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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陈独秀与小姨子高君曼的不伦恋 

2011-07-17 00:22:39|  分类： 红色秘史 |  标签：陈独秀   |字号大中小 订阅

      高君曼气恨难平，愁肠寸断，与陈独秀大吵一顿，声泪俱下地责骂陈独秀：“你丧尽天良，狼心狗肺！既害了我姐姐，又坑了我，毁了我高家。我忍无可忍，只得与你分手，独居南京，让你去寻欢作乐。”

 陈独秀高君曼的女儿陈子美

　　上海来的落难女

　　1930年冬，六朝古都南京。

　　一天，一列从上海开往南京的火车，在汽笛长鸣声中，缓缓在下关车站停下。顿时，肩挑手提的旅客，争先恐后地簇拥着走出车站。人流中，一位身材瘦长，梳着齐耳短发，举止文静，但满面愁容的中年妇女，提着简便行装，携着一双未成年的儿女，不时地关照着，又不时地停下歇歇，艰难而吃力地走出车站。然后，又穿过人流，好不容易挤上驶往城南的马车，在马蹄得得和寒风呼啸声中，到了城南秀山公园旁。这位中年妇女下车后，几经打听探寻，终于在东厂街六号找到事先联系好的几间破草屋住下。邻里都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新来的满面愁容的陌生女子。

　　她就是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因陈独秀另有新欢而遭遗弃，落难独居南京城。那一女一男未成年的孩子，正是陈独秀与她1912年所生的女儿子美、1913年所生的儿子哲民(陈鹤年)。

　　那么，陈独秀是怎样与高君曼结合，高君曼又是怎样被遗弃，落难而来南京独居的呢？这话说来，挺有戏剧性。

　　陈独秀偶遇高君曼一见钟情

　　一天，陈独秀正在房中埋头看书，挥毫写文章，家里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妻子高晓岚正高兴地忙着接待，亲切地说道：

　　“妹妹，几年不见，你的样子全变了，像个洋小姐。若在路上遇见，还叫姐姐不认识你哩。”

　　“姐姐，你可真会开玩笑。”

　　“你可把姐姐想坏了。”

　　“姐姐，你好吗？我也想你。姐夫呢？他在家吗？”

　　“他在里面。”高晓岚漫不经心用手指了指房间说。

　　这时，陈独秀从妻子与来客的对话中，才听出来客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妻妹高君曼。由于陈独秀和妻子高晓岚感情不融洽，关系日渐恶化，对高家的人，他向来不愿多理会，常常避而不见，虽是妻妹放假来看望，他也不屑一顾。然而，妻妹高君曼与妻子洒脱的谈笑，却不时地传入他的耳中：

　　“姐姐，现在时代不同了，你怎么还是个老古董，也该做些入时的衣服穿穿。”

　　“我是个妇道人家，哪能与你相比。你在北京见了大世面，又受了洋人的影响。”

　　“洋人侵略中国固然不好，但洋人的文明也有值得学习的东西。”

　　“姐姐的老思想，怕死了也不会变。”

　　“姐姐，你不要自卑，妇女也是人，也应自尊自重，求得个性解放，为什么老是守着男人和锅台转？”

　　“恪守妇道，自古如此。”

　　“姐姐，你该向姐夫学些文化，性情放温柔些。他是个有学问的人，他的文章写得多好。”

　　“妹妹，好了，不说这些。说起他来，真叫人伤心……”

　　“姐姐，姐夫对你怎么啦，我去找他算账！”

　　……

　　听着这番对话，不禁使陈独秀心头为之一怔，对妻妹刮目相看了。于是，他放下手中的书和笔，抬头透过房门，仔细地打量着这位小姨子的风采。高高的身材，姣好的脸蛋，明眸皓齿，一头茸茸短发，一身新潮入时的打扮，是一个大方、文雅、俊秀的新女性。陈独秀见此女性，不由自主地走出房来。机灵的高君曼见姐夫走出房门，便笑着迎上前去，说道：

　　“姐夫，您好！您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的颇有见地的大作，小女子多有拜读，不过还有不少疑惑之处，不知姐夫愿否折书赐教？”说话间，神气活泼，还带些天真的顽皮。

　　陈独秀听了，说道：

　　“君曼，你放假回来了？”

　　“是的。”

