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真后传mp4下载:吴文化与京杭大运河

　　　　陆 咸
　　中国古代有两项伟大的工程为世界所瞩目：一是万里长城，一是京杭大运河。这两项工程，规模宏大，历史悠久，都是起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距今有2500年左右的历史。长城是为抵御外族的侵扰。大运河则沟通了南北的交通。从古到今，一直是国家的命脈所在。今天，虽然已经是铁路和高速公路网络遍布全国，但运河仍然以价格低廉和运载量大，承担着很大一部分运输任务，国家仍然重视对这条京杭大运河的修理建设。这是一条世界上开发历史最早，流程最长、效应最大的人工运河。
　　运河的开凿修理和运行，和吴文化关系密切。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吴国为了争霸，先后形成了胥溪、胥浦、百尺渎、古江南运河等，后来，吴王夫差又开凿了邗沟、菏水，贯通了江、淮、济河这四条南北向的大河，为京杭大运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二）在邗沟建成后，江淮地区成为吴文化的中原文化相融合的地区，汉代江淮河地区成为我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三）在隋代，把邗沟延伸为京杭大运河，便利了南北交通，促进了太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唐、宋以后江南成为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又使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商品经济得到大发展，吴文化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中华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现在,京杭大运河正在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本文对于这条大运河和吴文化的关系作了初步考察，并希望对这一课题能有更多同志来研究。
　　邗沟的建成有深厚的吴文化背景
　　据《左传》记载：鲁哀公九年：“秋，吴城邗、沟通江淮。”这段话的意思是：公元前487年，吴王夫差在邗这个地方建了一座城，开凿了沟通长江和淮河的运河。据西晋学者杜预注：“于邗城穿沟,东北接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运粮道也.” 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是现在的京杭大运河的中段。这就是最早开凿大运河的历史记录。
　　长江和淮河是我国中部两大河流，由西向东，流域宽阔。现今的苏北地区,是由江、淮两大流域的流沙冲击而成的平原,其间有众多湖泊和沼泽,但没有山脉阻隔。这一地区原有一个邗国，后被吴所灭。吴王夫差在长江边上造了一座“邗城”，城下挖深沟，引长江水北行，经樊梁湖、博芝湖，入射阳湖，再从射阳湖到末口进入淮河，把江淮之间的湖泊连接起来，形成一条贯通江淮的水道。
　　公元前484年，夫差带军利用邗沟北上，和鲁国联合伐齐，大败齐军。以后，他又开凿了荷水，沟通了黄河的支流济水和淮河的支流泗水。这样，就把长江、淮河、济水、黄河这几条天然水道沟通了。夫差带领吴军北上，在黄池和晋定公、鲁哀公、周卿士单平公会盟，被尊为霸主，达到了称霸的目的。但终因过度使用民力，使吴国“士民罢弊,精锐尽死于齐”，（见《国语?吴语》）。越王勾践乘机攻吴,灭了吴国,夫差自杀身亡。
　　吴国虽亡，但吴王开通的邗沟和荷水这两条南北向的运河，把江、淮、济、黄几大水系相联接，沟通了南北交通，南北文化得以交流，有功于后世。在中国交通史上，是伟大的壮举。近代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中给于高度的评价，说：“其意义自是十分重大的，也应该是交通道路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夫差能开掘邗沟，有深厚的吴文化的背景的。
