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虫的村落小练笔:张国焘《会师与内争》考略*

(一)关于两河口会议

    张国焘《回忆》说：“上午九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博古)和我六个政治局委员以及参谋长刘伯承，齐集在毛泽东的住所举行军事会议。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我继起发言，将我所知的西北情况和我的想法报告出来，供同志们参考。我说我们在西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划：……”。“我们的会议一面讨论，一面交换情报，侧重研讨毛所提出的北进主张”，“会议一连开了三个多钟头，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以主席的身份宣布：‘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吧!’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这样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许就是中国人避免争端的办法，不过中共一向不是如此的，历来会议对重要问题，总是要经过确定决议的。这次违反常例。”
    张国焘的这些“回忆”可信吗？这次会议的实际情况是这个样子吗？
    查阅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立即可以判明，张国焘的“回忆”，是无耻的伪造。
    据会议记录所载，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的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计有：朱德、周恩来、洛甫、毛泽东、博古、张国焘、王稼祥、凯丰、邓发、刘少奇、刘伯承、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共十六人。会议主要是讨论“目前战略方针”问题。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作报告，根本不是张国焘《回忆》中所说“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周恩来在报告中，概述了一方面军撤出中央苏区后的长征情况，分析了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敌情，提出了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要继续北进，歼灭敌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之后，会议即围绕周恩来的报告进行了讨论，根本不是张国焘所说的“侧重研讨毛所提出的北进主张”。在讨论中，张国焘第一个发言。他的发言，主要是介绍四方面军的活动情况，还提出集中二十个团在松潘地区打胡宗南军的建议，根本没有《回忆》中所说的什么“在西北活动”的“三个计划”。毛泽东是继张国焘、彭德怀、林彪、博古发言之后，第五个发言。他的发言，首先表示“周报告国焘等发言我同意”。接着讲了五个问题，即建立根据地问题，战争性质问题，“高度机动”的问题，集中兵力问题，统一指挥问题。在讲到集中兵力问题时，还特别指出“主攻方面，如攻松潘，国焘说要二十个团是对的”。毛泽东发言之后，又有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洛甫等人相继发言。所有发言人都表示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和他所提出的北进的战略方针。最后，周恩来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作了总结。他总结的第一句话就说“各同志都是同意的意见”。《记录》最后还写有“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等字样。并且还写有，委托洛甫为政治局写一个决定。六月二十八日，根据会议讨论的精神，中央发布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说：“(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于甘、青、宁、新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于向外发展。(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少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下发这个决定时还规定：“这一决定各政治部负责一直传达到团，但必须绝对保持战役部署的秘密。”
    由此可见，这次会议并不是像《回忆》中所说的“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而是经过报告、讨论，取得一致意见，最后作了总结，并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起草、发布了决定。说明《回忆》中说什么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以主席的身份宣布：“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吧!”“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等等，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作者捏造的谎言。两河口会议整个开会过程，以至最后形成决议，由中央发布实施，这些完全都是正常的，张国焘却“回忆”出这次会议“解决问题的方式”，“违反常例”，这种谎话叠谎话的“回忆”，不禁令人惊叹：“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可是，张国焘如此这般地蓄意地、精心地、系统地、成套地扯谎，意欲何为呢？
    显然，张国焘这里的如意算盘是先翻掉北上的战略方针是中央两河口会议的决议，反诬为“违反常例”强加给他的，藉以达到混淆是非之目的。殊不知记录尚在，如意算盘落空，他的这番心血，不独付之东流，反而给人留下了足堪捧腹的笑料。
    《回忆》中说：“后来事实说明中共中央在我未到抚边前，即已决定了北进，可是没有告诉我，只作一番形式上的讨论，又不好公开否决我的意见，如此而已。”这也是扯谎。查当时有关的档案材料，实际是早在两河口会议之前，中央关于北进的战略方针问题就已经多次电告张国焘，并征求他的意见。比如：(1)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中央军委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名义，给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一份电报中说：“(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乙)目前计划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丙)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西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徕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丁)我野战军于十二号已全部通过天全、芦山之线，十八号主力及中央机关可集中懋功、两河口之线。