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命案到伪证案：北海困局

　　一桩命案，核心定案证据只有口供，不仅自相矛盾，而且与尸检报告南辕北辙。这种荒诞，在警方“重口供、轻物证”的办案模式下实在不稀奇。稀奇的是，北海的这桩命案，当刑辩律师们申请新的证人出庭，提出合理疑点，逆转了整个庭审形势之后，反而引火烧身。对律师们涉嫌伪证罪的追诉程序已经启动，公权力此时加班加点的全情投入，如果用在当初的命案调查里，属于死者黄焕海的正义或许早已彰显。

　　主笔◎王鸿谅   摄影◎黄宇

　　失踪与死亡

　　黄焕海死的时候只有17岁，从卸江村老家到北海跑船刚一个月。在昏暗的旧土屋里，父亲黄祖松能翻找出来的唯一照片，是黄焕海合浦西场四中毕业证的复印件，蓄着齐刘海学生头的标准照。4个孩子里，黄焕海排第三，是长子，比弟弟大6岁。2008年初中毕业后，黄焕海没再念书。“他懂事，读书的钱都是自己去海边摸螺挣的。”黄祖松费力地用普通话解释，“家里穷，他姐姐还在念卫校，他就说自己不想读书了，回家做事。”

　　卸江村靠海，距离西场镇上将近10公里。地里大片的甘蔗和木薯错落着，这个季节绿成一片，各家门前屋后废弃的贝壳铺了一路，在正午的烈日下闪着灰白的光。踩着这样的贝壳路出来，坐摩托，到西场镇上换中巴，过合浦，大概1个半小时才能到北海。2009年10月中旬，黄祖松就这样带着儿子出村，上了地角8813号渔船。船员按规定必须年满18岁，1992年出生的黄焕海还差1岁，不过没人跟他们父子较真。这是黄焕海第一次跑船，黄祖松当然心疼：“出海就是一个多星期，是辛苦，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本来就是渔民。”

　　一个月里父子俩一起出海三次，直到台风到来。渔船进港避风的时候，黄祖松接到妻子的电话，小儿子生病了，让他赶快回家。“那天是11月13日，”黄祖松记得，“船才停了两天。”他匆匆回村，结果第二天上午，他还在西场医院就辗转接到消息说，黄焕海不见了。传话的人只说了个大概。“就说我儿子14日凌晨在跟人打架，然后就不见了，跟他在一起的两个人跟他走散了，找了一晚上也没找到他。”

　　黄祖松在村民的陪同下赶回北海，他弟弟黄祖瑞远在福建长乐，接到电话当天18点多钟也赶了回来。一行十来人到北海市西街派出所报案，得到的答复是必须等到失踪满24小时。他们心里着急，就跟警察起了冲突，打了好几次“110”，结果也只能等着。“我们只是想警察能快点帮忙找人。”黄祖瑞说起来还是心里有气，“那是冬天，很冷，我们在派出所外面等了一个晚上，我哥嘴都冻紫了。”除了等待，他们也在沿街继续找人。“每一条街，50米、100米地找，见人就问，大声叫黄焕海的名字。”黄祖瑞说。他们心怀期待，最坏的设想，也只是黄焕海凌晨打架受了伤，躺在某个角落，也许就在下一个路口。

　　失踪时间满了24个小时，黄焕海还是没有出现。西街派出所终于给他们做了笔录，仅此而已。黄祖松赶回家继续照顾小儿子，心神不宁地等消息，黄祖瑞留下来继续找人。大海捞针般地找到第五天，11月19日，黄祖瑞在外沙桥听到消息，“有人说看见水里漂过像西瓜一样的东西，像是人头”。他赶紧从外沙桥上游往下游找，“在岸上看，也上船找，用手电筒一条船底一条船底地照”。从早上6点到10点，一直找到下游大概两三公里处的北海渔轮厂码头，在两条渔船之间发现了一具尸体。他用手电筒照下去，认出了侄儿的皮带和衣服——蓝灰色短袖衫、灰色牛仔裤，他说“心都凉了”。

　　黄焕海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呈巨人观，双手双脚皮肤膨胀、皱缩、变白”。尸检报告确定的死因是“因重度颅脑损伤而死亡”，“尸体为死后入水”。黄祖瑞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愤怒，他说：“我问过外沙桥那个渔民，看到水里有人怎么不马上报警，他却说不想惹麻烦。警察根本没有帮我们找人，如果我们自己放弃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