　　“请到书房里谈吧！”陈独秀手一让说。

　　高君曼对姐姐高晓岚一挤眼，笑着说：

　　“姐姐，失陪了。”说着，她就半推半拥地把陈独秀先拥入了书房。

　　高君曼，是年十八九岁，如此开化的举动，使陈独秀心头一颤。她思想活跃新颖，与陈独秀思想颇相似，具有时代女性的特征，尤其是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见多识广，眼界大开，洒脱而文雅，特别喜爱文学，从内心敬佩姐夫陈独秀的学识。

  　两人一见如故，谈得相当投机。陈独秀尤其感到，这是他难得遇见的女性知音，眼前这位女性，不正是他所鼓吹、所提倡的新女性形象吗？于是，两人便打开话匣子，从古谈到今，从社会讲到家庭，从男人讲到女人，从中国谈到国外，畅所欲言，时而滔滔不绝，时而开怀大笑。他们谈得很多很多……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一直谈到万家灯火时分，可谁也不觉得时间太长。高君曼在姐姐的多次催促下，才不得不起身，依依不舍地告辞。离开时，她还向陈独秀借了几本书，并对陈独秀嘻笑地说：

　　“姐夫，你放心睡觉好了，过几天我会还你的。”

　　陈独秀目送着走入夜幕中小姨子的背影，不禁想道：

　　“高家这个封建老窝子，居然也出了这个尤物，令人不可思议。”

　　从此，高君曼借着各种由头，时常和陈独秀见面，攀谈，交流思想，开展热烈讨论，或者去藏书楼阅读进步报刊和听陈独秀演讲。一天，高君曼去藏书楼听陈独秀作拒俄演说，恰逢大雨，她见狭窄的藏书楼挤满了人，“多立门外”，虽被雨淋而不顾，鸦雀无声地听陈独秀“词情慷慨”的演说。这“群众激愤，气象万千”的场面，令高君曼激动不已，内心更加敬佩姐夫的学识和反帝爱国的勇气。这样，她对姐夫的崇拜之情，几乎达到五体投地的地步，甚至成了姐夫的追随者。

　　起初，姐夫和小姨子亲亲切切探讨学问，无人非议，高晓岚也未生什么疑窦，更没有醋意，她甚至以为，陈独秀与高家的关系正在改善，“亲戚越走越亲”嘛。

　　然而，人非草木，乃血肉铸成。岂料，天长日久，陈独秀与高君曼两人情趣相投，过从甚密，甚至幽会于公园，傍晚漫步在江边古塔脚下……感情日渐渗透、相融，两颗心相撞，终于发出爱的火花——超越了姐夫与小姨子的界限，步入了爱情“王国”，相亲相爱，难以割舍。此时，风言风语四起，闹腾得沸沸扬扬，几近满城风雨。

　　高氏将府，陈氏官府，在朝廷、在安庆地方，均是有影响的大户人家，岂能容得这类伤风败俗、大煞风景的事……

　　婚姻自主高于族人歧视

　　事到1910年，姐夫陈独秀和妻妹高君曼的自由恋爱，已发展到感情的饱和点——同居、结婚。陈家、高家一齐反对，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叛祖离经之事。武将高登科、文官陈昔凡两亲家怒容满面，大发雷霆，联手要驱逐他们出家门。

　　陈昔凡认为这种败坏门风的事，比陈独秀干革命多次殃及家庭还难以容忍，是地道的败家子，以致扬言要“退继”，以维护封建卫道士的假面具。

　　高登科则认为，两姐妹同嫁一人，为礼教所不容，大失老将的体面，痛悔当初错择了女婿，气得一病多日。

　　其实，这时最为悲伤忧愁而气愤的，莫过于陈独秀明媒正娶的妻子高晓岚了。她没有发怒，也没有大吵大闹，只是整天悲郁哽咽，闭守房门。但她悲郁中也有所感悟，生米做成熟饭，事已至此，吵闹已无济于事；同时，高君曼毕竟是自己同父异母胞妹，何必家丑外扬，损害两大家族的体面呢？这位善良质朴的女性，只有悲伤、叹息和忍耐，她别无选择，只有默默地过着没有爱情的悲郁生活……