　　春秋时期，吴国的疆域包括今天的安徽和江西。但它的核心地区，是在太湖周边地区。这一地区地势低洼，历来称为“水乡泽国”，正如《水经注》上说：“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在这样艰难的自然条件面前，吴地人锻炼出了开沟的本领。很早在太湖地区，吴国己有很多开凿运河的记录。如在无锡梅里的 “泰伯渎”，沿荆溪上游向西到安徽芜湖东入长江的“胥溪”，以及由太湖向东经淀山湖流入大海的胥浦。夫差还开了一条从姑苏到长江的运河。吴王夫差要北上称霸，为了运兵和运粮的需要，就利用吴国长期开河的经验，组织人力开挖邗沟，以后又开了荷水。
　　地处浙南地区的越国也是水乡泽国，越人同样是“船为车、楫为马”，但历史很少记载越人开凿运河。这是因为，浙南地区多山，开挖运河很困难，除了开挖山阴水道以外，史籍上没有留下多少越人开挖运河的记载。但越人对中国建造运河方面也作出了贡献：由于在浙南地区众多山地之间的小溪流程很短，坡度大，往往在雨季水来时一泻无遗；而干旱时水少断流。为了保持河中水的一定的流量，越人便发明了筑堰。这种堰后来就用到各运河的建设中，成为保持有运河水量的必要设施。这就是越人对开掘运河作出的贡献。
　　吴国和越国北上争霸,客观上推动了吴越文化和中原文化相融合。特别是和鲁国文化的融合比较明显，吴国进攻齐国,就是和鲁国组成联军，越国灭吴以后，鲁哀公曾两次奔越，从邗沟南下到达越都会稽， 他是春秋战国时期唯一到过南方的北方国君。后来，越国又迁都到琅玡有二百多年。楚国灭越以后，把都城从郢迁到淮河以南的寿春，进逼中州，楚文化也就在江淮地区得到传播。邗沟既方便了军事行动，也有利于经济和文化交流。江淮地区得到大发展，水稻得到大面积种植，邗城以后易名为“广陵”、“江都”、“扬州”，成为江淮区长久繁荣的重要城市。淮阴也发展成规模较大的城市。
　　但也由于吴越先后北上称霸，江南地区人口大量北迁，影响了吴越两国故地的发展。《史记》中所说 “地广人稀”，当与此有重要关联。
　　邗沟是南北交流的主要通道
　　邗沟对发展南北经济、促进文化交流、加强国家的统一，有重要作用。因此，从西汉、东汉、三国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共七百多年间。虽然统治者经常变动，国土有合有分，但都重视对邗沟的维护、修理和改建。
　　在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把刘濞封为吴王，辖地包括江淮地区和春秋时的吴越地区。都城设在广陵。刘濞把邗沟从茱萸湾向东延伸到海陵仓(今泰州),成为一条运盐水路，使沿海地区的盐资源可以通过邗沟南下长江以南，北上黄河以北，极大地扩大了盐的商业营运。这一条邗沟支线对广陵（扬州）的繁荣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刘濞还邀请南北方文人在广陵从事文化活动，有吴人庄忌、齐人邹阳、淮阴人杜乘等，留下了一批重要作品。淮南王刘安，邀请门客讲学，集体编写了著名的学术著作《淮南子》。这些事实都说明：西汉时期江淮地区已经成中国的文化中心。
　　西汉末年，由于王莽篡位、轻率改制，加剧了社会矛盾，引发了大规模的战火，也由于中原地区曾发生几次严重的瘟疫，到东汉时，京城洛阳的粮食供应不得不依赖东南地区。因此，东汉皇帝就特别重视邗沟的作用，多次对邗沟大规模的修理。东汉顺帝永和年间，为邗沟重开了取水口。这是因为：春秋时吴王夫差开挖邗沟时，从长江引水口是在今天扬州西北的蜀岗南，那时长江口呈喇叭形，引水方便。由于三百多年来长江沙泥淤积形成的沙洲，堵塞了邗沟引水口。长江江口东移，邗沟引水口已经远离江口，因而需要在不受长江沙洲影响的较上游的地区另开引水口。这是邗沟建成后首次进行较大规模的改造。东汉明帝时,为了使东南漕运能直达洛阳，命王景修治竣仪渠和汴渠，接通邗沟。三国时期魏国的广陵太守陈登曾对邗沟加以整修，把经射阳湖的旧道裁弯取直，把原来370里的航程缩短成300里，对曹操统一北方发挥了作用。西晋时期，发生了“八王之乱”，大量军队云集洛阳，粮食供应发生困难，广陵度支陈敏在樊阳湖东口开了一条邗沟东河，以避开湖风，保证漕运的安全。晋哀帝时，在沿津湖东20里处开渠道入北口。经过两汉和两晋时期几次改道，邗沟避开了湖泊，成为全部由人工开凿的运河，既缩短了航程，又避开湖风，保证了航行安全。作为京杭大运河的中段,此时已经基本建成.
