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陈独秀所言，中国人并不像有些西方民族那样“恶侮辱，宁斗死”，“不自由，毋宁死”；而是恰恰相反，“恶斗死，宁忍辱”、“不自由，也要活”。在中国人看来，遭受侮辱，便“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的狂狷之士，“不足为勇也”；相反，那些“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隐忍节制之人，才是“大勇者”。在中国的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中，人们见不到一例像西方人那样，两个男人为了一个心爱的女人（此事关系到自己的荣誉和尊严），就你一把剑我一把剑，或你一支枪我一支枪地公开决斗的个案，倒是可以看到有人在饭里、酒里、菜里下毒，将对方毒死的事例。在价值取向上，中国文化是“时间文化”，认为活着、活得长久本身就具有重大的价值，更何况忍辱是为了负重，忍辱是手段，负重是目的。因此，我们中国人才那么看重忍辱负重的精神品格，才那么赞叹长期“卧薪尝胆”、一朝报仇雪恨的越王勾践、当时宁受胯下之辱，日后成为大将军的韩信、为了完成更有意义的文化使命而吞下奇耻大辱，用毕生心血写就“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才那么爱戴从长计议、顾全大局、临危受命、挽狂澜于即倒的周恩来。中国人认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中国人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邓小平曾嘱咐中国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人不要扛大旗，不要当头，要韬光养晦，专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正义，不仅要靠正义感，而且要靠实力。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著名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中，曾把自己的政治智慧，一言以蔽之地概括为“忍耐”。这种精当的概括与“文革”中江西南昌市郊那条沉寂的“邓小平小道”一起，是对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坚忍精神的有力证明，昭示着极具中国特色的人生智慧。当然，我们应当明白，忍辱是为了负重，不负重的忍辱是“犬儒”，是苟且，我们不能把忍辱当作“犬儒”与苟且的挡箭牌，不要让“犬儒”和苟且玷污了中国人的坚忍精神。
我们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中国人虽然绵延不绝地活下来了，但是经常活得不够好，不够体面与尊严。探究起来，原因之一，也在于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素质中还患有比较严重的弊病。
比较来说，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古往今来，中国人的生活一直在向人们彰显与昭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当官是人生的最佳选择，干什么也没有当官好，用俗话说，就是“大小是个头儿，强其站岗楼”。“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些话说了上千年，其实，说得并不对，书中没有“黄金屋”、“颜如玉”之类的东西。不过这些话只需改一、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就是“官中自有黄金屋”、“权中自有颜如玉”。在中国，只有当上相当级别的官，才能如鲁迅借阿Q之口所说的，“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这就是说，只有当上相当级别的官，才能获得乃至垄断相当的社会资源，才能实现所谓的自身“价值”，才能在社会生活中“通吃”。因此，“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是大部分士子、学人的人生理想和根本追求。大部分士子、学人心中都有一个终生不醒、终生沉醉的梦：“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吃尽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知”。一个士子、学人，即使学得再好，如果是没有当上相当级别的官，也只能是被人嘲笑、自惭形秽的“范进”与“孔乙己”：没有当上相当级别的官，实际上说明他学得并不好，学得好，为什么没有当上相当级别的官呢？没有当上相当级别的官，岂不证明他学得并不好吗？实际上，一个士子、学人，只要当上一定级别的官（仕），才能带上一顶人帽子，被看作是个“人物”。“学也，禄在其中矣”（孔子），中国古来的教育，中国古来大多数励志的书，大都不是教人做人，而是教人做人上人。中国大部分父母，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成为一个高尚的人，而是希望他们光宗耀祖，光大门楣，成为一个有权势、有钱财、有地位、有名望的人物。中国早就有了私塾（民办学校），但是从来没有私学精神。这种私塾本质上是一种官学，因为它一直盯着官场，为官场提供所需的人才，它所培养的人要接受官场的选汰，它是官场的后备军和人才库。中国人，尤其是文人、士大夫，心灵深处大都有一个“侯朝宗情结”和“二陈（陈布雷、陈伯达）情结”。他们不具有独立性，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牛毛”（而不是“牛虻”），千方百计地往权力这张“皮”上附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千方百计地挤到权力的“盛宴”上去分“一杯羹”，以实现所谓的“自身价值”。他们最大的快乐是“怀才而遇”；最大的不幸是“怀才不遇”，成为被权力毁弃的“黄钟大吕”。虽然有时他们表面上很清高，很洒脱，显得对权力不屑一顾，可是心底里却耿耿于怀，正所谓“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蒋士铨：《临川梦》）。想当官，爱当官，成了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的共同癖好。这种深入人心底与骨髓的“官瘾”，几乎达到了“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程度。这点，连所谓旷达超脱的高人雅士也不能幸免。袁中道就曾在一首诗（《读子瞻集书呈中郎》）中批评苏轼说：“登朝便与祸相粘，尘世功名到底甜！直到海南天尽处，槟榔树下忆陶潜。”
