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喜图片:王东成:文化建设与国民文化素质(全本)(3)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02:53:01

王东成:文化建设与国民文化素质(全本)(3完)

(2009-06-10 20:17:00)转载 标签:

杂谈

美国安利公司曾有一个规定,它的商品可以“无理由退货”。可是,在中国大陆,许多销售员和消费者在商品使用了很长时间之后再去退货,迫使安利公司向全世界宣布,它的“无理由退货”的规定,在中国大陆不实行。此事使世界上一些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很不好。国门刚刚打开,一些学子出国留学,自己暂时没有电视机,只好看公用电视。看公用电视时需要投硬币,投多少硬币,就看多少时间。我们的一些留学生便把硬币栓上线,投进去,拿出来。这种行为也造成一些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很不好。这就叫人的文化素质。我常想,这就叫“个体的聪明造成群体的愚昧”。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太多了。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伟大的特蕾莎修女说:“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在她看来,小事固然微不足道,但能忠于小事却是一件大事。什么叫教养?上公共汽车、去商场购物,自觉地排队;去银行取存款,自觉地站在“一米线”之外;用餐时能用一张餐巾纸不用两张餐巾纸;出行时,能乘公交车不乘出租车;洗涤时,能用半盆水不用一盆水;如此等等,就叫教养。而像梭罗在《瓦尔登湖》里所描绘的那种过简朴生活的人,就是有教养的人、高贵的人。 
    许多时候,细节决定成败,寻常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决定成败。泰坦尼克号冰海遇难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船长忘记把望远镜带上船。人们说,甲午战争中,中国失败的结果早就决定在北洋水师的官兵把洗涤的衣物晾晒在军舰的炮身上这一细节中了。在拍摄《泰坦尼克号》时,拍摄已经过半,导演发现因为制作者的疏忽,影片中船上使用的杯盘没有“T”的标志(历史上真实的情况是当时的泰坦尼克号上的杯盘全都有“T”的标志),于是,导演决定,为了追求影片的真实感,坚决斥巨资,整个影片重新拍摄。人生中,许多时候,只有对细节的“斤斤计较”,才可能使自己做的事情获得成功。事实上,爱得细腻,是由于爱得深沉;爱得粗糙,是由于爱得肤浅。 

    美国电影《阿甘正传》里的阿甘,是个弱智者。可是,为什么他能够在人生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获得了令人艳羡的成功?捕虾捕得最多,长跑成为健将,打乒乓球成为美国国家队队员,还能娶到那么善良而美丽的妻子。原因之一,就是他时时事事都恪守人类生活中那些经常为许多聪明人忽视、违犯的最基本的常识和规范。每到重要的、关键的时候,阿甘都要以“从小听妈妈说”的道理为根据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从小听妈妈说”的道理,就是人类生活的最普通、也最根本的常识与公理,就是人类的大聪明与大智慧。实践证明,人们以及人类经常在常识性的问题上犯错误;人们以及人类的最重大的错误,几乎都是犯在常识性的问题上:惨无人道地屠杀犹太人是这样;“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文化大革命”是这样;“全民经商”、“教育产业化”等等,是这样;肆无忌惮地破坏、征服自己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环境等等,也是这样。

    审视中国近现代史,看上去最平凡、实际上最有效的文化建设,就是重在改良人的生活态度、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提高人的文化素质的“乡村建设”和“新生活运动”。如果能坚持下来,现在的中国不知会是怎样一幅美好的光景。

    2、要认识人的文化素质,还要防止和避免对人的文化素质的庸俗化。我们千万不要把人的文化素质简单而肤浅地理解为只是读读诗、弹弹琴、唱唱歌、跳跳舞、写写字、画画画等等,它更为基本、更为本质的内涵是人之为人的意识,是现代公民精神。

    3、我认为,人的文化素质的根本内涵是“三个综合”,即文理综合、中西综合、脑手综合。所谓文理综合,浅表的层次上是文科知识与理工科知识的综合,就是说,一个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应该同时具有基本的文科知识和理工科知识。现在,一些搞文科的人,理工科知识贫乏到可怕的程度;一些搞理工科的人,文科知识匮乏到可怜的程度。不过,必须明确,文理综合的深层本质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综合。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求爱,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真。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到北京动物园把一瓶浓硫酸泼在灰熊身上“搞科学实验”,以及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用皮鞋的高跟残忍地踩死小猫来取乐,并把这残酷的画面传到网上到处散布,就是缺乏对于生命爱与尊重的人文精神。而一些人,包括一些科学家,为迎合某种需要,为满足个人的某种欲望,用所谓的“科学理论”,论证完全可以“亩产万斤”,完全可以“15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以及高唱中国已经崛起,即将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民族主义“主旋律”,就是缺乏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所谓中西综合,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世界文化的综合,就是说,一个现代中国人必须在基本层次上了解和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一个在基本层次上不了解和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人,本质上不是一个现代中国人,至少不是一个完全的现代中国人。这样的人,也不会赢得外国人的尊敬与重视,尽管他们很“崇洋”。时下许多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所知甚少,这实在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危机。同时,一个现代中国人还必须在基本层次上了解和理解西方文化与世界文化。一个在基本层次上不了解和理解西方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中国人,也不是一个现代中国人,至少不是一个目光远大、视野开阔、具有某种世界眼光的现代中国人。这样的人是决然走不向世界的。当代中国人不该对西方文化与世界文化怀持惧怕、厌恶、贬低、拒斥的态度与心理。“思,容也。”(许慎:《说文解字》)“伟大是一种视野。”当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与世界文化应该采取“拿来主义”(鲁迅)的态度:“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只要对我有益处,我都拿来,都吸取,使它们成为滋润我、强健我的营养。”崇尚儒学的梁漱溟说过:“假使中国没有西洋文化进来,则再过两千年其生活仍不变。”泰戈尔在接触西方文化以后,那原本就十分广博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变得更加宽广,因此,他告诫反帝反殖的印度同胞:在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同时,应该去认识一个“伟大而善良的欧洲”。瓦•索科洛夫说过:“当伏尔泰用中国的茶碗,喝着阿拉伯的咖啡时,他感觉到他的历史视野扩大了。”圣雄甘地说:“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印度人。”因此,处于“地球村”、“全球化”中的我们,应该“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陶行知) 

