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怎么读:卷六　救恩论 第玖章 救赎的神学问题

壹   伯拉纠争议的特征

       基督耶稣为着拯救罪人，降世为人，因此关于基督论，人类论和救赎论的争议，乃彼此有密切关系。救主的位格与事工，一方面使我们知道人乃不能自救；一方面又使我们知道人乃需要救恩。摩尼教（Manichaeism）否认前者，以为人乃力能自救；而伯拉纠派则否认后者，以为人乃无需救恩。为着反对这两种人类论的异端，教会便起而阐明救赎神学的真理。
       在奥古斯丁以前，教会的人类论乃是非常粗疏模糊。关于人性败坏之程度，以及上帝使人悔改重生工作的恩典和人类自由意志的关系，可说没有定论，莫衷一是，以是发生各种异端。希腊教会坚持他们不成熟的遗传论，而以人的意旨和上帝的救恩乃为悔改得救的两大要素。拉丁教会，因为受了奥古斯丁的影响，则以救赎乃完全是上帝的工作，把一切荣耀归于上帝，人的自由乃是神恩的结果。伯拉纠派则完全相反，以为人的得救，乃全是人的工作，应归功于人，把上帝的恩典仅仅视为一种外在的助缘。奥古斯丁过世以后，半伯拉纠派起而提倡一种折衷主义，带有希腊教会遗传论的色彩，在西方甚为流行。
       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和奥古斯丁主义乃代表两种救赎神学思想，在教会思想史上，在各时期起伏无常；虽方式不同，然大率都不出这两派的精神。伯拉纠争议的焦点，乃在罪恶和救恩问题，包含人神之间道德宗教的关系，因此讲到有关：人类自由及其原始的本性，人类的堕落，人类的悔改与重生，上帝救赎永远的目的，救恩的性质与其运行的各种学说。而其最后的问题乃是：救赎是否完全是上帝的恩功，抑或人类亦能自救；人类是否「必须重生」（约三7），抑或仅须改善。伯拉纠主义的精义乃为人的自由；奥古斯丁主义的精义乃在救恩。伯拉纠派认为血气之人，可凭自己的工夫，力求上进，成为公义与圣洁。奥古斯丁则认为人类道德不能完善，必须仰赖上帝创造性的恩典，始能得到新的生命，和行善的能力。前者认为人可从其自由的选择，洁身自好，在律法上敬虔无愧；后者则认为人必靠上帝的福音，脱离罪的捆绑，得到上帝儿女的自由。伯拉纠派把基督仅仅当作一个教师和榜样，上帝的恩典乃仅为帮助人发展其优性；奥古斯丁派则以上帝的救恩乃是一个创造性的要素，可使人得到新的生命，并且培养灵命，使臻完善，主耶稣乃是救主、祭司和君王。前者把悔改重生当作一种使人渐渐发展德性而臻于完善的步骤；后者俱（认为重生乃为完全的改变，老我死去，完全成为「新造的人」（林后五17）。
       伯拉纠派高抬世人，忽视人的原罪，人性败坏，而反夸张人的尊严与优点；奥古斯丁派则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三23），需要福音和救恩，应当否定自己，颂扬上帝的全能和尊荣。前者始则自负自高，终乃自欺欺人，因为「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虽想立志为善，却是力不从心（参罗七18）。后者，初则在上帝前自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伯四二6），卒乃靠着上帝的恩典，及其超凡的大能，展翅上腾，脱离自信的地狱，「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弗二6），并且亲眼看见上帝（伯四二5）。
       伯拉纠主义，乃是浅薄的，常人都能了解；奥古斯丁主义，则为「上帝的奥秘」，「不是世上的智慧」，「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是「『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上帝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参林前二1一14）前者乃根据凡俗的哲学及常识，不能理解上帝的事情；而后者乃根据一种超凡的更新的理智，不受自然的限制，而能藉着圣灵，参透领会上帝的启示。前者乃是「以知求信」（intellec-tus   proecedit   fidem）；后者乃相反，而是「以信求知」（fides proecedit   intellectum）。两者虽都引用圣经，但是前者则以人智为依归，牵强附会，歪曲真理；后者则奉圣经为圭臬，使理智顺从圣灵的引导。伯拉纠主义，乃和理性主义结不解缘，「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结果就被他们掳去（参西二8）。
       上帝的救恩和人的自由，乃为两大要素，不可偏废，假如拒绝救恩，则人便自作救主，要想自救；假如没有自由，则人将成为一部呆板的机器，故两者乃缺一不可，然如何两全，则端在悔改皈主；否则会流为一种泛神论或无神论。所以这两大要素须求其平衡，一方面是上帝的主权，一方面是人的责任，而以上帝「在凡事上居首位」（西一18），高举无限伟大的造物主和救赎主，使他在犯罪的世人之上。奥古斯丁的道理，虽不能使各方面的人，大家心满意足，但是他乃根据圣经，和穷究深思，任何人读了他的书，看他对于伯拉纠派谬论的驳斥，不能不令人赞叹他非常的。超乎常人的丰富经验和深思卓见，实乃超迈古今，足以彪炳千秋。他对伯拉纠论的驳斥，实在耗尽无穷的心力，并且竭尽道德的和宗教的虔诚，而非感情用事，也无不良心计。奥古斯丁虽信仰坚贞，真理所在，绝不放松；但乃出于完全的爱心，使我们显然可以看到他实为伟大的天才，并富满腔的热诚。
  

