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中国，文化建设与国民文化素质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我很高兴就这个问题和朋友们交流自己的一点心得与体会。
一、首先，谈谈文化建设问题
（一）、文化建设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包括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认为除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之外，社会的发展进步还应该包括政治文明建设。最近几年，我们认为除了上述三大建设，社会的发展进步还应该包括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文化建设，这六大建设，构成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全部内涵。至此，我们才获得了对社会发展进步的准确、全面、深刻的认识。这个认识，就是科学发展观。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二）、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一个多层次的存在。其最表层是经济，经济背后是政治，政治背后是文化，文化背后是教育。一个国家，可能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但未必是一个文化大国，未必是一个具有尊严和魅力的伟大的民族。成吉思汗的铁蹄曾踏遍欧亚非大陆，曾统治中国近百年，统治俄罗斯200多年，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蒙古大帝国。可是，它如今安在哉？它如黄沙一样骤然席卷整个世界，又如黄沙一样瞬间消失于历史旷野。努尔哈赤的铁蹄曾踏破长城，入主中原，统治华夏260多年，也曾创造了令全世界艳羡的“康雍乾盛世”。然而，它后来哪里去了？从文化上说，它几乎被汉民族同化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并不拥有如汉民族那样的丰厚的文化底蕴，它们并没有进行使自己能够长久地“安身立命”的民族文化建设。
世界上有一些小国家,它们的命运与此完全相反。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国家，可是它一方面努力弘扬优秀的东方文化，一方面积极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长久地进行融东西文化于一体的文化建设，从而使自己的人民幸福、快乐，使自己的国家赢得全世界的喜爱与尊敬。丹麦，伟大的安徒生的祖国，现在被公认为幸福指数世界第一的国家，赢得了世界各国的羡慕与向往。瑞典，诺贝尔奖的诞生地，“从摇篮到坟墓”，每个国民都拥有安全感和幸福感，国家不仅经济发达、政治民主，而且文化先进，被誉为民主社会主义北欧模式的典范，2007年胡锦涛主席曾专门单独访问、考察过这个国家。
中国台湾领导人马英九说，搞工程可以使一个城市变大，搞文化才能使一个国家变伟大。前韩国旅游观光部部长南宫镇说，19世纪是以军事征服世界的世纪，20世纪是以经济征服世界的世纪，21世纪是以文化建设新世界的世纪。这些话都生动地说明了文化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文化才是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的最根本、最内在的因素。在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曾多次遭受外族的入侵和征服，然而，最终那些入侵和征服我们的民族，要么凄惨地失败，要么被融入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庭，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为什么中华民族立国泱泱五千年，至今继续存在与发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主体性、坚韧性、包容性和同化力，它是一种具有极高极强普世性的优秀文化。
（三）、当下的中国，文化建设与社会的发展进步不相称、不和谐
面对“中国崛起”的喧闹，英国前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给中国人当头泼了一瓢冷水，她说，都说中国崛起，可是，我看到中国输出的是电视机，并不是电视节目。英国的前外相也说过，不能输出文化价值观的国家，不是大国。良药苦口，这些不顺耳的话，理应使我们少些浮躁，多些沉稳，少些头脑发热，多些冷静思考。
十多年来，在中国上地上，“韩风”阵阵，“韩流”滚滚，一部《大长今》风靡千家万户。我们想一想，是韩国向中国输出的文化产品多呢？还是中国向韩国输出的文化产品多呢？一个小小的韩国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了。我们许多人至今还沉浸在“中国制造”的喜悦中，以中国是世界的制造工厂而沾沾自喜。但是，我们是否应该想一想，有多少产品是中国创意、中国设计、中国创造的？有多少产品只是我们按照人家的创意、设计和创造而加工生产的？中国在“人口红利”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消失以后会是个什么情景？应该怎么办？有人说，当下的中国是一个经济顺差大国，同时，更是一个文化逆差大国，此言不虚啊！ 应该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效法苏俄“十月革命”，走上了一条追求富国强兵的道路，而极大地忽视了“新民”与“立人”的思想文化建设。中国的确是缺少了像西方那样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现在，中国人应该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补上这一课了。
