势的研究，以及为商界、学术界和政界的领袖提供战略洞察力。

2004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黑色黎明”核恐怖袭击模拟促成了新的欧盟危机处理中心的建立，并导致欧盟委员会改变了在降低危机方面的资助优先级别。

2004年：为了确定21世纪的国防改革的务实解决方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向布什总统汇报了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超越戈德怀特-尼科尔斯”项目的研究结果。

2003年：在参议员比尔弗里斯特和约翰凯利的共同主持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艾滋病专责小组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工作，针对“第二波”国家：俄罗斯，印度，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以加强美国在艾滋病政策方面的领导作用和建立共识。

2003年：在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保罗布雷默大使的请求下，约翰哈姆雷率领一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专家团远赴伊拉克，评估战后重建事宜。

2003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卢格和前参议员萨姆纳恩发出重建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倡议，以帮助美国和欧洲的决策者共同面对全球共同的挑战。

2002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与花旗集团公司联合发布报告“全球退休危机：世界稳定的威胁以及如何应对”。使读者了解即将到来的全球养老金危机和减少全球老龄化负面经济影响的措施。

2002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建立阿布希尔-稻盛和夫领导学院，以培养未来领导人的性格，创造力和战略远见。稻盛和夫为该学院捐赠了500万美元。

2001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成立了反恐特别研究组，由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学者领导，以协助发展打击未来针对美国本土的恐怖攻击的长期国家战略。这一努力的结果是“占上风：美国打击恐怖主义运动战略”的出版，这也是911事件后的首部打击跨国恐怖主义指南。
 

2001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报告“全球化时代的计算机出口和国家安全：新世纪的新工具”建议终止对计算机和微处理器以业绩为基础的硬件控制，加强针对终端用户和重点项目的防扩散控制，以及寻找新途径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建立美国的军事优势。

2001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举办“黑暗冬夜”演习，以确定一次天花袭击对美国的健康和安全的影响。

2001年：“美国关于结束苏丹战争的政策的报告”，由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非洲计划组和国会议员领导下的一个国际任务小组共同撰写，该报告为决策者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苏丹提供了务实的战略。

2001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报告“战略能源倡议”认为，美国能源政策缺乏全球视野并且包含传统性的矛盾，使得美国有可能难以满足正在出现的能源供应威胁。

2000年：美国能源部委托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如何更好地整合安全与该部门核实验室的科学任务，随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出版了“21世的纪科学和安全”。

2000年：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约翰J哈姆雷当选为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席。

1990-1999

1999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组织国会专责小组，对全球金融稳定进行研究，此小组由参议员威廉罗斯、约瑟夫利伯曼和代表大卫德瑞尔、罗伯特松井共同主持。

1999年：前大使理查德费尔班克斯当选为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席。

1999年：前参议员萨姆纳恩当选为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董事会主席。

1998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报告“退休委员会”，由参议员贾德格雷格、约翰白瑞奥克斯和代表查尔斯斯坦霍姆、基姆柯尔伯共同牵头撰写，成为两党社会保障改革议案的基准。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罗伯特克里等支持这项计划。

1996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列车事故小组警告铁路现代化建设准备进度过于落后，先于行政部门两年发出类似的警告。

1995年：全球有组织犯罪研究项目组召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官员和专家，来确定培训州和地方官员如何处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需要，随后，一亿五千万美元附加到国防拨款法案。

1993年：由保罗沃尔克领导撰写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扩大委员会”，就是后来在国会通过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

1993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圣彼得堡委员会开始着手一项计划，经过努力，最终，1997年，第二国际仲裁法院在俄罗斯成立。

1992年：纳恩多梅尼西美国加强委员会建议巩固白宫经济理事会的经济政策，当选总统克林顿予以采纳，建议中提供了消除赤字的方法，并呼吁彻底改革税收制度以鼓励储蓄和投资。前代表杰克康普后来说，这个计划引发了关于税收改革的辩论。

1980-1989

1989年：檀香山的太平洋论坛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合并。

1987年：前大使安妮阿姆斯特朗当选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董事会女主席。

1987年：国际战略研究中脱离乔治城大学而独立。

1985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小组促成了改革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立法。五年后，专家将海湾战争的巨大成功归功于因为这项立法而产生的内部服务和合作（联合）。