    所谓脑手综合,就是思维能力与实践能力的综合,就是说,一个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应该是一个有头脑、有创意、有“形而上”追求的思想者,同时,也是一个善于为“过河”寻找或打造“桥”和“船”,善于把创意和宏观思考变成扎扎实实、具体细腻的“形而下”操作的实践者。这样的人,是“稀有金属”,是天下最宝贵的人。 

    有人认为,从精神文化的角度说,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冒险的时代,17世纪是一个理性的时代,18世纪是一个启蒙的时代,19世纪是一个建立思想体系的时代,20世纪是一个科学分析的时代,21世纪是一个文化综合的时代。不错,21世纪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是“经济挂帅”,但是,这个经济,已经不是传统经济,而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发展的知识经济、人文经济。因此,它特别需要科技人才、经济人才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尤其是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当有人问到21世纪的大学生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时,美国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校长、工程杰出讲座教授田长霖说:“应该同时具有东西方文化的功底。”他以自己为例说,由于他同时接受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熏陶,所以能够以华裔人士的身份得到西方人的认同。他在回答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大学教育偏重理工、向实用性发展的趋势时说,实用很重要,尤其是在“经济挂帅”的时代,但是忽视人文教育会带来严重后遗症,欧美的教育是从人文方面发展起来的,但现在也偏重理工,这是应该扭转的局面。牛津大学校长卢卡斯教授说,虽然在21世纪人类社会首先面临着科技的挑战,但越是如此,人文教育越显得重要,因为那时候的人类越需要了解价值和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后果。美国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1998年3月25日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大学的研究固然应该为经济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大学的教育也应当帮助学生从事有益并令人满意的工作。然而对于一种最好的教育来说,还存在无法用美元或人民币衡量的更重要的方面。最佳教育不仅应有助于我们在专业领域内更具有创造性,它还应该使我们变得更善于深思熟虑,更有追求的理想和洞察力,成为更完美、更成功的人。它帮助科学家欣赏艺术,又让艺术家欣赏科学,它帮助我们看到不同领域之间的关系,帮助我们作为个人、作为社区的一员体验一种更有趣、更有价值的生活。”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说:“文史哲是最应受保护和重视的,因为文史哲所代表的人文学科,不但是民族文化传承创造的命脉所在,更重要的,它是社会价值引导的源泉;不能想象,一所没有较高文史哲研究水平的大学是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更不能想象,一个将文史哲研究置于边缘地位的民族,其在文化价值上是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的民族。”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说得更为简洁而有力,他说:“没有科技,一打就垮;而没有人文,则不打自垮。”这些著名学者、教授、科学家的见解极为平实而深刻。实践证明,文理综合、中西综合、脑手综合充分体现了人的文化素质的内涵;真正的教育,一定是旨在全面、综合地改良与提升人的文化素质的教育,这是一种“立人”、“强国”的“博爱、博学、博雅”的“绿色教育”。

    4、我认为,分析地说,人的文化素质是由四部分构成的。
    生活实践素养是人的文化素质的基础。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一个人所具有的人生阅历和实践经验,二是一个人将外在的社会生活内化为自己的心理体验,从自己的阅历和别人的生活中汲取独特的体味、滋养与借鉴的意识与能力。 

    人生阅历和实践经验是一个人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尤其是其中的苦难、挫折与失败,它是一本最独特、最有价值的书,咀嚼它,可以使人变得厚重、深刻、达观、智慧、富于理解力与同情心。当代中国青年,尤其是大学生,最匮乏的精神财富之一,就是这种生活实践素养。

    以写作为例,缺乏人生阅历和实践经验,不是不能写作,就是写不出很实在、很深沉的文章、作品来。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证明,一个有作为、有出息的诗人、作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毛泽东)鲁迅就说过:“我当作《阿Q正传》到阿Q被捉时,做不下去了,曾想装作酒醉去打巡警,得一点监牢里的经验。”曹禺也说过,为了写《日出》第三幕,他曾不惜经受极大的折磨、伤害、侮辱,深入到剧本所要反映的肮脏、黑暗的实际生活中。试想,如果曹雪芹不先后经历那“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奢靡生活和“蓬牖茅椽、绳床瓦灶”、“举家食粥”的困顿生活,他怎么可能写出那“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字字看来皆是血”的《红楼梦》?如果鲁迅不是家遭变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不与那风雨如磐的黑暗现实抗争,他怎么可能“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揭示出国民性的黑暗和专制文化的吃人本质?如果李白既无“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经历,又无“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的“赐金还山”的遭遇,他怎么可能写出那些清雄奔放、慷慨激愤的充满“谪仙”个性和强烈“民本情怀”的伟大诗篇?可以想见,如果不是被“赐金还山”,如果一直待在宫中,李白再有才华,顶好也只能成为一个被皇帝所宠幸的点缀宫廷生活的文学弄臣。 

