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中国的“日本鬼子”

 1945年8月，日军仓皇撤退时，胜间靖子目睹了让她终生难忘的一幕---日本军医们给几十个侵华日军注射氰化钾，在高呼“天皇万岁”后，伤员们蒙着白床单，命归西天

去世一个月后，日本老兵山崎宏得到了又一项荣誉---2010感动济南年度人物。

这份迟来的荣誉让女儿山雍蕴有些意外。“几十年前，别人管他叫‘鬼子大夫’，我也跟着成了‘鬼子女儿’，心里总有些不服气。”山雍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直到上世纪80年代，她才知道，父亲不但是日本人，而且是个彻头彻尾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鬼子”。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未满30岁的山崎宏随日军步兵第10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及其步兵第10联队长赤柴八重藏所统领的部队，来到中国。在天津塘沽登陆后，赤柴部队一路杀人放火。作为军医的山崎宏实在看不下去，当了逃兵，一路流浪到山东济南。此后，一待就是70余年，直到2010年12月1日谢世。作家方军将山崎宏称为“侵华日军滞留中国的最后一名老兵”。

“从1949年算起，留在中国的侵华日军有8000人左右。”方军告诉本刊记者，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绝大多数人回了日本，留在中国的寥寥无几。接触过山崎宏后，方军意识到，这个“老鬼子”之所以留下，是要用实际行动赎罪。

父亲在世时，山雍蕴没怎么听他提过那场战争，更没听到老人把“有罪”和“赎罪”挂在嘴边。而在之后整理遗物时，山雍蕴发现父亲用铅笔写下的几个大字，“我的最后之赎罪”，落款是“山崎宏，2010年7月31日”。

中国人为什么要跪

2011年伊始，斯人已逝。山崎宏生前住过的房间保持着原有的样子。

山雍蕴总能想起父亲在世时的样子，“大多数时间忙着给人看病，低调、沉默。”

沉默着的山崎宏在年逾百岁后仍清晰地记着6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天津史志》记载，山崎宏所在的步兵第10联队，1937年8月14日在塘沽登陆，到12月26日作为日军主力部队占领济南，为时4个月，行程500公里，几乎天天作战。

山崎宏印象最深的是日军砍中国老百姓的脑袋---让二十多个中国人跪成一排，一溜砍过去。一刀过去，两根动脉喷出一米多高的血柱子，人倒在地上，脑袋滚到一旁。

《天津史志》对赤柴部队在天津的暴行有明确记载，其中提到，“1937年8月5日，赤柴部队围攻杀死我29军37师驻府君庙一个排的守军，又进村逐户搜查杀人，36人死于刺刀下，其中妇女都是被奸淫后杀死的。”

刚入境的20多天给了山崎宏巨大的震撼，他不理解日本兵为什么要杀人，更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

几十年后，他还反复问方军，“中国人为什么要跪？他们为什么不反抗？他们跪在那里，面前的石头和土就是武器，随便抓起来都可以反抗。”

“山崎宏参军的时候并不知道会有这么残酷的杀戮，而且杀的都是无辜老百姓。”方军告诉本刊记者，山崎宏出生在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医学世家，家里姐弟三人。山崎宏12岁那年，父亲得了肺结核，母亲操劳过度，双双病死。从医学院毕业后，山崎宏子承父业，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汉方医师。

1937年，日本举国征兵，有两个儿子的山崎家必须有一个服兵役。按照日本传统的长子继承制，有弟弟在，哥哥就不必出门去服兵役。“不去要割头。”山崎宏之后回忆说，他起初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到中国，“从塘沽下来之后没有马上打仗，后来兵伤了，才知道来打仗了。”