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约月底全军可集理番地区，并准备渡岷江。(戊)弟等意见如此，兄意如何，乞复为盼。”(2)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给四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的一份电报中说：“(甲)木坪已放弃，但甲金山南之大硗碛、盐井坪在我手。我野战军现在大硗碛、大维、懋功、抚边一线，拟休息两三天。已令先念派两团进占崇化、绥靖、丹巴，控制大金川。东山已向水磨沟前进。(乙)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3)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国焘的一份电报中说：“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打田敌方面是否尚有若干可能？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需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向川西南发展。因此出草原游牧地，此时极少可能，只有坚决的川西南方针是出路。如此战役部署，则应以有力一部在东岸佯攻，西岸松潘方面亦不必使用多的兵力，主力速向懋功开进，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打去。这一动作关系全局。须集中二十个团以上突然出击，且后续飞速跟进，方能一下消灭敌人大部，夺取广大地区，展开战局。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以上材料足以说明，张国焘在《回忆》中所说“我未到抚边前，即已决定北进，可是没有告诉我，只作一番形式上的讨论”，这些话是骗人的。
   

(二)关于芦花会议

    《回忆》中说，朱德为了调解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矛盾，“提出了军事统一指挥的方案”，“方案”的要点是：强化红军总司令部的机构，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负责指挥全军。以后关于战略问题由总司令部拟定，提交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核准施行。这个方案并未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仅以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的名义发表出来(中央政治局当时不愿意举行会议，似是避免谈到政治问题)。”这些也都是扯谎。从档案材料看，实际情况是，两河口会议以后，张国焘为了夺取领导权，借口解决组织领导问题，不顾中央集体作出的关于迅速北上的决定，迟迟按兵不动。一九三五年七月十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张国焘，指出：“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已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弟等今抵上芦花，急盼兄及徐(向前)陈(昌浩)速来集中指挥”。为了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六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曾开会决定，任命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地点，记录上没有写明，根据林伯渠同志《长征日记》及其他有关档案材料判断，很可能是在芦花。出席这次会议的计有：朱德、洛甫(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共九人。会议只有一项议题，就是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会议首先由洛甫发言，他提出：军委设总司令，张国焘担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还是张国焘。周恩来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之。这是军委的分工。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王稼祥任主任，因病实际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任主任，设副主任两个，富春和四方面军一个。昌浩、向前两同志仍任原职，更扩大权力，前面部队都要他们指挥。洛甫讲完后，接着张国焘、邓发、王稼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凯丰相继发言，大家都一致表示同意洛甫的意见。最后洛甫说：大家一致意见，很好，张国焘任总政委、徐向前、陈昌浩任前敌部队指挥，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当天军委即发出《任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通知》，《通知》说：“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之后不久，中央军委又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接连发出两个《决定》：一个是《中央军委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中说：“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动，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特电知照。”另一个是《中央军委关于松潘战役军队布置的决定》，《决定》中说：“任徐向前为前敌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均归其统率指挥，并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由此可见，张国焘所说朱德提出“军事统一指挥方案”、“并未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仅以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的名义发表出来(中央政治局当时不愿意举行会议……)”等等，这些都是不顾事实的胡说。
    《回忆》中说：“毛泽东不仅不遵守军事统一指挥的方案，而且发动对四方面军的批评攻势，这就使各项调解努力均无效果。中央政治局突然通知召开政治局和军委会的联席会议，讨论内容我事先毫无所知。与会人物除两机构的委员以外，尚有徐向前、陈昌浩和军委会的主要参谋人员。主席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即请徐向前报告四方面军的军事状况，徐向前当即发表了一篇朴素的报告”，“毛泽东听了徐向前的报告后，不再详究，即开始批评，……他不仅没有一句话抚慰四方面军多年的艰苦奋斗及其策应一方面军的努力，而且迳直要求会议接纳他的检讨意见，作为定案。”“我当即起而答辩，指出川北苏区固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个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我的发言只有陈昌浩附和。毛泽东仍坚持己见，他似乎是为批评而批评。其他的到会者始终不表示意见，似乎无人愿意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
