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苍月超战士:陈独秀与书法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16:07:07
陈独秀与书法
说起陈独秀，人人都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发起人、早期领导人之一，为国内外著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文字学家、音韵学家、论著颇丰的学者，也是一位碑帖兼写并有理论研究的书法家。而后面这些头衔，知道的人并不多。其实，他在教育、文字、音韵学等方面的学养，更能说明他的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的深度与科学性。
一
陈独秀（1879.10.9—1942.5.27），安徽怀宁人，原名乾生、谱名庆同、字仲甫。曾用的别名、别号有众甫、重甫、程重辅、由己、三爱、熙州仲子居士、盛唐山民、陈仲、仲、cc生；二次革命失败后，又署：只眼、实庵；建党后，曾用程志孟；后期则以撒翁、顽石等署名，更别署：雪衣、三户、儿等；别名：明宜、季丹等。1914年始署独秀山民，嗣后专用陈独秀为名，成了世界著名文化名人之一。他出生于旧式知识份子家庭。“习儒业十二世矣，而功名俱未显。”祖父陈章旭（字晓峰）只是个“盐提举衔候选知县”。仅其叔父中了举，官至后补道，遂称安庆世家。父辈有兄弟四人，唯父亲衍中生长子孟吉次子独秀二人。独秀出嗣叔父衍庶（昔凡）为子。生父衍中束发读书时，值太平军攻占安庆，其母在流亡中仍为子择师授读。并告诫曰：“吾家累叶以书为业，毋至若辈而坠读书种子也”。衍庶在官宦之余犹雅好金石书画，崇尚邓石如、刘石庵、王石谷、沈石田，自颜其居曰“四石师斋”。独秀生长于这样的家庭，有充分的文史熏陶、古文与书法的训练也是很自然的（沈寂《陈独秀传略》）。
陈独秀于1901年东渡日本。正是清末大批有识之士出国求学的高峰时期。他赴日留学又不同于常人，可分三期。1901——1903第一期，中间返国一次。1906年暑期，陪苏曼殊赴日省亲，此属观光旅游。1907——1909年再次去日本深造，中间亦返国一次。第三次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1914至1915年之间，应章士钊之邀，赴日共编《甲寅》杂志。同时在雅典娜法语学院接受法国文明的洗礼。前后十几年，结识了许多社会名流、学者、诗人、书画家。他研究文字学，根本目的是为了祖国的语言文字统一。1907年夏，陈独秀在日本积极支持并参与苏曼殊译《梵文典》，是陈研究音韵学的开始。因《梵文典》中有字母13种。繁衍变化、奥义艰深。章太炎都说过：“《梵文典》的内典之有翻译名义，犹儒书之《说文》。”可见彼时的研究风气。陈研究音韵学注意三个方面：探求文字字义的渊源，各地方言土语，世界各主要民族语言之比较。虽说苏曼殊的《梵文典》最后并未出版，但这部手稿为陈终身珍藏，成了他研究文字学的必备参考书。
1909年，陈独秀在浙江陆军小学任教时，还从好友谢无量处得到一部刘鹗辑著的《铁云藏龟》，这是我国第一部著录殷虚卜辞的专书。他即以此结合东汉许慎《说文》探求古文字的字义渊源。1910年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说文引申义考》（未完），是他探求古文字的初步成果。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继写《字义类例》，就是这项工作的继续与深入。此书把字类分成假借、通用、引申、反训、增益、辨伪、异同、正俗、类似十类。其中对“假借”则独具匠心。习惯上均把假借、通用为同实异名，而古文称为“通假”。陈独秀则把它分为造字的假借与用字的假借。前者是传统“六书”的专名，后者则属通用。在他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的《西文译音私议》等论文和有关翻译、世界语研究通讯，都是从比较世界主要民族语言的立场出发。今天我们重提此话题，完全可视为陈独秀对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种贡献。
由于陈独秀积极传播马列主义，鼓吹革命。又在学术研究上开风气之先，卓有建树为很多友人与青年学生所崇敬。例如，比他小四岁的沈尹默就曾将个人所写诗文与书法作品呈上，请他提意见。他仔细推敲后对沈说：“你的诗已脱俗格，而书法尚不够理想，可以在写帖的基础上再写写碑。”后来，沈尹默确是从北魏《郑文公碑》、《张猛龙》、《张黑女》等北魏书体上吸收营养。
二
1916年11月，陈独秀建议老友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与群益书局合为公司以扩大在教育界、出版界的影响，并亲自陪同汪氏赴北大筹款。说来也巧，此时正值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很仰慕陈的才华与文名，经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及北大预科教授沈尹默等荐见。蔡亲诣前门外一家旅社“三顾茅庐”，请陈出任该校文科学长。当时不少学生有“读书做官”的思想，甚至少数纨绔子弟赌博、狎妓等腐败现象时有发生。蔡请陈出任文科学长，目的是为了整顿北大。陈在北大近三年，除任文科学长外，兼任校评议会评议员、入校试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为蔡元培）。同时还有专设的学制改革委员会，以陈独秀为首，成员有胡适、沈尹默、章士钊、钱玄同等八人。为改革校风，充实大学生文化生活，蔡元培与陈独秀还倡议、成立并参与了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时在1917年，请马衡、沈尹默、刘季平为书法导师。这在民国初年全国高校实在是一大创举。
