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80寸电视机价格:廖平与吴虞

廖平与吴虞 / 冉云飞

冉按：这是拙著《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中的一篇，今特别刊出来，以让大家了解湖湘文化对巴蜀近代文化的影响。王闿运能诗能文，写有许多日记，其间关涉尊经书院的亦多，但我也没有看到研究近代巴蜀文化的人——但遍布成渝两地的巴蜀文化中心却不少——作过深入的研究。我曾写过两篇《王闿运的四川食物》和《王闿运的蜀道观察》两篇较长的文章来解剖，以便从微小的角度来解读王及其所在文化背景对四川的影响。王影响廖平、廖影响康有为、康影响梁启超、吴虞等。王的帝王师心态自然并不是近代各方面激进主义（此处用此术语并不存在褒贬，而是为了述及事实）的源头，但说其影响甚巨，是绝不为过。这方面除了陈平原有一小段梳理外，没有真正着实的研究。我是很希望写《一个湖南人在四川》的，章节都已拟好，可惜还没有时间来做。2010年4月10日8：47分于成都

廖平（1852—1932）与吴虞的老师吴之英同学于王闿运，均系王在尊经书院的高足。从师承上看，廖平应属吴虞的师辈无疑。但因廖平治经尊孔，所以颇使排孔非儒的吴虞不满。但吴虞似乎终其一生都只看到了廖平尊孔的一面，没有看到他的观点及思路都胎生于他的反对者如廖平等。这样吊诡的事，在清季那个“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情形下，并不少见。打老师的翻天印如“谢本师”，弃师说而成新论，成为一种流行的路径，章太炎之于俞曲元、周作人之于章太炎等，无不可作如是观。且不说“谢本师”者亦遭后之弟子“谢本师”，总是有不证自明的、新胜于旧的进化论之影子在作怪，就是所“谢”的方式和内容也是本于其所师者，也大有人在。

换言之，其实学生之反对老师，从更深层次来看，他们有人们包括师生之间自己都不易察觉的暗通之幽门。第三者也许感到师生之间的异未必比同大，但学生和老师总是觉得双方似乎形同水火。我把吴虞与廖平在彼时的交往，置入当时变局、社会风气、师承传递的诸方面来做一个总体的考察，便可在某种程度看出他们的异同何在。

一

蜀中经明末清初之大屠杀的变乱，百业萧条，人物锐减，文化的沉沦与唐宋之盛相去何止霄壤。廖平去世后，他的学生陆海（香初）在追悼会上颂扬道：“满清二百余年，大江南北，学者林立，四川独无一人列入著作之林，可谓大耻。尊经书院设立，人才辈出，廖先生尤出乎其类”（线装本《六译先生追悼录》P3叶亦即6页），此说大抵是事实。下面我们看一组更有说服力的数据：“由谭正璧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搜集清代作家一千五百余人，而四川籍作家只有二十二人，占1.5%；蔡冠洛编著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入传的四川只有十八人，占2.5%；清人张应昌编选《清诗铎》一书，从清初迄同治收诗人九百十一人，四川人入选者只有十人，占1.1%；清代经学极盛，阮元、王先谦《皇清经解》正续编，搜集清初至嘉庆末几一百八十年间的经学著作，共收录三百九十八部书，作者一百八十五人，一个四川人也没有。”（李朝正《明清巴蜀文化论稿》）观察这样的数据，已经不难看出吾蜀文化凋蔽之一斑。不特此也，连旧书贩子之再来成都，都是乾隆中后叶才从江西赶来，承平日久，恢复了点元气，此时才有较多之人稍有读书之需求；继而在咸同之后，江南、湖广遭太平天国之劫难，四川相对平稳，经济文化始得发展。从何绍基当学政、吴棠任川督以来，颇有些兴学之举。到了洋务人物张之洞主持蜀中学政，眼看时局变乱日急，进而对科考中窒碍甚多的制义多所排拒，于是延聘湘中王闿运来蜀中振衰起弊，造就晚清民初蜀学的基础。