    张国焘所说的这次会议，即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所篡述的这次会议的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从这次会议的《记录本》上看，参加这次会议的计有：张国焘、陈昌浩、周恩来、朱德、洛甫、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邓发、李富春、徐向前、刘伯承共十三人。会议的议题是报告讨论四方面军的工作，会议共开了两天。第一天，即二十一日，会议开始，首先由张国焘作报告，主要内容是讲四方面军从鄂豫皖、通南巴直至一、四方面军会合前的斗争经过情况，接着由徐向前、陈昌浩作补充报告。第二天，即二十二日，继续开会，进行讨论。首先是邓发发言，接着是朱德、凯丰、周恩来、洛甫、毛泽东、王稼祥、博古相继发言，最后还有人作了“结论”(记录上没有写明是谁，从讲话内容和语气看，似是张国焘)。讨论中，所有人的发言，都首先肯定了张国焘的领导的正确及四方面军斗争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许多人在发言中，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张国焘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张国焘的《回忆》集中对毛泽东的发言进行了攻击。毛泽东的这次发言究竟说了些什么？据记录所载：其基本内容为：
    从鄂豫皖起到现在，国焘领导下总的路线是没有问题的。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巩固，红军与苏区配合无数次击破敌人，都证明路线是正确的。总的路线正确，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指挥问题，集中力量，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是有准备的，基本原则都是遵照了的。在十个月大战中，与刘湘打，向敌人一路打出去，这是特点。另外缺点，有些问题是缺点，今天我不说，材料不够。在鄂豫皖，对敌人四次“围剿”是没有粉碎的。因为蒋介石大举进攻，首先对敌进攻，我们对粉碎“围剿”没有充分准备。中央苏区五次“围剿”没有粉碎，那时他是有准备的，但第二条怎么样打，这方面错误了。关于通南巴问题。使它成为了苏区，总的路线是正确的。从《干部必读》(这是四方面军编印的一个内部刊物)材料看，敌人用十分之八、九力量对付红军，红军有特别显著成绩。但对建立政权有不足与错误的地方，没有严格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性。我看只有一九三三年九月上半月比较注意了地方政权。放弃通南巴是个严重错误，找不出理由为何要放弃。在鄂豫皖苏区几次没有打下敌人，因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那时退出是正确的。但通南巴是打了刘湘，胜利后，进攻中，放弃苏区是不对的。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
    从上述会议的情况可以看出，《回忆》对这次会议的描述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任意编造的。他说毛泽东是这次会议主席，从《会议记录》看，开始是张国焘作报告，最后又是他作的结论，毛泽东只是第二天讨论时有一次发言，虽然《记录》未写明主席是谁，我们判断很可能就是张国焘。至于《回忆》说什么“毛泽东听了徐向前的报告后，不再详究，即开始批评”、“我当即起而答辩”、“我的发言只有陈昌浩附和”，这些都是虚构。《回忆》说什么“其他到会者始终不表示意见，似乎无人愿意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这是对与会同志的诬蔑，实际上，几乎所有到会同志都发了言。《回忆》恶毒地攻击毛泽东的发言“没有一句话抚慰四方面军多年的艰苦奋斗”，上引毛泽东的发言不仅肯定了张国焘的领导正确，而且对四方面军同志的功绩也作了高度评价，如说“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巩固，红军与苏区配合无数次击破敌人”，“在十个月大战中，与刘湘打，向敌人一路打出去，这是特点。”“敌人用十分之八、九力量对付红军，红军有特别显著成绩”等等，都足以戳穿张国焘的谎言。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张国焘始终力图混淆两个问题：一个是把他同党中央的矛盾说成是同某一个人的矛盾；一个是把两条战略方针的矛盾说成是两军的矛盾。可是这是无法混淆的，张国焘孑然一身的溜走，早已把问题搞得清清楚楚，无论怎样鼓唇弄舌、舞文弄墨都无济于事了。
   

(三)关于沙窝会议

    《回忆》说，“政治局会议举行的地点是在中共中央机构驻扎地，离毛儿盖约二十里的沙窝，这里四围皆山，山上树林茂密，山沟中有一个藏人的小村庄，自成天地。当天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我和陈昌浩偕十余骑兵，由毛儿盖附近策马赶去参加会议。我们到达沙窝山口时，张闻天已在山口外迎候，他告诉我们：‘这是一次秘密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我虽指出陈昌浩系中共中央常委，可以列席会议，但他仍不接纳。于是陈昌浩只得暂驻在山口外放牛亭里休息，等我会后一同返回原地”。说得似乎有声有色，煞有介事，可是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至六日，中共中央确实在沙窝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议程有两项：一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形势与任务”，一是“组织问题”。陈昌浩不仅出席了这次会议，而且还在会上讲了话，根本不存在什么不让他参加会的问题。
    《回忆》说，“到会者有毛泽东、朱德、秦邦宪、张闻天和我五个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稼祥二人因病请假)，列席者有邓发、凯丰二人”。不对!从会议记录上看：周恩来同志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还讲了话；参加会议的计有：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共十一人。
    《回忆》说，“会议开始后，毛泽东便拿出一份予先拟好的决议草案交给我看”，“我读完这个文件，递交给其他到会者阅看，他们回答已经看过了。看情形他们不仅看过了，也许还讨论过，只我一个人不知道罢了。”从这次会议记录上看，会前是拟有一个决议草案，会议首先洛甫作报告，记录上注明“已有文件”，毛泽东在讨论发言时也说“草案在开会前昌浩、傅钟几同志商量过了，同意的”。既然《草案》在会前已同当时在四方面军工作的陈昌浩、傅钟等同志商量过，那么张国焘责难“只我一个人不知道罢了”这个板子，能够打着谁呢？即或退一万步说张国焘这个是真话，不是假话，那也不能由中央负责呀!