　　江南运河对江南经济的发展作用巨大
　　江南运河在春秋吴国时期已经打下了基础。以后,三国时期吴国的孙权政权又先后组织力量开挖了破岗渎、运渎、潮沟等运河。孙皓虽是吴国的亡国之君，在开凿运河方面也有贡献,疏治了徒阳水道，开发了圣溪运河。通过这些运河和天然水道的组合，把太湖地区和鄱阳湖地区的水道联系了起来。西晋时期贯通了浙东运河。东晋时期又在杭嘉湖平原上开通了获塘运河，把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连接起来。统治者们这样做,一是为了有利漕运，可以把各地的粮食较快地运到京城建业（南京），二是便于调动军队保卫国土。但客观 上也活跃了水上交通,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商品交流。
　　这一时期江南运河网络形成，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加大了农田水利建设。江南地区的密如蛛网的运河系统，首先有利于水利灌溉，既可抗旱又可防涝。到东晋和南朝的后期，江南地区经济得到了开发。南朝《宋书》引用沈约的话说：“自晋室迁流……，百余年间，无风圣之警，区域内宴如也。……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忧。”五代时吴越王钱鏐治水能取得巨大成功，也是建立在江南运河系统的基础上的。宋代《吴郡图经续记》在论术太湖地区的水利设施时，有这样一段话：“观昔人之智亦勤矣，故以塘行水，以径均水，以塍御水，遇淫潦可汇以去，逢旱岁可引以灌。故吴人遂其生焉。”如果没有江南运河网络的形成，为排涝抗旱形成良好的大环境，也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完善的水利网络。二是加大了整个江南地区的交通建设.苏南和浙东地区由水路交通联系起来,也和江西地区联系了起来,对这些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江南运河网络的形成，促成了整个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为隋代开通京杭大运河打下了南段基础。
　　京杭大运河沟通了全国的水路交通
　　 隋代统一了北方，又消灭了南方的陈朝，中国再一次得到统一。隋文帝便组织民工开挖通济渠。到隋炀帝时，更组织了大规模的开掘运河的活动，开通了北到涿郡、南到杭州的著名的京杭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包括通济渠、永济渠、邗沟、江南运河几段，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西通长安,南达江南, 北达蓟城,全长2700多公里的人工河流。这些地段虽然原来就有老运河，但需要对旧河道拓宽、挖深，要能引水，还要使各段河道连贯一致，工程量相当大。隋炀帝要求他的龙舟可以从洛阳直达扬州，而他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还有数千只护卫船只，这运河的宽度和深度就相当可观。虽然由于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开河经验，再加上炼钢技术已经成熟，开挖河道的速度已经大大提高，但要使二千七百多公里的运河全程都达到这样的规模，还是要化很多人力和物力。隋炀帝大量动用劳役，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男劳动力不够，就“以妇女充役”，以致“耕稼失时，田畴多荒”，据《资治通鉴》上记载：“役丁死者什四五”。加之三伐辽东失败，民怨沸腾，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隋朝很快就灭亡了。
　　隋朝开通的京杭大运河,不仅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几大水系，并且通过这几大水系，贯通了全国所有水道，形成了联系全国的水路网络。特别是隋炀帝对运河以较高的规格统一修建，使较大的船只都能从洛阳抵达扬州， 不仅方便了漕运，而且极大地方便了商业运行，也有利于沿途地区的农业灌溉。运河流经地区，都成为我国经济繁荣地区。这种效应，在唐代就普遍为人们觉察。唐代诗人皮日休说：“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他还做了这样一首诗：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意思是：如果不是隋炀帝南巡奢侈浪费，他的功绩可以和大禹相比。事实也是如此：唐、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得到高度发展，和这种水道网络的形成是分不开的。
　　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隋炀帝开京杭大运河,是吴夫差开邗沟的继续和发展。而他们这样做，又有地理上的根据。中国地势西高东低，除了有几条大河阻隔南北之外，还有秦岭山脉延伸到安徽大别山，成为南北地区的分水岭。唯有江淮地区是长江和淮河两大流域冲击而成的平原，没有山岭阻隔，在当时相当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这一地区最适合开挖运河。
