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霆锋高圆圆主演电影:曾国藩的军事思想

曾国藩本是文人，但在长期和太平天国的武装斗争中，依据亲身经验，发展出一套军事思想。他这一套有四个方面：(一)军礼，(二)行军之本，(三)用兵之道，(四)用兵之法。

曾国藩的“礼学”，表现在军事上，就是“军礼”。他说：“军礼既居五礼之一，吾意必有专篇细目，如戚元敬氏所纪各号令者，使伍两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进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独无军礼，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辑，乃仅以兵制、田猎、车战、舟师、马政等当之，使先王行军之礼，无绪可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古礼残阙若此，则其他虽可详考，又奚足以经纶万物！”(《复刘霞仙中丞》，《书札》卷十四)，就是说，古代有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五礼，他以为军礼一定有专篇细目像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所纪的各种号令那样详细。现存的《仪礼》十七篇惟独没有军礼。江永的《礼书纲目》和秦蕙田的《五礼通考》所辑的军礼资料，也未能为古代军礼寻出头绪。他认为祭礼、军礼特别重要，二者若残阙不全，即使其他各礼能考其详，仍然不能经纶万物。

但是曾国藩并没有致力于古代军礼典籍的恢复，而于1858年制订《初定营规二十二条》，于1859年制订《营规》、《营制》、《马队营制》(均见《杂著》卷二)。这些营制营规，起了当时的军礼的作用。李鸿章说曾国藩，“尝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细目，如戚敬元氏所纪。若公所定营制营规，博稽古法，辨等明威，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曾文正公神道碑》)。这就是承认曾国藩所制订的营制营规大致相当于古代军礼。

军队是一个作战的集体，必须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生死呼吸之际不散不乱，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一套严密的组织法，明确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这就是曾国藩所谓军礼。至于古代五礼中所说的军礼，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那就无可考，也不必考了。不过由此可以了解，曾国藩所说的礼的意义。这个意义，倒是和古代所谓礼相合的。例如《周礼》的内容，本来就是一种政府和社会的组织法，但古人不称为“法”，而称为“礼”。由此可以了解，曾国藩关于礼的作用是“经世”那个提法的意义。

曾国藩认为，行军之本是“爱民”。他说：“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爱民歌序》，《杂著》卷二)他告诫部将说：“总宜时时警省：以爱民为行军第一要义。”(《批管带祥字营刘守备胜祥贺年禀》，《批牍》卷二)他所说的“爱民”就是“不扰民”，他的“八本”格言之一是“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杂著》卷二)。为此他“特撰爱民歌，令兵勇读之。歌曰：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间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账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啼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并各都：有夫派夫无派钱，牵了骡马又牵猪，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杂著》卷二)这首歌并不只是唱唱而已的教材，而是列入《营规》的《禁扰民之规》，以军法执行的纪律。

照这首歌看来，所爱的“民”并不限于某一阶级，而是泛指城乡居民。“大家”富人和“小家”穷人，概在禁扰之列。这和他1852年所上的《备陈民间疾苦疏》是一脉相通的。

作为军事思想来看，曾国藩是要把军事建立在政治的基础上。他不是单纯军事观点，他是从国家、社会的全局看军事，看“爱民”。他说：“凡天之立君，国之设官，皆以为民也。……仆尝谓：统兵而不知爱民，即百战百胜，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名有位，也是罪孽。”(《复高云浦观察》，《书札》卷三十一)又说：“戒扰民，戒吸烟，勤字，廉字，人生之根本，即我楚师水陆两军之根本也。”(《批水师正前营王副将明山禀》，《批牍》卷二)他认为，人生之根本，即军事之根本。在他看来，人生的主要内容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包括军事在内，所以其根本都是一个。他是从整个人生看军事，看爱民；表现在学问上便是从外礼内仁的统一看军事，看爱民。

虽然曾国藩要把军事建立在政治的基础上，与单纯军事观点不同，但是他的政治所代表的根本利益是地主阶级的，他的军队也就必然是地主阶级的武装。所以他所说的“爱民”，都是就消极方面说的。至于军队爱民的积极方面，如帮助人民生产，为人民抗灾，这些方面，他都看不到了。这是他的阶级性所决定的。

曾国藩说：“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复李少荃中丞》，《书札》卷十一)这就是说，人的因素与武器因素相比，人的因素更重要。若不是与人相比，而是单独看武器，曾国藩则认为武器也重要。他不像孟轲那样迂阔，以为只要有了“仁政”，有了人，便可以使人拿着木棍去打“秦楚之坚甲利兵”。坚甲利兵还是要用坚甲利兵去对抗。他知道，武器和使用武器的技术是重要的，但是武器要人用，技术要人掌握，武器和技术与人相比，人是第一位的。曾国藩在此前提下，对于“器”也做了很大努力。

在用兵之法方面，曾国藩讲究“主、客、奇、正”的变化。他说：“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戳者为主。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笔记·兵》，《杂著》卷一)

这种变化亦有其条件，主要是随地形、敌势而变化，并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曾国藩说：“臣窃维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或今日致胜之方，异日狃之而反败。惟知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可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再议练军事宜折》，《奏稿》卷三十四)这就是说，不要犯经验主义，也不要犯主观主义，不要照搬老一套，不要只相信自己正确，要听从别人的好意见，要从主客观实际出发，灵活运用。

曾国藩还说：“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咸丰九年二月日记)这就是后发制人。他在《陆军得胜歌》中通俗而形象地发挥了这个意思：“他呐喊来我不喊，他放枪来我不放。他若扑来我不动，待他疲了再接仗。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要强。初交手时如老鼠，越打越强如老虎。”(《杂著》卷二)后发制人，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兵法。

曾国藩更认为：“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之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笔记·兵》，《杂著》卷一)所以他告诫两个儿子：“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诒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谕纪泽、纪鸿，《家训》卷上)

他的心和他的所学是什么呢？这里没有说。因为他已在“《讨粤匪檄》”中明白地说了，是众所周知的。就是太平天国要毁灭中国传统文化，推行基督教的“教义”；曾国藩要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维护他自己的“教义”。曾国藩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爱民”。他认为太平天国是用武力推行其“教义”，他也只得用武力去对付，这就叫“不得已而用之”。曾国藩说，因为他有这些思想的支持，所以虽在军中“日日如坐针毡”，也还可以忍受。至于战争本身则是最悲惨的事，是所谓“阴事”。虽然打了胜仗，但是，悲哀还来不及，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庆幸的。他教训他的儿子们不可统率军队。

曾国藩本以军“功”而致显位，但他告诫他的儿子们“切不可涉历兵间”，“不可从军”。这可见他的军事思想密切联系着他的哲学思想——内仁外礼这个总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