作为行医者，山崎宏无法忍受己军的暴行。很快，他决定逃跑。

在中国受到很好的待遇

这无疑是个冒险的决定。山崎宏心里清楚，按照日军严格的军事条例，逃兵一旦被发现，必然是要掉脑袋的。但此时，他的目标只有一个---跑到山东半岛的尖尖上，找船回日本。

“白天要饭，晚上跑，跟着火车跑。”多年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山崎宏回忆。他一路从河北跑到河南，好不容易到了山东。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战火和逃兵的身份让他寸步难行。 最终，山崎宏只得留在山东，在一家仓库当起了保管员。

1938年4月，赤柴部队在台儿庄战役中作为日军主力，被中国军队消灭。“山崎宏是幸运的。”方军感叹，“如果他没当逃兵，就会战死。”

1945年战争结束后，投降的侵华日军及家属总计310万人陆续被遣返。由于一直没有暴露身份，再加上此前救过几个工友的命，山崎宏被奇迹般的留在了中国。

39岁那年，在工友们的撮合下，山崎宏和一个天津逃荒来的刘姓姑娘结了婚。婚后不久，他和妻子在铁路边开起了门诊，免费给人看病。山雍蕴记得，父亲当时说过，不能跟中国人要钱，“后来还有街坊对我说，你爸妈当时过得可惨了，给人家看了半天病，什么都没得到。”

1966年，山崎宏的妻子因病去世，剩下父女二人相依为命。

由于一直保留着日本国籍，“文革”期间，“鬼子”的身份并没给山崎宏带来麻烦。街坊邻居们也不知道身边有这么一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大夫。

“作为一个普通的日本人，在中国有很好的待遇。”山雍蕴回忆说，“文革”期间，山崎宏当时能拿到84块钱的月薪。到了上世纪70年代，对他的照顾就更多了，鱼票、油票都要多发些，“自然灾害那几年，树皮都被人们扒得光光的吃了，我们家顶多吃点儿菜根，过得算是地主的生活了。可能也因为这段经历，我爸爸一直说中国好，很感激中国。”

“我听毛主席的话，留下来了”

在山雍蕴眼中，父亲和当地人已经没什么两样，说着一口济南话，活脱脱一个山东老头。唯一残留的日本习俗，就是每天早晚冷水洗澡，一直坚持到95岁。山崎宏很少提到日本，但山雍蕴知道，父亲一定想回家，“谁不想回家呢？”

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后，战后留下的一大批日本人相继回国。

1976年，有日本老乡给山崎宏捎来消息，说他的哥哥姐姐以为他已经战死了。老乡告诉山崎宏，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通知山崎宏的哥哥说，你弟弟已经死了。随后，哥哥收到了山崎宏的阵亡通知书和从中国带回去的“骨灰”。骨灰盒一打开，里面放着三块石头。尽管如此，哥哥还是给山崎宏立了墓碑，因为“人找不到，不就是死了吗”。

听到消息后，山崎宏决定回国。在机场见到哥哥，山崎宏一张口，竟然说起了带着济南腔的中国话，周围人全愣了。他赶紧改口说日语，发现已经说不利索了。

那次回国，山崎宏一住就是半年。哥哥姐姐劝他留下来，并给他找好了工作，当医生，月薪30万日元。

方军介绍说，一个日本老兵，除了可以拿到退休金外，还有天皇的恩给和日本遗族会给的钱，“日本这个国家虽然人际关系比较冷漠，但对老兵是相当好的。对老兵的慰藉，从精神上来说是参拜靖国神社，从物质上来说，就是这三笔钱。国家对老兵的态度，使得这一群体在日本很受尊重。山崎宏如果回国的话，会有很实惠的生活。”

山崎宏并非没动过心，他甚至写信回来征求女儿的意见。山雍蕴回信说，父亲做出的任何决定她都可以接受，当时，她满以为老人会留在日本了。但一段时间之后，山崎宏又回到了济南。

“当时我们都傻眼了，问怎么回事，他说他有重要的事要做。”山雍蕴并不知道父亲有什么重要的事，问他，他也不肯说。

此后有媒体问到山崎宏时，他说，“毛主席说了，愿意回日本的回去，愿意留在中国的继续改造学习。我听毛主席的话，留下来了。”

