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迪达斯生产厂家:朱德的总体战军事思想

朱德的总体战军事思想

顾则徐

说明：自从2010年春我的《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台湾版名称为《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虽然大陆索求的专业、非专业人士很多，但碍于海关之封建割据，本书难以一睹。时常有出于社会公义之朋友，希望我能将部分内容提供到网络，以使较多的读者共享。犹豫至今，方决定选择部分估计可在大陆发布的章节，陆续以单列文章标题在博客登出。有本说明者，即为该书节选。

对于抗日，朱德再次显示出了他的卓越的军事学修养和发挥了他的丰富的作战经验，从战略到战术提出了一整套的超越于当时人的理论，只是后来由于国共冲突和中共内部政治形势的变化，他没有进一步进行理论发挥。朱德另一个困境在于，国共联合抗日并不等于真正消除了国共矛盾，他不得不更多地站在中共角度考虑自己的言论，这样就限制了他的军事学发挥。但是，朱德毕竟已经站在中国也即全国的角度考虑军事问题，他的基本理论和成果没有能够全面用在对付日本人身上，结果却全面用在了对付国民政府身上。尽管朱德在军事学上的阐述比较零碎和半遮半掩，至今对他的研究也很缺乏，但基本的框架还是清晰的。

在战略上，朱德的核心是总体战，不仅认为日本侵华具有总体战特点，而且认为中国更必须要用总体战策略才能战胜日本。总体战理论本身不是朱德的发明，而是德国军事战略家鲁登道夫的发明，鲁登道夫于1935年正式发表他的《总体战》一书。鲁登道夫总体战理论的核心是强调现代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基础是民族的精神团结，国民经济必须军事化，军事行动要贯彻协同、突然、迅猛的原则，要建立独裁式的战争指挥体制。朱德的总体战理论虽然来源于鲁登道夫，但却与鲁登道夫有着非常重要的区别，可以说是两种风格绝然不同的总体战思想。在战争的全民族性、精神团结性和国民经济军事化方面朱德与鲁登道夫基本没有大的差别，但朱德根据抗战在中国土地上展开的实际，强调广泛的人民战争，承认会出现一批投降乃至汉奸人口，战争双方的民族界限会具有模糊性，因此，朱德在确定民族战争的前提下主张人民战争。鲁登道夫的军事原则是速决战，更是站在侵略者的角度，构成了德国战术家古德里安闪电战的理论前提，但朱德的军事原则正相反，是站在被侵略者的角度和中国军事虚弱的实际，大的战略上是采用持久战，用低成本消耗对方的高成本。鲁登道夫军事思想的前提仍然是欧洲传统的战线式经典作战方式，是以城市和交通线为核心的，而朱德恰恰反其道而行，主张中国军队应该尽量避免与日军进行正面对抗，不惜放弃大量国土，引诱日军深入，分散其兵力，避开城市和交通线，利用中国国土的纵深和人民的支持，进行大范围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使日军疲于防守城市和交通线，以打击日军后勤、破袭日军交通线和消灭其有生力量为目标，予以各个歼灭，最终使日本国力无法维持其侵略而失败。朱德的这套思想，正是后来国共内战时中共战胜国民政府的基本策略，只是当中共具有决战能力时，又作了部分调整。

朱德总体战思想的前提是中国进行单独抗战，而不是建立在后来其它国家参与进来的世界大战基础上面的。1937年6月23日朱德对美国人J·A·彼森说：“这场战争必定是总体战……国民党如果以为只要用它的精锐正规军再加上西方帝国主义的援助就行了，那它是打错了算盘。那它是不明白，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不可能打败现代化的日本军队的，只有群众性的人民抗战才能打赢这场战争。”当时国共还没有谈判好，所以朱德的用语比较中共化，但其基本的精神是高明的，证明了朱德不仅熟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思想，而且针对中国和抗战的实际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1937年8月11日朱德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的会议上，系统谈了自己关于中国在抗战中应该使用的战略战术的思想，大致意思是：在战略上抗战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在战术上则应该采取攻势；中国在正面不要集中太多兵力，日军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后，要深入敌后作战，从敌人侧翼进行活动和进攻；日军作战离不开交通线，中国军队则要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日军；在抗战中应该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特别要把战区的民众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到敌后积极活动，迫使日军派兵防守后方，以牵制日军的大量兵力，因此，应该开办游击训练班，让国军学会打游击战争。实际上，朱德这是从总体战角度阐述了自己的军事策略，把抗战分为了正面防御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种基本战术，分析了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进行纵深作战的主张，困敌于城市和交通线予以消耗。