    《回忆》说“我第一个发言，……”“继我发言之后，到会者纷纷表示支持这份予拟的决议草案，其中仍以毛泽东说话为最多”，“毛所提出的决议草案，也未付诸表决”，“会议终于无功而散”。查会议记录，《回忆》所说的这些也都是瞎编的。实际情况是，洛甫报告之后，进行讨论时，首先发言的是毛泽东，并不是张国焘第一个发言。毛泽东发言后接着是朱德、邓发、凯丰发言，之后才是张国焘、陈昌浩发言，之后又有刘伯承、周恩来、傅钟、博古相继发言，最后由洛甫作结论。记录上还写有“基本上通过决议案，修改由常委”等字样。这个决议案即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可见，所谓“毛所提出的决议草案，也未付诸表决”，“会议终于无功而散”，都不是事实，都是对历史的伪篡。
    《回忆》说“这是我们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后来中共称之为毛儿盖会议”。也不对!查红军长征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的两河口会议，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止，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三日、七月十八日、七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八月四日至六日，共开过六次会议。这都是有案可查的。
   

(四)关于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

    《回忆》第十八篇第四章《分裂》笔法特殊，是作者运笔着力最重的一段。劈头，张国焘就“奋笔疾书”了九十四个大字，“大书”“毛泽东”“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分裂了中共和红军”。他的这段话，本文开头已经引过，这里不再赘引。现在倒是需要详细弄清张国焘搞了一些什么论据来支持他的这个特大的论点呢？
    《回忆》说：“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着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蓬，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的前面，它原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形势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计可施，乃决定回师刷金寺。”
    “我们把为水所阻的情况，电告毛泽东等和其他军事单位；并电令各军暂停前进，俟总司令到达刷金寺后，再定下一步骤。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回到刷金寺，归途中雨虽停了，但部队显极疲劳，疾病增加，非休息一两天不可。”
    “就在我们为水所阻的那一天，徐向前、陈昌浩率部攻下了松潘北面约一百里处胡宗南部驻守的一个要塞，守军一团，大部被歼灭，残部逃松潘，我军北进道路已完全畅通无阻。”
    “我们回师刷金寺的当天下午，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急电称：‘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接着他们又来了好几个电报，其大要是：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左翼又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机，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两军团，以‘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向北挺进。毛等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先并未通知徐陈等。”
    “我们旋即在卓克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等的分裂行动问题。在卓克基市镇上一栋房屋的大厅中，齐集着各军政首脑同志约三千人，心情显得悲痛而愤慨。陈昌浩首先报告在毛儿盖的一切经过，说明总司令部移到刷金寺后，他和徐向前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相处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并无争执，毛泽东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动却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的团结的。”
    这些就是张国焘散布于《分裂》一章中的全部论据，其中的加重号是引者所加的，是提请读者注意张国焘所说的“为水所阻”；“我军北进道路已完全畅通无阻”；“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等语，我们将在后文适当的地方予以探讨。
    《红楼梦》有一段叫《甄士隐梦幻识灵通》，张国焘这里也是“真事隐……”，他是把真事隐瞒起来，梦想引诱人们“识灵通”上当受骗，我们只需来个“真事显”，把张国焘隐讳的真事发显起来，打破他的梦幻，不上他的当。
    历史文电档案证明，党中央之所以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是由于张国焘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并企图危害党中央，党中央才不得不紧急决定连夜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脱离险境。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发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继续北进的战略决定后，张国焘即极力进行阻挠，不少材料，上文已经谈过。当分为左、右两路军，分路北进以后，张国焘更加紧进行阻挠破坏。八月三十一日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一)西固不会是敌空隙，敌已有备，一、三军单独夺取，不能制敌，反为敌制。(二)九军九十三、二十五师共七团，须三天才能到班佑，左路其余(十七、二十三)即放弃所有医院赶进，亦须十四号才能到达班佑。(三)现在不是乘明过或隙尾过敌的封锁线，而是集中兵力打破封锁线，严重注意被敌截为数段。(四)弟等宜兵力集结，再大举前进。三军须休息一、二天，在包座须备与敌决战。请商政局速即复”。