在方军看来，山崎宏是用实际行动在向这个被侵略的国家忏悔。在山崎宏用过的一个笔记本上，凌乱地记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最高美德”、“日中友好任重道远”等字样。笔记本的封面上烫着几个金字---“大海航行靠舵手”。

和家乡的联系更多是通过书信。山雍蕴说，几十年来，父亲和日本那边频频通信，家里放不下了，就成摞地拿去卖掉，“有几次，他看过信后，我发现他的眼圈有点红，问他怎么了，他也不愿意说。”

前日本首相为他题词

从1976年到去世，山崎宏整整回过10次日本，女儿山雍蕴却一次都没去过。

山雍蕴说，自己的身世到现在都是个谜。儿时，有街坊告诉她，说她不是父母亲生的，是别人养活不了，送给山崎宏两口子的。最初山雍蕴权当是街坊瞎说，后来她自己也怀疑起来。其依据是，从她和父母唯一的照片看，她当时已经两岁多了，“反正不管是不是亲生的，他把我养大，我就得好好孝敬他。”直到山崎宏去世，山雍蕴也没就这个问题问过父亲。

1983年，在山崎宏的牵线搭桥下，济南市与日本和歌山市结为友好城市。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为他题词“大道无门”，如今，这块牌匾就挂在山崎宏家的客厅里。

“山大夫这个人不爱说话，耳朵也有点背。但他的医术很高，口碑也好。”山崎宏生前的同事告诉本刊记者。1989年退休后，山崎宏一直在社区里的七里山诊所当儿科医生。去世的前几天，还有不少人专门找他看病，“他的那段经历我们从报纸上、电视上看到过，但不好问他，他也从来不会主动提起。”

老街坊们也知道社区里住着这么一位“鬼子大夫”，“山大夫人好，去世后据说还把遗体捐献了。一个日本人能做成这样，不容易。”

“人死了一把火就成了灰，不如将遗体给社会贡献自己的余热吧。”在一张小纸片上，山崎宏潦草地写着。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本鬼子

“我接触的老鬼子，有些特别热爱中国，让人想象不到地热爱，一个是山崎宏，一个是胜间靖子。”在日本留过学，并采访过不少日本老兵后，方军感慨。他开玩笑说，胜间靖子的来信甚至会让他“头皮发麻”。

1944年6月，生在中国的胜间靖子在侵华日军驻哈尔滨关东军陆军医院当护士，赶上了战争的尾巴。胜间靖子回忆说，“当时在日本的军队里，只讲业务；学校里，讲大东洋共荣圈，为了和平，为了解决日本吃东西困难，帮助中国进行建设，大家都信以为真。”

1945年8月，日军仓皇撤退时，胜间靖子目睹了让她终生难忘的一幕---日本军医们给几十个侵华日军注射氰化钾，在高呼“天皇万岁”后，伤员们蒙着白床单，命归西天。

“他们参军到中国来都是想为天皇效劳，为祖国来的，结果最后被自己的军医毒死了，我想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胜间靖子说，此前她一直认为“皇军是优秀的军队、正派的军队”。

很快，苏联红军冲进东北，截断了日军的退路。大街小巷，挤满了高头大马的苏联士兵。很多年后，胜间靖子回忆说，战争刚结束时，到处张贴着“不许帮助日本人”、“不许雇用日本人”标语，但幸运的是，她得到了中国医生邵淑荣的帮助，她冒险把胜间介绍到一户人家当女佣，给她起了中国名字---刘静贞，并促成她和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王德成的婚事。

抗战结束后，王德成夫妻俩跟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上了前线。1948年，由于表现突出，胜间靖子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他们全家搬到了北京，胜间靖子在中国电影洗印厂先后担任股长、主任、工会主席等职。

“文革”期间，胜间靖子因被怀疑里通外国而受到冲击，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强制改造，邵淑荣则因救过胜间靖子而屈死乱棍之下。