在这种“官本位”的价值导向支配下，中国社会弥漫着敬官、怕官的权力崇拜的鄙俗气，相当缺乏现代公民的权利意识。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用“当没当上官”、“当了多大的官”为尺度来评价、衡量自己和别人，来决定对人对己的态度。人们很习惯用官阶来比附其他行业的职别，譬如说“副教授相当于县处级，教授相当于司局级，两院院士相当于省部级”等等。试想，为什么不反过来说“县处级相当于副教授，司局级相当于教授，省部级相当于两院院士”呢？在我们国家，不管是什么单位，是什么人，大都有行政级别，例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是局级单位，北京大学是副部级单位，连和尚、尼姑也有行政级别，有的是科级，有的是处级等等。在这种现实中，有人任教、行医、经商、做工、务农等等，常常是没有当上官、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如果有可能，人们还是非常愿意谋取“一官半职”，如此才心安理得。于是“公务员热”一直高烧不退，学而优则仕、教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演而优则仕、唱而优则仕的政治文化生态似乎“永葆青春”。在这种现实中，“官”被称为父母，“民”被称为“子女”；“官”为牧者，“民”为牛马；“官”为舟楫，“民”为载舟之水。而“民”绝非公民，绝非主人，而是草民、蚁民、愚民、臣民，或是良民、顺民，或是暴民、刁民。民者，盲也。“民”字的本义是四肢被捆绑、两眼被扎瞎的盲人。因此“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是不必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决策权的。“兵民是胜利之本”，这里的“本”，不是作为目的而存在的本位，而是作为工具而存在的“本钱”。“要让马儿跑，也要让马儿吃草”，这里的“民”归根结底是权力的“马”，爱护这匹“马”，给它吃草，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以满足权力的需要。所谓亲民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是手段，“得天下”是目的。本来应该是“当官要以民为主”，就是说，要民主，不要主民，官是公仆，当官是为民当差，可是至今“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还是作为“清官”的高风亮节被肯定和歌颂。客观地面对历史和现实，应该看到，本来就相当微弱和稀薄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实际上早就在实践中被抛到九霄云外了，剩下的只是“抚民”、“怀柔”、“仁政”、“王道”的欺骗与标榜。
在中国，不少政府的大楼都建得庄严雄伟，都占据十分良好的位置。而在不少西方国家，其政府的建筑很不起眼，有的简直就如一个商业超市，丝毫不给人以压抑感。在中国，一般说来，最隆重的葬礼，一定是政坛要人的葬礼，而在西方许多国家，最隆重的葬礼常常是文学巨子维克多•雨果、列夫•托尔斯泰、“猫王”爱尔维斯•普莱斯利、圣女特蕾莎、爱与美的女神黛安娜、被上帝亲吻过嗓子的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一类人的葬礼。在中国，人们来北京旅游，必定去故宫、天坛等地。而在英国、法国，人们到伦敦、巴黎旅游，则大都去“诗人角”、卢浮宫等处。梅贻琦先生与蔡元培先生一样，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校长，曾当过清华大学校长和西南联大的校长，可是清华大学里至今没有梅贻琦先生的雕像（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角落里的蔡元培先生的塑像还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毕业生捐款建造的）。“水木清华90年”的校庆，主席台上前排坐着的，绝大部分是党政官员，会场上正对着主席台的150多个红椅子，是专门供当上了省部级官员的校友坐的。这哪里是学府，分明是官场！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主题宣传画上，高大的居中者是当年北大图书馆的临时工、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他两边的，是当年任北大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后来成为中共建党人、中共烈士的李大钊和当年曾任北大讲师、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巨人的鲁迅。画面上完全没有在北大校长和教授中社会影响与历史贡献最为巨大的三个“兔子”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影子。有一则材料说，某个参观团饱览了秦川、骊山风光后，曾问：大史学家司马迁在此苦修《史记》，名垂青史，家喻户晓，为什么西安见不到他的塑像？不料一个有关领导出语惊人：“司马迁算老几？比照现代干部体制，太史公司马迁充其量相当于副厅级。俺三秦大地下歇着13个朝代72个皇帝老子，都轮不到挨个儿塑像呢！”对比上述情况，外国的一些现象实在发人深省。在法国巴黎，经过公民决定，至今安息在先贤祠中的460多人中，只有11位政治家，其余都是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等等。法国人认为，不是拿破仑而是雨果救了法国，法国社会的根本转折是“从拿破仑回归雨果”。