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塑维也纳酒店:从控制到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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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和讯读书上一章 回目录 下一章为了对普通基督教社会的道德论调做出解释,这样的压力走过了很长一段路。他们无法解释的是进一步的革命。性放弃行为——童贞、在接受洗礼时发誓要做到的自制、已婚夫妇或寡妇们所采取的自制——正是通过这种革命成了男性在基督教教堂担任领导职位的前提。就在犹太法学博士们通过承认婚姻是智者几乎必备的标准而在犹太教中上升到显著地位的那几个世纪中,基督教社会的领导者们却在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盖仑在公元2世纪末察觉的现象将会使基督教教堂在后来的数个世纪中明显区别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有人声称对人体的厌恶在异教社会中已经非常流行。然后便有人认为,当基督教教会离开其犹太教根源(犹太教认为性欲和婚姻是上帝在造人时赋予人们的权利,因为这种对待性欲和婚姻的乐观态度在犹太教中非常盛行)时,基督徒们的处境比他们处在异教环境中时更加凄惨。这样一种观点是不公正的。异教的悲观主义与犹太教的乐观主义之间的明显对比忽视了性放弃在产生基督教的极端犹太教中作为一种保持诚实的手段的重要性。这种放弃的可能起因也许极为多样,但是它们光凭自身并无法解释为什么性放弃在公元2-3世纪的基督教社会中迅速成了男性独占领导地位的标志。

我们一定要问,为什么人的身体在古典时代后期不能用这种不安对待,而要恰恰相反?为什么这种关于身体的诸多理解在早期基督教社会中会得以承载如此沉重的负担?真正重要的是重要意义的强度和特殊性,而不是这种重要意义经常被用如此消极的语言表述以致固定了当代被这种语言误导的读者们的注意力。

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区分在这个问题上最为明显。正如犹太学者们自愿表述的那样,性欲是个性的永久附属物。虽然有可能不好控制,但还是能够处理的——这个道理就好比妇女既被认为对以色列人的生活来说是必需的,同时又不能干涉男人的正常事务。推行这种模式的前提,是要控制生活中某种令人不安但又必要的方面。在基督徒们当中,情况却恰恰相反。性欲成了一种受到严厉指控的象征性标志,恰恰是因为它从信教者的个人身上消失被认为是可能的,而且还因为这种消失被认为是相关人已经具备了在基督教社会中担任领导职务所必需的品质。性欲的去除——或者说得婉转一点儿,远离性欲——代表着毫不犹豫地接近上帝和同伴们的状态,与诚实人的理想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