　　口角与冲突

　　黄祖松回村的那个晚上，黄焕海原本跟同村的两个人在一起，小学同学陈溢瑞和20岁出头的黄祖润，他们在三中路的一家大排档吃完消夜，已经是11月14日凌晨2点多钟。后半夜还在北海市区活跃着的年轻人当然不止他们，来自钦州犀牛脚镇炮台村的另一拨儿年轻人，也在三中路上的另一个大排档消夜。

　　卸江村这3个先吃完，搭摩托到前进路去找旅馆过夜，在前进路和北部湾西路交界的路口下车。很巧，炮台村年轻人里，有一男三女也来到这附近，他们是裴金德、宋启玲、杨炳燕和潘凤和。黄焕海突然跟裴金德发生了口角，为什么会发生口角，黄祖润和陈溢瑞说不清楚，他们只记得，消夜的时候黄焕海“好像心情不太好，喝了些酒”。虽然是黄焕海酒后挑事在先，黄祖润和陈溢瑞还是迅速过来帮忙，裴金德看到情势不对就跑了。这一幕刚好被外号叫“包子”的钦州人看见，跑到大排档通知了炮台村的其他人，夜宵摊上的十来个年轻人，听说本村人受了欺负，东西也顾不上吃，在北部湾西路堵住了炮台村的3个，将他们分开围住。黄祖润和陈溢瑞有惊无险，被放走后在北部湾西路再次会和，他们回到打架的地方去找黄焕海，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两个人的记忆里，最后一次看到黄焕海是刚被围住的时候，黄焕海说了粗话，被踢倒在地。

　　那个晚上的情形，黄祖瑞反复问过黄祖润和陈溢瑞。“问了整整两天，可是他们都说不清楚，可能他们年纪小，被吓到了。陈溢瑞说自己跑掉了，去找帮手没找到，后来的事情他不知道；黄祖润说他被带到了移动通信大厅，路上给黄焕海打了电话，是通的，只是没人接，围住他的人抢了他的手机放走了他，又有人追上来把手机还给了他，这个时候他再打黄焕海的手机，就打不通了。”不过黄祖润记住了围住自己的几个人，11月14日晚上，黄祖松一行在北海找人时，途经宝谊大厦，黄祖润认出了抢他手机的杨业勇和把手机还给他的杨炳就，他们打了“110”，警察赶到，把杨业勇和杨炳就都带回去做了笔录。

　　黄祖瑞记得这两个人的反应，“反复说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不清楚”。杨业勇和杨炳就能说清楚的，是那个晚上的前半场。11月13日，炮台村的双胞胎兄弟裴日亮和裴日红过生日，约了一帮在北海的朋友唱歌，然后去吃消夜。裴金德并不在这个聚会里，他在另外的歌厅唱歌。如果不是“包子”跑来说裴金德被打，这个欢乐的生日聚会，会在夜宵后平静地各自散去。围住黄祖润之后，杨业勇给裴金德打了电话，让他来认人，但裴金德让他放人。至于其他人是否围住了黄焕海，杨业勇和杨炳就并不清楚。他们能够提供的，只有当晚的聚会名单：除了他们之外，还有裴日亮、裴日红、裴贵、杨炳棋、黄子富和几个女孩。

　　命案必破。2009年11月19日，黄焕海的尸体找到之后，名单上的男性，第二天陆续被警察带走问话。裴日亮首先在北海被抓；接下来是裴日红、裴贵、杨炳棋和黄子富，他们4个在钦州港的网吧被一起带走；裴金德则是从炮台村的家里被带走。警方最初锁定了6名嫌疑人：裴金德、裴贵、杨炳棋、黄子富、杨业勇和杨炳就。案子到了北海市检察院之后，最终确定起诉的嫌疑人只有前面4人。

　　起诉书上认定的犯罪情节，前半段与黄祖润和陈溢瑞的回忆相同，先是黄焕海这一方追打裴金德，然后是钦州人的反击。后半段是他们不知道的：与同伴分散的黄焕海，被几个人挟持着上了出租车，在水产码头下车之后，经受了第二轮“拳打脚踢”的殴打，当场死亡，死后被众人共谋扔进大海。只是这份起诉书也令人疑惑，虽然只认定了4名嫌疑人，但在水产码头杀人抛尸情节的描述里，有份参与的却又有6个人，多出来的两个人是劳次和裴日红，他们被标注为“另案处理”。