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校园里有许多雕像，其中大部分也是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的雕像，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祖冲之和李时珍（我不知道，在自己的祖国，有没有人为他们立雕像）。英国剑桥大学的克莱尔学院里的一块草坪旁边竖立着一个木牌，牌子上写道：“只允许教授踏入”，以此表达对教授的特殊尊重。德国前总理科尔说：“我们德国人对于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了对于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的尊重，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希望之所在。”奥地利总统访华，掏出的名片上赫然有一行字：“某某大学哲学讲师”，这位总统为此感到很骄傲。国外有一个小城，一位指挥家病了，市民们把家中的地毯取出来铺在这位指挥家门口的马路上，为的是汽车驶过时声音小一点儿，不要打扰了这位指挥家的梦乡，使他的病快点好。
有一种很权威的说法，说20世纪的中国出了三个伟人，他们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官本位”的偏见。除了这三个人，20世纪的中国还有梁启超、胡适、鲁迅等等，他们至少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比肩而立，毛泽东自己就说过，鲁迅是圣人，我至多不过是贤人。中国文化传统不仅讲政统，而且讲学统、道统，不仅尊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且更加尊崇老庄孔孟、李杜苏辛。
尤其应该警惕的是，当下中国的有些大学，成了给各级官僚发注水文凭的地方。当下中国的不少官员是手持注水文凭的真的假博士。原山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其文凭是假的。原湖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其文凭也是假的。原云南省委书记在所谓的“读博士学位”时，没上过一次课，在博士论文上没写过一个字，便拿到博士学位，前几年携巨款逃亡国外，至今逍遥法外。这些事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当年美国总统里根曾暗示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能不能授予他一个名誉博士学位，而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都毫不犹豫地明确表示拒绝。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曾安排日本东京大学的校长与给北大捐了许多钱的日本企业家坐在一起，东京大学校长站起来拂袖而去，他声称作为一位著名大学的校长，在这种场合下，他决不与一个腰缠万贯的资本家坐在一起。看来，中国的教育要发展，中国的社会要进步，中国的大学必须有独立精神，中国的教育家必须在政治家、企业家面前挺起脊梁来，形成三足鼎立、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的良性关系，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亚当•斯密的归亚当•斯密，亚里士多德的归亚里士多德。
“官本位”本质上是不尊重人，是不以人为本，也不是什么以集体为本（权力者常常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集体的、民族的利益），而是以君主为本，以权力为本。前几年，新疆克拉玛依油田的一些小学生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给有关领导汇报演出，由于电路老化，现场着起了大火，当时的主持人大喊：“让领导先走！”结果，领导干部无一人伤亡，而小学生烧死了288人，还有很多人烧成终生残疾、生不如死，41名老师，烧死了36名。
“官本位”是压在我们民族心灵上的一块巨石，是我们民族的一大耻辱。不搬掉这块巨石，不洗刷这个耻辱，我们的国家就难以发展进步，我们民族就难以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高贵的民族。黄埔军校校门的对联是这样写的：“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贪生怕死莫入斯门”。孙中山先生告诫人们，不要尽想着做大官，而要想着做大事。事实上，一个一心想着做官的人，一旦当上了官，没有一个不是贪官的，而贪官既害人，又害己，闹不好，必将换取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另外，一代年轻的中国人应当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正在走出政治社会，正在进入经济社会，将来还要进入文化社会。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弄大潮引风骚的，不再是政治领袖，而是经济管理者和文化建设者，文化素质才是自己安身立命永葆青春的软实力。
非常明显，中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轻贱女性的意识。对《圣经》中夏娃是上帝用亚当的一条肋骨造成的这个描述的内涵，许多中国人都把它理解为，像中国人一样，西方人也是视女人为男人的附属物，也同样具有男尊女卑的意识。岂不知，这个描述的真正含义是，女人是男人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最该被宝爱。这是骑士精神遥远的文化源头。许多中国人相当缺乏骑士精神，相当缺乏女士优先的意识。中西餐的礼仪是大不相同的，其中一点，中餐是以男主人为中心，西餐是以女主人为中心。中国人看问题，往往是取男性的视角。有一则报道说，现在男女生育比例失调，多少年后，男人找对象将相当困难。这分明是以男性的利益为出发点和着眼点看问题。