贰   伯拉纠主义的性质

       伯拉纠异端之兴起，乃在第五世纪之初，几如一声霹雳，令西方教会大为震惊，这不仅是一种新奇的学说，而实为反基督教的邪道。奥古斯丁以及耶罗姆（Jerome或作哲罗姆）都异口同声，称其乃承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异端。近代各派学者也都赞同奥氏的意见。海费耳（Hefele）主教宣称，伯拉纠派的中心思想，认为人可不藉神恩，徒凭善工，有高尚品德。此乃异教思想的再起，因袭西塞禄（Cicero）的旧说。他们以为一切福乐乃由邪神所赐，人的德性非靠上帝，不必向他感恩。
       伯拉纠派的论争，乃比以往各种有关神学与基督论的争辩，更为危险，因为有损我们所信的本质，实足动摇基督圣道的基础，故乃有关圣道的存亡，因为如照此说，人可凭其自力，得到永远的福乐，人类无需基督教，可以自救，上帝的恩典，仅为助缘，俾可易于得到永福而已。
       伯拉纠派，从其本源而看，乃由律法主义脱胎而来，他的上帝观，乃为一种泛神论。伯氏原籍英国，乃为英国僧侣，因此被其积习所染，注重苦修行，认为藉着人的努力，便可成圣。他又相信上帝对世人，赋有一种权能（possibilitas）和才干（posse），使其能够行善，世人当拿来运用。人好像一部机器，构造完善，所以无需上帝的指助，人便能够行善，因为造物主在造人的时候，已经赋予这种才干（posse）。
       于此便可知道伯拉纠主义的性质及其中心思想。他们以为人乃有完全的才能，乃力能满足公义的要求；人不但可以自救，而且靠其自力，还能臻于至善。此乃为这派学说的核心，他们一切的道理，乃都根据这种思想发展出来。
       伯拉纠听到大家反对他的呼声，例如：「我们乃是人」，「人不能行善」，……便大为震怒，斥为无知的疯狂。他认为这种呼声，乃是控告上帝，把上帝视为无知愚妄。但伯氏却不知道奥古斯丁合乎圣经的祈祷：「上帝啊，求你照你的旨意，命令我们；求你照你所命令的施给我们。」奥氏相信人的权能，乃是上帝的恩赐。伯氏误以为人不能遵守上帝的律法，乃无啻谴责上帝所创造的是邪恶的，而以为「我们所愿意的善，我们都能作；我们不愿意的恶，便不去作；我们乃力能不犯罪。」伯氏又说：「人不仅能够不犯罪，并且还能遵行律法。」这乃是他的学说整个体系的要点和枢纽。
       伯氏坚主人乃力能行善，奥古斯丁复从这点分析此说的重要理论，概有三点：
       1．伯氏始终坚称：人不仅可以不至犯罪，而且事实上在主耶稣基督以前的古圣先贤，乃是终身没有犯罪。如果有人以为没有人曾运用其原有的能力遵行律法，这种说法，实乃不可理喻。
       2．伯氏始终反对原罪论，认为人到世上来，并没有带着前人遗传下来的罪或道德的缺陷。
       3．伯氏复始终否认有神恩的事实，也无此需要，用以帮助世人内在的软弱，人乃无需超凡的神助，便能谨守公义。
       尤其是最后一点，乃令奥古斯丁最生反感，也是他和伯拉纠争辩最严重的要点。虽然伯氏也讲恩典，但其涵义乃完全不同，他乃指上帝最初赋予人类的自由意志，以及上帝的帮助，藉着律法的启示，福音的传扬，以及主耶稣的榜样，使人能够妥善运用他的自由意志。此派复说，甚至这种帮助，也非一定需要，乃是仅仅使人易于守法行善而已。伯拉纠主义争论的基本问题，乃在伯氏否认原罪，认为始祖亚当犯罪对后世的人，仅是一个坏的榜样，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影响，所以世人不受其从罪而来的败坏的沾染。伯氏公然宣称：「我们出生之时，既没有德性，也没有罪恶。」