    中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据说是曾经大兴“文字狱”、自称是“十全老人”的风流皇帝乾隆。但是,他的诗一首也不风流,没有哪一首能活在人们的记忆里,没有哪一句能够传诵在人们的口头上,没有哪一篇能激发起学者的研究兴趣。为什么?原因之一,就是他缺乏社会生活,缺乏人生的沧桑感,因此,他写不出沾着生活露珠、透着泥土气息、映着时代色彩的鲜活的诗句来。

    为什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大作家,在1949年以后很少写出好作品,甚至根本写不出作品?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逐渐被“体制化”了的他们,在日益丧失独立人格和艺术良心的同时,也日益脱离了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社会生活。24岁就写出《雷雨》、26岁又写成《日出》的天才艺术家曹禺,1949年以后几乎什么好的作品都写不出来了。他的《王昭君》,是奉周恩来之命,意在表现“蒙汉两个民族团结”的“主题先行”的失败之作。在这部作品里,曹禺塑造了一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甘心牺牲自己的青春,以换取蒙汉两个民族化干戈为玉帛的女共产党员“王昭君同志”。作家、诗人、画家黄永玉曾写信给曹禺说:“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从一个海洋,萎缩成一条小溪,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社会生活的确是一个作家的“通灵宝玉”,失去了它,就必然无所作为。迄今为止,1949年以后比较有成就的作家有三批:一批是右派作家,一批是知青作家,一批是具有“草根意识”、“大地情怀”的精神家园的守望者。为什么呢?原因也很清楚,就是命运把他们抛到了社会底层,使他们获得了比较真实、丰富、深刻的人生体验和生活经验。这就叫“文章憎命达”、“江山不幸诗家幸”。 

    作为生活实践素养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个人所具有的将外在的社会生活(自己的、别人的,现实的、书本上的)内化为自己的心理体验的意识和能力,是更为重要、更为宝贵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具有极高价值的眼力、识力、感受力和理解力。具有这种意识和能力的人,善于读自己、读别人,善于把自己的、别人的、现实中的、书本上的生活和实践在自己心灵的舞台上重新上演,在自己的和别人的故事中流下由心泉淌出的泪水,尤其善于从那些在别人看来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事物和现象中,发现、发掘、提炼出独特、新颖、有价值的东西来。这样的人就是有心人,就是眼睛长在心上的人。 

    一个人所具有的将外在的社会生活内化为自己的心理体验的意识和能力,之所以比他所既有的人生阅历和实践经验还重要、还宝贵,道理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人生在世,不可能事事亲历。一个人的阅历再丰富、再复杂,若与广阔无垠、丰富无比的社会生活相比,也是极其简陋、单调、狭窄的。所以,如果一个人要较多地获得人生体味和生活经验,除了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直接生活范围之外,就是要努力增强自己的内化意识与内化能力。在相似相近的社会环境与生活氛围中,有的人颇多发现、体会与收获,而有的人则甚少发现、体会与收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与人内化意识与内化能力不同。实际上,一个人只有具有了相当的内化意识与内化能力,他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实践经验才能真正变成自己的精神财富,否则,连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实践经验也不属于自己。所以说,内化意识与内化能力是一个人真正提高自己的、直接的阅历的价值,并且从别人的、间接的生活中汲取滋养和借鉴的内在因素,是一个人生活实践素养水平的重要标志。 

    思想理论素养是人的文化素质的灵魂。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一个人所具有的思想理论知识的广度、高度与深度,二是一个人所具有的思想理论的眼光与头脑。

    人类的精神财富是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其最底层是知识,拥有较多知识的人是学问家,中国最不缺乏这种“学富五车”的学问家;知识之上是理论,理论是对知识的概括与抽象,具有较多、较深理论的人是理论家,中国是一个缺乏理论家的国度;理论之上是思想,思想是对知识、理论更高度的概括和抽象,具有较深邃、较广阔的思想的人是思想家,中国极其缺乏这种目光如炬的思想家;思想之上是精神,精神是知识、理论、思想的融合、升华与超越,是人类永恒的财富、永恒的智慧之灯、永恒的生命之源,具有至大至深的精神的人是精神大师,这种精神大师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寥若晨星,老子、孔子、庄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摩西、耶稣、释迦牟尼等等,就是这样的精神大师。 
    对于一个人来说,学习和掌握思想理论知识是大有益处的。但是,应该知道,比思想理论知识更为重要、更为宝贵的是思想理论的眼光与头脑。一个人如果不把学到的思想理论知识转化为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变成自己的思想理论眼光与头脑,那么,这些思想理论知识本质上并不属于自己,对自己并没有多少用处。

    思想理论眼光与头脑是一个人具有某种魅力和风采的原因之一,是人类具有某种尊严与权利的根据之一。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棵软弱的苇草,但是这棵软弱的苇草是一棵有思想的苇草,惟其如此,它便有了尊严与权利,成了“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 

    思想理论眼光与头脑是一个人的认识具有某种穿透力和提升力的内在根据之一。具有思想理论眼光与头脑的人,常常是令人敬畏的人。他往往能土木三分地看问题,高瞻远瞩地看问题,见别人所未见,发别人所未发。同样描写中国人,鲁迅就能比别人更准确、更深刻地刻画出国民的魂灵,发掘出国民性和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底蕴;同样反映俄国社会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就能比许多人写得更真切、更独到;同样阅读一篇普通的“桃色新闻”,司汤达就能从中透视出法国革命的风云与命运,写下享誉世界文坛的《红与黑》;同样描写封建大家族的日常琐碎生活,曹雪芹就能从中见出人情、人性的真谛,写出如同“断臂维纳斯”一样的无与伦比的《红楼梦》;同样是研究商品,马克思就能从中发现资本主义形成、发展的历史规律,写出作为资本主义的“百科全书”的《资本论》。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具有比常人更深刻、更敏锐的思想理论眼光与头脑,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 