　　嫌疑人的供述

　　炮台村和卸江村隔海相望，都是渔村。只不过炮台村更遥远，进村的路更颠簸，距离北海车程3个多小时。在起诉书上成为共谋的4名嫌疑人都来自炮台村，年龄最大的是裴金德，当时26岁，最小的是杨炳棋，19岁，裴贵和黄子富同年，21岁。

　　裴金德20岁就开始在北海跑船，出事的时候已经跑船6年，是4个孩子的父亲，因为孩子多，他的家境在4个人里最窘迫。裴金德跟裴贵同宗，属于同一个祠堂，但关系其实一般。年纪相仿的裴贵、杨炳棋和黄子富的关系更为亲密，他们3个一起在广东打过工，这次去北海，也是3个人前后脚去的，在同一家制冰工厂，上班才1个多月。2009年11月13日去参加裴日亮和裴日红生日聚会的时候，他们3个已经打算辞工回村。裴贵的妻子杨焕美说：“裴贵打电话回来，说冰厂的工作很辛苦，工资每个月1000多块钱，早上四五点就要起来。他们去了一个月就赶上冬天，北海很冷，他们带的衣服也不够，3个人都打算回来了。”杨焕美很开心，她本来就不同意裴贵去北海，她跟裴贵的婚期已经订好了，“农历十一月十三和十四日(即12月28和29日)，在村里摆酒两天”。喜宴才是村里承认的结婚方式，这场喜酒不能再拖，杨焕美已经怀孕了。回忆到这里，她突然大哭，说：“他本来不会去北海的，我跟他说怀孕了冬天要买新衣服，他说好，那就在北海找个工作，先挣点钱，回来就给我买衣服。我不同意，他还是去了。”

　　11月14日晚上的事情，很快就传回了村里，裴贵跟妻子通电话的时候，承认自己参与了打架，但只是打架，没有其他事，杨焕美也就不再多想。“他们3个都是老实人，尤其是黄子富，他们3个在一起，就没什么好担心的。”黄子富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老实内向，是个“牛踩都不会叫的人”，比他小的杨炳棋都结婚生子了，只有他，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他自小被过继给伯父黄国柱，亲生母亲杨炳坚脑肿瘤落下了残疾，眼睛几乎失明，腿脚也不好使，到哪里都要借助一个小凳子当平衡支撑，弯着腰一步一挪地走，但是对儿子的行踪一清二楚。她记得，黄子富“农历八月初才从广东打工回来，回来就在家里帮他爸爸下地做工，收木薯，到了农历八月二十日(即10月8日)就去北海打工，再回来就是农历十月初二(11月18日)”。

　　3个人是11月18日一起回村的，也是11月20日在钦州港网吧一起被带走的。同一天被带走的还有裴金德，他的母亲回忆：“我是农历十月初四(11月20日)才知道打架的事情，就打电话叫他回来。他说自己没有做，我说不管做没做都要回来，他就搭车回来了。坐到犀牛脚船厂那里，先去买了些菜，然后搭他哥哥的摩托回来。我就坐在屋里抱着小孩，看着他进屋放下菜，拍了拍手逗孩子，4个警察就进来了，搜了他的身，把他带走了。”

　　黄焕海的尸检报告2009年11月23日才出来，在那之前，裴金德、裴贵和杨炳棋3个人已经做了不止一次的有罪供述，承认他们在第一轮的打架之后，把黄焕海挟持去了水产码头，杀人抛尸。3个人的供述里，凶器都是刀，都是先用刀捅，然后拳打脚踢。他们分别描述了刀的样子和来源，凶器的处理方式都一样，扔到了海里。具体到刀捅的部位，说法各异，有的说是头，有的说是屁股，场面混乱。以此倒推，黄焕海的衣服和身上应该有多处刀伤，可是尸检报告恰好相反，黄焕海衣服和身上都没有发现刀伤，甚至连被拳打脚踢会留下的皮内皮下出血点都没有，脏器也没有任何损伤异常。他的损伤“主要分布在头部”，“系头部受到巨大作用力作用致使颅底骨折，脑干周围出血严重颅脑损伤死亡”。于是，尸检报告出来之后，做过有罪供述的3个人，口供就变了。他们依旧认罪，但承认在行凶方式上说了假话，他们是带了刀，但是没有用，只是拳打脚踢。这一轮的问话，警察补充了一个新问题，有没有人用木棍或其他的凶器，他们回答都是“没有，不知道”。然后，这个问题就过去了，在笔录上再没有被深究。