王闿运的经学当然有功夫，但他一生都遗憾的是未尽其做帝王师之才，不管他真有无这种功夫，但他这方面的才能有许多人渲染。晚年因学生杨度之介，本有机会拿袁世凯过一下帝王师的瘾的，也许看出了袁只不过有点模仿帝王的功夫，于是在国史馆拿几天闲钱，与恩主袁世凯同年去世。但王闿运好作大语、臧否人物、敢开风气的胆量，于川中学生是多有影响的。他著名的学生中，有于戊戌变法喋血菜市口的杨锐、刘光第，也有倡言新学的宋育仁、吴芝英，亦有从学术上别开生面的张森楷、廖平。这其中尤以学以致用的廖平所治经学如《辟刘篇》和《知圣篇》，通过更有号召力的康有为的“名作”《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这样的书，将廖平的观点阐发出来，得以流播久远。他们的观点当然是矫历史以适己意，为改革寻求最高当轴优容接受的办法。他们视孔子为包纳万有，连那些不被视为经典的诸子思想也只是孔子的派生物，如此一来就不只诸子与孔子平起平坐的事情，而是他们之间并无思想的差别，从而在客观上完成了对孔子的颠覆，此种随意矫正历史和无端怀疑的方式，开创了后来古史辨一派的先河。

廖平以尊孔的方式，以激进的态度，不惮以六次变化自己的观点，来推行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以尊孔的方式吊诡地完成了对孔子深层次的解构。清末民初，国事日益不堪，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旋律，没有人再坐得下来“为学术而学术”。1897年廖平致其朋友宋育仁的信里申述他分古今和以《王制》遍经群经的理由时说：“且现在外侮凭凌，人才猥琐，实欲开志士之心胸，指示学童之捷径”（转引自李伏伽、廖幼平《经学大师廖平》，见《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P7，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由于廖平不停地变，越变越诙诡奇怪，最终连他老师张之洞都提醒他“风疾马良，去道日远”。到了1903年学政吴郁生以其“离经叛道”，革去绥定府府学教授之职，1909年学政赵启霖以其“三传同出子夏”之说，因其离经叛道而令各书院不得请其任教。有趣的是，几乎是同时，在日记里对廖平的尊孔多无好感的学生吴虞，也遭受学政赵启霖的惩处，也以叛道狂悖之名，将其所编的《宋元学案粹》查禁，后因其非儒之作，内务部朱启钤查封《群醒报》，使得成都的报纸不敢刊载吴虞的作品。尤其是吴虞非儒排孔，并闹出与父亲打官司的事，落得不孝之名，而被驱逐成都教育界长达八年之久。

一个以尊孔，一个以排孔，遭相同的厄运，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与时相忤违，这是自然的，但主要的是他们都以激进的面貌出现，当政者以为此种煽惑力甚巨，非惩处不足以阻其锋芒。但在清末民初，“激进”几乎是所有知识分子的标志，不管你是守旧还是革新，都以各自的激进到相互攻击，务使自己的观点为众人所知晓而尽其用。大家都知道的国学名家，如刘师培曾用“激烈第一人”的笔名，而黄侃则说如果不能将中国改造成平等的社会，则“当以神州为巨冢”（转引自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谱系》P112，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此种激进的言辞，配以暗杀的风气，大有无人不激进、无人不革命的架势。要言之，廖平和吴虞实在同一个学术范围内之内，大致可由王闿运——廖平——康有为——吴虞一条线索贯穿下来（陆海跳过王闿运而言廖之学说，源起于清代常州学派，当然有其道理，但我认为说到具体师承，舍王闿运莫由）。关于此点，“钱基博曾提及王闿运‘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的说经，一转手而为廖平、康有为，再转手而为吴虞之‘决弃一切’——后者已入‘重新审查一切价值’的五四时代”（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P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由此看来，廖平与吴虞可谓一条藤上的瓜，有相当之精神传承，但为何吴虞还是对廖平如此不满呢？

二

现存《吴虞日记》以1911年9月10日开记录，当月27日便有对廖平的酷评。由于冷而引申到廖平的批评，吴虞的引申很有意思。“天冷如冬，一人枯坐，真不知生人之趣，然后知老庄杨墨所以不并立之故，而中国之天下所以仅存一治一乱之局者，皆儒教之为害也。如廖平者乃支那社会进化之罪人，其学不足取也。耶、孔二教之消长于明年决矣。”吴虞的思维之发散跳跃，欠有逻辑，且言耶、孔二教明年对决而耶教胜出，实乃对于孔教过于痛恨的巫术性幻觉。把孔教当作绝大之病根甚至以为消除孔教之坏影响，中国的事便传檄而天下定，实在颇有文化决定论的意味。吴虞对孔教的痛恨，与其是纯理论探讨，还不如说是现实利益对他的逼迫，使得他对孔教有一种近乎疯狂的反对，以至于因孔教而处于迫害狂的状态，所以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到他父亲时，他就说：“魔鬼一早下乡，心术之坏如此，亦孔教之力使然也”（1911年10月15日）。在这种情形下，他的非儒排孔更多是情绪发泄，而非理论探讨，更非公正客观的学术研究。当然非儒排孔并非只是观念的批判，而是争取自己应得之权利，对于与其父打官司争取自己应得之财产的吴虞来说，尤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非谙中国历史之压制个人权利，或者非从残酷现实中之过来人，断难理解儒教尊孔在吴虞内心的伤痛，所以他才与那些尊孔重儒者，有着不调和的斗争。