中国人认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孔子），“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为祸水，色为乱阶”，“父母如天地，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西方人为海伦打了十几年的战争，但是他们并没有认为海伦是“祸水”，并没有怪罪她，反而认为为她再打几十年战争也值得。相反，我们一些中国人常常把一个王朝衰亡的责任强加给妲己、杨玉环一类的美女。前两年，四川省的一个政府竟然明文规定，领导干部不准用女性做自己的秘书。这分明是把女性看成是“祸水”，看成是“糖衣炮弹”，是对女性的极大侮辱与歧视。在中国，“红颜命薄”是久演不衰的悲剧，四大美女（西施、貂禅、王昭君、杨玉环）皆是男权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传说中的貂禅的命运就是一个生动的写照，她先是因权力斗争被王允施“美人计”所利用，后来又为成就关羽的高风亮节而被杀。俗话说，母亲和妻子同时溺于水水，在只能救一个人的情况下，中国人通常都会救母亲，放弃妻子。一个屋子着了火，犹太人最先抢出的是钱袋，法国人最先抱出的是情人，中国人最先背出来的是老父亲或老母亲。原因何在？因为中国人看来，母亲（或父亲）只有一个，妻子如衣服，可以有好几个，没了这个还可以找下一个。在中国农村，直到现在，失学和辍学的，大多数是女孩。在传统中国，女子是不可以继承父母和家庭的遗产的，女人是不能写进父母家的家谱的，“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孔母为培养孔子花费了很多心血，可是孔庙中却不可以有她的一席之地，她仅仅在孔庙中风光了很短一段时光，之后便被扫地出门了。中国传统文化要求女人不可做“妒妇”，就是说妻子不可妒忌别的女人和自己的丈夫有暧昧关系，应该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甚至“成人之美”。这完全是不近情理、毫无人性的要求。
西方文化是夫妻本位文化。他们认为，人成年之后，“要离开父母”，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他们把自己称为亚当、夏娃的子孙，过圣诞节等重要节日，他们要不远千里地到丈夫或妻子身边去。中国文化是父子本位文化。中国人重血亲不重姻亲。中国人（汉族人）本来是伏羲和女娲的子孙，可是我们一定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仿佛是伏羲女娲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我们羞于承认是他们的后代。中国人过春节等重要节日，一般是千里迢迢、千辛万苦地到男性父母那里去。中国人的伦理关系、伦理情感是以男性血缘为中心的“涟漪”型关系、“涟漪”型情感，一切都以与男性血缘的远近作为决定和判断伦理关系、伦理情感亲疏的根据。在英语中，祖父和外祖父是一个单词，祖母和外祖母是一个单词，伯父、叔父与舅父是一个单词，姑母与姨妈是一个单词。可是，在我们中国人这里，谁是里谁是外都分得清清楚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里的“后”，并不包括女性后代，而仅仅是指男性后代。一个人如果没有男性后代，即使有好几个女性后代，也被称为“绝后”，即使对父母再敬爱，也是一个最大的不孝之子。
我曾遇到过一个农民出身的纪委干部，他已经有四个女儿，但是他决心不生男孩不收兵。老天不负有心人，终于第五个他得到了一个男孩，为此，他被开除党籍。他认为，这很值得，他说：“这辈子没有儿子，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香。”他问我有几个孩子，我说只有一个。他说那一定是男孩吧？我说是个女孩。我看到他的目光立即对我流露出沉重的同情与怜悯。当我跟他开玩笑说，当白发苍苍的时候，女儿扶着自己漫步于林荫路上，那该是一道多么美丽的人生风景，他的目光立即变得十分诧异，仿佛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精神不正常，需要立即送到精神病院去。记得凤凰卫视的一个节目说，在美国，一次上课老师讲到“收养”这个词的时候，一个被美国人收养的中国女孩站起来说：“老师，我就是被收养的。”老师说，那你就跟同学们解释一下“收养”这个词的含义。这个女孩说：“听妈妈讲，生养是在妈妈的身体里长大，收养是在妈妈的心里长大。”说实在的，我们中国人相当缺乏超越血缘的人类之爱，相反，我们根深蒂固地信奉“血浓于水”的千年古训。
中国人常说，男怕干错行，女怕嫁错郎；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中国人（包括女性本身）往往把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庸，要求女人为男人的成才、成功做出牺牲，并且以“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有一个无私奉献的女人”、“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之类的甜言蜜语来哄骗。试问，那些成才、成功的人，为什么要津津乐道、心安理得地欣赏女人为自己的奉献与牺牲呢？自己的成才、成功为什么要以女人的奉献和牺牲为代价呢？我曾对自己的妻子讲，如果我的成才、成功要以你的奉献和牺牲为代价，我宁可不要这种成才和成功，这种成才和成功太不人道。中国人（特别是文人）往往骨子里对女性有一种玩赏的态度。我认为，《废都》的最大失败就在于农民文化爆发户心灵深处的陈腐、畸形的女性意识。“红袖添香夜读书”、“彩袖殷勤捧玉钟锺”，被文人视为人生的一大福气；桃花树下一张美丽的女孩子的脸，是深藏于中国文人心中永远芬芳、永远不凋零的梦。