1984年：纳恩华纳小组建议将减少核威胁作为两国接触的中心问题，俄罗斯和美国采纳了该建议。

1983年：阿莫斯约旦接替大卫阿布希尔成为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席，后者被提名为美国驻北约大使。

1982年：由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促成的“罗斯-格伦-纳恩跨大西洋军备合作决议”在参议院通过（ 87-1 ）。“纳恩”计划于1985年获得立法也是由于这方面的努力。

1970-1979

1978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介绍了应对恐怖主义和自然灾害的政策，ABC的20/20栏目因此制作了一期假设曼哈顿被轰炸的节目，约700万美国人收看了此节目。

1978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国会山召开了第一次公开听证会，此次关于柬埔寨种族灭绝的听证会使得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对此悲剧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

1977年：前国务卿基辛格被任命为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首席顾问。

1975年：国家煤矿委员会汇集了工业家和环保主义者并产生了不同凡响的效果，其中包括登上财富杂志成为封面故事，400条以市场为导向的联邦法规，以及成为哈佛商学院的研究案例。

1973年：日美两国各议会党团以及海事党团组成了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四角星论坛”，包括比尔布洛克，哈姆普雷，亨利西莫内特，大来佐武郎等等。

1971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搬迁到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的1800 K街N.W ，即现在的所在地。

1960-1969

1968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布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波斯湾研究报告。

1966年：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促成了“关于中苏分裂的众议院听证会”的发表，该文由代表克莱门特扎布劳克主持编写，这是关于这一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历史事件的第一份公开文件。

1962年：在一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关于国家安全的会议上，经济学家默里韦登鲍姆预测，打一场20亿美元的有限战争将会导致严峻的经济和通货膨胀后果（对越南有先见之明的预测），顾问亨利基辛格和詹姆斯施莱辛格也出席了会议。

1962年：海军上将阿利伯克和大卫阿波希尔在乔治敦大学建立了一个战略研究中心。

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另一种势力编辑本段回目录

在美国，智库举足轻重，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决策

　　在美国，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智库，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宗旨之一就是影响并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在布什执政后，CSIS的影响力一直在攀升，尤
其是在亚洲和中国政策上，CSIS下属的太平洋论坛主席凯利在布什第一任期内出任助理国务卿，成为布什政府系统阐述亚洲政策的代言人。

　　向美国政府输送管理人材

　　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前重兵把守的情景相反，记者在盛产防恐专家和政策的CSIS大楼前，没看到一兵一卒。走入大楼，右侧是一个接待处，访客登记与否，全凭自愿。接待处有一个电视屏幕，滚动播出当日CSIS的活动日程，包括时间地点内容以及活动是否对外公开、如何参加等详细信息。

　　和其他智库一样，一旦跨入CSIS大门，就等于进入了通往政府高官的通道，这是因为美国政府的部长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高级政府官员也极少来自公务员，作为精英的聚集地，智库成为为美国输送管理人材的理想之地，而反过来，当政府高级官员退出政府之后，智库也是他们重要的去处之一。

　　正因为智库与政府的这种关系，它们在美国起到了非常微妙的作用。看看小布什第一届政府名单，就会明白其中的奥妙了。

　　企业研究所的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林塞和博尔顿分别出任总统经济顾问和副国务卿，布鲁金斯学会的理查德·哈斯出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佐立克出任美国贸易代表等。

　　智库大多有自己的刊物，如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金斯评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尼克松中心的《国家利益》季刊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外交》双月刊，它们在华盛顿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2002年9月，布什政府欲军事打击伊拉克的举动引发了国内外的反对和抗议，CSIS发布了一系列报告，宣称美国如果发起倒萨行动肯定会获成功。这些报告不仅给布什政府坚持打击伊拉克提供了扎实的理论依据，也部分弱化了反对声音。

　　随后，CSIS率先出版了《制胜（To Prevail）》一书，并因此确立了它在影响美国反恐战略上的独特优势。

　　关注对华“低级政治”问题

　　早在20世纪70年代，CSIS打出保守旗帜，严厉抨击民主党总统卡特政府的对外政策，并发起了制止卡特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运动，致使中美正式建交拖后了数年。现在，CSIS加强了对亚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研究，其对外政策方面的主张变得温和，它主张建立并巩固中美最高层对话机制，称美国应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依照三项中美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行事；它认为美国应在亚太地区扮演积极角色，但除非台海两岸都要求，否则美国不应在两岸之间扮演调停角色。

