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油工高级工模拟试卷:毛泽东与张国焘的几次特殊相遇

   北京大学第一次相遇
   
   　　1919年，北京大学的广大进步师生因不满巴黎和会，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年轻气盛的张国焘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
   
   　　当时，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他对思想进步的张国焘很器重。这天，张国焘来拜访李大钊，正巧毛泽东也在这里，李大钊忙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位是张特立，张国焘同志。”

   
   　　毛泽东迎上前，热情地同张国焘握手，并自我介绍说：“我是湖南毛润之。”张国焘向毛泽东点点头，然后旁若无人地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
   
   　　毛泽东是1918年8月来北京的，经他的老师杨昌济介绍，他结识了李大钊，李大钊把他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新到报刊和读者姓名的登记工作，月薪为八块大洋。
   
   　　在这之前，张国焘经常去图书馆，在图书馆里见过毛泽东，知道毛泽东是图书馆里的职员，但并没有交谈过。因为他根本看不起这个小伙计角色的管理员。
   
   　　两人这次在李大钊家中的相遇，给两人留下的印象是不同的。许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及自己与张国焘在北大相识那经历时，深有感触地说：“他们看不起我这个乡下土包子。”而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段时间的毛泽东有过一句点评：毛泽东和中共另一早期党员刘仁静一样，或许是思想有些激进。
   
   　　在中共一大和三大上
   
   　　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很受陈独秀的赏识。此时，张国焘因思想先进，也很受陈独秀器重。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都到了上海。张国焘一见到风尘仆仆的毛泽东，便高兴地问候道：“毛润之，一路辛苦。”会议期间，张国焘不但主动与毛泽东讨论了一些有关建党的问题，还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在北大的情形。
   
   　　张国焘为什么一改常态呢?这可能是因为张国焘在大会上扮演的角色类似于今天的“秘书长”，他以主人翁的身份迎接到会代表。
   
   　　1923年，中共三大在武汉召开，两人都是代表，又见了面。会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传达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意见后，张国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不应同国民党合作、更不应全面加入国民党。他的这种观点遭到与会者的批判。而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毛泽东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明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广东的局面。毛泽东的这种看法，受到与会者的赞扬。
   
   　　中共三大结束后，张国焘退出了权力中心，毛泽东取代了他，成为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长征路上相逢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25日，两军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师大会。这天，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早早地来到了两河口场口。不多时，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在大批警卫的簇拥下，也赶来了。
   
   　　“国焘同志，”毛泽东走上前，一把抱住对方，高兴地喊道，“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老毛，”张国焘滚鞍下马，热情地说：“你们辛苦啦!”然后，他又和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一一握手。
   
   　　不久，当他得知中央红军还不足三万多人时，他与党中央公然闹起了对立。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自恃四方面军的人多枪多，根本不把中央领导人放在眼里，他力主两军会师后，队伍向西或向南发展，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则坚持一起北上的，双方相持不下。
   
   　　毛泽东说：“川康地区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不利于驻军，而且那里还有大量的敌人部队没走，如果南下，一定会遇到许多麻烦，弄不好就会自投罗网。”
   
   　　张国焘摇着头说：“北进有很多不利因素，一则缺少群众基础，二则部队长途跋涉，已呈疲劳态势。南下川康则可抓住当前红军会师的有利时机，建立川康根据地。”
   
   　　最后，张国焘把手一挥，说道：“我主张南下川康，如果一方面军要北上，则四方面军单独南下。”
   
   　　博古一听，非常气愤，说：“南下川康，正如同老鹰钻进了山沟，想飞也飞不起来。”
   
   　　张闻天见争执不下，便以党内总负责人的身份宣布举手表决。结果，大家都同意北上，只有张国焘一人反对。
   
   　　朱德当即以老大哥的身份再三开导张国焘，张国焘根本听不进去。最后，在沙窝会议上，党中央决定，两个方面军混编，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张国焘率左路军行动。
   
   　　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不仅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他还密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阴谋以武力解决党中央。
   
   　　陕北相遇
   
   　　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南下失败后，迫于种种原因又只好北上，最后到达陕北，又和毛泽东会合了。张国焘到陕北后不久，延安各界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对于张国焘的批判和清算，毛泽东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说：“国焘同志是我党始创者之一，只要他认识、改正了错误就行。”
   
   　　但是，张国焘对此却存在着明显的抵触情绪。他的检讨和反省要么避重就轻，要么轻描淡写。一次，在与抗大学员“面对面”的会上，许多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张国焘的认错态度不满，少林将军钱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揭发到义愤处，忍不住脱下布鞋，朝张国焘劈头盖脸地打去，张国焘忙站起身，捂着脸，高声吼道：“我抗议，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事后，毛泽东亲自到张国焘住处，向张国焘赔礼道歉。“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听说了，大会没组织好，有些对不住，怎么能随便打人，蠢么!”
   
   　　张国焘余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帮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么说我还是政治局委员、边区政府副主席。”
   
   　　“莫计较了。我有责任，没组织好。”毛泽东又劝道，“打人者不对，要批评处理，但是，国焘同志，你想过没有，打人者可是你们四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们稳定了，有了这么个家，是该总结的时候了。你、我、闻天、恩来、博古，每个人都挂了账，该有个态度才行。诚如你所说的，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
   
   　　在毛泽东的耐心劝导下，张国焘有所醒悟。几天后，他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写下了检讨。他承认：“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假，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中央对张国焘的这份检讨比较满意，认为他终于部分地认识到了错误。
   
   　　可是，没过多久，王明的归来，却令张国焘极度不安，并最终成了他叛逃的导火线。原来，1928年夏，张国焘被委任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莫斯科工作，此时王明正在中山大学学习，两人互不相容，后张国焘败在王明手下，被排挤回国。如今王明从共产国际归来，以钦差大臣自居，他怎能不害怕呢?
   
   　　一天，王明找到张国焘，对他说，曾被他倚重的原西路军将领黄超、李特等已被当做托派分子秘密处决了。张国焘听后，顿时惊得目瞪口呆。接着，王明又指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且有托派嫌疑，要写检讨，认识错误。随后，王明在各种场合公开点名，批评张国焘，这使张国焘的日子非常不好过。
   
   　　就在这时，原四方面军重要将领何畏公开叛变投敌，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际，从西安逃至武汉，然后公开叛变投敌。
（2011/06/22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