应该看到，在思想文化建设上，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现象。一个是随着“国学热”的升温，我们在世界一些国家建立了“孔子学院”，向外国人尤其是青少年传播中国的文化知识。另一个是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很快，许多外国人为了更多、更好地跟中国人打交道，更多、更好地了解中国，积极参加汉语学习和汉语水平考试。这些，对中国文化的传播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只是一个开始，只是一个“初级阶段”；文化建设、文化交流，最核心、最根本的层次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态度、审美意识、生活情趣、人文情怀等等。之所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中华文化向人类贡献了许许多多具有普世性的核心文化价值，诸如“天人合一”、“敬天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兼爱”、“非攻”、“和而不同”、“和为贵”等等。
二、接着，谈谈国民文化素质问题
（一）、文化必须人格化，文化建设必须落实到社会制度和国民文化素质的改良与提升上
社会制度的改良与提升，是文化建设的一个工具性成果，也是文化建设健康发展的制度性保证。而国民文化素质的改良与提升，则是文化建设的归宿和价值性成果。因为国民文化素质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基本性格、基本形象，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最重要、最根本的软实力。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就是人的素质。人的状况，就是文化的状况。晏阳初先生、梁漱溟先生当年搞乡村建设的那些村庄，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社会风气、社会秩序惊人地、出奇地良好，大大不同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就是一个雄辩的例证。
（二）、在当下的中国，国民文化素质与社会的发展进步不相称、不和谐
在世界范围内，在国民文化素质方面，我们中国人的国际形象不够良好。一个权威的国际机构，在经过一番调查后，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评价排到世界倒数第三位。一些中国人给人以一种“暴发户”的形象。我们在许多国家看到，那些提醒人们“不要随地吐痰”、“不要大声喧哗”的告示牌上，大都有汉语。今年“两会”时，有代表提案，对在国外言行不良的人，要限制其出国。我不同意这个提案，因为它侵犯了人权，但是，它也确实反映出一些中国人国际形象不好的严峻现实。在我们中国，竟然要由政府对出国人员的言行作出规定，这本身就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事情。
俄罗斯的七、八月份是非常美丽的季节，有许多人在这个时候举办婚礼。令人羡慕的，并不是俄罗斯姑娘漂亮得令人震惊，也不是俄罗斯小伙子帅得令人忌妒，而是他们和许多人一起，拉着手风琴、小提琴，在纪念碑和名人雕像前唱歌、跳舞、朗诵诗歌。俄罗斯人曾经被欧洲人鄙薄为粗野的人，在欧洲人面前是“小兄弟”，但是，在文明教养方面，的确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的许多中国游客，每到一个旅游点不是安静地围在导游身旁，听导游讲解，而是吵吵嚷嚷地急着拍照、忙着买东西。我们的许多中国游客似乎在任何场合任何时候都粗声大气地喊着讲话，有的人竟然还毫无顾忌地当着众人的面把鞋子脱下来，甚至把袜子脱下来，把脚晾在人家面前。那时，我看到了俄罗斯人用礼貌和教养包裹着的轻蔑的目光，我感到脸在一阵阵发烧，一种羞耻感顿时涌上心头。
在国内，国民文化素质低劣的现象更是不胜枚举。祭奠黄帝的大典结束后，数万盆鲜花被一抢而光。公路上小汽车与油罐车相撞，受伤的小汽车司机躺在地上呻吟，可是从旁边驶过的汽车没有一辆停下来把小汽车司机送到医院去，而四周的乡民从家里出来，拿着水桶、洗脸盆，哄抢漏在车上和地上的油。年初大雪灾时，有些人趁机发“国难财”，在向困在长途车上的旅客出售水、方便面等饮料和食品时，竟然一杯水10元钱，一包方便面80元钱。包括像天安门广场这样的场所，一次大的群众集会结束后，废纸、弃物、痰迹遍地都是，一片狼藉。
在国民文化素质方面，我们中国人真的应该向一些国家、一些地区的人学学。日本人被权威的国际机构评价为国际形象第一良好。讲到日本人，我们中国人的心情往往很复杂。日本是一个喝着中华文化的乳汁长大，看了魏源写的《海国图志》睁开眼睛看世界，从而进行了明治维新，开始了“脱亚入欧”，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近代以来，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日本都给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历史性苦难。中日甲午战争，它把亚洲第一、世界第七的中国北洋水师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强迫清政府与之订立了“马关条约”，掠走了我们的台湾（一掠就是50多年），抢走了我们的白银两亿两（它没有用这些钱设赌场、建妓院、办烟馆，而是办教育，为富国强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完全可以说，日本现代化的“第一桶金”，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1927年至1937年，是中国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可是，就在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泸沟桥事变”，把侵华的战火燃遍了全中国，把中国人推到了血泊和深渊之中，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我们中国人至今还在吞咽日本人给我们酿造的这一杯杯苦酒、一个个苦果。