    文化知识素养是人的文化素质的底色。它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一个人所具有的文化知识的广度、深度、高度,这有时可以用读书的状况来判断;二是一个人所具有的文化气质与文化品格,这往往用读书的状况很难判断。 

    一般说来,一个人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否则,他便不能安身立命,更不要说从事科技工作和思想文化工作了。中国当代作家与中国现代作家的一个重大差距就是:许多中国现代作家,本身就是著名的、杰出的学者,例如鲁迅、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等等,而中国当代作家,很少有人同时是有层次、有质量的学者。作家王蒙曾大力提倡“作家学者化”;画家范增也曾大力提倡“新文人画”;俄国作家契诃夫在谈到人民中间出来的作家时也曾强调:“只是他们得进大学念书才成,因为缺乏教育是不行的。”这些提倡和强调,都是基于对文化知识重要作用的认识。许多人不能像曹雪芹、鲁迅、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莎士比亚那样写出那么伟大的作品,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他们缺乏渊博的文化知识。 

    但是,文化知识素养绝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人所具有的文化知识的数量乃至质量,它更意味这一个人所具有的文化气质与文化品格,因此说“文化是写在脸上的”。我们不能仅仅用拥有文化知识的多少、深浅等来判定一个人文化知识素养的高低。一个人身上散发出的文化气质与文化品格,虽然比较潜在、空灵、模糊,但是,它在根本意义上制约着一个人的文化意趣、文化层次、文化风格,对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发生着悠远,深沉的影响。一个人如果还没有把学到的文化知识内化、升华为自身挥之不去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即使已经当上了博士、教授,还可能只是一个“文化菜农”。正是感受、认识到这一点,人们才极而言之地说:“三代才出一个贵族”。实事求是地说,江青是比较有才华的,在电影、戏剧、摄影、书法等等方面,都显示出一定的才能,但是,她再有才华,身上所散发出的,也只是黄埔滩上二、三流演员的气息。而王光美,大家闺秀,辅仁大学的高材生,身上总飘散着一种高贵的气息。宋蔼玲、宋庆龄、宋美龄,学历也就是大学本科,但是,她们却是中华女性知性、美丽的典型。

    古人早就意识到文化气质与文化品格对于一个人的人生质量和文艺创作的意义。苏轼曾大力提倡“文人画”。他意识到,那些并非专业画家的文人的绘画作品之所以品位较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文人身上自有一种高雅、高贵的文化气质和文化品格。人品高,画品自高。徐文长、郑板桥、唐伯虎,哪个不是人品高洁、趣味高雅的文人。 

    人品高,艺品自高,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鲁迅、郭沫若都不是专门的书法家,但是,他们的书法,或疏朗劲峭,或舒卷清隽,是许多专业书法家望尘莫及的。当代许多戏剧演员、影视演员,单论长相,比梅兰芳、赵丹、白杨、于是之等老一辈表演艺术家漂亮多了。但是,若论表演,他们与这些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却相距甚远。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具备老一辈表演艺术家那样的文化底蕴、文化气质与文化品格。时下,努力提高文化知识素养,尤其是努力提高文化气质与文化品格,已经成为摆在我国戏剧演员、影视演员、歌唱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运动员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一些演艺人,文化知识素养的低下令人齿冷,每届的全国电视歌手大奖赛,就是明证。一些运动员,运动水平低下,运动生命短暂,原因之一,也是文化知识素养严重匮乏,中国男足的一场场比赛,就是明证。 
    情感意志素养是人的文化素质的“载舟之水”。情感是人的喜、怒、哀、乐等心理表现。意志是人决定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心理状态。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应该是一个情感丰富、醇厚、热忱的人,应该是一个执着、坚韧、沉毅的人。 

    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必定是一个富有意趣、多情善感的人。他听到青草发芽的声音就满心惊喜,他看到黄叶飘零就有所感怀;他听到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就热血沸腾,他看到秋空中飞过一行大雁就怦然心动;他听到母亲的呼唤就温馨满怀,他看到失学儿童的目光就黯然神伤;他听到生活中一件件丑闻就羞愧难当,他看到社会上一桩桩暴行就怒发冲冠。“泪泉和墨写离骚”(倪瓒),伟大的感情造就伟大的人格。充沛的感情、盎然的意趣、年轻的心灵,对于一个追求人生质量和事业成功的人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情者,心青也。青春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许多伟大的学者、思想家、科学家、诗人、作家,常常是终生保有一腔热血、丰富意趣、年轻心灵的在人类文化知识大海边捡拾贝壳的“大孩子”(牛顿)。他们“眼里常含泪水”地在生活的田地里挥汗如雨的播种、耕耘、收割。在许多人看来,他们不成熟,不理性,是疯子,是孩子。但是,正如傅斯年在《一段疯话》中所说:“我们应当敬重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 

    一年在巴黎,刘海粟与傅雷、梁宗岱去见朱光潜。刘海粟画了一副油画《玫瑰村》。当时,傅雷说,很好,在构图、设色等方面都消化了塞尚。可是,梁宗岱却说,这是刘海粟自己的,与塞尚无关,你走了眼。于是,两个人争执起来,直至动武挥拳。事情还闹到了警察局,警察问明原由后哈哈大笑,而两人也一笑了之,同归于好。老一辈学者、艺术家,在学问、艺术面前,是诚实、天真的孩子。 
    王洛宾先生说过,多一个喜欢音乐的人,就可能少一个喜欢拿枪的人。说得多么精辟!是的,人们多一些情感与意趣,生活里就可能少一些仇恨与冷漠。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博大、深沉的美好情感的民族。抗日战争胜利后,朝鲜、韩国没有发生一例收养日本战争孤儿的事情,可是,我们中国收养日本战争孤儿的实例比比皆是。我们的中国父母因为困难供不起自己的儿女读书,但是却要含辛茹苦地供收养的日本战争孤儿读书。我的小学老师就是这样一个日本战争孤儿。 