1922年，陈独秀与罗章龙交谈，想在《字义类例》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研究。很多学者都知道：随着时代的发展，用字方法的变迁，研究文字学不深入音韵学是不完整的。陈请了许多朋友协助搜集各地方言资料，以弄清南北各地异音。1928年，陈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时，即着手写《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分述北京话、汉口话、上海话、广州话，从中比较异同。这个课题后因故未能完成，但说明其关心祖国语言文字的统一，有远见卓识。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下狱，被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由胡适、张伯苓、陈中凡（此老在“北大”读书时就是陈独秀的学生）等人联名保释出狱。历时六年，许多友人引明代格言“读书闭户第一，闭门狱中第一”鼓励他著书立说。章士钊、胡适等人也劝他“幽居著书，似犹得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发起人的陈独秀，其传世的信笺、书稿、诗文等全是用毛笔书写。例如，1935年1月，陈中凡自中山大学返回南京度寒假来狱中探视老师，为明其志，陈独秀以篆体书录宋谢枋得《北行》诗。“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天下久无龚胜洁，人间何独伯夷清。义高便觉生堪，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后题：“玄同学远道来视，并出纸索书以为纪念。方读《叠山集》，录其《北行》一首以奉。独秀书于金陵（印章）（引自姚柯夫《陈中凡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9月版）。
陈独秀在狱中所写的著作，现在能知道的计有《中国古代语言有复声母说》、《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荀子韵表及考释》、《屈宗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广韵冬钟江中元古韵考》、《实庵字说》、《识字初阶》、《干支为字母说》等。按：何之瑜编《独秀丛书七种》，1948年商务印书馆清样本；由《识字初阶》继续改作的《小学识字教本》（此处之“小学”即语言文字学），1971年台湾中国语言文学会影印再版，改名为《文字通诠》。其它分别收入《陈独秀文章选编》1984年 6月三联书店版，《陈独秀著作选》1984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还有七篇论文分刊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东方杂志》。
无疑，陈独秀想把国人心目中传统的“小学”进一步突破历来拘泥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的框框，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探索一条中国文字学的新路，给文字学以科学化。
1942年5月，陈独秀病故于四川江津。署名葛康素有《跋陈仲甫独秀先生藏前汉碑》、《谈陈仲甫先生书法》分别刊于《书学》第2、3期。此刊物为“中国书学研究会”会刊，沈子善主编。可见陈独秀在书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三
抗战胜利后，笔者才十一岁时，先严让我在小报上读到陈独秀出狱后给美术教育家、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自撰一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很能反映他心胸中的愤慨与抱负。此时我对书法的解读能力极浮浅。直至1962年春，有幸在南京大学中文系陈中凡（1888—1982，江苏盐城人）教授家中读到20年代陈独秀给他的亲笔信，实在是字势雄逸，爽爽有一种潇洒之气。纯从王羲之《十七帖》、《初月帖》演化而出。更妙者，因信中涉及文字学的讨论，夹杂众多大篆、小篆结体。中凡老深情地对我说：“独秀先生认为中文系老师若不通文字、音韵是要误人子弟的。还要求我们苦练书法，说这是民族国粹啊！”言下之意中文系老师不是物理系化学系老师，一定要深研书法。这反映当时老辈教育家对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视。我后来读到的陈独秀手迹即为本文所刊，此信约写于1940年前后，是写给黄淬伯（1899—1970，江苏南通人。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52年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语言学家），讨论他的《古音阴阳入互用》之说。实在是风规自远，万字不同。黄老以北魏《张黑女》誊抄陈函一遍，又请胡小石先生题“陈仲凡甫先生论韵遗墨”九字，又有陈中凡题款识七行，裱成立轴珍藏（黄老辞世后，家人将此捐赠给中文系永存）。