吴虞在日记里记其好友包括各路人物丑行，是他的一贯套路。关于廖平，自然也是少不了的。“饭后过阖君，谈久之，言廖平在上海溺一妓赛金花，几致堕落。尊孔者道德如是，可发一笑。”（1914年2月22日）和自己亲戚聊天的时候，不忘将亲戚的耳食之言，记录在案，以诋其所恶之人，哪怕是自己的前辈也在所不顾。吴虞的日记里似乎很少有回翻自己日记的记载，十年后当他在北大教书嫖妓，发生“娇玉事件”时，署名XY者说他押犹狎娼，成了可笑狂悖的“孔家店里的老伙计”，不知他是否还想起赠送给前辈的这句评语：“尊孔者道德如是，可发一笑”。历史有时吊诡得很，自家对别人的苛刻语，正可以被别人安在自己头上来。此可谓以子之以矛，攻子之盾；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道德从来都是柄双刃剑，在法治不彰的情形下，成为许多头面人物表演以邀名，自高以获利的道具。所以常用道德以攻人者，最终被泛道德那无所不在的后锉力给暗算了，吴虞自然也不例外。

四川偏于一隅，由于群山四塞，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获取信息的代价与物资运输的成本较他省要高，所以导致文化上的相对保守和经济上的较为落后，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些社会人文风气。关于此点，古往今来都有一些人论及，特别是近现代大家如王闿运、刘师培、陈衡哲、罗常培、舒新城等。此处只举刘师培对吴虞所说的话，“刘申叔请余勿辞公论报社事，余以川人知识芒昧，于近处法学尚不能研究，真难与言。申叔谓余言在南边十年前或有诧者，今日则固不怪矣，川人到南人程度尚待十年后也，悲夫。”（1912年6月19日）四川文化历史之更新不算差，只是稍有延宕而已。在此一延宕过程中，就形成了一些四川文化风气的特殊性。吴虞堂弟吴君毅有次来信论及全国各地的人文风气，谈到四川时他说，“四川人失之土而妄，盖四川人好亦好得土，坏亦坏得土，求一色当行者，实不可多得（如廖季平讲经学，偏要将欧美事情牵强附会在内之类，所谓好亦好得土也）。然则吾蜀人之怀才抱志者能不自勉耶？”（1919年5月5日）其实在彼时附会欧美、日本，旧学亦常有新名词，非独廖平所独有，从康有为、梁启超以下有几人能免？可以说在1916年的新文化运动之前，影响社会风气，灌输新概念新名词大多是读速成班的留日学生所为，只有待欧美学生回来，新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范式才更上层楼。也就是说，廖平固然土但不可爱，其实吴虞也何尝没有这样的毛病呢？为了反孔排儒，总是去找适合自己材料来适己意，往往不顾及那些更为周洽的反对性材料。同时也难免用西方观念来比附中国固有之事，实则二者枘凿扞格，这是新旧交替时代无可避免的，只是有些人能将中西文化之异同分析得较为洽切而已。

其实在吴虞还对廖平颇有芥蒂的时候，廖平对他都有一定的褒奖了，只是吴虞性情中有其凉薄的一面，容易放达与人之对立与不同而已。廖平曾在《骈文读本序》里说，吴虞是“成都言新学之最新者”，此文发表于1910年9月出版之《蜀报》第一年第二期。彼时他们两人几乎同时受到学政赵启霖的迫害。赵不让各书院聘请廖平任教，而赵正查禁吴虞的《宋元学案粹》。其新与旧者，均受同一人之迫害。此事说明新与旧对现存制度的“威胁”，同时也说明廖平的爱护。在吴虞与其父涉讼，而世人以不孝而目之，不齿其行时，“季平极不以当事诸人及老魔为然，主张新理，谓诸人及老魔所为太不平也”（1911年11月25日）。“路遇胡少端言：廖季平嘱询近日各报反对孔教文字，外间多传系余作，是否属实。恐遭人妒忌宜慎云云。归家乃拟一告白，言余自癸丑阴历五月至今，于各报馆概无文字云云，以免讹传失实。”（1914年1月9日）。这表明廖平一向还是比较关怀这个在尊孔与反孔问题上，意见不睦的后学的。

