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维维的灯塔:文化自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时间:2010年10月19日 14时51分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孙伟平
字号：『 大字体 中字体 小字体 』  我要评论
核心提示　 文化自觉是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关系到一个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世界正在依照文化价值观而进行定位和划分，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更加自觉地承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中华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责任，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我国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
面对现时代的各种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不能依傍古人，简单地“复兴传统”；也不能依傍外国，“全盘西化”；只能以“我”为主，以自觉的文化态度、独立的自省精神和开放的创造精神，进行实实在在地建设。
文化自觉是指一个民族国家及其人民在文化上的觉醒和觉悟，包括对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条件和规律的主动把握，对文化发展权力和责任的勇敢担当。文化自觉是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关系到一个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应该是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比翼齐飞的社会；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谐发展的国家；一个民族国家文化的繁荣发展程度，是其文明进步的目标和度量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内在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明确地把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同时，文化建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是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的新课题。这一认识，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文化正在深刻变革和转型。由于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时期，文化变革、转型的广度和深度显得尤为突出。当前中国文化领域的状况十分复杂：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等多元文化并存，以“官本位”、等级制为特征的封建主义文化和以“钱本位”、自由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文化仍有一定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尚待进一步确立和彰显。在多元文化面前，在文化矛盾和冲突面前，我们必须有所担当，有所作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快文化改革发展的步伐，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目前世界上渐具影响力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应有之义，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伟大复兴的思想理论前提。如果文化建设无所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能确立，那么，“中国特色”就是不明确的，“中国道路”就是不确定的，“中国形象”就是模糊的，“中国模式”也就难以令人信服。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凸显。文化与经济、政治等相互交融，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民族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正日益聚集于以文化为核心的“软实力”的竞争。特别是，世界正在依照文化价值观而进行定位和划分，以至于有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之说，以至于有人宣称要“为文化价值观而战”。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强烈的忧患意识，更加自觉地承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中华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责任，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我国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在国际交往中占据宣传舆论上的主动，吸引、团结其他国家、地区的人民一道共建“和谐世界”。
“西化论”与“传统复兴论”的误区
面对现时代的各种挑战，中国文化建设向何处去？有人提出了“西化论”和“传统复兴论”。
“西化论”主张按照西方现代化的模式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它认为，西方文化包含着中国走向现代化最缺乏、最需要的东西，因而中国文化建设主要应该以“西化”为导向，引进、借鉴、吸收西方的经验、思想和观念。这种倾向的系统表达是“西体中用”说。“传统复兴论”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优良传统美德为根基“光复”中国文化。它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是世界上最杰出、最具优越性的文化，其中包含着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智慧和方案。“儒家复兴”说、“道家复兴”说，以及各种“传统文化热”、“传统美德热”，都反映了这种导向和意图。
关于“西化论”，应该承认，西方文化确有所长，有一些中国文化缺少的“精华”。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化。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文化并不是理想的、更不是唯一的现代文化。仅就其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环、极端的国家利己主义、以霸权为后盾的“竞争”等而论，就足以说明西方文化没有资格成为其他文化的楷模。正如许多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所说的，以西方文化为现代文化的楷模甚至唯一的范本，是一种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后遗症。而且，西化论者没有看到，中国文化是一种与西方文化具有实质差异的文化，它的现代化只能是自身的辩证否定，它必须找到适合自己国情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发展道路，而不可能通过简单地模仿别人、或转换成一种异族文化来实现。
就“传统复兴论”而言，它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视，它所体现的强烈的民族主体意识、自尊心和自信心，无疑是必要而颇具价值的。但是，它对文化传统的理解却失之主观、片面。“传统论”对“传统”的理解，依据的不是现实的文化主体和现实的生活实践，简单把“传统”等同于“过去”甚至“古代”了。然而，真正的文化传统是“活”在当代中国人民心中的文化因子，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民族灵魂深处的文化精神。这个传统的内涵十分丰富，至少既包括以儒释道为主体的古代文化，也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内核的先进文化。而且，“传统复兴论”还忽视了文化是有时代性的，任何文化都是一定历史发展过程的积淀的事实。如果把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古代文化传统的复兴，那么可以追问的是，一种产生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的文化模式，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如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提供指导？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西化论”，还是“传统复兴论”，都主动放弃了当代中国人民的文化权力和责任。“西化论”将中国文化建设的权力和责任拱手交给了西方人，把价值选择的方向和标准定位于“他者”；“传统复兴论”则把中国文化建设的权力和责任赋予了古人，把价值选择的方向和标准定位于“过去”。它们都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方面，即只有当代中国人民才是中国文化建设的主体，这是中国人民不容剥夺的文化权力。中国文化只有立足当代中国人民的实践，才可能获得发展的基础和养料；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模式和道路，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去探索。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主体，当代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也有权力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自觉把中国文化推向新的高度。从表面看，“传统复兴论”与“西化论”迥然对立，然而它们却“两极相通”：即都否定了当代中国人民的文化权力和责任，都瞧不起、不信任、不依靠当代中国人民。这是文化主体意识严重的错位和迷失，也是对本民族文化不负责任、不自觉的表现。
自觉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拥有独特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大国，是不可能简单照搬世界上任何一种现成的文化发展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既不能依傍古人，简单地“复兴传统”；也不能依傍外国，“全盘西化”；只能以“我”为主，以自觉的文化态度、独立的自省精神和开放的创造精神，进行实实在在地建设。具体地说，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解放思想，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通过持续的自主创新，创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种自觉地创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天赋”权力。人民大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社会主义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广大人民群众共建共享是一个根本特征。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让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涌流。
建设先进文化，当然要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也要虚心学习外国文化，但这里有一个在生活实践中“以我为主”，自主选择、消化、改造和创新的问题。广大群众的生活实践是文化创新之“源”，是文化发展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所在。仅仅停留在书本或“小众”圈子中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把握和提炼实践中的新气象、新成就，才可能兼纳百家之精华，融合各种文化之所长，才可能出现真正的创新。在生活实践中创造，传统文化才是现代文化健康生长的“根”，否则，就可能成为“历史包袱”；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外国文化才是我们的滋养，否则，就可能沦为消解民族精神的“殖民文化”。
建设先进文化，还要以“立”为本，以“向前看”为取向。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一切问题，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的方式加以解决，不要动辄发思古之幽情，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更不能随意废止改革，扼杀创新。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打破一切思想枷锁，本着对民族和人民的未来负责的态度，创新文化制度、内容和形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注入新的血液，自觉地实现自我发展、自我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