在这次会议上，虽然缺乏情报，但朱德仍然显示出了超人的战略判断力，他提出，他判断虽然目前的主要战场在华北，但日军一定会进攻上海，其目的是把中国的兵力吸引到上海地区，然后予以集中消灭。朱德说这话之后的第三天，日军果然就进攻上海了。据文强回忆，当时“起因”是日本人先到上海的飞机场捣乱，开了枪，“我们马上打长途电话到南京去，说日本人到我们飞机场了，还开枪打我们的人，问怎么办，蒋介石下命令说：‘他打，我们也打！’我们的部队把日本人打掉了。日本人说是中国人先打的，把罪名安在中国人身上。实际上是日本人先打中国人，他认为中国人不敢打他，但是我们打了！打死了好多日本人，丢到海里去了！就这样，第二天日本人就炸南京，炸南京后，在上海就打起来了。”之前戴笠曾告诉文强，“从上海到苏州一直到南京，都修马其诺防线”，可见当时蒋介石是意识到日本会进攻上海的，但从非常粗疏和长期化的准备工作来说，蒋介石显然没有想到日本会这么快进攻上海。不了解详细情况的朱德并不一定会也想到日本这么快进攻上海，但他把日本进攻上海的目的和后果点明了，这是他的超人之处。从朱德指出日本进攻上海的目的来说，他不赞成在上海地区与日本进行决战，不希望中国上日本的当。蒋介石想的还是要坚守上海和南京，“九·一八”事变后的情况证明了他不仅守不住上海、南京，更是损失了大量精锐和人力、物力，失败后的情况惨不忍睹。蒋介石类似的心态和错误，后来在国共内战时被朱德充分利用，解决了在长江以北进行国共决战的关键性问题。可惜了蒋介石和国军，后来更关注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却没有仔细研究更重要的中共真正的师爷朱德的军事思想。

朱德回去后，在洛川会议上，按照总体战思想，对中国抗战的局面进行了估计，在这前提下设计了八路军的战略发展策略。朱德判断国军在华北难以长期抵抗日军，因此，中共要趁“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眼睛要盯住华北地区的一亿人口上，“争取群众工作”，八路军进行发展的“重心争取在太行山及其以东”，甚至要往更东面的绥东发展，要做到“即使友军都退下来，而我们也能在华北支持”，实际上朱德就是要使中共和八路军获得整个华北地区，掌握中国四分之一的总人口。朱德认为，八路军不具有进行正面作战的能力，但与日军比较自有优势，日军最致命的问题是“外国军队”，因此，八路军要利用日军这个弱点，“持久战单凭消耗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不能速决。持久战，主要是发动广大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在战术上“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日军虽然强大，但相对于八路军的游击战“战斗经验缺乏”，在群众基础和地利方面，日军的战斗能力都要打折扣，“要失掉一些效用”。

1938年初朱德在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上陆续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部分章节，整部著作的单行本则要到该年11月才出版，但可见《论抗日游击战争》这部卓越的军事学著作应该是在1938年初以前完成的。在这部著作里，朱德从总体战出发，既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谈了自己的抗战军事思想，又站在中共和八路军的角度阐述了一系列军事原则，特别是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游击战争，涉及到了广泛的战略、战术层面。可以认为，这部著作是朱德军事思想特别是关于他的游击战争思想及其战术的代表作，是中国近现代最出色的一本军事学著作。可惜的是，由于这部著作的针对性，它并没有全面展开发挥朱德的军事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