对于廖平予他的帮助，吴虞在《哭廖季平前辈》里有极好的描述。也许只有人去世后，我们才想起他的好来。“四十非儒恨已迟（予非儒之说年四十始成立），公虽怜我众人嗤（袁世凯尊孔时，公与予步行少城东城根，劝予言论宜稍和平，恐触忌）。门庭自辟心疑古，胆识冲天智过师。垂老名山游兴在（临逝前数周游乌尤寺），横流沧海叹谁知（近汉奸赵欣伯创立孔学会，则孔学之宜于帝制可知）。益州耆旧凋零尽，下马陵高望转悲。”（1932年6月26日）廖平的尊孔和吴虞的对头徐炯之尊孔，殆有不同。前者是为我所用的“尊”，阳尊孔而实为解孔，故他不会像徐炯一样视吴虞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袁世凯尊孔教为国教，徐炯、邵从恩等一般人都积极响应，而廖平则与他们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他才在大势不好的情况下，劝吴虞非儒排孔应该更平和一点。“门庭自辟心疑古，胆识冲天智过师”，既是对廖的赞美，何尝不可移来评价吴虞之超迈其师吴芝英呢？

毕竟是老辈人，有时还主动折节与其思想并不相同的晚辈相交。“廖季平丈送来《孔经哲学发微》一册，上海中华书局印，有谢无量序。平常。”（1914年4月8日）对于廖平的书，还算是留了口德，大抵是感廖送书上门之故。在花市遇着廖平，“廖丈买聿修堂医学丛书数种，余买三色本初印《李义山诗》一部。同廖丈、士侠茗饮久之，廖丈别行，……”（1917年3月11日）。治经兼通歧黄之术，因此廖平常阅医书，并作诊脉、伤寒两类医书共21种。吴虞在花市所买的三色本初印之《李义山诗》，几天后即卖书，“午饭后源记送来石印仿宋《山谷全集》一部十六本，价四元。余交带去三色本李义山诗一部四本寄售，银三元五角”（同上3月15日）。八十年后，非常有幸，我买到了这套三色印本《李义山诗》，实在是不浅的书缘，更有趣的是可以在日记里佐证这书确为他所流出。

吴虞是个心怀芥蒂的人，倒是廖平还时有拜访吴虞之举，不记这个学生辈的人与他的裂痕。“廖季平丈送来《邹元忭墓志铭》二张，并所为《梦话》一册”（1914年8月29日），“廖季平丈来拜”（1919年8月25日），不只是来拜，还聘请他任教于他当院长的国学院，“曾慎言同欧永龄来，约任国学院中国文学事，每周六钟文、二钟诗，文以后汉至隋为适用，诗则《诗品》亦可讲，如得予同意，再与季丈商之送聘”（1919年8月19日）。这季丈（廖平）还为他考虑得周到，“曾慎言来，代表廖季平丈送国学院本期关聘，每周予止认国文六钟，余诗二钟推与蒲芝仙。每钟修金一元五角。”（同上8月22日）别看吴虞对廖之尊孔有些反感，但当有人把他与廖平并论时，他还是比较高兴的。如《青年进步》杂志的主编范丽诲所言，“成都爱智庐先生与廖井研齐名，……蜀中多奇才，此‘老’其选矣”（1918年7月13日），因为廖平在彼时毕竟“余威”尚在，在四川实处大佬之列，这对彼时尚在成都遭排斥的吴虞无疑是个安慰。

三

廖平从王闿运习帝王之术，致用是他永远都着迷的答案，故决定他治经的一些套路，万变不离其宗。吴虞则如他的弟子周重能、赖高翔在为其写墓志铭时所说，“先生从名山问卿云之学，穷文章之奥，又请益廖氏，参稽其说”（《吴虞集》P489）。卿云学固有写文章之内里，然干禄之用，恐也不免，此复与帝王之术、好为怪异激进之辞有相通之处，因此言吴虞参稽廖平之说，绝非无因。某种意义上看，他们二者可谓相反而相成。但再有暗通之幽门，但至少在公开尊孔与反孔这两方面，他们是不同的。有这个最大的不同，就决定他们的交往只能是客套的平常之交。