　　唯一没有做过有罪供述的只有黄子富，他的陈述始终如一，他说自己在北部湾西路参与了打架，但根本没有去码头，更没有参与杀人抛尸。他还说，那个晚上很快就散了，被打的人也放了，后来他、裴贵和杨炳棋3个人打车去了外沙码头找游戏厅，因为游戏厅都关门了，就回到市区找旅馆过夜，结果旅馆又住满了，3个人就在网吧里过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他们三个还遇到了昨晚被打的两个人，听说他们在找黄焕海，就把自己的手机号留给了他们。虽然是无罪供述，可是黄子富的口供还是让他处于很不利的位置，因为他承认打车去过外沙桥，警方认定的抛尸码头，就在外沙桥附近。他也承认和裴贵、杨炳棋在一起，而这两个人在口供里是认罪的。

    逆转的庭审

　　裴贵的家人最先请律师，他们经人介绍请了梁成武律师。“一审的律师费8000块钱。”杨焕美说，“梁律师会见过裴贵以后，跟我们说裴贵很老实，还说这个案子什么证据都没有，让我们不要太担心。我们平时也很少跟律师联系，就等着开庭。”其他家属也陆续请了律师，裴金德的律师是罗思方，黄子富的律师是杨忠汉，杨炳棋的律师是杨在新。杨炳棋的父亲杨润芳说：“我们家是最后请律师的，我什么都搞不懂，杨在新律师是黄子富的律师杨忠汉介绍过来的，他们是亲叔侄。”这4名律师来自南宁的4家律所，但都长年在北海执业。

　　杨在新签下委托合同是2010年9月6日，距离第一次开庭只剩20天。就是这短短的20天，杨在新却找到了3名愿意出庭的证人——宋启玲、潘凤和和杨炳燕。按照她们的陈述，当天晚上，她们先跟裴金德一起唱歌，在吃消夜的时候又前后脚地离开，3个人看到黄焕海对裴金德的挑衅，也看到卸江村的3个人追赶裴金德，后来又看到炮台村的人过来，堵住了那3个年轻人，但打架的时候，裴金德并不在现场，他打电话给宋启玲，要她去夜市街找他，宋启玲找到他之后，又给杨炳燕和潘凤和打电话，让她们一起去幸福街旅馆开房过夜。当晚在幸福街旅馆开房的有6个人，两间房，裴金德和宋启玲一间，其余4个人一间。

　　杨在新之所以获得这3个证人的线索，是因为杨炳燕是他的当事人杨炳棋的姐姐。杨润芳说：“出事以后，我就问过我女儿，她说了那天晚上的事情，我也赶去北海，跟派出所的警察说了，请他们过来调查清楚，但是警察很不耐烦，很大声地说：‘什么冤枉！’”对于这3名证人，杨在新是和侄儿杨忠汉一起去取证的，前后找过她们两次，不仅做了笔录签字按手印，而且录像存证，第一次是在杨润芳家的二楼，第二次是在合浦的一个饭店里。

　　2010年9月26日这个案子在合浦第一次开庭，公诉人念完起诉书之后，4名被告里做过有罪供述的3个人全部翻供，4名律师都替他们的当事人做了无罪辩护，指出了口供中的诸多自相矛盾之处。警方提供的证据里，证人证言可以相互印证的，只有北部湾西路的第一次打架，至于码头杀人抛尸部分，口供错漏百出。而且除了口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物证，连凶器是什么都没有查清楚。等到3名证人到庭，依次陈述了自己当晚所见，整个庭审情势完全逆转。“证人出庭之后，问完话，那天的庭审就结束了，说第二天下午继续开庭。”杨润芳回忆，“第二天下午我们又去了，但是没有开庭，因为我儿子杨炳棋情绪很激动，他大哭，喊冤。法院的人说，他情绪太不稳定，这个样子就没有办法开庭了。”第三次开庭在一个月之后，没有当庭宣判，律师们依旧坚持无罪辩护。