    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严峻问题,就是人的感情的“沙化”。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其中包括儿童、少年和青年)的心变得越来越刚硬,越来越简陋。他们缺乏幻想、浪漫,缺乏同情心、正义感,相反,越来越功利,越来越“理智”,越来越没有诗意。爱的对立面站着两个敌人:仇恨与冷漠。我们一些人的心理就潜伏着这两个敌人。美国纽约9•11事件发生后,中国大学的校园里曾一度一片欢腾,后来弗吉尼亚校园枪击案发生后,许多中国大学生也幸灾乐祸,拍手叫好。他们说,这是报应,是天谴,美国人活该。面对俄罗斯别斯兰事件,面对一次次矿难,许多人无动于衷,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前没有一束鲜花,没有一根蜡烛;坐在温暖的房间里,许多人根本没有想到,那使房间温暖的煤块上沾着死难矿工的血!我们一些人,越来越习惯于当“围观”的看客,任凭歹徒作恶,任凭好人遭殃,袖手旁观地看热闹。四川成都曾发生过一个“李思怡事件”。3岁的小女孩李思怡的母亲是一个单身的吸毒者,在被警察抓到的时候她曾央告说,我家里只有一个3岁的女儿,能否在你们的看管下,让我回趟家安置一下孩子,警察没有允许。她又说,我有一些亲属的电话号码,你们能否打个电话,求他们帮我照顾一下孩子,警察也没有做(也许是忘了)。18天后,邻居们闻到从李思怡家的房门里散发出尸臭气,连忙报警。警察来到打开房门时,看到3岁的小思怡已经趴在门边上死了,尸体已经发臭了。我认为,这件事不仅仅是警察失职所致,它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试想,如果警察不失职,如果小思怡的邻居有一点点怜悯之心,这事会发生吗?其实,只要有一个环节不出问题,这事就不会发生! 

    现在的中国,满世界找不到几个孩子了。连一、二年级的小学生都知道跟父母要钱给老师买礼物,以便使老师让自己当干部。记得有一次去朋友家里做客,他家有一个读小学四、五年级的小女孩。这小女孩学习成绩很好、很成熟、很理性,尽说些大人话,很少天真、幼稚。在看到我因看电视节目眼圈发红时,她便安慰我说:“叔叔,那都是假的。”她的这句劝慰的话令我百感交集,一夜失眠:我三、四十岁的时候,读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还常常热泪盈眶,这孩子这么小,怎么竟然如此成熟与理智?俄国思想家赫尔岑说过,一个民族,如果连它的青年人都没有了青春,它便没有希望了。我们更可以说,一个民族,如果连它的少年儿童都失去了天真烂漫,它就更没有希望了。

    对于人生来说,情趣、情怀比知识、思想重要,一个有知识、有思想的人,未必是一个有情趣、有情怀的人。德国诗人海涅在《自述》中提到他与自己的老师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一次谈话时说:“一个星光灿烂的良夜,我们两个并肩站在窗前,我一个22岁的青年人心醉神迷地谈到星星,把它们称为圣者的居处。老师喃喃自语道:‘星星,唔!哼!星星不过是天上的一个发亮的疮疤。’。”

    人才成长的实践证明,在促使一个人获得成功、成人的各种因素中,志气比才气重要,毅力比智力更重要。一个人缺乏志气,缺乏良好的意志品质,即使再聪明,再有才华,也可能无大作为或无所作为。世事艰难,苍生苦多,一个人千辛万苦才能成为一个平凡的人,没有挺拔的志气、顽强的毅力,是做不成什么事情的。 

    当今社会生活的另一个严峻问题,就是人的意志的“软化”。现实生活中,许多人的心变得越来越浮躁和脆弱,它们缺乏耐心、专心和定心,缺乏吃苦耐劳、甘于寂寞的精神,相反,越来越趋时附势、朝秦暮楚,越来越虚娇、萎缩、禁不住失败与挫折。近年来,许多著名的重点大学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举人”、“秀才”,甚至“状元”、“榜眼”、“探花”。他们的入学考试成绩令人羡慕不已。可是,“山外青山楼外楼”、“武林之中尽高手”,进入大学之后,有些人因为不再像中学时那样出类拔萃了,甚至逐渐落在人群之后了,便感觉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乎,迷惘、颓唐、绝望,少数人还走上了不归之路。这种现象告诉我们,在坚持赏识教育为主的同时,必须适时地进行一些挫折教育。我们应该让青少年知道,只有你的父母愿意心甘情愿、千方百计地呵护你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别人似乎并没有这个义务,相反,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别人还会时常冷淡你、嘲讽你、妒忌你、排斥你、打击你,甚至诬蔑你、陷害你,而你,必须既有自尊心,又有钝感力,逐渐学会承受乃至享受这些人生的风霜雨雪。其实,真正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正是在与人生的风霜雨雪的搏斗中形成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人的情感的“沙化”和意志的“软化”,是人的精神的褪化。这是一个真正令人忧虑的“人的危机”。
    
