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工工资高吗:陈独秀与独秀山

陈独秀与独秀山

作者：张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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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1879—1942），清光绪五年己卯八月廿四日（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城（即今安庆市）。谱名庆同，科举名乾生，字仲甫。留学日本时名陈由己，辛亥革命后始用陈独秀名。著文时曾用独秀山民、只眼、撒翁、实庵、仲、实、众甫等名。因其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时常用“独秀”署名，“独秀”由此名震寰宇。直到今日，人们往往只知道陈独秀之名，而不知他的谱名及其他众多笔名。
　　无独有偶，安徽怀宁县秀山镇有一座山叫“独秀山”。独秀山矗立在怀宁县境中部，孤峰兀立，笑傲天穹，山绝水长，独具特色。康熙《安庆府志》、民初《怀宁县志》均记述，独秀山“潜岳绵亘，落平冈百里，顿起此峰，形势突兀，条干所为，明柝可数”，“西望如卓笔，北望如覆釜，为县众山之祖，无所依附，故称独秀”。实际上，安庆四周皆名山，独秀山相对于安庆周边的名山，如东南的佛教圣地九华山、西南的小孤山、东北的浮山、西边的“古南岳”天柱山、北郊的大小龙山等，不过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山。这也是众人甚至包括今天的安庆市民只知道陈独秀而不知道独秀山的缘由，并由此造成了对陈独秀名字内涵及其与独秀山关系的种种理解。
　　
　　事实上，自1914年11月10日当“独秀”这个名字出现在《甲寅》杂志上以后，种种不同的理解甚至误解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现在。
　　1914年11月10日，《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上发表了分别署名为“独秀山民”、“独秀”的《〈双杆记〉叙》和《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引起人们的一番议论，说他太狂。亚东图书馆经理、陈独秀的好友汪孟邹看到这个名字时，曾跟他说，“仲甫，你太不客气了，似乎目中无人，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是‘秀’的，其他的都是‘莠’也!”
　　1953午2月，毛泽东沿江视察首次来到安庆。他站在船头，默默注视着自己30年前因往返上海、武汉之间而曾多次路过的这座城市，突然想起了陈独秀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立即下令停船，上了岸，召见了当时的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问陈独秀的家在安庆什么地方？毫无思想准备的傅大章顺口回答：“怀宁独秀山下。”毛泽东进一步又问：是独秀山因陈独秀而得名，还是陈独秀因山而得名。傅大章回答说是后一种情况。
　　 那么，陈独秀为何对“独秀”一名情有独钟？它与独秀山到底有何关联呢?
　　当年，好友汪孟邹说他以“独秀山民”、“独秀”署名发表文章“似乎目中无人”时，陈独秀就为此作了解释。他回答说：“哪里！哪里！我们家乡安庆有座独秀山，秀气挺拔。我用这个名字，只不过说我是这座山下的居民而己，别无他意。”陈独秀自1913年8月安庆“二次革命”失败，被迫离开家乡之后，从此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直到1942年5月客死异乡。1947年6月，他的儿子陈松年想方设法，几经周折，才将陈独秀的灵柩隐名迁回安庆。陈独秀借用家乡山水之名作为笔名，从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其漂泊在外的游子对故乡的怀念之情。由此可见，陈独秀因山而得名，而独秀山也因陈独秀而闻名。
　　此外，陈独秀选中独秀山作为自己的笔名，这与他一身傲骨的个性和卓而不群的心志大有关联。安庆周围不乏名山大川，相对来说，独秀山名不见经传，山上没有一处景点，直到最近，怀宁县委党史办才在其山脚下树立了一块有关其与陈独秀关系的牌子。而且独秀山距离陈独秀的老家怀宁县城（今属安庆市区）也有大致40多华里的路程。1953年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回答毛主席说陈独秀的家在独秀山脚下是欠妥的。所以，说“独秀”二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陈独秀当时的心志，这显然是说得通的。
　　 陈独秀幼年丧父，天性倔强，富有个性，他的祖父陈章旭称其将来“不成龙就成蛇”。当他亲眼目睹晚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凌辱下内外交困、四面楚歌时，就决定到国外去探寻救国之道。他说：“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人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外国，查看一番。”他从1901年至1914年先后五次东渡日本，进行思想启蒙。1908年前后，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他没有被消极和彷徨所折服，而是用“黄鹤孤飞千里志，不须悲愤托秦筝”这样的字句表达他立千里之志的革命豪情。“二次革命”失败后，他第五次东渡日本，1914年11月10日，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上第一次用笔名“独秀”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这篇文章反映了他在经历革命低潮期的消极和彷徨之后，对革命新道路的探索，即中国的出路在提高国民的“自觉心”，而不在于当时国人所推崇的“建设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的改革。陈独秀在文章中采取正话反说的方式，以开启民智，“故做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这篇文章在国内发表后，很多读者没有弄清陈独秀正话反说的真实用意，很快，《甲寅》杂志社收到了十多封来信，他们在信中斥诘他是“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但是，时过半年，当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后，人们才从混沌中惊醒，认为现存的卖国政府，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包括梁启超和李大钊在内的许多人对于陈独秀的观点，由原来的责骂、抗议，转变为接受和推崇，章士钊盛赞他是最早起来鸣叫天亮的“晨鸡”。由此看来，陈独秀第一次用“独秀”署名发表文章与当时革命低潮期国民皆混沌、他首倡启蒙运动的心志是有背景关联的，这恐怕也是他以后对“独秀”之名情有独钟的原因。陈独秀晚年还特地请其好友杨鹏升精心篆刻了一枚“独秀山民”阳文篆石印章，并视之为珍宝。他给朋友写字或写信，常常盖上“独秀山民”章。1940年8月，他寓居江津被窃，衣物被盗他都毫不在意，唯独这枚印章被窃走，令他十分痛心。
　　实际上，纵览陈独秀大起大落的一生，早年叱咤风云，晚年贫病孤独而依然贫贱不移，独而秀，秀而独，命运之神把这位伟人，与他所热爱的故乡山水，紧紧地连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