对这些，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健忘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是一个不配有好命运的民族。然而，一个伟大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为着现实与未来愿意并善于向自己的敌人或者竞争对手学习的民族。鲁迅就曾告诫中国人，要愿意并且善于向开枪打我们的“洋鬼子”学习。
在日本的一些城乡公路旁，常常有一些无人售货的水果摊铺：水果洗得干干净净装在一个个口袋里，摊铺上有一个收款箱，人们向收款箱投一定的钱，拿走一定的水果。据观察者说，没有发生不交钱拿走水果的现象，也没有发生趁无人看管拿走收款箱的现象。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一些日本青年到中国从事谍报工作，他们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进行实地调查，之后把搜集到的情报编纂成《清国通商综览》。这本书居然有2300多页，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当时的一些日本社会精英比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国国情。在现在的冲绳战役日本死难将士的纪念碑上，26万多死难军人的名字，一个不漏地刻在黑色的大理石上。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第32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上将负责日军受降。在受降的过程中，李将军看到日本人的军事素质后感慨万千：在缴械时，日军将所有武器包括重机枪、车辆及自佩武器都擦得干干净净，并将其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被服、袋具、车辆等物资登记造册，数字清清楚楚，让人感觉与其说是缴械投降，还不如说是办理移交手续；被俘日军回国途中，始终以正规军人队列行走，毫无紊乱现象，也无事故发生。李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透过日军缴武器这个细节，可以看到日军平素的军队管理和训练是严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当时我就想，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整，行动如此一致，将来如果领导正确，必是一个可以发挥无限潜力的国家。”
的确如此。二战后的日本，为什么能够以神奇的速度恢复并超过那些没有受到战争彻底摧毁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国家的智力资本、人力资本没有被摧毁，就在于这个国家的国民文化素质比较高；因此，一个“马歇尔计划”，资金到位，马上就能够把知识转化为力量，把精神转化成产品。这样的敌人，或者应该说这样的竞争对手，在值得我们痛恨之外，难道不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吗？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确应该“以日为师”。 在此次四川汶川地震中，我们看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良好的国民文化素质的生动体现。仁者爱人，我们中国人似乎一下子意识到那些素不相识、仿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其实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他们就住在我们的心灵和情感的深处，我们为他们流下了酸辛、苦涩的泪水。的确，汶川救灾的日子，是中国大地上泪雨滂沱的岁月。曾经十分刚硬的中国人的心被泪水泡软了。本质上说，只有泪水才能拯救世界，因为泪水就是爱。中国的希望就在泪水中升起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来自全中国全世界的捐款如滔滔江河源源不断地送到灾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全国哀悼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第一次为普通人生命的丧失而在悲风与泪雨中低垂，那撕裂肝肠的汽笛在静默、凝重、泣血的中国大地上回响。我们更不会忘记，那刚刚从废墟下救出的三岁孩子，躺在担架上还艰难地举起手向人们敬礼，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那在路上接受采访的北川老乡，在采访结束挑着担子继续踏上回乡救人的路程时，还不忘回过身来对记者说：“谢谢你们为我们操心了！”在这些最普通、最底层的中国人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文化最深厚的底蕴，我们看到了中华儿女最高贵的教养和最优秀的文化素质。中国真正的根基就在这里，中国真正的希望就在这里！