　　在对华问题上，CSIS等美国智库在关注政治、军事、战略等高级政治问题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网络安全、艾滋病防治等“低级政治”问题。

　　CSIS在华盛顿极为活跃的新生代中国问题专家的领军人物是季北慈，他近年就连续发表有关中国艾滋病问题的文章，并与中国卫生部进行合作研究。

　　去年4月，在许多国外的中国问题专家还没有听到“和平崛起”这个词时，何幕礼就应邀与CSIS中国问题专家米德伟一起，参加了博鳌亚洲论坛的和平崛起分论坛。

　　今年，CSIS发表了《银发中国》的报告，对中国的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分析。何幕礼对中国将用一代人完成欧洲150年的巨大转型表示震惊和担心。

　　“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急剧社会转型。如果控制得好，我们也会直接受益，否则我们也会受到牵连。”据CSIS《银发中国》的第一位项目主任，现为美国社会保障局副局长的Paul透露，该报告的内容将由CSIS的顾问基辛格等人向中国领导人传递。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正研究美国失败的教训编辑本段回目录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部２００８年12月刊文章，原题：遵从失败的教训

对当下的经济危机，中国人的情感经历了奥德赛式的转变———从否认到震惊，再到愤怒到解析———从早期对美国错误的自鸣得意很快转为担忧其对中国的影响，然后愤怒美国人带来的全球崩溃，现在，中国人日益接受这个充满哀怨的幽默。这些情绪和与其截然不同的战胜危机的想法仍不同程度地同时出现在中国官员和许多民众之间。当前的危机打破了中国人对美国金融财政模式的认可，套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今年7月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对美国财长保尔森的话，“我们一直像学生一样在倾听，现在我们发现我们的教师有问题”。

王的评述很恰当。多年来，中美官员交往一直是“老师———学生”式的：如何最佳地保护人权，如何管理农业和工业贸易机制，当然，还有如何建立健全、有效的金融体系。中国从来不欣赏美国干涉式的接触方式。从一定程度来说，中国从美国的这些说教中得到的经验就是，需要以自己一套有同样力度的谈论话题来武装自己。中国长期甘于“教师———学生”式的中美关系是因为，总体而言收益大于痛苦。中国经济崛起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中国致力于与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相契合，从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中获取经验，同时增强在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中的利益联系。

保尔森在过去几年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一直在推动中国扩大其金融自由化。从在高盛公司起他就是和中国打交道的老手，非常注意淡化谈话的说教语调，将自己的想法以资深人士值得考虑的建议方式表达出来，而非表现得高高在上。或许更像是助教，而非老师。在他的关注下，中国确实日渐前进，坚定地推进金融改革，谨慎地改革汇率政策并增强金融机构在中国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广泛运作的能力。危机过后，这些举措智慧与否以及提出这些措施前的建议是否有效，这在目前备受争议。

北京共识———宣称中国发展模式是美国模式之外的一种选择———几年来已很流行。但中国从未拥抱过“华盛顿共识”。中国一直在美国主导的经济框架内有选择性地采用“华盛顿共识”的规诫，追求自身的发展目标。紧跟着当前危机，特别是美国疯狂地干预银行、市场以遏制经济衰退，“华盛顿共识”正日渐衰落。如果中国还保持对美国经济行为准则的认可，这无疑是危险的。

最近的北京之行中，碰巧熟人问我是否为我们美国造成的全球毁灭感到难过。“太糟糕了……完全毁灭！”他歇斯底里地说，然后又突然严肃地说道：“中国不是冰岛，你是知道的，你们不能轻易地击败我们。”

鉴于中国某种程度上对美国领导的经济秩序的“敬仰”，人们猜想，随着美国金融模式的失败，中国领导人会不会感到群龙无首呢？我对此表示怀疑，但可以日渐强烈地感知到，中国决策者认为，美国经济模式的幻灭对中国自身的国际自信心而言，并非是件十分糟糕的事情。中美之间的交集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奥巴马政府在和中国打交道时，许多美国重要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及政策会成为课题。（作者为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傅瑞伟（CHARLES W. FREEMAN），张大卫译）

参考文献编辑本段回目录

官方网站：http://www.csis.org 
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68210/30784?orgin=index
http://europe.ce.cn/hqbl/main/gd/200901/20/t20090120_1801219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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