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城港市地税网上申报:统筹城乡：成都向全国提供六大经验

  统筹城乡规划、开展农村土地和房屋确权登记颁证、设立耕地保护基金、创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管理（就业、

  社会保障等）一体化机制、加强新型村级民主治理机制建设等六大经验，已初步“具备了转化为政策和制度的条件”

  2011年6月10日，由国家发改委主办的2011年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在上海浦东召开。

  这场一年一次的例行工作会议看似普通，却因为适逢“十二五”开局之年，而具有非比寻常的重要意义。在新时期，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从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寻找可以看得见的答案。

  而从2003年拉开城乡一体化大幕、并于2007年获批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都，在会议期间被频频提及。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在代表国家发改委党组作的《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加快推进改革试验争做科学发展和体制创新排头兵》的重要讲话中称，成都的统筹城乡改革“形成了有推广价值的经验”。这些经验，已初步“具备了转化为政策和制度的条件”。

  为什么是成都？

  作为与会代表的成都市发改委副主任陈绍充认为，成都8年来的统筹城乡实践直面的是全局性难题，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举国关注。党中央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

  深入分析“三农”问题，其根源在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最突出的表现在区别城乡居民身份的户籍制度，最大的障碍在城乡分割的公共服务制度，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不清晰不完整的农民财产权利。

  二元体制带来巨大的民生问题，成为最大的制度不公。当从农村汲取了几十年财富的城市日益繁华，只留给农村一个遥远的身影。

  2003年，成都开全国风气之先，拉开了城乡一体化改革的大幕，就是要全面破除二元结构，建立城乡一体化制度，实现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赋予农民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权和自主权，并通过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8年过去，成都初步形成了城乡同发展共繁荣和城乡群众共创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良好局面。在陈绍充看来，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都，找到了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并形成了实践证明富有成效的经验。

  成都提供了什么经验？

  在此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表示，成都市从改变城乡外在形态的“三个集中”，到创新城乡关系内在机制的“六个一体化”，最后深入到以农村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四大基础工程”，取得了许多引起广泛关注的经验和创新。如统筹城乡规划、开展农村土地和房屋确权登记颁证、设立耕地保护基金、创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管理（就业、社会保障等）一体化机制、加强新型村级民主治理机制建设等，已“初步具备了转化为政策和制度的条件，可在适当的范围内试验推广”。

  科学规划是统筹城乡的前提和基础。以“三个集中”为基本原则，成都对城乡发展建设进行了科学规划。

  从在全国率先将规划延伸至乡、村一级，变单纯的城市规划为城乡规划；到以“全域成都”理念为指导，在12000多平方公里市域范围内统筹规划；再到灾后重建中形成的充分体现发展性、多样性、相融性、共享性“四性”原则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再到放眼未来，体现“自然之美、城乡一体、社会公正”核心理念的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规划……科学的规划，不但促进了城乡同发展共繁荣，也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从而较好地避免了传统城镇化的弊端，使成都逐步展现出“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和谐相融、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乡形态。

  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好“三农”问题，就必须唤醒农村“沉睡的资本”，让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财产权利和发展机会。

  2008年1月，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拉开了序幕，它开展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房屋所有权的确权登记颁证，以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产权制度为目标，核心是实现“还权赋能”：“权”是农民完整的财产权利，“能”则是农民作为市场经济主体把握自身发展和命运的能力。目前，全市2661个村，35857个组集体经济组织、212万户农户、485万宗农民承包地、宅基地、房屋等农村产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已基本完成。这也意味着成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真实地摸清了农村的“家底”。

  在这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认为，成都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总体上符合中央精神和改革方向”。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必须同时解决耕地保护的难题。成都地处都江堰自流灌溉核心区，600多万亩耕地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保护好耕地资源和粮食生产能力，成都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坚持严格的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并在全国率先建立耕地保护基金，以市县两级的土地增值收益为主要来源，每年筹资28亿元，按每亩300～400元的标准为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民购买社保提供补贴，惠及全市170多万农户。这一举措完善了耕地发展权的补偿机制，使农民保护耕地的内在动力被充分激发出来，不但有利于提高耕地保护利用水平，也促进了社会公平。

  孔泾源评价试验区这种成功的做法“可资借鉴”。

  社会公平更重要的标准，在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都对223个乡镇公立医院、2396个村卫生站实施了标准化建设；由市县两级财政投资近20亿元实施了农村410所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和区（市）县职业学校建设……2008年11月，成都推出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由财政每年对全市2396个村按每村年均不少于20万元拨付公共服务配套资金，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并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项改革在全国第一次对村级公共事务进行了详细分类，第一次将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支出纳入了公共财政预算。

  而要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建立社会管理的城乡一体化机制。成都实施了城乡贯通的“大部制”改革，对规划、农业、交通、财政、教育、卫生、社保、民政等30多个部门实施撤并和职能调整，推动政府管理和服务向农村覆盖和延伸。2008年，成都实现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统一、待遇一致；2010年，成都建立城乡一体的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了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并轨；成都将农村劳动者按常住地纳入城乡一体的就业服务体系，并建立起覆盖城乡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体系……成都在全国率先建立起了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让每位城乡居民都劳有其位、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学有所教、住有所居。

  彭森特别提到，成都市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成立医院管理局，初步形成监管部门、出资人代表、事业单位法人三者相互协调的体制格局，为提高公立医院运行效率、促进不同所有制医疗卫生机构有序竞争，营造了良好环境。

  新型村级民主治理机制，是成都实践为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贡献的一个创造。在农村产权改革、灾后重建和村级公共服务实施过程中，成都各个村社纷纷涌现出村民议事会等新型的基层民主自治组织。议事员多由德高望重的村民担任，由村民自主选举产生。通过这种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建设，真正实现让民做主。这充分彰显了农民的智慧和能力：只要他们有积极性，不管看起来多么复杂的问题，都能自主解决好。

  彭森评价说，成都改革经验的重要一点，就是始终遵循和实践了“坚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这一原则与要求。他称，由于事关财产权利，群众借助基层治理的民主平台踊跃参与，成都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实际上成为一场“渐次展开的大规模基层民主实践”。以确权颁证为例，在历时近三年的实践中，在土地上长期积累的大量矛盾和问题都通过村、组两级自主协商、平稳解决。

  “这六条经验，不是独立的和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有机联系的。”陈绍充表示，成都的统筹城乡实践，不是单兵突进的选择性改革，而是全面、整体、深入推进的系统工程。

  成都经验何以推广？

  实践证明，统筹城乡改革发展是一场党领导下，顺应现代化规律完善城乡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革，也是一场充分体现以人为本要求、践行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在经济上，它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新一轮生产力解放和发展，进一步落实扩大内需方针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在政治上，它有利于从基层基础层面实现管理民主和社会和谐，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制度基础。

  成都的经验是否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推广应用，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地转化为相应的政策和制度。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建议》和“十二五”规划纲要都明确提出，要认真总结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经验，积极探索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新途径，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的高度肯定，也包含着对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殷切期望。

  陈绍充介绍，去年6月，国家发改委在成都召开了全国试点工作会议，就重点介绍成都推进改革的做法和经验。

  去年11月17日～19日，国家部委联合调研组来蓉开展总结推广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经验专题调研，对成都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办法、成效和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而在这次的试点工作会上，彭森表示，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从浦东新区和成都市开始，相继启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经验总结工作。通过总结评估，对改革试验中形成的好做法、好经验，及时总结推广。

  这意味着，成都8年实践提供的科学发展的经验与价值，不仅在成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也将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成都商报记者 付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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