（三）、只有提高文化素质，才可能实现自我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人取得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这个成果就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以人为本”不是“以民为本”，也不是通常所说的“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是以每一个人为本，不管这每一个人是什么人。以人为本，是指每一个人都不再是别人、社会、国家、民族的工具，而是自己的目的；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地拥有追求快乐幸福、实现自我价值的权利，而国家、政府、社会都负有责任和义务为每一个人获得快乐幸福、实现自我价值创造条件、提供服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中国，“以人为本”的思想的确立，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它使我们的思想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和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的基点上。历史地看，从1921年至1949年，我们是“以革命为本”；从1949年至1979年，我们是“以政治为本”；从1979年至2006年，我们是“以经济为本”；而从2006年开始，我们才走上了“以人为本”的正确道路。以人为本，才能够比较有效地克服多少年来造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关系的恶化。此次四川汶川地震救灾中，坚持把抢救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为了救人，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做百分之一百的努力，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的体现。中国远洋集团所属的大连船务集团坚持“员工的生命高于一切”，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它们率先做好农民工的工作，使集团所有的4万多农民工享有与其他员工同等的权利与尊严，这也是“以人为本”的思想的体现。
然而，要实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就必须提高每个国民的文化素质。因为文化素质低下的人，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快乐和幸福，不可能充分实现自身价值的，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怎么能设想像阿Q一样的人，能获得什么真正的快乐和幸福，能充分实现自身价值呢？所以鲁迅先生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四）、只有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人取得的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的确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被拖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的发展主题，是中国现代化历史的“主旋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最能凝聚中华民族的意志和愿望、最能调动中国人的聪明与才智的旗帜，只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什么我们要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导中国人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的正确道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英国订立了自己的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它给中国人带来了难以磨灭的民族耻辱感。从那时起，中国人的心底便生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发生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洋务先驱们认为，中华文化很优秀，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没什么问题，与西方列强相比，中国所差的只是“船坚炮利”，因此，他们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建设强大的国防，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可是，中日甲午一战，他们的“船坚炮利”顿时化为乌有，清政府被迫与日本订立了更加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这个更悲惨、更耻辱的失败，使中国人意识到，只搞“船坚炮利”，只“师夷之长技”，并不能使中华民族复兴，而要使中华民族走出贫弱与耻辱，必须在坚守中华文化本位的同时，适当地进行政治体制的改良与维新。于是，就发生了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戊戌变法运动。戊戌志士们把改良维新的希望寄托在年轻有为的光绪皇帝身上，在103天里发了360多道上谕，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维新。