我认为，女人是一所大学，好女人是一所好大学，可惜，这种好大学，中国太少了。可以说，许多中国女人，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还不是文化学意义上的女性。中国女性要与男性平起平坐地立足于社会生活，必须自爱、自立、自强。要享有高贵、尚雅、高尚的“三高”人生，必须坚持经济独立、事业独立、人格独立的“三独”主义。男人对女人的态度，往往是女人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言行教的。一个女性，在被男性喜欢的同时，必须被男性尊重或尊敬。如果仅仅是被男性所喜欢，那你不过是这个男人的一棵花、一盆草、一个宠物，当你人老珠黄、徐娘半老时，也许悲剧就发生了。《红楼梦》中，贾宝玉对许多女孩子都有轻薄之举，然而在林黛玉面前却没有任何轻佻的言行。一个女性守身如玉、守心如玉，才更加令人尊敬，才更有魅力。一个女性要做好自己，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完全寄托在自己心爱的男人讲良心、讲道德上，不能把自己淹没在自己心爱的男人的事业中，要把命运之舟的舵掌握在自己手里。事实上，当你把自己无私奉献到没有可奉献的程度的时候，也许悲剧就发生了，那时，你再以当代“秦香莲”的眼泪控诉当代“陈世美”的忘恩负义，就晚了，就无济于事了。要知道，“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当然，轻贱女性也不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即使在西方一些人权、文化很发达的国家，也存在这种现象。从全世界、全人类的范围看，女性至今还处于“被看”的地位，还处于满足男性需要、取媚男权青睐的状态。不过，马克思说得好，妇女解放的程度是社会进步的天然尺度。事实上，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人对待女性的态度，最能显示其品格与素养。这一则是因为从总体上说，女性仍然是弱者，而对待弱者的态度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人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另一点更根本的原因是：女性是人类的母亲，一个不尊重女性的民族、社会和个人，不会有好命运，不配有好命运。
正如我们中华民族的良好的文化素质并不仅仅体现为忧患意识和坚忍精神一样，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中的弊病也并不仅仅体现为“官本位”意识和轻贱女性的意识。
我们中国人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等级制度下的平均主义意识。我们缺乏“天赋人权”、“生而平等”的思想，认为君臣、父子、君子小人、上智下愚、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和秩序安排是天经地义、天然合理的。因此，我们习惯于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形成了严重的等级观念。同时，“不患寡，患不均”（不是患不公）的思想又深入人心。因此，以平均的不公正压迫公正的不平均的现象到处可见，屡屡上演“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众人必毁之”的“枪打出头鸟”的悲剧。在中国，做一个卓越的人是很难的，以平庸淹没卓越、以庸众扼杀人才的故事天天在发生。其实，一个健康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扶持弱者、鼓励强者的社会。不扶持弱者的社会是一个“丛林”社会，不鼓励强者的社会是一个“侏儒”社会。
我们中国缺乏言论自由的传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不准人讲话的倾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文字狱”绵延不绝，“舆论一律”肃杀如严冬，扼杀了无数民族精英，窒息了整个民族的生机与活力。我们一些人实在是忘记了马克思的教导，马克思说，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一切自由；也忘记了邓小平的教导：不要鸦雀无声，而要七嘴八舌；更忘记了鲁迅的教诲：当下最要紧的，是把“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
我们中国缺乏尊重个性、尊重个人权利的传统，动不动就以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为借口，“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标准，统一答案”，根本缺乏“和而不同”的多元意识和自由精神。这种传统不知扼杀了多少人的自由意志，严重弱化了整个民族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我们中国一直存在着一个反真诚的“瞒和骗”的传统。诚信危机一直如影随形地困扰着社会生活。从官方到民间，从政府到社会，人们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逢场作戏，自欺欺人，使个人和社会都形成了一种难以自拔的虚假人格。
我们中国一直存在着泛政治、泛道德的传统。看什么事，都从政治、道德的角度看，都上升到政治、道德的高度。
我们中国人比较重俗世、重人事、重实用、重实惠，相对说来，比较轻视彼岸、轻视信仰、轻视理论、轻视逻辑，很少关心和思考“人是从哪里来的，人要到哪里去”、“人是什么”以及“死亡”与“灵魂”一类的形而上和终极关怀的问题，具有明显的世俗情怀和实用理性精神，而缺少超越的思考与追求。
有一本书叫《百年国耻》。书中列举的国耻，全都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人遭受的外侮，没有一个是中国人自己的愚昧和黑暗造成的灾难。不用说，中国人遭受的外侮的确是中国人的国耻，对这些国耻，中国人应该世世代代牢记心头。但是，没有内忧，何来外患？为什么不把中国人自己的愚昧和黑暗造成的灾难也视为国耻呢？在我看来，慈禧扼杀“戊戌变法”就是国耻；国民党特务杀害闻一多就是国耻；所谓“反右斗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就是国耻。我们应当像装荆棘一样勇敢地把它们装入我们的胸膛，装入我们记忆的深处，把它们变成警示我们不再重演类似的历史悲剧的智慧。缺乏民族反省、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将导致我们还会蒙受各种各样的国耻。
