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道光宇客服电话:陈独秀与张国焘

陈独秀与张国焘

作者：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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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无论你是爱也罢，恨也罢，接受也罢，排斥也罢，已然逝去的风雨征程之中，都曾走过他们的厚重身影，他们便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张国焘。他们参与创造了党，成为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后来，又因不服从党的纪律，被党所开除。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光明磊落，至死不变其节，保持住做人的操守和尊严；另一个则失去良知和自尊，卖身事敌，助纣为虐，成为历史所唾弃的变节者。
　　
　　相识北大
　　
　　20世纪初，陈独秀已是闻名遐迩的新派人物，安庆藏书楼一篇爱国演说，不胫而走，交口传诵；一纸《安徽俗话报》，更是洛阳纸贵，风行沪上。1915年9月，他又来到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将科学与民主引入国中，成为青年的导师和新派人物的领袖。他的《新青年》发刊词中的一些警句“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已成为当时进步青年的座右铭。
　　1916年11月底，陈独秀因事来北京。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他对北大进行考察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北大改革应先从文科开始。可是，文科学长久乏其人，此事可让他费了一番思考。经朋友们的推荐，他决定聘请陈独秀担当此任。期间，陈独秀还住在北京，他三登其门，求贤若渴。陈独秀为之所动，于1917年1月，来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
　　陈独秀来北京大学的最大的贡献，是把《新青年》带入北大，由此，他的周围集聚了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沈尹默等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给青年学生送去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北大文科改革注入了全新的革命性的内容。陈独秀也因此成为北大青年的精神领袖和思想导师。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家境富裕，父亲思想也开通，鼓励后辈走出家门，自由发展。1916年，19岁的张国焘考入仰慕以久的北大，可是，北大给他的影响并非如想象中的那么好，老学生有“老爷派头、名士作风和守旧习气”，“教授与学生之间没有什么联系，除了上课之外，彼此不相闻问”，校园内“还显得很有点乱七八糟”。可是，自陈独秀的文科改革以来，北大开始出现了新气象，而《新青年》所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更为北大青年学子所追随。张国焘乃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又素有“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的情怀，自然成为北大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这段难忘的经历，就是到了晚年，仍然记忆犹新：
　　我在北大同学中是最先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我这个一年级学生，最初是埋头于功课，成绩还算优良。我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以不甘落伍，力求上进的新时代青年自命，除了功课而外，还经常爱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此探究出一些救国治学的新门径。一九一七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顿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
　　当时的北大，可谓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一块绿洲，西方的各种思潮竞相展现，校园内各种社团尤为活跃，除《新青年》外，陈独秀又办《每周评论》，受其影响，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几乎与此同时，张国焘、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许德珩等人成立国民杂志社，创办《国民杂志》，接着又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一样，很得陈独秀、李大钊等赏识，他们时常给这些热血青年以帮助和指导。在国民杂志社的一次例会上，陈独秀应邀发表演讲，例会后，他特意让邓中夏找来张国焘。看着站在面前的仰慕已久的导师，张国焘呆呆地站在那里，直到陈独秀将手伸过来，他才紧紧地握住，嗫嚅道：“陈先生好，学生对您景仰良久，不想……今天……”
　　“好，好，好！”陈独秀趋身向前，把手中的《新潮》和《国民杂志》扬了扬，说：“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在《新青年》孤军奋战时，你们的杂志起了策应的作用，……”
　　没等陈独秀的话说完，张国焘便接着说：“我们是先生的学生，是受先生的影响做了一些新文化的事情。文学革命才是先生对中国文化的伟大建树。先生的《文学革命论》是那么的催人奋进……”说着说着，他还背诵起其中的“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
　　
　　陈独秀当时的家就安在北池子箭杆胡洞9号，不久，这里又成为《新青年》编辑部。张国焘常来这里，向编辑《新青年》的新派教授们讨教，更重要的是，可以得便面晤他所崇拜的陈独秀先生。每次来，陈独秀都热情接待，他喜欢和朝气活泼的青年交朋友，而讨厌与老于世故的庸者打交道。他告诉张国焘，中国国运之昌盛唯在青年，而青年的出路又在民间，他赞扬国民杂志社所有工作，并且鼓励他们到民间去，以兴起一个颇有声势的国民运动。
　　张国焘受其启发，与邓中夏、罗章龙等组织平民教育会，标榜平民教育，改造社会。参加这个组织的有60多个同学，他们多是国民杂志社的成员，其口号是“到民间去”。平民教育会的工作刚刚起步，便得到学校当局的首肯和赞助，改组为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设有北大平民讲演所、平民夜校等。很快，平民教育的活动波及北京的多数高校，并且也建立起相应的组织。每个星期天，张国焘都要和平民教育演讲团一道，走街串户，在各个讲演会场，和民众面对面地交流、演讲，主题是“国民救国”、“平民疾苦”、“大众文化”等。这种贴近民众、贴近现实的谈话方式，很得大众欢迎，颇具吸引力。他们还分组去贫民窟访贫问苦，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平民教育演讲团在北京很有影响，北京各报刊关于贫民的信息，大多是他们提供的。
　　张国焘是当时北大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如他自己所言，“是国民杂志社的一个要角，很起劲的为它服务”。他与校园内的各种社团都有着频繁的接触，尤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过从甚密，黄、区二人向他推荐过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著作，由此他也曾迷恋过无政府主义。不过，他很快便舍弃无政府主义，相信社会主义的理论，而造成这一变化的则是李大钊。当时，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主任。
　　在北大宽松、自由的思想空间，有陈独秀的思想启蒙、李大钊的理论宣传，像张国焘这样一个机灵活泼、不甘落后的知识青年，又得历史的风云际会，他的凫入时代大潮，且一展身手，应是合乎规律的事情。
　　
　　五四弄潮
　　
　　1919年元旦，张国焘踩着积雪，来到箭杆胡同9号，推开书屋的门，陈独秀正一人来回地踱着方步，“先生，新年好。”他躬身问候。“国焘，来得正是时候，我正想找个人聊聊。你说说看，中国的问题到底在哪里？”陈独秀一副认真、郑重其事的态度，反倒使张国焘拘谨起来，不知所答了。“不要急，想想再说，”陈独秀照旧踱着方步，突然把自己的前额一拍，“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根子在于三害。”
　　“三害，”张国焘反问道，“是哪三害啊？”
　　“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陈独秀以憎恶的口气说，“你看那些兵痞子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走私贩私，破坏法律。至于官僚，他们只看重头上的乌纱帽，一朝为官便千方百计地刮地皮，坑百姓，逢迎权贵，他们的害处不在军人之下。”
　　“那么，政客的害处是什么呢？”张国焘急切地问道。
　　“政客就更可恶了，他们摇唇鼓舌，昧着良心，见风使舵，左右逢源，他们把政治当做做官的手段，全不管国家和人民。我说他们是最不知廉耻的家伙，不信，你用5千倍的显微镜来照照他们，恐怕都找不出一个好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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