但是，由于这种变法维新虽然“能救中国，却不能救大清”（慈禧太后），并且从根本上危害了统治阶级中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因此，他们团结在慈禧太后的周围，把这个变法维新扼杀在摇篮之中，致使这个中华民族复兴的千载良机最终以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海外，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直至死亡而化作“千年一叹”。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人认识到，只搞“船坚炮利”不能救中国，加之以某种程度的政治体制的改良与维新，也不能救中国；而要救中国，必须实行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于是，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的先驱们打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旗帜，推翻了满清统治，结束了千年帝制，制定了“临时约法”，创建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然而，本质上讲，辛亥革命仍然没有能引导中国人走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最后以孙中山被迫下台、袁世凯上台复辟帝制、“临时约法”被废除而宣告失败。
辛亥革命的失败，促使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只搞“船坚炮利”不能救中国，加之以政治改良与社会革命，也不能救中国；要救中国，还必须反省、批判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旧伦理，实行思想文化的革命，创造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得以实现的思想文化根基。于是，中国便发生了以《新青年》为标志，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认识到，欧美列强之所以强大，并不仅仅因为它们进行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社会革命，而同时在于它们不间断地进行了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类的思想文化革命，极大地改良和提升了西方人的文化素质；再先进的社会制度，如果是建立在低下的国民文化素质的基础上，也只能是建立在海滩上的大厦。因此，他们杜鹃啼血似地呼唤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极力主张在积极建设新制度的同时，努力推进“新民”、“立人”、“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文化建设。历史地看，新文化运动尽管存在着某种偏颇，但是它仍然不失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理想的实现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思想文化起点。
（五）文化素质重要价值的明证
人的文化素质不像经济、科技、才智那么外显，那么耀眼，那么可以“量化”，它像空气、土地、阳光和水一样，既十分重要，十分宝贵，又极其朴素，极易被人忽略。日本东京大学的校长莲实重彦就说过：“目前的大学教育对于发展科学和技术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足够的估计，而人文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人的文化素质，是一个人的人生底色、底蕴和大智慧，为一个人的人生高度和生命质量提供可能性，是一个区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本气质、基本性格、基本形象，维系着一个区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如果是个商人，他便可能是一个颇有风度的儒商，例如比尔?盖茨；如果是个军人，他便可能是一个很有风采的儒将，例如叶剑英；如果是个政治家，他便可能是一个富有魅力的政治家，例如邱吉尔；如果是一个从事其他工作的人，他便可能是一个颇有教养和职业精神的劳动者，例如林巧稚、袁隆平等等。邱吉尔是个极具魅力的人，人们说，和他相处，五分钟就可以发现其全部缺点，然而，用一辈子的时间也未必能够发现其全部优点。邱吉尔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和画家：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巨头之一，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绘画作品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至今在艺术市场上还大受青睐。在二战胜利前夕的英国大选中，邱吉尔败选，在出席一次国际会议时，斯大林不无得意地揶揄他说：你是二战的英雄，竟然被你们英国人选掉了，在苏联，谁敢选掉我？邱吉尔从容地回答说，战后的英国人民不再需要一个参与战争的英雄，而是需要一个领导国家建设的管理者；我之所以参与战争，就是为了维护人民选掉我的权利。
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看，人的文化素质比较高的地区，通常都是文化大省，也是经济、政治比较发达的地区。
齐鲁大地，文化底蕴深厚，民风乡俗醇正，古往今来，人才辈出，引领风骚：春秋时，出了文圣人孔子、武圣人孙武；战国时，出了文亚圣孟子、武亚圣孙膑；同时，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流名相，诸如辅佐齐恒公成就霸业、被誉为“中华第一相”的管仲，辅佐刘备三分天下、立蜀兴国、被视为贤相代名词和化身的诸葛亮，辅佐唐太宗创造了“贞观之治”的房玄龄等，都是齐鲁大地的儿女。
