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继限界 1 4463 网盘:梁漱溟的“理想中国”构建方案

　　公元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为中国历史开启了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至今日，我们依然生活在这个变局的延续中。而这一百七十年来，中国思想界始终为三个问题所困扰，亦即：西方何以强?中国何以弱?中国如何学习西方以致强?需要指出的是，前两个问题涉及的“强”与“弱”都是泛指，且内容侧重点在不同时期也有差异，但这两个问题背后隐藏了一种心理上的“差距感”：比如改革前，这种差距感可能更多的体现在经济与军事上(人家国富军强，我们国穷兵弱);目前GDP“2”了之后，可能更多的体现在政治上(人家民主自由，我们还不够)。第三个问题则涉及如何消除差距乃至反超，是探求“理想中国”的建设问题。面对这三个问题，不同的派别——从保守派到激进派、从自由派到极权派——站在不同的立场、通过不同的方式给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不同答案。但这些纷繁芜杂、鱼龙混杂的答案似乎迄今并未酝酿出令人满意的共识，“毛时代”官方答案一度在政治强力下被拧巴成“共识”，但其在改革开放不久即告瓦解。因此，对这些不同答案进行优劣鉴定、甄选进而会通，最终形成一个相对客观且有助于引导“构建理想中国”的共识，是当今思想界肩负的重要使命。

　　作为“中国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一生倡导“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其实这在本质上仍是在思索“ 西方何以强?中国何以弱?中国如何学习西方以致强? ” 三个问题。同时，他老人家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中对相关问题做过精辟论述。最近，梁漱溟先生生前部分未刊遗稿由其公子梁培宽先生整理成《中国文化的命运》一书。该书从内容上可以看做是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的补充与呼应，探讨的依然是“ 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命运》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梁漱溟先生有关上述三个问题的思想图案业已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仔细研读，对于我们认识中西文化差异、形成一个 “构建理想中国”的共识必大有助益。

　　西方的“强”体现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方面面。但是西方凭什么这么强?到了“五四”时大家终于明白，因为人家有“民主”与“科学”两尊菩萨护佑。于是大家又一股脑满怀热情地想把这两尊菩萨也请到中国来，却很少有人再往下想一步：为什么“民主”与“科学”是西方独有?梁先生《中国文化的命运》一书大约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是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回顾了西方自古希腊至一战这段社会史，认为西方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结构与中国古代社会差异并不大，乃是一种分散的“宗法社会”，特点表现在祖先崇拜与多神教。但是基督教的兴起粉碎了这种“宗法社会”状态，并对社会进行了革命性重构：它以唯一的神(上帝)替代了各家各邦的多神，同时也打破了小族群和阶级制度，建立了人人如兄弟一般的超家族团体(教会)。随着后来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基督教使得西方社会呈现“集团化”特征：从内部看，个人被牢牢镶嵌在团体之中(比如农奴对于地主的依附，教徒对教会的依附);从外部看，则是各个小集团之间斗争加剧，如宗教战争、种族战争与私人恩怨等。

　　在梁先生看来，这种“集团化”恰恰为西方生成民主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个人被团体压制、束缚的越强，产生的反动力就越强。所以从“宗教改革”到“人权宣言”，反映的都是“个人意识”的抬头，最终形成了适宜民主勃发的“个人本位”社会;而另一方面集团化生活有助于培养公民的纪律意识、组织能力与法治精神，这正是民主制度运转所需要的公民素质。我们今天来看几十年前梁先生对于民主的论述，真是不得不惊叹于他的卓识：为当今政治学界所津津乐道、自诩为前沿新发现的“民主的治理理论” ——“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要实现民主，不但要建立民主制度，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公民的民主素质——何曾突破梁先生的论述?

　　另外，“个人本位”的社会为其成员塑造了一种“欲望抬头”的人生观(也是对于中世纪宗教禁欲的反动)，这种人生观承认乃至倡导欲望的合理性。于是在欲望的指引下，人就会不断的向外扩张，他要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征服自然。而这一切的前提在于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因之而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所以梁先生也赞叹：近代西洋人最伟大的成功之处即在科学技术之进步，为古人之所无，亦为他方人之所无。概而言之，在梁先生看来，“民主”与“科学”为西方独有，从根本上是因为西方在近代形成了一种“个人本位”的独特社会结构，这种“个人本位的社会”使得民主与科学得以张扬发煌。