　　三次开庭之后，两方亲属的心情完全不同。死者黄焕海这边，对于庭审中的一切实在太过愕然，黄祖瑞不能理解律师们的职业立场，开庭之后围住其中一个律师。“我就想问他，做人有没有良心。”而4名被告这边，亲属们心怀期待。“法庭上都说得那么清楚了，不是他们做的。”唯一抬不起头来的，是裴金德的家人，就算与杀人无关，一个有妻有子的人在外面勾搭小姑娘，怎么都是丑闻，村里人面上不说，背地里还是看笑话的。裴金德的妻子默默地到北海打工挣钱去了，纵然满腹委屈，她也必须面对现实，她不止是妻子，也是4个孩子的母亲。

　　双方都在等待，不过他们等来的都不是判决，而是警方新一轮的调查。“就在2011年初，过年前几天的腊月二十九，宋启玲被抓了。”杨焕美回忆，“我们知道消息，就给梁律师打了电话。他说，公安局已经错了一次，现在又再错了一次，让我们不要担心。”结果梁成武错了，宋启玲被抓之后，很快就轮到了他们这4名律师，北海市检察院以书面方式，要求北海市公安局启动对4名律师涉嫌伪证罪的追溯程序。

　　律师的命运

　　觉察到异常的是杨在新律师。宋启玲被抓之后，他就将全部案卷材料和证据，邮寄给了北京的杨金柱。他们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交集。杨在新对杨金柱的信任和倚重，全部来自于网络上的观察。杨金柱没有辜负这种信任，2011年6月，杨在新从家中被警察带走之后，他就迅速在网络上发布消息，引发了律师界的集体关注。一个故意伤害案里，4名被告的4名律师和3名证人全部涉嫌伪证罪被抓，前所未有。

　　6名外地律师组成律师团6月26日到达北海，决定给4名律师和3名证人提供法律帮助。他们到达北海之后，才意识到形势的微妙，来自北京的朱明勇律师说：“4名广西律师的情况不一样，罗思方和梁成武律师是监视居住，但他们的家属我们到了以后完全联系不上。我们只能拿到杨忠汉和杨在新律师家属的委托手续，到北海看守所申请会见的时候，法制科的人很谨慎，怀疑我们的律师身份，又怀疑合同真假，还要我们留下律所的电话，都是些从没听说过的问题。”

　　情况还在不断变化。朱明勇申请会见杨忠汉是6月28日下午，未果。当晚发生了两件事。一个是杨忠汉的取保候审。“大概是21点，”朱明勇回忆，“我接到杨忠汉妻子的电话，她不断地道谢，说警察放人了，让她马上去接人。”另一个就是杨在新被批准逮捕。这局面让杨在新的妻子黄仲琰心神不宁，她第二天就去找了杨忠汉。“我一到他家，他老婆就要我把手机电池拆掉，杨忠汉只说，对不起了，我救不了他，就什么都不说了。我真的很气，这个案子，是他介绍给我丈夫的，取证也是他们一起去的，他现在说的是些什么话？”第三天她再去找杨忠汉，就找不到人了。

　　杨在新的家在合浦县华侨学校里，他以前是学校里的政治老师，自学法律后1993年开始做律师，可是职业生涯并不顺利，2003年还遇到一次大麻烦，因为嫖娼被收容6个月，杨在新坚信那是一场陷害，以各种方式为自己辩驳申冤，但是没有结果，好在妻子始终信任他。这场职业危机之后，他的案源迅速减少，“接的都是不挣钱的案子，周边外地的案子他也接，自己开车过去，律师费只有一两千块”。这个故意伤害案，是侄儿杨忠汉介绍给他的，律师费6000元，在杨在新的案源里，已经算不错的了。坐在堆满杂物的家里，黄仲琰苦笑：“我说家里没有钱，根本没有人相信，大家都觉得，做律师这么多年，肯定有家底，可我家就是这个样子。”

　　被告家属这边，感受到最直接压力的是杨炳芳，他说：“警察来村里找过我，跟我说，本来也是要抓我的，但是我的情况特殊，已经有一儿一女被抓了，所以法外开恩，让我把杨在新律师的情况说清楚，我都照实说的，我从没看见杨律师教证人作伪证，我只听到他好几次都说，要实话实说，说假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来自山东的律师王兴会见了证人宋启玲一次，他说：“有两名警察陪同我会见的，我问她在法庭上说了什么，她说不记得了，我就跟她讲什么是伪证罪，量刑是什么样子，会判多少年，她就哭了起来，然后警察就制止了我，说我是恐吓证人，可以随时中止我的会见。我听见宋启玲哭着用方言跟警察说了几句话，但听不懂是什么。”