当下的中国有许多“经济文化圈”，应该说其中最有成就、最富魅力、最具前途的就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上海，人的文化素质较高，具有新锐的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致使其城市发展、商业文明、科技进步等等都大大高于全国大部分地区，成为中国的经济“首都”、金融中心。江浙，历史上就被公认为“财赋之地，人文之薮”，自科举取仕以来，获取状元、榜眼、探花三甲的人数，一直居全国之首，至今也是全国的文化教育大省。那是一片被文化浸润得十分醇厚的土地，虽然地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过于密集，但是，其经济最发达，居民生活水平最高，在全国十强县中占有八席（江苏6个，浙江2个）。完全可以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长江三角洲仍将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最富魅力和活力的热土。由于文化教育、文化底蕴和人的文化素质等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景观：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一部中国近现代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北伐”的历史（军事北伐、经济北伐、政治北伐、文化北伐），中国的现实与未来，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种“北伐”的成功与否。
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文化底蕴和文化品格，并不仅仅体现在那数不清的重要的国家机关与部门上，也不仅仅体现在像故宫、天坛、北海、长城、颐和园等伟大的名胜古迹上，而主要体现在普通市民的文化素质上。在北京，连地铁里、公共汽车上都有人看报、读书、背单词，这是北京城一道亮丽的风景：北京，是一个学习的城市。在北京，几乎每个人都关心北大、清华等大学发生的事情，北京的高等学府对市民社会形成了巨大的辐射力、覆盖力和吸引力：北京，是一个热爱文化的城市。在北京，绝大多数人都关心国家大事，都对政治充满浓厚的兴趣，似乎都是政治家：北京，是一个真正的政治中心。在北京，每年举办的音乐会等文化艺术活动，不仅数量最多，质量最高，而且其观众的欣赏水平和风度教养也是全国最高的：北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首都。实事求是地说，对于一般人来讲，北京并不像成都、杭州、厦门、大连等城市那么适宜人居住，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各行各业的人十分向往北京？愿意居住在北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京是中国最适合人读书、求学、做学问、搞科研的地方，作为一个中国青年，能够在北京读书求学，是他终生的幸运和幸福。 几十年来，韩国为什么有长足的发展进步，成为令世人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吸收先进的西方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的文化建设，极大地改良了韩国社会的精神面貌，极大地提升了韩国人的文化素质。长期以来，基督信仰和基督教文化在韩国广泛传播，给韩国社会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相当多的韩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浓郁的基督信仰和对基督教文化的崇尚。2007年在阿富汗被恐怖分子劫持的23名人质，全都是怀着爱心、报着献身的决心、效力于人类和平事业的虔诚的基督徒。有一种说法，日本人走到哪里，就把汽车修理行开到哪里；中国人走到哪里，就把饭店办到哪里；韩国人走到哪里，就把教会建到哪里。因此，世界上有一种说法，把韩国誉为“亚洲的耶路撒冷”。另外，在韩国，尊师重教蔚成风气。我们中国教师和韩国首尔大学的教师站在校园的路旁谈话，从旁边走过的韩国学生不仅向老师鞠躬致敬，而且他们绝不踩着老师映在地上的身影走过，而是绕开这些身影走过。对此，韩国的同行解释说，这些尊师重教的言行，都是跟中国人学的，跟中国传统文化学的。此事颇令人感慨：墙里开花墙外香，多少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早就被我们中国人自己淡忘与遗弃了！
作为“欧洲的体外心脏”之一的以色列，为什么能够在石头上种出世界上最好的庄稼？为什么能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中存在与发展？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它的国民文化素质比较高。以色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很多是大学毕业生，以色列的农业形成了令世人赞叹的科学系统。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是世界上举办音乐会最多的首都，超过了具有“音乐之都”美誉的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以色列的许多学者、科学家荣获过世界大奖，包括诺贝尔奖：从1901年至1995年全世界共有645人次获得诺贝尔奖，其中以色列人121人，占诺贝尔奖获得者的18.76%，而犹太人占世界人口却不到0.3%。
美国立国晚近，历史短浅，然而发展迅速，国力日强，不仅成为欧洲的另一颗“体外心脏”，而且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将是世界范围内具有主导力量的强大而伟大的国家。原因何在？探究起来，我们不能不把目光聚焦于美国的历史源头及其发展，聚焦于美国的立国精神及其国民的文化素质。