1980年，胜间靖子回到日本。在要不要放弃中国国籍的问题上，她做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不是要离开中国，我不愿意离开共产党，但是我该怎么办呢？在日本的亲人需要有人保护，就这样我恢复了日本国籍，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痛苦的。”

回日本后，胜间靖子当起了老师，教授中文。30多年来，她多次带着学生到中国，给他们讲述关于那场战争的历史。她的学生评价她说，“上胜间老师的课很有意思。她经常念一段文字，一半使用中文，一半使用日文。有的时候还用中文点名。我们笑她，她还莫名其妙，没有反应过来”。有的学生甚至有些恍惚，“搞不清她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七八千日本战俘加入东北民主联军

认识胜间靖子十几年了，方军和她在一个问题上一直有着巨大的分歧。“她不许我叫她老鬼子。”方军笑着说，“她说，这个词这么难听，你怎么能放在我身上。”此后数次通信中，胜间靖子总要为这个称呼跟方军掰扯半天。

方军说，“日本鬼子”这个词，大多数日本人都能听懂，知道是“杀人狂魔、恶魔”的意思，“我接触的老鬼子们也大多能接受这个称呼。”某次，方军把他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送给20多名日本老兵，老兵们看懂了上面的字，互相开着玩笑说对方是“鬼子”。

方军回忆说，他在这些年接触到的“日本鬼子”，大多是想要忏悔的，“他们也许不会说出来，但总有一些能够超越语言的表达，能看得出来。”

而在战争刚结束时，日本人似乎并没有这种心理。1983年的学术杂志《亚洲研究》上，有西方学者指出，“日本虽然名义上投降，但是对受降军队很瞧不起。除了在东北日本人受到苏联的大举进攻，饱尝了失败滋味后，在中国绝大多数其他地方，日军并没有战败的那种心理。来受降的将领看到日本人有意无意进行的军力展示，都感到心理上无法接受。

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工作人员孙永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1945年战争结束后，中国方面开始遣返日本战俘和日侨，“像山崎宏这种脱离部队，隐姓埋名留下来的日本人少之又少，大概有七八千人经过教育转化后，加入了东北民主联军，也就是林彪的部队。”

党的“再教育”

留下来的日本士兵主要集中在卫生、军工系统。单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中，就接收了300余名日本战俘。侵华日军飞行员宫田忠明记得，日本投降后，他所在的沈阳日本第2航空军第4教练飞行大队乱作一团，队长林弥一郎本想带十几个部下从朝鲜逃回日本，不料在逃亡途中被东北民主联军抓获，宫田也在其中。

为了日后能够活着回日本，宫田忠明选择了从“战俘”变成一名“战士”。1946年，中共中央为了培养空军飞行员，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收编了林弥一郎的日本航空队。

林弥一郎明确向航校领导提出，“不要以战俘来对待我们，作为飞行教练应该有下达命令、执行纪律的权利。”

航校成立之初，学员们很多是当年的抗日青年，亲眼目睹过日军的暴行，如今要给日本人敬礼，听他们的指挥，心理上接受不了。而日籍飞行教官则延续了当年日本军队的作风，对学员态度粗鲁、蛮横，激化了矛盾。随着双方了解的深入，加上上级领导的不断调和，宫田发现，工作变得好做了。在航校，自己也不再被当做“外人”了。

孙永刚告诉本刊记者，战争结束几年后，日本红十字会受日本家属委托到中国寻亲。1953年，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赤十字社等三个团体达成协议，由日本方面派船来华接回滞留的日本人。1953年到1958年期间，东北民主联军中的绝大部分人返回日本。

“很多日本人回去后还和我们保持着联系，他们中的个别人还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孙永刚透露。

胜间靖子就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2011年元旦，87岁的胜间寄给方军的贺卡上，最后一句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万岁！”而在此前的一封信中，她告诉方军，“我家女儿、儿媳都不是党员，关键时刻谈不到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