《圣经》上说：“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鲁迅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实践证明，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正如人们所说：“使一个国家伟大的，不是其肥沃的土地，而是耕种它们的人们；不是其巨大的森林，而是利用它们的人们；不是其丰富的矿藏，而是开发运用它们的人们。”邓小平说，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此话不错。但是，如果再深一步探讨，我们就会认识到，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文化素质的竞争。庄子在《逍遥游》中说：“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国民文化素质是水，是风，科技、人才是船，是鸟，大水行大船，大风翔大鸟。一位法国哲人说过：“法兰西失去100个大臣、将军、贵族、教士、富商仍然是法兰西，但失去了100个作家、科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法兰西就只剩下一副没有灵魂的空壳。”胡适在当年的《留学日记》中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院、无美术馆，乃可耻耳。”这些话似乎很“偏激”，不那么“唯物”，然而实在是生动地说明了国民文化素质对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具有怎样重要的意义。
（六）、长期以来，我们对人的文化素质的轻视
长期以来，人的文化素质问题是被我们忽视和轻视的。以高等教育为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至少经历了如下几次大的挫折。
1952年，我们模仿和照搬前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全面实施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开了“文理分家，重理轻文”的风气与潮流。从那之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思想观念。这是对我国高等教育一次“伤筋动骨”的损害，是人的文化素质问题“淡出”社会生活和教育领域的一个不祥的发端。当时，著名的建筑学家、清华大学的土木建筑系系主任梁思诚先生就曾感慨道：中国开始进入“半个人”的时代了。大家知道，1949年以前，清华大学是一个高水平的综合性大学，闻一多、朱自清是中文系的教授，金岳林、季羡林是哲学系的教授，吴晗等是历史系的教授，并且拥有在当时全国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教学与研究领域水平最高的国学院，由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四大导师”。可是，1952年以后，清华大学变成了一个单纯的理工科大学，所谓“中国红色工程师的摇篮”。有些历史性错误，改正起来十分困难。1952年院系调整导致的教育灾难延续了近半个世纪，前些年我们才开始努力改正，而改正的方向是，努力增强和提高大学的综合性。现在每一所大学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性，如果有可能都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综合性大学。“大学是盆老汤，好大学是盆好老汤，是一盆营养丰富的好老汤。”文理交融、专业较多的大学，就是这样的“好老汤”，人们在这样的“好老汤”中浸泡和熏陶，一定会受益终生的。现在的清华大学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大学了。北京师范大学在建校一百周年时提出了一个奋斗目标：在保有师范院校特色的同时，努力把自己办成一个全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其实，醇正的教育，是人的教育，是以人为目的的教育，是使人成为人、成为“才人”的教育（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而不是使人成为工具、成为“人才”的教育。所谓“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云云，都是要把人变成工具，都不符合醇正的教育理念。本质上说，知识不如思想重要，思想不如教养重要，教养不如情趣重要，情趣不如情怀重要，情怀不如信仰重要。知识、理论只有升华为人的思想、教养、情趣、情怀、信仰，才可能有大的价值。世界一流大学（例如耶鲁大学）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在实践中把通识教育和人文教育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为什么缺少像牛顿、帕斯卡尔、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缺少具有哲学家、思想家气象的科学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是专家，大都缺乏坚实、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和开阔、高远的人文情怀。但丁说过：“道德常常可以弥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不能弥补道德的缺陷。”罗素说过：“支撑生命的有三种激情：对爱情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对人类苦难的同情与悲悯。”中国先贤认为，“知道为智，体道为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四书•大学》）学理工科出身的温家宝说得好：看一个大学是不是一流大学，首先不是看它有没有一流的理工科，而是要看它有没有一流的文科，尤其是看它有没有一流的文史哲。著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教授在岳麓书院演讲时提出并解释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他说：“美国十个最突出的精英大学的校长，除了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以外，都是社会科学、人文学方面的专家，比如我们哈佛大学的校长是英国文学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是我很熟悉的朋友，以前是哈佛神学院的院长，他是神学家；斯坦福大学的校长是法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是经济学家。