       人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人乃有自由意志。所以他否认原罪，以为仅是亚当的坏榜样，由于习惯的力量，使后人效法前人。语云：「习惯成自然」；又云：「习于黄则黄，习于苍则苍」；「习惯为第二天性」。以是前人坏的榜样，习久便称为原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伯拉纠派的说法，和我们中国儒家的道理，乃是异曲同工。他们认为最初的光是很强的，人靠着这光，便能圣洁无邪。以后人的风俗习惯，渐渐变坏，致令我们的本性被其沾污，结果便渐渐恶化，要想行善，便力不从心。以后靠着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们律法，藉着律法，使荒淫无度的人，恢复他们被沾污的本性；律法的任务，。便在匡正人心，使其无邪。上帝又赐给我们基督，消极方面，他饶恕我们的罪；积极方面，鼓励我们，学他圣洁的榜样。伯氏乃始终坚持他的意志自由说，以为世人犯罪或不犯罪，乃在他的自由意志。他的信徒朱理安（Julian）宣扬其说，认为世人无论在犯罪堕落以前或以后，乃始终不变的有其自由意志。
       伯拉纠派的见解，不能超越异教徒的境界，把圣洁与罪恶，只限于所作的行为，除了善行便无所谓圣洁；除了罪行，便无所谓罪恶。于是意志和行为，乃彼此无关，各人的行为，也彼此无关；人群之间，也无有机的关系。这是伯拉纠的特殊的个人主义，认为罪恶仅限于各人的行为，而不知习惯的影响和人本性的关系。照此见解，人类并无特性与品格，只有自由意志。这便是伯氏意志自由说根本的谬误。他们把人永远置于善恶之间的一种不即不离，两相平衡的境界，不容发展他的德性。伯拉纠派否认世人和始祖亚当的关系，他们不知人类社会的联带性；他们以为亚当仅为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人，若说他的行为对他后裔，甚至对那尚未出生之人的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实为不能想像之事，于理乃不可通。他们既否认世人和第一亚当的关系，因此便否认世人和第二亚当——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以为倘说主耶稣能影响世人，使其择善，此乃破坏世人在善恶之间两相平衡的境界，并剥夺了人的自由。殊不知上帝造的人，不是为他的自由意志，人不可为所欲为。
       为着维护他们的学说，伯拉纠派提出五大论点：
       1．每人的本性乃是无罪而完善的，因此反对原罪论。
       2．婚姻的正当、贞洁与神圣，因此反对罪恶转嫁说。
       3．离开了福音，律法乃力能使人获得永生，因此无需救恩。
       4. 人的意志乃完全正直，能够择善，因此无需神助。
       5．圣徒生活乃完善无瑕，因此反对「世人都犯了罪」（罗三23）的道理。
       除此以外，他们又以为死亡乃是每人生理上必然的结果，亚当即使没有犯罪也是要死的，因此又反对圣经「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罪的工价乃是死」的道理（罗五12，六23）。最后，他们又以为假如每人的灵魂乃是在其出生时由上帝所造，则不能主张人的灵魂乃被罪恶玷污，而被定罪。
       于此可见，伯拉纠派的学说，乃是根本违反圣经的真理，实在有害基督圣道纯正的信仰，足以毁坏基督圣道的根基。信仰纯正的圣徒，为着维护真道，应该当仁不让，起而驳斥这种异端邪说，为道竭力争辩（犹3）。
  