　　高君曼自和陈独秀相爱，倾倒于陈独秀的情怀，尽管父亲多次为她择婿，甚至于打、罚、跪，不准进家门，但她坚决不允，默默地爱着陈独秀。这时，她已有二十四五岁，她是知识女性，自有主见，决不像姐姐那样做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决心冲破家族的歧视和封建礼教，与陈独秀相爱到底。陈独秀这年已31岁了，他自幼就倔强好胜，小时不喜欢读《左传》，宁愿被祖父毒打，他总不吭一声。凡是他看准而必做的事，就勇往直前，义无反顾。1901和1902年，他先后两次东渡日本留学，见过世面，已经开始了革命生涯。家族的反对和歧视，是他预料之中的事，只要求得婚姻自由——与高君曼结婚，这一切对于他来说，是不能成为绳索的。有时面对家庭的强烈反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养父陈昔凡反抗道：

　　“婚姻包办，使得我与大众(高晓岚)苦不堪言。现在，我与君曼自由相爱，你们不容。难道你能纳妾，我就不能……”

　　陈昔凡听了这犯上的话，一时傻了眼，气得直哆嗦，挥着手，怒不可遏地骂道：

　　“好！你这个孽种，你走，从此你不要再进这个家门！”

　　“走！走就走，我早就想离开这个家了！”说着，陈独秀迈步走出家门……

　　陈独秀被逐出家门后，与高君曼私下商议：

　　“君曼，看样子你我家庭都容不得我们了。我们到杭州去，我那里还有几个朋友。你看如何？”

　　高君曼听了，连连点头道：

　　“好！我同意去杭州！”

　　他们俩于1910年“远走高飞”，双双赴杭州。陈独秀在杭州初等军事学校任国文史地教习，自食其力，与高君曼生活在一起，成为正式的夫妻，开始新的生活。陈高两家虽耿耿于怀，可也奈何不得。

　　然而，陈独秀的家族仍不能宽恕他们，在《陈氏家谱》中，仍把高君曼称为侧室(即妾)，对她所生的子女称为庶出，打入另册，不能与元配高晓岚所生的子女相提并论。

　　可是，性格倔强的陈独秀，对于家族的歧视不屑一顾，求得美满婚姻，已是高于家族的歧视了。

　　西子湖畔情意绵绵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闻名于世而美丽诱人的杭州，“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这美丽的西子湖畔，陈独秀和高君曼“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情意绵绵，感情炽烈，恩恩爱爱，生活得自由、幸福，完全摆脱了族人的歧视和束缚，抛弃家庭优厚的生活条件而自食其力，过着隐居式的生活。陈独秀在致苏曼殊信时，说：

　　“仲(陈独秀)现任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

　　时间过去好久，陈独秀也没有收到苏曼殊的贺诗。然而，在急盼中，他却意外地收到章士钊赞美他这春风得意的诗：

　　江南三月噪阳春，胜友连翩六七人。

　　最是怀宁陈仲子，平生思归迈苏程。

　　高君曼脸庞清秀，一身江南女子的入时打扮，亭亭玉立，温文尔雅，善良又厚道，竭力支持陈独秀所从事的事业，为他分担忧愁。她常伴随陈独秀出门访友，或参加一些活动，友人常夸陈独秀娶了一个才貌双全、志同道合的妻子。好友汪孟邹曾夸高君曼为“女中之杰”。在此，他们结识了沈尹默、刘季平等江南文人，常游西子湖，以诗酒自娱，谈天说地，过着诗酒豪情的生活。高君曼与刘季平夫人、江南才女、南社成员陆灵素常在一起，又同喜作诗。他们在“围炉清话，少慰劳辛”之际唱和吟咏，相互切磋、作诗、作画，同观摩共欣赏。高君曼还向陆灵素学习酿造美酒，其乐融融。后他们居住上海，不仅来往如初，而且与南社诗友过从甚密。高君曼擅长作诗(词)，时常在《民国日报》发表诗作。高君曼在《民国日报》上发表的《月词》和《饯春词》两组诗，不仅折射出陈独秀、高君曼的家庭生活，而且夫妇之间的感情生活，也可窥见一斑。陈独秀曾与沈尹默赋诗云：

　　垂柳飞花村路看，酒旗风暖少年狂。

　　桥头日系青骏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重返安庆又遭通缉

　　1911年10月，正当陈独秀与新得佳人高君曼过着温馨、甜蜜生活的时候，一声炮响，传来武昌起义的消息。陈独秀为之欢欣鼓舞，积极进行革命宣传，由高君曼磨墨，他起草革命檄文多篇，交由革命党光复会干部周亚卫等人用大字报写好，夜里贴于杭州鼓楼的门旁，使“省垣官吏闻之悚然”。第二天，檄文不翼而飞，换上了抚台衙门严厉镇压的告示。11月5日，杭州光复，陈独秀与安徽同盟会的管鹏等人，督促新军响应，为形势所迫，新军惧而求降。陈独秀的胆识，令友人赞叹。