    (九)人的文化素质的培养
    人的文化素质是教育的结果。但是,这个教育并不仅仅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等。它是一种大教育,是社会精神文化对人的全面构建和陶铸。分析起来,这种教育通常是通过如下一些途径实现的。

    1、用自己的眼睛“读世间这部活书”
    存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脑袋。有什么样的人生阅历和实践经验,就可能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感情、态度。诚如鲁迅说:“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烦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实践出真知,皮肤出思想。有些思想不是头脑中长出来的,而是皮肤里长出来的。一个人再聪明,再富于理解力和同情心,如果他不经历某种生活,对那种生活没有切身体验和感受,他可能也不会产生乃至不会理解某种思想、观念、感情、态度。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就是这个道理。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清人张潮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把人生阅历和实践经验这块精神“酵母”的作用说得何等形象。因此,黑格尔说,人走遍天涯海角,也走不出自己的皮肤。

    一再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巴金先生,一听别人唱“样板戏”就心惊肉跳,就下意识地感觉又有人抄家了。对巴金先生的这种感觉,许多在“文革”中遭受打击、迫害的人,似乎都能理解,因为他们都有切肤之痛。然而,这种感觉对于有些人来说就莫名其妙、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没有经历那样的岁月,没有遭受那样的打击和迫害,甚至还可能是打击、迫害别人的人。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是值得留恋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当年毛泽东虽然参加了动员、组织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活动,但是,他本人却没有赴法勤工俭学,他的两只脚行走在湘江两岸的大地上,搞农村调查,搞农民运动。在这些实践活动中,他逐渐认识了农民,认识了国情。这些认识为他日后寻找到一条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农民革命战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使他运用“武器的批判”,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也恰恰是他没有走出国门(仅仅是在1949年以后两次去了苏联)这个原因,使他对现代西方的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等都缺乏相当的感受和认识,使他犯了给自己和整个国家都带来极大灾难的严重错误。与此相反,当年许多赴法勤工俭学的人,后来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倡导者,他们之中的15岁就走出国门的邓小平(在当时的四川商会的资助下),几十年后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是一个极其发人深省的历史现象。 

    “人格主要是由一生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塑造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明乎此,我们理应对自身的轻狂无知保持警惕,理应对人生世事保有敬畏。麦穗经历风霜低下头来,果实沐浴雨露更加甜美,人生经历沧桑,才更加沉实、厚重、谦卑、宽广。一位美学家说,一般说来,一个小孩子只喜欢“艳”与“甜”,而一个成年人才可能既喜欢“艳”与“甜”,又喜欢“淡”与“苦、辣、酸、咸”;这正如一种文化、一个民族,如果不够老、太年轻,那么,它一般只喜欢“艳”与“甜”,而一个饱经沧桑、成熟、悠久的文化和民族,才可能既喜欢“艳”与“甜”,又喜欢“淡”与“苦、辣、酸、咸”。宋代词人辛弃疾唱到:“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另一位宋代词人蒋捷叹道:“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何等厚重的沧桑感,读来真叫人百感交集,长夜难眠.

    一个人要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较大的精神财富,必须对社会生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仅要深入、持久、全身心地贴近生活,做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士”和耽迷忘我的“演员”,以获得切身的感受与体验;而且,还要与生活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做一个客观、清醒的思想者和理智、聪颖的“观众”。一味地把自己融化在生活中,不能时而“生活在别处”,不能与生活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难免被琐碎、庸繁的生活淹没,丧失自我,难免“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囿于偏狭的个人经验。很多事情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与生活保持适当的“心理距离”,常常使我们对人对事有一个客观些、公正些、全面些的感受、认识和理解。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是亲密无间,而应该是亲密有间,适当的距离才能产生美感,产生公正,才能使亲密的感情、良好的关系得以维持与发展。从审美的角度看,老虎本来很美,但是,如果不是在公园里欣赏它,而是在深山老林里遭遇它,我们还会不会感到它美?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只有沉淀一个历史时期,人们才可能看清它的真面目,才可能给它以客观些、公正些、全面些、深刻些的评价。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说,功过是非留给后人、留给历史去评说。 

    王国维说:“诗人对于自然人生,须入手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一个有思想的人,常常是既立足于自己的生存,又超越于自己的生存;既很自信,又很“自疑”;既能入世,又能出世;既执著,又达观。 
    另外,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更具“含金量”,成为养育自己生命的源头活水,还必须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健康、优质的“文化圈”。人是环境的产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说来,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你告诉我你有什么朋友,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这是早就被社会生活证实了的真理。“孟母择邻”的故事就是这个真理最通俗最形象的演绎。“择校风”经久不衰,也是这个真理的有力证明。人才成长有个“鱼群”现象,明白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择木而栖”,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健康、优质的文化氛围和精神园地。