1932年6月6日廖平去世，三天后，吴虞得川报消息，记录较详，唯“享年八十有四”有误。过一段时间，“川大来函，明日午前十时筹商廖季平先生追悼会”（1932年7月19日），“十时至川大文学院，开追悼廖季平筹备会，龙者庞、祝而已。推予作公启，予辞不能”（7月20日）。既然吴虞推辞不愿作公 启，彼时廖先生门人中较著之林思进亦在川大教书，他有资格作，但查其《清寂堂集》无收。后来读白敦仁所编其先师庞石帚的《养晴室遗集》（内部自印），始知《六译先生追悼录》里的“国立四川大学为井研廖季平先生追悼大会徵文启”，系庞先生所作。但白敦仁编辑时将其名为“四川各界公祭井研廖先生徵文启”是不准确的，因为除庞先生为川大所写这个文启外，还有四川省军界的《为井研廖季平先生开追悼大会启事》（发起人是刘文辉等）和井研旅省同乡会之《四川井研县旅省同乡会为廖季平先生追悼会徵文启》二文（见线装《六译先生追悼录》，成都南门新开街云雪印字馆代印，1933年）。吴虞不作公文，并不表明他对廖除了《哭廖季平前辈》外，没有其他表示。“廖季平前辈之孙宗伯、宗泽来函，请作遗像赞”（1932年8月5日），“廖季老讣告来，予所书撰之‘遗像赞’照原底印在林山腴之前，颇不劣”（同上9月6日）。吴虞争强好胜，不放过任何微小的机会，其举动颇类小孩，外骄而内卑。林山腴算得上是他曾经的朋友，后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往来不多，但已计较如斯，可发一叹。吴虞所写的“遗像赞”《吴虞集》失改，但也是研究吴虞思想不可缺少的资料，兹全录如下：

尼山垂教，二千余年。儒生爬梳，枝牵蔓缠。创为礼教，定为法律。上下同流，演成风俗。群经行世，其数十三。宗法是崇，帝制代禅。笺注疏解，汗牛充栋。大义微言，冥然若梦。我公崛起，迈迹两汉。秕糠郑玄，道通一贯。皇帝王伯，六变是求。学悟天人，自擅千秋。俯视康梁，开拓万代。扫荡蚍蜉，灵光独存。呜呼我公，绝世远游。风云马旗，归大九洲。拜公遗像，纵横涕泗。敢以芜兹，昭兹来世。

吴虞这像赞当然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不言廖之尊孔，只言其如何蔑视寻章摘句、不拘于一词一字之微，在于“自擅千秋”而“扫荡蚍蜉”。看了吴虞的像赞，或许你以为廖平似乎只会好作大语，学无根柢。还是他的及门弟子林思进来得比较实在：“早研许郑，通故植基，中考今古，无厚入微”（《六译师像赞》，见巴蜀出版社《清寂堂集》P610）说明他早年并不秕郑康成，也独阮王诸家的小学下过比较深的功夫，不能“通故植基”，何能“开拓万代”。同理，吴虞挽廖平也是走的浇自己块垒的路子，即他赞扬与他相同的那部分，而对不同的部分则并不道及。“耻为《经籍纂诂》之子孙，超出阮王二家，自成六变；直指《读书杂志》无师法，离开湘潭一派，独有千秋。”（1932年9月26日）吴对廖的赞美固然达到了最高级别，但未必全合廖意。倒是吴虞的死对头徐炯来得比较平实，完全近于事实描述，“经术别于王缃绮，思想能开康有为”。但吴虞说他“寄三台东街尚志周刊社《六译老人余论》三页”（1932年8月8日），因遍觅不得，且《吴虞集》里不载，无从评论，不知吴虞对廖平有何种高论。

今天再看《六译先生追悼录》真是别有所感，追悼会由党政军、四川大学、旅省井研同乡会共同组织，规模堪称空前。四川所有著名的军阀，以及许多民众都送有挽联。有民国官方的褒扬，亦有蒋介石、于佑任、宋子文、吴佩孚、孙科、柏文蔚、陈立夫、戴传贤、方声涛等以个人名义哀挽。省内学者有曹经沅、王兆荣、朱青长、龚道耕、吴虞、向楚、林思进、庞俊、李思纯等，外省学者则有刘节、顾颉刚等。其追悼会之发起人，堪称极四川一时之盛：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刘湘、杨森、刘存厚、向传义、孙震、李家钰、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唐式遵、范绍增、蒲殿俊、方旭、曾鉴、尹昌龄、尹昌衡、刘咸荥、林思进、王兆荣、向楚、龚道耕、吴虞、李植、吴永权、周太玄、张铮、徐炯、朱青长、曾慎言等。生前谤誉交集，死后备极哀荣，六译先生亦可“昭兹来世”也。

2008年9月9至10日于成都，11至14日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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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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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好文章，我们是不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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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真正的好文章是让读不懂的，王朔说；

因此不怎么喜欢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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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老师的文章还是很喜欢的，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需要更多的像冉老师这样的学者。冉老师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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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四川文脉所知甚少，看《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不但补课，还引人深思入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