　　辛亥革命胜利，清帝宣统宣布退位，建立中华民国。陈独秀与高君曼彻底地获得婚姻自由，他俩高兴得相互拥抱，邀约沈尹默、刘季平等人聚会，举杯祝贺胜利。高君曼心潮起伏，唱起在杭州学会的越剧小调《梁山伯与祝英台》，愿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生活一辈子。

　　11月11日，陈独秀故乡安徽宣布独立。12月12日，安徽临时参事会选举孙毓筠为安徽都督，并派员赉印到沪迎接孙毓筠。21日孙毓筠抵安庆就职，正式成立安徽军政府。

　　孙毓筠，字少侯，清末太傅，大学士孙家鼎的侄孙。光绪末年，“以富家子破产十余万金资助革命”，是安徽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深受孙中山器重，曾代理同盟会总部庶务科，1906年从日本回国，到江苏、安徽活动，在南京被人出卖，遭清政府逮捕。江苏光复后，被任命为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孙毓筠一到任，就有关政府人选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淮上结交的陈仲甫。于是，他慕陈独秀之名，电召陈独秀返皖任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接电后，既高兴与孙少侯萍水之交，能被如此器重，但又为难，怕高君曼不同意。一天，他与高君曼商量说：

　　“君曼，现孙都督邀鄙人回安庆任都督府秘书长，你说回去不回去？我知道你不愿离开杭州这个天堂。”

　　“独秀，此事我已听说了，我为你高兴。能荣任此职，实属孙都督对你的器重，不过……”话到嘴边，高君曼又缩了回去。

　　“君曼，不过什么，你说出来。有什么难处，我们共同商量解决的办法。”

　　“我们是被迫离开安庆的，你也说过，再也不进家门，现在倒又要回去……”

　　“君曼，现在时代变化，大清朝推翻了，家里人的思想也会变的。”

　　“话是这么说，回去生活在一起，总是不好。”

　　“那你说，该怎么办？”

　　“我的想法是，最好不住在家里。”

　　“好，我完全同意，你同我想到一块去了。”

　　陈独秀和高君曼依依不舍地告别美丽的西子湖畔，结束了浪迹天涯、诗酒豪情的浪漫生活。由杭州到上海，绕过被张勋固守的南京，几经辗转回到故乡安庆。

　　这天，辛亥革命后的一个严冬的早晨，冬日红霞映衬下的临江古城安庆，显得格外的美丽。巍巍屹立在霞光中的古塔，出现在陈独秀、高君曼的眼前时，他俩不禁高兴地说道：

　　“看见宝塔了，我们又回来了！”

　　“呜——”汽笛一声长鸣，长江大轮徐徐靠近破烂不堪的安庆码头。当陈独秀与高君曼拎着简便行装，兴高采烈地走向码头时，早已迎候在那里的都督府人员向他们挥手致意，燃放鞭炮，热烈欢迎陈独秀回安庆任都督府秘书长。人们上前与他们热烈握手，不断说着：

　　“欢迎陈先生及夫人！”

　　“孙都督早已在等候你来任职。”

　　“谢谢！谢谢孙都督，谢谢各位先生。”陈独秀满面笑容，神采奕奕，无比的谦恭和诚挚，心情与一年多前被迫离开家乡去杭州时截然不同。

　　接着，他们夫妇俩乘上一辆披红挂彩的大马车，在几辆马车的伴护下，得得地穿过狭窄的街道，好不威风。人们夹道相看，有的指着马车说：

　　“那不是陈家的大少爷吗？”

　　“是的，听说他是都督府秘书长。”

　“那是他的姨太太吧？”

　　“他的姨太太，就是他的小姨子。”

　　“噢……”

　　不一会儿，马车在安庆城中北边的宣家花园一处别墅门前停下。这是都督府应陈独秀要求，事先给他安排的寓所。这里环境幽静，住的大都是有钱有势，或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家。陈独秀的寓所是一四合院，里面家具设施应有尽有，均是都督府人员按孙都督旨意而置办的。这里离位于南门的陈独秀家较远，他们夫妇俩独居这里，生活起居比较方便，少与家人接触，可以避免与家人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因此，高君曼对此寓所十分满意。他们在这里，又共同开始了新的生活。