笔者十年前撰写《民国书法史》一书时，因查阅文献发现著名学者吕于1918年3月18日给陈独秀写了一信，反映当时书画创作众多弊端。陈给吕写一封公开信，同时刊登在《新青年》杂志。后来治美术史者即以此作为民国初年“美术革命”的主要标志之一。在回信中，陈独秀竭力反对“复制古人”，认为那不是传统的精华，鼓吹“扬州八怪的革新精神。”主张创新，艺术创作要跟上时代。今日重温及此，仍然感到很有哲理，颇具前瞻性。
（作者为江苏省书协学术委员）
附：
蔡元培笔下的陈独秀：
二十五年前，我在上海《警钟报》社服的时候，知道陈仲甫君……我跟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
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鲁迅笔下的陈独秀；
假若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徐志摩笔下的陈独秀：
我谛视其貌，发甚高，几在顶中，前额似斜坡。尤异者则其鼻梁之峻直，岐如眉脊，线画分明，若近代表现派仿非洲艺术所雕铜像，异相也。
陈独秀书法外秀内刚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不仅在新文化运动中走在前列，作过一定贡献，而且在书法实践和理论上也有很深造诣。
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至于写字，我喜欢临碑帖，大哥总劝我学馆阁体，我心里实在好笑，我已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习那种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
陈独秀在书法上确实下过一番功夫，台静农回忆说：陈早年喜欢书法，并用功于篆字。他以行草写成一幅四尺立轴，体势雄健浑成，不特见其功力，更见其襟怀，真不可测。此幅字写于四川江津，是陈独秀晚年作品。此时，陈独秀已贫病交加，过着凄楚的日子，故台说他“更见此老襟怀”。
1932年，陈独秀被捕入狱，当时的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曾请他写字，陈提笔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相赠。据陈独秀当年的下属和朋友包惠僧回忆，陈还给一名侦缉队长写过字，内容为“还我河山”和“先天下忧”两条横幅。
画家刘海粟也到监狱探望过陈独秀。陈写了一幅字送刘，刘也送一幅画给陈。包惠僧说，陈独秀能写好几种字体，看起来是相当挺秀的。包喜欢他的行草体和板桥体。包此语不假。早期的《向导》杂志的刊名二字就出自陈独秀之手。笔者曾在国家图书馆（当时为北京图书馆）期刊库见过《向导》杂志，刊名二字，清秀中透着一股英气，外秀内刚，反映出陈独秀的青春热情。
对书法，陈独秀也有一套理论：他认为写字如作画一样，既要有天分，也要有功夫；功夫锻炼内劲，天分表现外秀。字要能达内劲外秀，那就有点样子了，即所谓“中看”了。庸人写字，只讲究临摹碑帖，难免流于笨拙，有点才气的人，又往往不屑临摹，写出字来有肉无骨，两者都难达妙境。
陈独秀的朋友沈尹默是著名书法家，其作品在中国书坛颇受青睐。沈在《我与陈独秀》一文回忆：“……陈到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之家看到你写的诗，诗作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而转念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受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有俗气。也许是受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
据沈尹默回忆，此事当发生在1917年之前。晚年的陈独秀定居四川江津时，曾经给台静农写过信，又谈及沈的书法：“尹默字素来功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那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尊见以为何？”
信中“二王”指王羲之、王献之；米南宫就是宋代书法家米芾；“欧”，为欧阳询，是唐代书法家；“褚”，为唐代书法家褚遂良；“真”，为唐代书法家颜真卿。