叁   伯拉纠主义的定罪

       伯拉纠（Pelagius）乃是一位头脑清楚，性清温和，学有深造，洁身自好的人；但他的信心，不够深切笃实，他虽遵守外表的律法，并且苦修谨行；但他的自义，徒招他人的讥评。在引起争议之先，他对奥古斯丁的祈祷：「上帝啊，求你照你的旨意，命令我们；求你照你所命令的，赐给我们。」大生反感。他不知道我们遵守律法的能力，乃是和上帝的命令从同一个源头而来。他的信心，只是在头脑里相信一些神学的道理；以为宗教最主要的事，仅是道德行为，靠自己的力量，遵行律法。他的信仰乃在人的行为，非在上帝的救恩。
       在四○九年，（一说为四一一年），伯氏在罗马（或谓因其教义，触犯众怒，不能居留，避居罗马），著《罗马书浅释》一书，埋首钻研，蛰居修持，旨在改进罗马人腐败的道德生活，并带领法家柯勒斯丢（Coelestius）皈信圣道，同他一同度敬虔的生活。但因此人，引起教义的争辩。他们两人共同合作，从事著述，伯氏注重道德方面，柯氏则注重理智方面，异曲同工，相得益彰。他们对于基督圣道的精义，乃偏重伦理，而忽视教义；他们根据人类意志自然的力量，企图道德的进步；以期臻于至善之境，而却无视上帝的救恩。
       到了四一一年，伯氏和柯氏因为哥德王阿拉弥（Gothic King   Alami）声威逼人，遂逃到非洲。他们经过希坡（Hippo）想探访奥古斯丁；但奥氏适因杜那脱派（Donatists）教义问题，前往迦太基（Carthage）。伯氏就写了一封非常谦恭有礼的信，向奥氏问候；奥氏也复他一信，谦抑有加，亲切诚挚，惟对罪恶问题，则坚持纯正的教义。伯氏旋即前往巴勒斯坦，柯氏则留在迦太基申请牧职。他的才干与热情，虽然争取了许多朋友，但因其申请此职，过于轻率，引起风波。其时米兰的执事保罗纳（Paulinus）适在迦太基，便向奥理流（Aurelius）主教提出柯勒斯丢的案子，表示反对。奥主教便于四一二年在迦太基召开大会，由其出面控告柯勒斯丢，说在他的著作里面，乃有七大谬论：
       1．亚当被造之时，即是会死的，纵使他不犯罪，也是要死的。
       2．亚当犯罪堕落，仅是害他自己，并不影响人类。
       3．儿童出生之时，他的境况，正同亚当未犯罪以前的境况一样。
       4．人类既不因亚当犯罪而死；也不因主耶稣基督复活而复活。
       5．没有受浸的儿童，乃是得救的。
       6．律法乃和福音一样，都可领人进天国。
       7．在主耶稣基督以前，即已有无罪的人。
       柯勒斯丢的答覆，非常含糊，均遭驳斥，大会判决，把他开除教会。奥古斯丁对于这些会议，并未亲身参加，但因伯拉纠主义在非洲和西西利（Sicily）有许多信徒，所以在四一二至四一五年间，写了好几本书，加以驳斥，但其词仍非常隐忍谦恭，绝不意气用事，实可资吾人效法，以表示圣徒爱敌如友的精神（太五44）。
       但是伯拉纠主义的争议，又于四一四年在巴勒斯坦爆发起来，其时伯拉纠乃住在那里，多人被其邪说迷惑，适有两位西方神学家，一为耶罗姆（Jerome），一为奥鲁修（Oro-sius）也在那里，便起来反对伯拉纠。
       在四一五年六月，耶路撒冷的约翰主教（Bishop   John of   Jerusalem）召开主教大会，奥鲁修氏便在会中起来反对伯拉纠，并报告四一二年在迦太基召开会议，已经判决把柯勒斯丢开除教会，斥其立说谬妄；奥古斯丁后著书加以驳斥，伯氏的答辩，非常含混，且有轻蔑之词。经过详细讨论以后，决议把此案提呈罗马主教尹拿生（Bishop   Inno- cent）。
       第二次巴勒斯坦会议对伯拉纠甚为宽容，对他的判决，文字欠妥，伯拉纠便藉此用含糊的遁词，自圆其说，仅判其为愚昧无知；殊不知已经定罪的柯勒斯丢，他的学说，乃都出诸伯拉纠。耶路撒冷的约翰主教，身为主教大会委员，却对本案未加深入的研究，而且根本茫然无知，竟让倡此异端的伯拉纠逍遥法外，免加议处。无怪耶罗姆氏说此次主教大会乃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不幸的会议！