　　相对于西方这种“个人本位的社会”而言，梁先生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乃是“伦理本位”的，所谓伦理本位，就是始于家庭亲子血缘关系的伦理，涵化了整个社会人际关系，三纲五常成为国家政治和社会道德及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则。因此中国的社会缺乏西方式的团体组织和团体生活，而只有伦理关系网络和情谊生活习俗。而缺乏这种团体生活的锻炼，使得中国民族性呈现了诸多病态，比如缺乏公德——这个毛病今天仍然很严重，所以外国景点为中国游客专设汉语警示牌“请勿随地吐痰、大声喧哗”，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歧视，反抱有一种“理解之同情”;缺乏法治精神——今天似乎比以前更严重，尤其在中小城市，“公事公办”的成本似乎比“托熟人找关系”大上数十倍，与政府打交道如果没有“熟人”，那心里真是一点底气都没有;最重要的是缺乏组织能力，所谓组织能力就是“如何作为团体一份子的能力”：既要对所属团体有向心力，又要能与其他成员耐心协__商而推动团体前进。而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就表现在“在团体中，要么做皇帝，一切我说了算;要么当顺民，一切都不管”，就是缺乏协商和参与。梁先生举了民国时期学生会的例子：“各地学生会，其中热心的废寝忘食，真可牺牲一切，但事情必须听他主张。如果他的主张没人听，就心灰意冷，好歹不问了，赌气起来，把团体事务搁置起来也是可以的”。梁先生描述的这种“缺乏组织能力”情形，拿来形容现在大学的社团、学生会，似乎也是很贴切的。一百多年来，面对西方冲击，江山几度易色，民族性病态丝毫未改，强哉，中华民族!而公德、法治精神与组织能力恰是民主所必需，所以中国至今也没把民主这尊菩萨请过来。

　　相应的，在“伦理本位”的社会中，人生态度乃是“情感抬头”的，即以对方为重。“情感抬头”的人生态度并不一定排斥欲望，但肯定不会倡导与鼓励欲望，因为资源总是稀缺的，一鼓励欲望就会出现“与人争”，似乎就不“礼让”了。所以中国人把精力放在了“人对人”的关系上，而在“人对物”方面则动力不足，科学自然就无以兴了。

　　显然，梁先生是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对“西方何以强?中国何以弱?”做出了解答，几十年前的卓见依然远胜今日之流俗庸论。其“伦理本位说”更是目前对中国社会结构最贴切描述，据说20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只创造了两个被国外认可的词汇，“伦理本位”便是其一(另一个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然而，回答完这两个问题，只能说是完成了“知行合一”中“知”的部分，至于“行”的部分——中国如何学习西方以致强?——则遗憾的是，以“力行”而列位“新儒家三圣”的梁先生也没有给出有力答案，真不知道是因为“知易行难”还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有力答案?

　　梁先生认为，既然中国的短处在于缺乏“团体组织，科学技术”，那么就应该对症下药，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然后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具体做法就是他“乡村建设”那一套，即借鉴西方企业组织制度的基本架构，将乡村建设设计成为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制度于一体的系统工程。比如在乡村建立“乡学村学”，这里的“学”按梁先生的说法即是“一面似学校，一面似公务机关，全村人不论男女老少均为学众”，然后为他们制订《村学须知》，处处鼓励他们参与团体生活等。诚然，中国乃是农业国家，从农村入手解决中国的民主富强问题，似乎是很直截了当的。但是问题在于，农村是“基础”而不是“关键”，在国家权力的体系中，农村乃是最下层与最边缘的，处于被支配的“因变量”地位，__城市中的政权体系才是起决定作用的“自变量”。想通过作用于因变量而改变自变量，似乎总是徒劳。诚如熊十力先生所料：“梁漱溟等先生的村治运动，诚然是根本之计。然我总以为国家的政治的整个没有办法，村治运动也做不开。”

　　乡村建设运动最后因日寇侵华而中止，因与建国后的农村政策不合而无法复苏，似乎留给人不少遗憾与假设。不过，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的政治学界与社会学界在农村进行了一场从思维上类似于“乡村建设运动”的“政治学乡土试验”(比如用“选美国总统的方法选村长”的民主试验)，二者的环境、方式或有不同，但本质上都是想从农村入手来解决中国的民主科学问题。然而从目前来看，“政治学乡土试验”除了使几位教授成名获利之外，似无其他效果，农村依旧，国家依旧。所以即使日寇不侵华，“乡村建设运动”也解决不了中国的民主问题。这也就意味着，梁先生也没能很好的回答第三个问题：“中国如何学习西方以致强?”。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梁先生受挫的答案至少告诉我们，农村乃是因变量。欲求真民主，务本之道还是多花心思在城市政权这个自变量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