摘自北京《人民日报》胡北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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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陈独秀，人人都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发起人、早期领导人之一，为国内外著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文字学家、音韵学家、论著颇丰的学者，也是一位碑帖兼写并有理论研究的书法家。而后面这些头衔，知道的人并不多。其实，他在教育、文字、音韵学等方面的学养，更能说明他的书法创作与理论研究的深度与科学性。
一
陈独秀（1879.10.9—1942.5.27），安徽怀宁人，原名乾生、谱名庆同、字仲甫。曾用的别名、别号有众甫、重甫、程重辅、由己、三爱、熙州仲子居士、盛唐山民、陈仲、仲、cc生；二次革命失败后，又署：只眼、实庵；建党后，曾用程志孟；后期则以撒翁、顽石等署名，更别署：雪衣、三户、儿等；别名：明宜、季丹等。1914年始署独秀山民，嗣后专用陈独秀为名，成了世界著名文化名人之一。他出生于旧式知识份子家庭。“习儒业十二世矣，而功名俱未显。”祖父陈章旭（字晓峰）只是个“盐提举衔候选知县”。仅其叔父中了举，官至后补道，遂称安庆世家。父辈有兄弟四人，唯父亲衍中生长子孟吉次子独秀二人。独秀出嗣叔父衍庶（昔凡）为子。生父衍中束发读书时，值太平军攻占安庆，其母在流亡中仍为子择师授读。并告诫曰：“吾家累叶以书为业，毋至若辈而坠读书种子也”。衍庶在官宦之余犹雅好金石书画，崇尚邓石如、刘石庵、王石谷、沈石田，自颜其居曰“四石师斋”。独秀生长于这样的家庭，有充分的文史熏陶、古文与书法的训练也是很自然的（沈寂《陈独秀传略》）。
陈独秀于1901年东渡日本。正是清末大批有识之士出国求学的高峰时期。他赴日留学又不同于常人，可分三期。1901——1903第一期，中间返国一次。1906年暑期，陪苏曼殊赴日省亲，此属观光旅游。1907——1909年再次去日本深造，中间亦返国一次。第三次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1914至1915年之间，应章士钊之邀，赴日共编《甲寅》杂志。同时在雅典娜法语学院接受法国文明的洗礼。前后十几年，结识了许多社会名流、学者、诗人、书画家。他研究文字学，根本目的是为了祖国的语言文字统一。1907年夏，陈独秀在日本积极支持并参与苏曼殊译《梵文典》，是陈研究音韵学的开始。因《梵文典》中有字母13种。繁衍变化、奥义艰深。章太炎都说过：“《梵文典》的内典之有翻译名义，犹儒书之《说文》。”可见彼时的研究风气。陈研究音韵学注意三个方面：探求文字字义的渊源，各地方言土语，世界各主要民族语言之比较。虽说苏曼殊的《梵文典》最后并未出版，但这部手稿为陈终身珍藏，成了他研究文字学的必备参考书。
1909年，陈独秀在浙江陆军小学任教时，还从好友谢无量处得到一部刘鹗辑著的《铁云藏龟》，这是我国第一部著录殷虚卜辞的专书。他即以此结合东汉许慎《说文》探求古文字的字义渊源。1910年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说文引申义考》（未完），是他探求古文字的初步成果。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继写《字义类例》，就是这项工作的继续与深入。此书把字类分成假借、通用、引申、反训、增益、辨伪、异同、正俗、类似十类。其中对“假借”则独具匠心。习惯上均把假借、通用为同实异名，而古文称为“通假”。陈独秀则把它分为造字的假借与用字的假借。前者是传统“六书”的专名，后者则属通用。在他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的《西文译音私议》等论文和有关翻译、世界语研究通讯，都是从比较世界主要民族语言的立场出发。今天我们重提此话题，完全可视为陈独秀对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种贡献。
由于陈独秀积极传播马列主义，鼓吹革命。又在学术研究上开风气之先，卓有建树为很多友人与青年学生所崇敬。例如，比他小四岁的沈尹默就曾将个人所写诗文与书法作品呈上，请他提意见。他仔细推敲后对沈说：“你的诗已脱俗格，而书法尚不够理想，可以在写帖的基础上再写写碑。”后来，沈尹默确是从北魏《郑文公碑》、《张猛龙》、《张黑女》等北魏书体上吸收营养。
二
1916年11月，陈独秀建议老友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与群益书局合为公司以扩大在教育界、出版界的影响，并亲自陪同汪氏赴北大筹款。说来也巧，此时正值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很仰慕陈的才华与文名，经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及北大预科教授沈尹默等荐见。蔡亲诣前门外一家旅社“三顾茅庐”，请陈出任该校文科学长。当时不少学生有“读书做官”的思想，甚至少数纨绔子弟赌博、狎妓等腐败现象时有发生。蔡请陈出任文科学长，目的是为了整顿北大。陈在北大近三年，除任文科学长外，兼任校评议会评议员、入校试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为蔡元培）。同时还有专设的学制改革委员会，以陈独秀为首，成员有胡适、沈尹默、章士钊、钱玄同等八人。为改革校风，充实大学生文化生活，蔡元培与陈独秀还倡议、成立并参与了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时在1917年，请马衡、沈尹默、刘季平为书法导师。这在民国初年全国高校实在是一大创举。