       所以耶罗姆氏反对伯拉纠，为道争辩的热忱，乃付了极大的代价。在四一六年，大多数伯拉纠派的僧侣、教士和流氓恶棍，冲进伯利恒修道院，逞凶虐侍里面的人，并将修道院纵火焚烧，而耶路撒冷的约翰主教，竟视若无观，未加处罚！
       这个问题后又重提，把本案呈到罗马教廷，四一六年两个北非主教大会，一在迦太基，一在米里夫（Mileve现为Mcla米莱），又将伯拉纠邪说定罪，并将判决书寄给尹拿生主教；继又把第三封机密的信呈给他，由五位北非主教签署，其中之一，就是奥古斯丁。伯拉纠也上书教廷，列陈他的信仰，但未依时到达。尹拿生主教深知这些争议，也明白教廷的心意。他又完全赞同将伯拉纠和柯勒斯丢和他们的信徒定罪，但在狄奥斯波里（Diospolis）主教大会却不作裁决。
       不久之后，尹拿生主教便于次年（四一七年）过世，由一位有东方血统的苏西谟（Zosimus）接充；却就在这个关头，伯拉纠于前年所发的信，始行收到，信中说他乃受冤枉，请求给予正统派的地位。此时他的同党柯勒斯丢（Coelestius）适在罗马，也上书拥护伯氏，并亲自谒见苏西谟主教，面陈一切，因他本为律师，很有辩才，竟使他折服。
       苏西谟主教对于神学乃为门外汉，因此毫无主见，就盲目接受，且于四一七年对北非众主教发出一道通谕，并附证明文件，谴责他们对伯拉纠争议一案未加透彻的研究；同时他又强烈的见证，承认伯拉纠和柯勒斯丢的神学思想乃是正统的。最后便命令北非众主教要服从教廷的权威。罗马主教对于伯拉纠异端所施的特惠，乃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使以后罗马教廷耽迷于伯拉纠异端，并且仗其淫威，把崇奉奥古斯丁正统教义，反对天主教耶稣会（Jesuit）的冉森主义Uansenism），视为异端，把他定罪！
       到了四一七（或作四一八）年，在迦太基召开主教会议，对苏西谟主教坚定的，但却很有礼的提出抗议。四一八年又召开非洲主教大会，出席者有两百人，反对伯拉纠异端，并且字斟句酌，详加解释，制定八条（或称九条）圣典，乃完全合乎奥古斯丁的教义，扼要言之，可分以下诸点：
       1．无论何人主张始祖亚当被造之时，他的血肉之体，乃是必死的；纵使没有犯罪，由于生理上必然的结果，也必定要死，当受咒诅。
       2．无论何人，否认儿童的原罪，对于施浸除罪一义，不加重视，当受咒诅。
       3．无论何人，若说在天国或者其他地方，有一条中间路线，没有受浸的儿童，死了以后可在其中过快乐的生活；但却又说若不受浸，便不能进天国，得永生，当受咒诅。
       4. 若是以为上帝称义的恩典，仅能赦免已犯之罪，这种人应被定罪。其余诸条，则乃关那些对于上帝的救恩以及世人的罪性了悟不深，思想浅薄的人也要定罪。
       同时，非洲主教复得到杭诺留皇帝（Emperor   Hon- orius）的告示，反对伯拉纠异端。凡此种种的事端，遂使苏西谟主教改变了他的思想；到了四一八年之中，他还发了一道通谕，分寄东方西方的主教，对伯拉纠和柯勒斯丢的异端，加以咒诅。如有拒绝接受这通谕的，应加撤职，开除教会会籍，并把其财产充公。
       到了四二九年柯勒斯丢、朱理安，以及那些流亡的伯拉纠派的领袖，在君士坦丁受到聂斯托良大主教（Patriorch   Nestorius）的接待而居留。聂氏虽不赞同他们否认原罪之说，但是对他们认为人的意志，可生德行之说，乃很同情，因此替他们向君王，和塞勒斯丁教宗（Pope   Celestine）说项，但是无效。所以到了四三○年伯拉纠主义便归败亡。此派从未成为教会里的一个宗派，而仅为一种学说，而且还是异端。到了四三一年（即奥古斯丁逝世后一年），在以弗所召开第三次普世教会会议，把伯拉纠派和聂斯托良派列在一个范畴之内，在教规里面，两者都被定罪。
  