　　然而，事与愿违。陈独秀夫妇回到安庆的消息传到家中时，元配高晓岚大吵大闹，放声痛哭，又再三叮嘱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不准到宣家花园去看父亲陈独秀。躺在病榻上的陈独秀养父陈昔凡，怒不可遏地骂道：

　　“这孽子，翻生货，我要和他脱离父子关系！”

　　陈独秀养母气虽气，但还是采取了中庸之道：

　　“家丑不可外扬，庆同回来就好，他当了都督府秘书长，也是陈家祖宗的荣光，还得顾及他的面子，也要给孙都督一点面子。事已到这个地步，大家还是忍着点吧！”

　　“你妇道人家，只知疼爱他，可我这个面子又住哪里搁，唉……”陈昔凡长长叹了口气。

　　怀孕在身的高君曼，腆着个肚子，低声向陈独秀哭诉着：

　　“本来就不是什么父子关系，脱离了也好。要不是看在孙都督的面子上，我即使死了也不会回来，更不想进那个家，谁看他们那冷落的脸！”

　　“君曼，你有孕在身，家里的事从长计议，能忍则忍，顺水推舟，日子长了，家里的气也会消的。”陈独秀有苦难言，只得好言安慰高君曼。

　　1912年元月初，充满革命活力的陈独秀，走马上任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奉都督孙毓筠之命，亲赴上海，与上海旅沪各界及华洋义赈会开展义赈活动，为去年6月间安徽遭受特大洪灾捐募义款。人们慕陈独秀之名，纷纷解囊相助，取得显著成效，对稳定安徽局势，解决灾民的生计以及修堤防洪，起了极大的作用，这显示出了他初登中国政治舞台的才华，甚得孙毓筠的赞赏。同时，他又大力推行行政改革。孙毓筠为少爷出身，又因吸食鸦片，不大管理政事，都督府的行政之事，大都由陈独秀说了算。但由于他急躁，想一朝一夕就把政治改革好，为此常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只听他一人发言。他的好友、管理文书的张啸岑多次好言相劝，生性刚烈的陈独秀哪里听得进去，他对张啸岑说：“不大刀阔斧地兴利除弊，不反对任用官僚，不提高人民生活，和旧官僚又有何两样？”

　　孙毓筠对此也无可奈何，还不得不听。

　　是年，他与高君曼结合的产物——女儿陈子美出世了。次年，又生儿子陈哲民(鹤年)，这又给他们的小家庭带来了欢乐。然而好景不长。1913年，陈独秀参加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又被迫偕高君曼逃离安庆，后在芜湖被捕，险丢脑袋，遇救后潜逃上海。然而，大祸却殃及家门，遭到袁世凯爪牙倪嗣冲的查抄，并扬言抓他的儿子，要斩草除根。陈独秀在上海听说家中的不幸遭遇，愤怒异常，表示“恨不得肉食其人”。从此，陈独秀远走他乡，四海为家，再也没有回过安庆故土。

　　露水夫妻梦一场

　　在北京时，陈独秀与自由恋爱的高君曼初期感情融洽，相处甚好，也有过一段美好的生活。然而，一个倾倒于陈独秀情怀的高君曼，怎能忍受陈独秀有寡人之疾？在北京时，外面传说陈独秀就常跑八大胡同，因此，街头小报说三道四。对此，高君曼早已有所闻，只是闷在心里。

　　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回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并当选总书记，名声大噪，然而，高君曼常常指责陈独秀有外遇，寻新欢，在“经济上接济心爱的人”。因陈独秀没有职业，也没有固定的收入，其经济来源主要靠《独秀文存》的版税和稿费，这期间家庭收入明显减少，常常弄得生活拮据，这就不得不使高君曼感到怀疑。与此同时，组织上也有所察觉，但他总是守口如瓶，一个字也抠不出来，而他的住址常有变动，连他的秘书都不知道。更有甚者，1926年1月初，陈独秀突然失踪了——没有到中央机关看文件，连秘书也恐慌起来。秘书报告瞿秋白、张国焘等负责同志，他们也深感惊愕，不得不派人多方探听，四处查寻，但也未觅得踪迹。于是，大家绝望了，以为总书记已被反动派秘密杀害了。张国焘几乎落泪地说：