1922年，陈独秀与罗章龙交谈，想在《字义类例》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研究。很多学者都知道：随着时代的发展，用字方法的变迁，研究文字学不深入音韵学是不完整的。陈请了许多朋友协助搜集各地方言资料，以弄清南北各地异音。1928年，陈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时，即着手写《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分述北京话、汉口话、上海话、广州话，从中比较异同。这个课题后因故未能完成，但说明其关心祖国语言文字的统一，有远见卓识。
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下狱，被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由胡适、张伯苓、陈中凡（此老在“北大”读书时就是陈独秀的学生）等人联名保释出狱。历时六年，许多友人引明代格言“读书闭户第一，闭门狱中第一”鼓励他著书立说。章士钊、胡适等人也劝他“幽居著书，似犹得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发起人的陈独秀，其传世的信笺、书稿、诗文等全是用毛笔书写。例如，1935年1月，陈中凡自中山大学返回南京度寒假来狱中探视老师，为明其志，陈独秀以篆体书录宋谢枋得《北行》诗。“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纲常在此行。天下久无龚胜洁，人间何独伯夷清。义高便觉生堪，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后题：“玄同学远道来视，并出纸索书以为纪念。方读《叠山集》，录其《北行》一首以奉。独秀书于金陵（印章）（引自姚柯夫《陈中凡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9月版）。
陈独秀在狱中所写的著作，现在能知道的计有《中国古代语言有复声母说》、《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连语类编》、《荀子韵表及考释》、《屈宗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广韵冬钟江中元古韵考》、《实庵字说》、《识字初阶》、《干支为字母说》等。按：何之瑜编《独秀丛书七种》，1948年商务印书馆清样本；由《识字初阶》继续改作的《小学识字教本》（此处之“小学”即语言文字学），1971年台湾中国语言文学会影印再版，改名为《文字通诠》。其它分别收入《陈独秀文章选编》1984年 6月三联书店版，《陈独秀著作选》1984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还有七篇论文分刊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东方杂志》。
无疑，陈独秀想把国人心目中传统的“小学”进一步突破历来拘泥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的框框，以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探索一条中国文字学的新路，给文字学以科学化。
1942年5月，陈独秀病故于四川江津。署名葛康素有《跋陈仲甫独秀先生藏前汉碑》、《谈陈仲甫先生书法》分别刊于《书学》第2、3期。此刊物为“中国书学研究会”会刊，沈子善主编。可见陈独秀在书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三
抗战胜利后，笔者才十一岁时，先严让我在小报上读到陈独秀出狱后给美术教育家、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自撰一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很能反映他心胸中的愤慨与抱负。此时我对书法的解读能力极浮浅。直至1962年春，有幸在南京大学中文系陈中凡（1888—1982，江苏盐城人）教授家中读到20年代陈独秀给他的亲笔信，实在是字势雄逸，爽爽有一种潇洒之气。纯从王羲之《十七帖》、《初月帖》演化而出。更妙者，因信中涉及文字学的讨论，夹杂众多大篆、小篆结体。中凡老深情地对我说：“独秀先生认为中文系老师若不通文字、音韵是要误人子弟的。还要求我们苦练书法，说这是民族国粹啊！”言下之意中文系老师不是物理系化学系老师，一定要深研书法。这反映当时老辈教育家对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视。我后来读到的陈独秀手迹即为本文所刊，此信约写于1940年前后，是写给黄淬伯（1899—1970，江苏南通人。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52年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语言学家），讨论他的《古音阴阳入互用》之说。实在是风规自远，万字不同。黄老以北魏《张黑女》誊抄陈函一遍，又请胡小石先生题“陈仲凡甫先生论韵遗墨”九字，又有陈中凡题款识七行，裱成立轴珍藏（黄老辞世后，家人将此捐赠给中文系永存）。