　　一切依旧是僵局。命运悬而未决的，除了命案的双方，现在又多了律师和证人这一方。就像一个连环套的游戏，牵扯的人越来越多。黄焕海的父亲搞不懂现在的状况，至于凶手，他找不到其他的怀疑对象，“肯定就是那晚的打架，没有其他的了”。“疑罪从无”不是他要考虑的事情，他想的是：“我儿子已经去世一年半了，一定要有一个结果，没有结果，我们全村的人都不会答应，如果法律不能给我们公道，我们就不再靠法律，就自己去找这个公道。”■

　　漩涡中的306条

　　1997年修订《刑法》时，围绕是否在新《刑法》中增设“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问题，实务界、理论界产生了很大争议。在此之前，立法机关刚刚全面修订了《刑事诉讼法》。修订工作的一大亮点，是将刑事诉讼模式从“法官职权式”，调整为“控辩对抗式”。法官不再负责勘察现场、纠问被告，改由辩护人、公诉人直接对抗，通过质证、辩论，查清主要事实。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作用，都得到了增强。

　　要求增设这一新罪的，主要是公安、检察部门。他们的理由是，1979年《刑法》中的伪证罪，针对的主要是证人，如果律师指使被告人、被害人作伪证，就无法按犯罪处理。所以，应当设置专门针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作证行为的罪名。按照最初的方案，即使律师因受蒙蔽或工作失误，出示了伪造、虚假的证据，也可以构成此罪。

　　对公检部门的提议，律师界、学术界都表示了强烈反对。田文昌等著名律师指出，刑事诉讼中的违规行为，完全可以通过修改“包庇罪”条文来完成，没必要单设一个针对刑辩律师的罪名。另外，如果连工作失误都可能入罪，刑事诉讼必将成为广大律师的“执业禁区”。后一种观点，也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

　　最后形成的《刑法》第306条第1款，完全采纳了公安、检察部门的提议，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这一条的第2款又做出了一个特别规定，变相吸收了律师界和法院的建议，即：“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这就意味着，在下列几种情况下，刑辩律师可以免受追诉：辩护人对证据不真实的情况并不知情，没有参与伪造证据；证据虚假的原因是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造成；辩护人因工作失误而使用了虚假证据。

　　新《刑法》生效后，每年都有律师因触犯第306条而被追诉。根本原因在于，《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不够彻底，遗留下许多机制性问题。首先，尽管刑事庭审改成了对抗式，但由于证人出庭率极低，绝大多数庭审都以公诉人宣读证言、出示证据为主，律师的调查举证，只能借助庭下会见被告、证人进行。会见之后，一旦被告“翻供”、证人“改口”，都会被侦查、检察部门直接推定为受律师教唆，而律师除了提供会见时的视频、音频，根本无法证明自己没有违规之举。另一方面，按照目前的权力配置模式，检察机关既参与公诉，又负责诉讼监督，兼具“运动员”和“监督员”两个身份。当在律师协助下，被告、证人的言论不利于公诉方时，检察机关往往会单方面启动对律师制裁程序。

　　近几年，尽管律师界、学术界一直呼吁废除《刑法》第306条，但立法机关并没有做出过回应。2011年，《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工作已经启动，新法如果能在加大证人出庭力度、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上有所作为，或许能在一定程序上遏制《刑法》第306条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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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寇律师2011-08-09 20:13:35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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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北京寇律师的评论

• 药师2011-08-09 20:14:42 [举报]

  尽量公布经过真相，国人作出真心评判，一切行为遵守法律，邪恶势力终将失败，努力建设法治社会。

• 苏登聪律师2011-08-09 20:18:06 [举报]

  关注北海

  来自苏登聪律师的评论

• xuezhe2011-08-09 21:10:48 [举报]

  也许本案真是被告人所为，但是证据有些牵强，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拘捕律师

• 李洪华专业律师2011-08-09 21:29:42 [举报]

  
  北海来过，关注中，必胜！
  
  良知是社会一切的法律，坚持！

• 胡宗华律师2011-08-09 23:38:23 [举报]

  支持陈光武等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