美国是非常现实、非常实际的国家，我一直在问，为什么他们对人文学那么重视。面向21世纪，如果你不能发展文化能力，不能发挥伦理价值，不能发展精神文明、精神价值，只发展科技，发展经济，将来在复杂的现代化过程中是没有办法稳步前进的。”与美国不同，长期以来，中国大学的校长（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校长），基本上都是由学理工科的人担任的。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是否可以由现今的中央领导集体由几乎青一色的学理工科的人组成（所谓“大清帝国北大荒”）向由学理工科和学社会科学的人共同组成的转变中得到某种警示和启发呢？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继1957年“反右斗争”对高等院校的摧残后，我们又大搞“阶级斗争”、“突出政治”、“彻底砸烂封资修”、“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工农兵上管改”（只要是“根红苗正”，家庭出身好，思想要求进步，即使是小学文化程度，即使“交白卷”，也可以凭借“一颗红心，两手老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上大学，管大学，改造旧大学，占领无产阶级教育阵地，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使全国各级教育都受到致命的、全面的摧残，使人的文化素质问题成为连想都不能想的问题。坚持文化素质教育，就是坚持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就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就是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给人的文化素质造成的伤害，随着社会的发展，将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
改革开放的最初一些年，我们急功近利地要把经济搞上去，把科技搞上去，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也没有把人的文化素质问题放到应有的位置，特别是以高考为指挥棒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严峻现实，更是把人的文化素质问题，挤到了一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长期以来，我们的人才观，是科技人才观，很少把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视为人才，国家对自然科学知识分子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至到现在，在科学领域里，国家的最高奖，仍然是自然科学奖。长期以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设有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不设院士。逢重要节日（例如春节），中央领导拜访、慰问的知识分子，大都是自然科学家，很少有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这种现象，在1999年发生了令人欣喜的转变。1999年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大年”。这一年不仅发生了中国驻南联盟的使馆被炸、李登辉提出了“两国论”、李洪志的法轮功成为政治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大典、澳门回归、中国大地上再也没有一块殖民地了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同样重要的是，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把人的文化素质问题鲜明地摆在了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教育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正确的教育理念。从那以后，中央领导第一次大规模地会见了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从那以后，逢重要节日，中央领导不仅拜访、慰问自然科学家（例如钱学森等），而且也同时拜访、慰问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例如季羡林等）；从那以后，出现在一些重要场合时，中央领导人都努力表现得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知识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与文化素质。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不知什么原因，前些年中国刮起了一股“高等教育产业化”的邪风。这股邪风根本违背和抛弃了教育的宗旨和规律，把教育商品化、商业化，严重损害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精神和品格，大大恶化了中国大学的生态环境。这股有害于立国之本的邪风，至今危害尚存。
必须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都取得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成就和长足的进步；唯独教育领域变化不大、成就不大、进步不大，甚至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倒退，概括地说，这主要就表现为严重忽视和轻视人的文化素质问题。