    2、把读书作为自己终生的功课
    与读世间这部“无字之书”一样,读有字之书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价值,也在于它能够潜移默化地构建、陶冶人的思想、情感、意志等文化素质。培根说:“读书在于造成完全的人格。”朱光潜说:“读书的功用在储知蓄理,扩充眼界改变气质。读的范围愈广,知识愈丰富,审辨愈精当,胸襟也愈恢阔。”实践证明,“你告诉我你读了些什么书,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一个人,应该是书生气越少越好,因为书生气是幼稚;而书卷气越浓越好,因为书卷气是教养,是一个人文化素质的自然流露与体现。一个人,应当对读书有一种如饥似渴的需求和终生不老的“恋情”,应该如宋代尤袤所说:“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也”。在时下浮躁、奢靡的文化氛围里,我们尤其应当谨记和实践石涛这样的叮嘱:“冷淡生涯本业儒,家贫休厌食无鱼;菜根切莫多油煮,留点青灯教子书!”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个人读书的状况对他的人格与事业有极大的影响:其优长与特色往往能够丰富其人格,促进其事业;其弱点与不足,则常常可能给他带来人格的缺陷和事业的缺憾。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成为一个革命家、战略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一生大量地、手不释卷地研读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文学、军事一类的书,例如《资治通鉴》、《二十四史》、《随园诗话》、《红楼梦》等等,获得了渊博的学识,这种学识恰恰有用于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需要。在这点上,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是瞿秋白、王明等等,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假如陈独秀不犯错误、李大钊不牺牲,中共的最高领袖是否还是毛泽东?考察起来,似乎仍然还得是毛泽东。因为陈独秀、李大钊等教授、学者,都不读兵书,都不懂军事,而毛泽东自青年时代就喜欢读兵书,就喜欢研究军事。这种状况,使他比别人更能满足和适合中共革命的需要。毛泽东一生最辉煌的业绩更多地体现在诸如“四渡赤水”、“三大战役”一类的军事斗争中。而毛泽东之所以具有相当严重的帝王思想和专制性格,之所以犯了给他个人和整个民族都造成沉重灾难的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他始终偏爱读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文学、军事一类的书。正如他的读书秘书龚育之等人说的那样,他一生“最重视、最喜欢阅读的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作品,除了《茶花女》、《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少数的名著外,他读的很少;中国的现实文学作品也读的很少;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的更少。这一情况,不能不使他的思想受到一定的局限,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难怪他会说出|“新诗迄无成功”这么偏激的话,难怪他会说出“我就不相信经济建设比三个战役还难搞”之类的无知的话,难怪他会组织领导“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群众运动”。 

    一个人应该努力博览群书,以获得渊博的学识,构建美好的人格和深厚的素养。但是,生也有涯而知无涯,因此,读书要有战略。相对来说,青少年读书,应当宽阔些、驳杂些,更多地采取“开卷有益”、“多多益善”、“一目十行”、“不求甚解”的态度和做法,以打下宽广些的基础。而走出青年时代,走出“初级阶段”,读书就当收敛些、精粹些,更多地采取“任凭你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从一而终”的态度与做法,以建立稳定而巩固的“根据地”。这就叫“先打游击后攻城”(朱光潜),这就叫博与专、广与深的完美统一。 

    正因为生也有涯而知无涯,读书还必须有所选择。这种选择,应当是主动的、清醒的、切合实际的。
    一是要选择读基本的书。这类书是一个人建造自己的精神大厦的基石,是喂养自己的文化生命的“母乳”。读这种书,就是喝文化“开口奶”,练文化“童子功”,它会给自己的人生抹上第一层底色。 
    最基本的东西往往是最具制约力、最有战略意义的东西。中国近现代史上那些“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大学问家,为什么有那么强的文化生命力,能够耸起一座座文化高山和一片片文化高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文化“开口奶”吃得好,文化“童子功”练得好:他们自小便“子曰诗云”,打下了良好的国学根底;进入青年时代,又恰逢“欧风美雨”东渐,打下了良好的西学基础。而我们这一代在反对“封资修”社会文化环境中靠“选本”文化喂养大的人,为什么站不出几个文化巨人和大学问家?为什么形不成承继前辈学人的文化高原,相反却造成了文化断裂与文化峡谷?原因之一,也在于我们没有吃好文化“开口奶”,没有练好文化“童子功”:反对“封”使我们不懂国学,成为丧失精神文化家园的浪子;反对“资”,使我们不了解西学,成为流不进海洋的“内陆河”和“沼泽地”;反对“修”,使我们不熟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文化性格。杨振宁等学者、科学家曾提倡大学应该让最优秀的教师给一、二年级的学生上基础课,就是基于对基本的东西在人的一生中重要作用的深切体验和正确认识。最基本的东西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们也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中国教育的最大危机之一,就是轻视、忽视基础教育。 

    二是要选择读经典的书。这类书是人类精神文化天空中的恒星而不是流星,是人类精神文化大海边的礁石而不是沙砾。他们可以被乌云遮蔽,但不会消失;他们可以被潮汐淹没,但不会被冲走。他们是《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喝的李奶奶端给他的那碗“老酒”,有了那碗“老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 

    读书应当有“精品意识”。要把有限量的、宝贵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阅读文化精品上,而不能随便抛掷在阅读那些知识秕糠或者品位低下的书籍上。“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读经典的书,就是“登泰山”、“凌绝顶”、“经沧海”、观“巫山之云”。有了它们在胸中,就能够“小天下”、“览众山”,就可能具有云水襟怀。 

    三是要选择读前沿的书。这类书是人类精神文化领域中最新成果,是被人类刚刚发现的“新大陆”和“处女地”。读这类书,往往能够使人的精神、思想比较新锐、敏感、富有生气,而避免陈腐、迟钝、僵化。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知识更新”的大时代。一个人不一定时时都立于思想文化的潮头,但是,他必须耳聪目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关注人类精神文化的最新进展和最新趋势;而不是闭目塞听,不看云卷云舒,不听风声雨声。

    四是要选择读源头的书。这类书是人类最早开拓、耕耘的精神土地,它沉淀和蕴含着人类最初的梦想与智慧,它蕴藏着人类文化的“遗传基因”和“原型”。它们并没有完全属于历史,相反,常常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给人们的现实与未来以深刻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是我们人类在艰苦跋涉中频频回首、从中汲取启示与力量的精神家园。读这类书,我们常常有寻到“家园”、寻到“根”的感觉;往往会对曾经读过的许多书、曾经经历的许多事有一种豁然开朗的顿悟和举重若轻的感觉;往往会对现实和未来有一种了然于心的观照和成竹在胸的从容。现代人不该有现代性傲慢。试想,比较老子、孔子、庄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摩西、耶稣、释迦牟尼,我们现代人拥有的知识增加了千千万,然而,我们的智慧又增加了多少呢?因此,一个现代人直接从“源头”汲取活水,直接与先贤交流对话,从中汲取启示和智慧,实在是一种十分明智的选择。