    九月一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复电张国焘：“(一)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东发展，如(甲)二、六军团在伟大胜利后，蒋不得不增调十个师去，吴纵队全部正抽调中；(乙)川敌除孙震外，似均不受蒋令；(丙)胡薛二个弱极，薛尤甚，截止三十日止，薛部主力尚在武平、广元、昭化线，蒋令胡部绕道文县开西固，计程近千里，胡请蒋令薛部开南坪、樟腊、松潘接防，才能集中开进，目前文县、武都、西固、岷卅线，一般空虚，无多敌，仅十二师及鲁大昌部或在此，但碉堡未成；(丁)于学忠仅一部在两当、徽县设防；(戊)消灭了四十九师后，胡宗南更须绕道才敢前进；(已)下包座地区去西固五天左右，去岷州六天，路大房多粮足，罗达以东即完全汉人区域。(二)依上情况，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破西固、岷州线为度，第一步以一、三军控制罗达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这样控制了两条平行东向路，并随时可与胡敌五个旅有把握的作战，决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偷出封锁线。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三)目前蒋胡注意力集中西固以东方向，毛儿盖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议以三至四个团掩护能行之伤病员及资材，从卓克基经毛儿盖徐徐前进、免致抛弃，乞考虑。”
    张国焘根本不加考虑，九月三日，又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称：“(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乙)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周恩来、洛甫、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联名再次致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的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考虑结果认为：(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进可能。(乙)经济条件，绝对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求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端严重，决难继续下去。(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即有较大的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地区。(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敌仍空虚，弟等并拟以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南，开展新局。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中央这些详陈利害，苦口婆心的劝说，对于张国焘来说已经是不再会起作用了。这恰恰在同一个时间，亦即九月八日二十二时，不顾中央早经决定并且一直坚持的北进方针的张国焘，竟悍然电令徐向前、陈昌浩，命令他们指挥右路军南下。这个电报说：“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在这同一天，即九月八日，张国焘还致电三十一军政委，说：“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张国焘已经剑拔弩张了。
    九日，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毛泽东。至此，中央知道劝说张国焘共同北进已无指望，为避免火拼，脱离险境，只好决定率一、三军团连夜单独北上。九月十日凌晨，从巴西及其附近出发，天亮后队伍陆续到达阿西。待队伍齐集后，又向拉界、俄界进发。
    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二十四时，张国焘以他个人名义发出一电，内容为：“向、浩并转恩、洛、博、泽、稼：(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病脚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①向东突破蒙西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②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③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④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说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西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⑤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⑥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二十四时)当时的张国焘大概以为中央已经屈服于他的南下命令了，他踌躇满志了，连用朱德联署的形式也不要了，并明白地道出在张国焘看来北进决无“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的可能性，只能是一条“无止境的运动战”、无法“立稳脚跟”、“背靠黄河”、“再无南返之机”的绝路。在他看来北上的前途是一片漆黑，这才是符合他当时思想实际的“事实的写照”。可见《回忆》中所说“为水所阻”特别是“我军北进道路已完全畅通无阻”、“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等等，不过是他后来著书时机关算尽的妙笔，是用来污蔑别人的。殊不知一旦拿来同他当年的文电相对照，等于他自掌耳光，他的渺小而丑恶的心灵，就暴露无遗了。九月十日中央在阿西发出给张国焘的电报说：“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同日，中央给徐向前、陈昌浩的《指令》全文是：