（七）中国文化传统对人的文化素质的重视
现在，我们常常说要继承、弘扬传统文化。但是，什么是传统文化？什么是应该继承和弘扬的传统文化？许多人还是不十分清楚的。特别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把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当成毒品和废物一样扫进“历史垃圾堆”。这种根本意义上的“文化去中国化”，把许多中国人的思想搞乱了，搞空了，使他们并不知道传统文化为何物，并不知道哪些是应该剔除的糟粕，哪些是应该汲取的精华，哪些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革命性转化”。其实，我国古代先贤、中国传统教育十分重视人的文化素质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大力继承和弘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曾提出“君子不器”的思想。这是个既十分古老又十分现代的教育思想和文化观念。“君子不器”的直接意思是：君子不像一个只有一定用途的具体的器皿，君子应该是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具有广泛适应性与极大可能性的人，形象地说，君子不是一张具体的桌子、一把具体的椅子，君子是能打造成各种各样的物品的“材”。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根本追求，就是把人培养成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君子。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办教师”，据说他一生培养了三千多个“本科生”、七十二个“博士”，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在众多的弟子中，孔子特别钟爱和看重的，并不是聪明过人的子路、子贡等人，而是并不聪明、甚至还有些卤笨的颜回。颜回英年早逝，孔子大放悲声说：“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里有很多处记载了孔子对颜回的赞美，其中有一句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从这些赞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最看重的，并不是一般人所特别重视的聪明才智，而是比聪明才智更为内在、更为根本的人的道德、情操、意志、气象、趣味等文化素质与精神品格。儒家所尊崇的理想人格被命名为“孔颜人格”，颜回被儒家尊为“复圣”。在儒家文化的价值天平上，“仁”从来就高于“智”。儒家文化认为，完美的人是具备“仁、义、礼、智、信”的人。这“仁、义、礼、智、信”，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有机统一，是对人的文化素质的内涵的深刻揭示与精辟概括。
（八）人的文化素质的内涵
1、要认识人的文化素质，首先要打破对人的文化素质的神秘化。人的文化素质并不经常地体现为高超的才智与能力，也不经常地体现在人们对高难问题的对待和处理上，而是经常地体现为一种寻常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经常地体现在人们对常识性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和处理的。天空有飞鸟，海滩有贝壳，人生有细节。人的文化素质就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个细节中，就表现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从一个个生活细节中，从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最能够见出一个人的文化素质。
蔡元培主政北京大学时，每次坐车上班到校门口时，都要下车，恭恭敬敬地给门卫人员敬个礼。这就叫人的文化素质。
天气凉了，胡适先生在讲课时，看到教室内的一个女学生穿得很单薄，便立即停下讲授，把门窗关好之后再继续讲授。这就叫人的文化素质。
一次，火车快要开动了，一个人急急忙忙跑上火车，车门把他的一只鞋挤掉在站台上了。这个人赶紧把另一只鞋脱下来，扔到掉在站台上的那只鞋旁边。人们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人捡到一只鞋没法儿穿，捡到一双鞋就可以穿了。这个人就是圣雄甘地。这就叫人的文化素质。
美国伟大总统林肯，一次下班后驾着马车回家，经过一个地方见到一头猪陷在泥塘里挣扎。他想，我就有这一身比较体面的衣服，如果去救这头猪，衣服就会被弄得不成样子。于是，他便驾车走开了。走出去不远，他听到那头猪还在痛苦地吼叫，他怦然心动，立即驾车回来，不管会不会弄脏弄坏衣服，费力气把那头猪从泥塘里救了出来。人们说，您的心是好的，但您这样做是不值得的。林肯说，我这样做，是为了我的良心安宁。这就叫人的文化素质。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开会落座前，先给身旁的女士美国国务卿赖斯拉好椅子，请她先坐下，自己再坐下。这就叫人的文化素质。
我接触过一个到中国来支教的澳大利亚女志愿者，到北戴河旅游，每次下海游泳，她都会捡拾上来一些像易拉罐、塑料袋、冰棍杆、冰棍纸一类的脏东西。这就叫人的文化素质。
我曾去云南讲课，顺便去了大理，苍山洱海，风光秀丽，令人心旷神怡。可是从大理返回昆明的长途车上见到的情景，几乎把我的快乐一扫而光。车上有几个金发碧眼的洋人，他们把剥下的果皮、糖纸等都装在塑料袋里，汽车中途停下时，他们跑出去很远，把塑料袋扔到垃圾箱里。可是，车上的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大学教师与大学生，却毫不在乎地把果皮等废弃物扔到车窗外，毫不顾忌地随地吐痰、擤鼻涕，洋洋得意地冲着人挖鼻孔。这就叫人的文化素质。
九乡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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