    读书还应当讲求些方法,例如速读、精读、与人切磋交流、“不动笔墨不读书”等等。在当下,尤其要把读传统的纸书与读现代的电子书结合起来。不读书不深刻(现在许多人不再安安静静、年年月月地读书了,这不能不使他们浮躁与浮浅),不上网不广阔(拒绝使用现代手段获取信息、知识,想不落伍、不狭窄是不可能的)。      
     
    三、最后,谈一点思考与希望
    
    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历史敏感预言,在21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中等发达的国家,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成为世界中等发达的国家,这实在是世界历史的伟大巨变,将对整个世界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唐德刚先生(胡适的弟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以一个学者的历史敏感预言,中国将在21世纪40年代走出“历史的三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认为,1840年以前,中国是“静若处子”,千年秦制;从1840年开始,中国是“动若脱兔”,百年遽变;待到21世纪40年代,中国将完成社会转型,汇入人类文明的主流,用20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四、五百年才走完的路程,成为一个经济自由、政治民主、文化发达的国家。 

    我是一个教师,我以一个教育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的历史敏感意识到,从1949年算起,中国将用三个30年完成社会变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1949年到1979年是“正题”的时代、悲剧的时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革命高于一切,革命淹没一切,整个国家充斥着畸形、虚假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从1979年到2009年,是“反题”的时代、喜剧的时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经济高于一切,经济主宰一切,整个社会弥漫着社会大还俗的气息,混杂着专制主义、消费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犬儒主义等等。从2009年到2039年,中国将进入一个“合题”的时代、正剧的时代、生命中承受责任与荣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人将变得更智慧、更博大、更弘毅,将进一步摒弃前两个30年的谬误,同时又汲取其合理的、美好的遗产,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自由、民富、国强、统一的现代国家。历史是一个薪火相传的过程,上一代的佼佼者必定是下一代人的良师益友,这点,一再被实践证明。因此,我希望生正逢时的当代青年,努力准备好自己,勇敢地担当起自己的使命,让自己的生命飘洒出人生的杏花春雨,飘飞起人生的霞光彩虹,成为未来中国年轻一代的良师益友。 

    目前,发展着的中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机遇,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在各种各样的机遇中,“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是最大的机遇;在各种各样的危机中,“人的危机”(即文化素质的危机)是最大的危机。不要说我们还有一个为数不小的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文盲群体,就是在知识人群中,许多人也是有智商没智慧、有知识没思想、有学历没教养、有青春没热血、有个性没品行、有前途没志气、有理想没实践。在科学工作者,我们还少有像牛顿、帕斯卡尔、爱因斯坦这样的具有深厚人文精神和哲学头脑的伟大科学家。在政治领袖中,我们还少有像杰弗逊、邱吉尔、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具有深邃思想洞察力和高远人文追求的伟大政治家。在诗人、作家、学者中,我们也少有像普希金、歌德、莎士比亚、洛克、卢梭、萨特、马克斯•韦伯这样的具有卓越的人文思想和超凡的精神气象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理论家。有人说过,世人可以从贝多芬、黑格尔认识德国;可以从泰戈尔认识印度,尽管印度很穷,但它有了泰戈尔,世人知道了印度还有如此高贵的思想;世人还可以从川端康成认识日本;这些人的作品让全世界的心灵都能感受;美国刚刚独立时,根本被英国人瞧不起,但是美国人有了海明威以后,英国人的眼光就变了;现在,中国让外国人体验的东西还没有,中华文化在人格意义上被全世界所欣赏的还没有,中国急需寻找一个全世界都能感应的文化。  
    我们不是“文化决定论”者,更不是“精神万能论”者。我们明白,造成世界美好还是不美好、造成民族强盛还是不强盛、致使人活得像人还是不像人的原因有很多(例如经济发展、社会制度等),绝不仅仅有人的文化素质这一个原因。但是,我们相信,在社会大环境逐步改善的情况下,随着人们对文化素质问题的重视,随着真正的素质教育的展开,随着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我们的世界就会多一些友爱、理性、光明,我们的民族就会多一些文明、智慧、高贵,我们的人生就会多一些教养、尊严、诗意。对此,我们充满希望。有人说,卡夫卡只有天堂,没有道路;鲁迅则只有道路,没有天堂。我们不是卡夫卡,也不是鲁迅,我们既有道路,又有天堂。事实上,不是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希望;而是哪里有希望,哪里就有生命。马其顿王亚历山大远征东方波斯的出征前,就把自己所有的地产收入、奴隶和畜群全部分赠他人。当时有位将领迷惑不解的问道:“陛下,您把所有的东西分光,把什么留给自己呢?”亚历山大干脆利落地回答:“希望!我把希望留给自己!它将给我带来无穷的财富!”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四个神话和传说最具魅力,这四个神话和传说就是“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大禹治水”。我们要努力改良和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把自己锻造成当代的“精卫”、“夸父”、“愚公”和“大禹”,同时,用我们燃烧的生命去照亮别人,点燃别人,从而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在我们的手上和脚下,一天一天地变为现实。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化为一只“鸽子”,为人们衔来一枚橄榄叶,把“大水退去了,大地将重现繁荣”的大好消息传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