　　“老头子(即陈独秀)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

　　他的长子，时任广州区委书记的陈延年，也感到蹊跷，怎么近来不见父亲写的文章呢？

　　总书记失踪非同小可，如果被国民党右派分子陷害，事情可就大了。于是，秘书任作民在《民国日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感到事情不妙，后果严重。

　　同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第一项议程竟是讨论陈独秀“失踪”的问题，不料在会议期间，陈独秀突然发来电报说：

　　“已能扶病视事。”

　　这样，大家才松了口气。

　　大约一个多月后，陈独秀裹着一件厚厚的大衣，脖子上缠着一条围巾，突然来到中央机关，使同志们既惊又喜，不禁七嘴八舌地问他：

　　“总书记，你到何处去了？”

　　“……”

　　他笑着解释说：

　　“生了伤寒病住进医院，以为会很快好的，同时，也怕给大家添麻烦，所以，没有告诉机关，请大家原谅！”

　　然而，大家对陈独秀的突然“失踪”仍感是个谜，后经多方探寻，才得知他和一位年轻貌美、亭亭玉立的未婚女医生寻欢作乐。因陈独秀有胃病常常去医院请这位女医生看病，天长日久，两人感情就渐渐粘合在一起，同时，这位年轻的女医生也被陈独秀之名所迷惑。这样，陈独秀就轻而易举地与其同居，作乐。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也被撤了职，这位年轻女医生就不得不嫁于他人了。

　这位女医生姓甚名谁，一直是个谜。直到六十年后，这位女医生的养女陈虹出现，才使真相大白。她叫施芝英，安徽人。她与陈独秀由病人而恋人而情人，由崇拜而生恋爱，由爱恋而同居，直至1927年3月才分手。施芝英是陈独秀四个妻子中，唯一活到解放以后的人，于1973年病故。她与陈独秀生活得如何？何故分手？施芝英至死缄口未言，看来这些谜团再也无法解开了。

　　据后来有关部门查明，施芝英亦是安徽人，居住上海安澜路一条长长的里弄里的一幢楼房，能讲一口上海话，也会讲普通话。她家全是红木家具，其家底看样子不错。据邻里老人回忆说，她家曾挂有她20多岁时的一张大照片，引人注目。照片上的施芝英，年轻俏丽，光彩照人，身着高领旗袍，手腕上戴有好几只镯子，手指上戴有猫眼宝石戒指，看上去像是富家女子。事过几十年之后，“文革”中人们才发现她的这幅大照片后面，还夹有陈独秀送她的一帧照片。1973年，她死于脑溢血。

　　这也许就是高君曼指责陈独秀“在经济上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吧！

　　1937年8月，陈独秀从南京监狱里释放出来到了武汉，十三四岁的陈虹来找陈独秀，自称是陈独秀的女儿。陈独秀告诉她：“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女儿。”

　　有人说陈虹可能是个丫头。不过，据见过陈虹的人说，陈虹脸部鼻子以下，很像陈独秀。当时武汉反动报纸还登载此事，说陈独秀“拉屎不揩屁股”。

　　高君曼悉知此事，面对爱情不专一的陈独秀，岂能容忍，怎能不伤心落泪，心灰意懒！虽经汪孟邹多次劝解，仍然无法愈合，关系急剧恶化。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失败，由于陈独秀犯下右倾错误，受到了党内的批判和处分，一下子变得情绪消沉起来，由此一蹶不振，这标志着他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一落千丈。同时，蒋介石又悬赏三万大洋捉拿陈独秀，于是，他不得不改名易姓为王坦甫，从沪上渔阳里秘密地隐居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谁料，陈独秀隐居永兴里不久，却又与同居一里的邻居、上海英美烟草公司不到20岁的女工潘兰珍搭上关系，直至相爱、同居。这使得高君曼气恨更加难平，愁肠寸断，与陈独秀大吵一顿，声泪俱下，感情彻底破裂。高君曼怒不可遏地责骂陈独秀：

　　“你丧尽天良，狼心狗肺！既害了我姐姐，又坑了我，毁了我高家。我忍无可忍，只得与你分手，独居南京，让你去寻欢作乐。”

　　无可奈何而理屈词穷的陈独秀，只得求助于亚东图书馆发行公司出版商，每月资助三十元。这样，身患咯血病的高君曼愤愤不平地携带一对儿女，凄凉地独居南京娘家的几间破旧草屋，直至香消玉殒，也没有去见过陈独秀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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