最早定居北美大陆的美国人有三类人：一类是刑满释放人员，一类是怀揣发财梦想的“淘金者”，一类是清教徒。这三类人之中，清教徒的人数是最少的，然而他们是“光”，是“盐”，作用是极大的。他们大都是在母国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拥有比较体面的社会职业、甚至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的人。他们是在欧洲宗教改革的影响下，信奉“因信称义”、“政教分离”的《圣经》真理、毅然退出国家天主教、而受到严重逼迫与打击的宗教分离派的虔诚的新教基督徒。这些“天路客”和“朝圣者”先是在17世纪初怀着寻求信仰自由的理想逃到荷兰的莱登，之后又乘坐“五月花号”大帆船驶向北美大陆。本来他们是以哈德逊河口地区为目的地的，但是海上风浪险恶，错过了目标，只得于1620年11月11日经过在海上66天的漂泊之后，于现在的科德角外的普罗温斯顿港抛锚登陆。为了建立一个大家都能受到约束的自治基础，他们在上岸之前由41名男乘客签名，签定了一份后来被称为《“五月花号”公约》的伟大的历史性文献。在这份公约里，签署人立誓创造一个自治团体，这个团体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而且将以法而治。这个公约写道：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这些签署人是蒙上帝保佑的大不列颠、法兰西
和爱尔兰的国王——信仰和教会的捍卫者詹姆斯国王陛下的忠顺臣民。
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
我们飘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
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
发展，将来凡是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合适、
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制度，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据此于耶稣纪元1620年11月11日，于英格兰、法兰西、爱尔兰第18世
国王暨苏格兰第54世国王詹姆斯殿下在位之年，我们在科德角签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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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花号”共有102名乘客，其中有36名清教徒和66名“教外之人”（非分离教派英国人）。圣诞后一天，这102名定居者在现在的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上岸。那些参加签约的人组成了普利茅斯自治体，这个自制体有选举官员、通过法律和吸收新的投票委员的权利，完全遵守《“五月花号”公约》的规定。《“五月花号”公约》为新大陆建立自治和法制打下了基础。因此，人们说，马丁?路德才是美国的“建国之父”(而并非仅仅是华盛顿、杰弗逊等人)，《“五月花号”公约》才是美国的“宪法之母”（而并非仅仅是“独立宣言”等等）。因此，人们说，“五月花号”大帆船“是一艘神秘的船，她装载着美国。通过这艘船，你可以了解美国；你想了解美国，必须通过这艘船。如果不了解这艘船，那么你还不了解美国”。
“五月花号”抵达北美大陆的时候，正值深秋，经过几个星期的摸索，才勉强完成登陆。当时已是12月下旬，天寒地冻，万物萧瑟，102人上岸不到三个月就死亡接近半数。如果没有奇迹，估计等不到第二年秋收，他们就会与先行的探险者一样，或是死亡，或者返回欧洲。这时，奇迹发生了，他们紧紧抓住了土著的印第安人伸过来的“友谊之手”、“上帝之手”：印第安人给了他们极其宝贵的粮食，并且教会他们种植玉米、汲取和保存淡水、防止野兽侵害的方法等等。第二年（1621）秋收后，他们邀请印第安人共同庆祝丰收，感激上帝的恩典，感激印第安人的帮助。这个庆典的日子，是北美移民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后来成了举世闻名的全世界基督徒和幕求基督信仰与基督教文化的人们的共同节日——感恩节。
遵照《“五月花号”公约》的精神，开发北美大陆的“天路客”和“朝圣者”们，一直十分重视精神信仰和文化教育。为了纯洁社区人的精神信仰、提高社区人的文化素质，他们于1636年创办了哈佛大学（史称先有哈佛，后有美国），于1701年又从哈佛大学中蘖生出一个耶鲁大学。美国是一个先有自治社区（乡镇，县，州），后有统一的大陆政府的国家。1776年7月4日，北美十三州的代表聚集费城，召开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决定建立美利坚合众国。
390年来，美国人由当初的102人发展到2.7亿人，增长了265万倍。可是，除种族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外，所信奉和坚持的基本原则没有变化。今天的美国，仍是390年前的102人立誓创立的那个民众自治团体，不过放大了265万倍而已。的确，美国是一个世俗化程度很高的国家，但是，审视美国，不能只看其世俗化的一面（那往往是表象），不能只看“好莱坞”、“麦当劳”、“迪斯尼”、“NBA”，更要看那些洒落在那片大地上的一个个社区，更要看那一个个社区里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是如何自助与互助的，是如何过日子，如何过礼拜的。从中我们可以透视出美国人具有怎样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具有怎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留学生卢刚因嫉妒与误解，杀害了爱荷华大学的副校长安?柯莱瑞博士和三位世界顶尖的教授与自己的中国同学山林华而自杀后的第三天，安?柯莱瑞教授的兄弟能够写信安慰居住在中国上海的卢刚的父母和家人，祈祷彼此“同情、宽恕和爱”；为什么在南加州山林火灾中人们撤离时，首先抢出的不是金银细软，而是孩子、宠物和《圣经》；为什么弗吉尼亚校园枪击案发生后，人们在沉痛悼念被杀害的师生的同时，也悼念制造了这起惨案之后自杀的行凶者；为什么许多美国家庭积极收养世界各地的弱智、残疾、被遗弃的孩童；为什么在9?11事件中人们逃生的秩序那么好，以致伤亡的人数与灾难的程度相比，显得令人欣喜的不相称，而且在每年的纪念日里，每一个死难者的名字都会被念到；为什么在纽约24小时大停电时，大部分商家都主动延长营业时间，免费奉送手电筒、电池、打火机等等，而大部分出租车也都免费运送客人。