    “指令”九月十日于阿西
徐、陈：
    (一)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历次决定及电文。
    (二)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
    (三)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卅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四)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委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右令
陈昌浩 徐向前同志
    中央政治局
    九月十一日中央再次向张国焘发出指令：“(一)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向罗达、俄界集中。(三)立即答复关于左路军北上具体布置。”
    但张国焘置中央的指令和指示于不顾，一意孤行，坚决指挥其部队南下，造成红军的分裂。
    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研究了“目前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报告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经过情况，提出了继续坚持中央早已决定的北进战略方针。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红军、右倾逃跑的机会主义错误。不少同志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建议为争取教育张国焘及四方面军其他同志，暂不作组织结论。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一决定发给党的中央委员)。会议并决定将一、三军团及中央直属队改组成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率支队全体继续北进。
   

(五)结束语

    档案是历史的凭证。分裂党和红军的是张国焘，这是历史的事实。历史是篡改不了的。事情是清清楚楚的，不需多费笔墨了。至于张国焘分裂党和分裂红军的这段历史情况，我们看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中，作有概括的陈述，现摘引几段，供读者参考，并做为本文的结束。
    “去年六月，中央与四方面军在懋功理番区域会合，因为战略问题的争论，因为要求总的指挥权，他却在四方面军干部中公开煽动反对中央的情绪。关于战略问题，中央坚持北出陕甘的计划，他则要在西康及川边。当时敌人业已封锁岷江与大渡河，西康川边区域全属番人，并且坚决与红军对立，雪山高寒，粮食缺乏，红军已经大受损失，绝无建立根据地的可能。只因国焘对革命形势、对力量估计不足，对敌人力量过分估计，惧怕松潘及甘南的蒋介石部队，所以怀疑陕甘计划之可能性。并且不了解在西北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政治意义。后来勉强同意北上，但又须解决军事领导问题才肯出动，否则按兵不进。当时他采取了许多非经常的手段，如煽动四方面军干部胁迫中央，要求军职，公开批评中央右倾等。直至中央允许国焘充当红军总政委，他才肯发兵北上。在此时期中，中央为求团结两军北上，不惜委曲求全，但对于国焘的错误观点，在政治局上有所指出，然而他是不承认的。”
    “八月两军北上，到了松潘南端的毛儿盖地区，国焘又动摇了行动方针，直接的原因依然是惧怕蒋系胡宗南部队，而主张走数千里草地，西出青海。中央对他任何委曲求全的说明，都没有效。他为达到西出目的，并在领导上征服中央起见，他就利用了一方面军的疲劳与减员，利用了敌人包围，番人反对的严重环境，还利用了中央与全国及国际的隔绝，举行了一个紧张的干部会议，在会议上宣布中央的机会主义路线，并提出他的十几个干部要求批准做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他认为遵义会议总结五次‘围剿’经验的政治局会议是党的调和主义，而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即不进兵。在中央机关的附近作了一个严重的军事示威，同时他在整个四方面军中封锁中央的影响，并作了一个反对中央反对一方面军的动员，造成了四方面军对于一方面军异常恶劣的关系，全然不顾及中央所号召的两军团结北上的政治任务。”
    “……在一个多月的合作经验中，尤其在毛儿盖时期，我们认为，欲求得共同北上，欲转变国焘与争取四方面军，必须采取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针，因此除对党的路线估计一点坚持原则的立场外，其余均向他让步。首先恩来、泽东退出了军委工作，任国焘为总政委，……求得了一方面军及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右路军，由毛儿盖经松潘附近北出甘南，同时亦只好让国焘及朱德率四方面军主力和一方面军一部组成左路军西出青海。我们明知出青海一路是走不通的，然而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八月下旬，中央及右路军通过五天草地，安全到达四川、甘肃交界之班佑地区，并消灭与击溃了胡宗南的一个师，胡宗南主力困守松潘一线未动。而朱张之左路军，经过极大困难到达四川、青海交界之阿坝地区后，阻于黄河与草地，再也不能前进。国焘于是不顾一切，不但坚决反对中央要求他们回到毛儿盖取右路军道路继续北上之指示，而且下令要中央及右路军南下。中央此时便不得不采取同国焘在战略行动上分离的方针。”“九月中央率一方面军主力(一军团及三军团)再通过约一千里之番人区域，战胜甘肃之鲁大昌，打开天险之腊子口，达到了岷州附近的汉人区域，结束了西康川边三千里番人雪山草地的行军，以疲劳特甚的一方面军，通过甘肃全省，战胜张学良、毛炳文、王均的拦阻，于十月二十日到达陕北苏区，最后结束了整个二万五千里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