肆   救恩神学的精义

       自奥古斯丁著书驳斥伯拉纠异端以后，遂有救恩神学的产生。救恩神学的根基乃深植于奥氏自己切身的体会与经验，而尤在圣经的教训，特别在保罗书信里面。奥氏称保罗乃是「救恩的布道家」。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藉着圣灵传给我们，藉着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彰显出来。救恩乃是奥氏神学的中心，藉此他整个神学的体系，得以展开；也是他神学的胚种，藉此他的神学思想，得以阐发。他的救恩观念和他的神学原理，乃是完全一致，互相调和。上帝就是爱，他是恩慈良善，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他而来，唯有上帝，能使我们成为良善，而力能行善。兹将救恩神学的精义，概述如下：
  

一、救恩的必需

       奥古斯丁神学的论点，乃起自人的本性，沾染始祖亚当的罪。上帝乃照他形像造人，是「都甚好」（创一26、31）；他白白的赐给我们才能和恩典，使能保持我们正直的本性。不幸亚当妄用他的自由，违背神旨，犯罪堕落，使人类陷于罪里，「一失足成千古恨」！「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他的肉体和灵魂都死亡；这两重的死，便临到我们，此乃是原罪的事实，凡是亚当的后裔，都不能逃避此罪与死亡。世人都已失去他固有的上帝的形像，「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三23）。犯罪的灵魂，使肉体败坏，我们整个本性也为之败坏，不能靠自己做真正的善事，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始能脱离罪恶的捆绑，败坏的挟制，行事为人，「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弗四23一24；并参林后五17）；而且出死人生，有永远不朽坏的生命（参约三16，五24 ；林前一五50一57   ）。
       所以奥氏把意志分成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就狭义的来说，所谓意志，等于人的才能，乃不生作用，乃以人的才能为限。而从始祖犯罪以后，人固有的，上帝赋予的才能，已经变质，完全败坏。语云：「力不从心」；人的意志，乃被才能限制。经云：「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意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意志），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意志）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罗七18一19、22一23）「（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邪灵。」（弗二2）「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壹五19），都被魔鬼权力所控制，世人的意志（广义的）已经受损，伤害，颓废，堕落，受了魔鬼罪恶的捆绑，实乃无能为力；只有重生得救的人，到了天堂，得以恢复其原来上帝赋予的才能（Posse   Non   Peccore），得以「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犹24）。世人的才能其作用如何，须视人本性的圣洁与否而异，苟为圣洁之人，则其才能必能发挥好的作用，能够荣神益人；倘为败坏之人，则其才能，则必损人利己，甚至祸国殃民，语云：「适以济其恶。」始祖犯罪以后，人心已经败坏，而且「坏到极处」（耶一七9）。上帝差遣他独生子「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彼前一15），可证救恩之必需，这乃是上帝在永世里预定的计划。
  

二、救恩的性质

       救恩的主要性质，无非乃是上帝对世人的帮助。属灵的帮助，一方面是在外面的，一方面乃在人心里面。但是伯拉纠只信前者，否认后者，他不信上帝藉着圣灵，帮助世人，使能拣选并遵行上帝的旨意，藉着律法和福音，能使人正直。他不知这种帮助，乃包含重生，称义，和忍耐，坚定，始终不渝；使作了基督徒，便和世人分别为圣，众醉独醒，出污泥而不染，运用他的自由意志，脱离罪恶的捆绑，不做情欲的奴仆，而复能靠着上帝的恩典，立志行善。全能上帝的救恩，乃是他白白赐予的。出自他无限的慈爱。世人乃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弗二1），竟能获得救恩，乃绝无功德可言。上帝何以赐给我们救恩呢？我们只有感谢他「说不尽的恩赐」（林后九15）。失丧的世人，绝对不能自救。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弗二8－9）
  

三、救恩的果效

       一般而论，此乃上帝再造之功，使世人不再作罪恶的奴仆，而重新恢复上帝的形像，「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弗四24）。分开来讲：（1）此乃一连串的上帝在罪人身上所施展之工，先赦免其罪，又使能起信，敬爱上帝，有行善之力，谨守坚忍，始终不渝。（2）乃是不能抗拒，毫无瑕疵的，乃为一种自天上来的力量，更新改造的生命的活泉。（3）此乃上帝在永世里所预先知道的。什么人要赐他救恩，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把世人「在基督里拣选」，「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照他丰富的恩典」，「按着自己意旨所喜悦的，预定……」（参弗一5一10）。这乃是预定论。但预定论，不是宿命论，而乃为全能上帝的慈悲怜悯，大恩大爱，白白赐给在基督里被拣选的人所得的救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