笔者十年前撰写《民国书法史》一书时，因查阅文献发现著名学者吕于1918年3月18日给陈独秀写了一信，反映当时书画创作众多弊端。陈给吕写一封公开信，同时刊登在《新青年》杂志。后来治美术史者即以此作为民国初年“美术革命”的主要标志之一。在回信中，陈独秀竭力反对“复制古人”，认为那不是传统的精华，鼓吹“扬州八怪的革新精神。”主张创新，艺术创作要跟上时代。今日重温及此，仍然感到很有哲理，颇具前瞻性。
（作者为江苏省书协学术委员）
附：
蔡元培笔下的陈独秀：
二十五年前，我在上海《警钟报》社服的时候，知道陈仲甫君……我跟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
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鲁迅笔下的陈独秀；
假若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徐志摩笔下的陈独秀：
我谛视其貌，发甚高，几在顶中，前额似斜坡。尤异者则其鼻梁之峻直，岐如眉脊，线画分明，若近代表现派仿非洲艺术所雕铜像，异相也。
陈独秀书法外秀内刚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不仅在新文化运动中走在前列，作过一定贡献，而且在书法实践和理论上也有很深造诣。
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至于写字，我喜欢临碑帖，大哥总劝我学馆阁体，我心里实在好笑，我已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习那种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
陈独秀在书法上确实下过一番功夫，台静农回忆说：陈早年喜欢书法，并用功于篆字。他以行草写成一幅四尺立轴，体势雄健浑成，不特见其功力，更见其襟怀，真不可测。此幅字写于四川江津，是陈独秀晚年作品。此时，陈独秀已贫病交加，过着凄楚的日子，故台说他“更见此老襟怀”。
1932年，陈独秀被捕入狱，当时的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曾请他写字，陈提笔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相赠。据陈独秀当年的下属和朋友包惠僧回忆，陈还给一名侦缉队长写过字，内容为“还我河山”和“先天下忧”两条横幅。
画家刘海粟也到监狱探望过陈独秀。陈写了一幅字送刘，刘也送一幅画给陈。包惠僧说，陈独秀能写好几种字体，看起来是相当挺秀的。包喜欢他的行草体和板桥体。包此语不假。早期的《向导》杂志的刊名二字就出自陈独秀之手。笔者曾在国家图书馆（当时为北京图书馆）期刊库见过《向导》杂志，刊名二字，清秀中透着一股英气，外秀内刚，反映出陈独秀的青春热情。
对书法，陈独秀也有一套理论：他认为写字如作画一样，既要有天分，也要有功夫；功夫锻炼内劲，天分表现外秀。字要能达内劲外秀，那就有点样子了，即所谓“中看”了。庸人写字，只讲究临摹碑帖，难免流于笨拙，有点才气的人，又往往不屑临摹，写出字来有肉无骨，两者都难达妙境。
陈独秀的朋友沈尹默是著名书法家，其作品在中国书坛颇受青睐。沈在《我与陈独秀》一文回忆：“……陈到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之家看到你写的诗，诗作得很好，字其俗入骨。’当时，我听了颇觉刺耳，而转念一想，我的字确实不好，受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又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有俗气。也许是受陈独秀当头一棒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
据沈尹默回忆，此事当发生在1917年之前。晚年的陈独秀定居四川江津时，曾经给台静农写过信，又谈及沈的书法：“尹默字素来功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那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尊见以为何？”
信中“二王”指王羲之、王献之；米南宫就是宋代书法家米芾；“欧”，为欧阳询，是唐代书法家；“褚”，为唐代书法家褚遂良；“真”，为唐代书法家颜真卿。
摘自北京《人民日报》胡北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