欧洲自文艺复兴之后，逐渐确立起对自然法的尊奉，基督信仰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文明底色而存在。与此不同，由当年的清教徒所标举的基督信仰仍然是美国的立国精神。杰弗逊在第二次任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中，把逼迫清教徒的欧洲比作当年逼迫以色列人的“埃及”，把清教徒从欧洲出走比作以色列人“出埃及”，把美国比作“以色列”，把北美大陆比作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世界的“山上之城”和“金灯台”，担负管理和治理“全地”、在世上重建“伊甸园”的大使命，对全人类负有重大的责任。美国的主流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充满着基督信仰的精神。这种主流文化被称为“黄蜂”文化。这个“黄蜂”的英文写法是WASP：W，是“白种人”的英文字头（美国人在精神上与白色人种血脉相连，剪不断，理还乱），AS，是“盎克鲁?撒克逊”的英文缩写（戴高乐说过，美利坚是欧罗巴的孩子）；P，是“清教徒”的英文字头（清教徒是美国社会的“光”和“盐”）。美国的历任总统，大多数是基督徒；现在的美国，有2.7亿人口，其中的86%是基督徒；美国全国有600万牧师。
美国是一个奇迹。它由一个个自治社区逐渐凝聚为一个统一的强大而伟大的国家，其中不是靠共同血缘，不是靠共同历史，也不是靠共同文化，而是靠共同的价值观认同（相对说来，美国人并不重视争夺殖民地，而是更重视输出价值观）。所以说，美国既是一盘“大沙拉”，又是一座“大熔炉”。它既是开放的，自由的，尊重个人权利和个体尊严，具有开阔的胸怀和巨大的包容精神；又是紧密的，凝聚的，充满民族自豪感和国家尊严感与认同感。里根在连任两届美国总统后的解职演说中说（大意），我当了两届美国总统，我知道了什么是美国，什么是美国呢？千百万人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柏林墙”来到这片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洒下他们的汗水和泪水，这片土地就是美国。说得多么自豪，多么发人深省！美国自由女神铜像的铭文写道：“送给我，你们那疲劳的，你们那穷苦的，你们那挤作一团、渴望自由的人们；你们那富饶的海岸抛弃的可怜的垃圾；送给我，这些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我在这金门边举灯相迎。”写得多么深情，多么令人百感交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强大而伟大的美利坚是全世界人民、各国精英共同建造的。美国是一个不是民族的民族，而最早来到这片大陆的清教徒为后来强大而伟大的美利坚播下了一颗神奇的种子，栽下了一棵丰姿绰约、茁壮成长的郁郁葱葱的“梧桐树”。
江泽民在美国华盛顿白宫草坪的演讲中说，美利坚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美利坚精神是一种伟大的精神。这话说得对。仔细品味，美利坚精神体现出一种明朗而强烈的牛仔气象，体现为一种自由精神、冒险精神、创造精神、务实精神。这些精神成为美国人的文化底色和底蕴，成为美国人的基本气质与性格。凭靠着这种精神，美国人创造了颇具效率和魅力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使美利坚民族在当代世界引领风骚。有人因为美国人建国晚，历史短，身上弥漫着一种“山姆大叔”的牛仔气，便论定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素质低下，这若不是偏见，便是无知，这是一种极其有害的误导与自欺。正如人们说：“当哥伦布发现美利坚时，美利坚只是一块伟大的土地；是美国人民使美利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许多文明古国（例如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等等）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先后消失在历史的风霜雨雪和苍烟落照之中了，唯独我们中华民族立国泱泱五千多年至今依然存在与发展，没有人会不承认现实的中国是古代中国的继续。这是为什么？审视历史与现实，一个显豁的原因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坚忍精神的伟大民族；这种忧患意识和坚忍精神从古至今，生生不息地活在几乎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他们生命的底色与基调；它是中华民族这辆战车的两个轮子，是中华民族这只大鹏鸟的两个翅膀；可以说，在这方面，除了以色列民族，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与我们中华民族相比肩和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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