　　元代建都大都 (北京),开凿了从济州到大都的运河---济州河。由于在南宋末年黄河夺淮入海，受黄河泥沙的堵塞,部分地区运河淤淺，导致元代漕运改为陆运和海运。明朝永乐期间动用了民工三十多万，化费一百多天，修通了济宁至临清河道。此后四百多年，明、清政府重视运河的维修和管理，京杭大运河基本畅通。直到海上运输兴起，京杭运河仍作为内河运输的主要通道，继续在发挥作用。
　　京杭运河促使宋代以后吴文化全面繁荣
　　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以后,使南北水道联成一片,水运成为中国的主要运输方式,改变了各个地区相对封闭的格局。运河通过的沿线出现了大批新城市。政治中心也不断东移,宋代首都移往开封,元、明、清三代首都移向北京。
　　京杭运河对太湖地区的经济发展，更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太湖地区地处滨海临湖的东南部地区，很长时期对全国难有重大影响。《史记》《汉书》对这一带经济和文化的评价不高，认为是“地广人稀”、“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三国和两晋时期，由于北方人口大量南下，土地资源得到开发；也由于江南运河的沟通，商品经济有了发展，史书上称颂这一地区经济繁荣的言论开始增多,“地广人稀”的江南，变为“人口稠密”， “国家财富，仰给东南”的江南。元宋更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和“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元代以后，不仅出现了如苏州、湖州、嘉兴、常州、松江这样的繁华都市,而且在运河航线边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既是“民物繁盛，储积殷富”的交易市场，又是“衣被天下”的纺织品生产基地。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唐宋时期，太湖地区是粮食生产基地。但到元、明、清时期，却转变为粮食生产和以丝绸、棉布为主体的纺织业生产基地，是这一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重大事件，更是这一地区能持续富裕的重要因素。由于这一地区在宋代以后已经出现人多地少的状况，到了元、明时期， 只靠粮食生产很难使经济继续发展。在技术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主要是粮食生产基地的江南开始转变为以丝绸、棉布纺织品和粮食生产相结合的产业结构，以进一步挖掘土地资源，并通过发展手工业来吸纳更多劳动力资源，从而大大提高了这一地区的富裕程度。到了明代后期和清代，农民的收入已经大部分来自手工业。正是有了穿越全境的京杭大运河，形成了密如蛛网的小城镇网络，才实现了大规模的区域产业集聚。才更需要作为交通枢纽的大城市为它提供区域交易平台。这就历史地推动了苏州、松江、常州等城市的繁荣。
　　由于苏州地处京杭大运河通向浙、闽和湘、鄂的通交通枢纽上，又是内陆（经过吴淞江）通向海洋的交通枢纽，所以成为“南达闽浙、北接齐豫，渡江而西，走皖鄂、逾彭蠡、引楚蜀、岭南”的交通要道。既可以把周边地区生产的丝绸、棉布、茶叶等远销蓟、辽、晋、陕、齐、鲁等广大地区，也可以把东北、西南生产的各种枣、核桃等各类土特产和皮革、药材等输往闽、浙、皖等地，还可以通过上海发展海洋贸易。居于这交通枢纽的中心地区的苏州阊门，便成为一个空前繁华的地区。“居货山积，列肆招牌，烂若云锦。山珍海奇，无所不有，四方客商，纷来沓至”。明代诗人、画家唐伯虎的诗描绘：“五更市贾何曾绝，四处方言总不同。”城市经济的繁荣还产生了不同于传统农民的小市民阶层，包括商人、店员、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劳动者。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形成，吴文化出现了质的变化。这一地区出现了一批大思想家，从东林学派到明末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了反封建理学、反专制皇权统治的思想，黄更明确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在文化艺术上，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强调“情”的作用，实际上是呼唤人性的解放。出版业的发达，使文化产品进入了市场，小说、民歌都登上了文艺的殿堂。吴门画派更是改变了宫廷绘画的传统格局，走出了一条面向市场的“文人画”的道路。昆曲更是通过大运河走向北京，成为最早走向全国的戏曲。可以说：在明、清时期，吴文化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萃，又有大胆的改革和创新，因而无论在思想的深度上，还是在形式的完美程度上，在全国都是领先的，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因而声名大振蜚声全国，有“吴风吴俗主天下雅俗”之说。近年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在国际上引起重视的，如苏州园林、昆曲、吴门画派，以及明清小说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春秋时期的吴文化，是建立在对太湖地区沼泽地带艰难开发的基础上的，形成了开凿邗沟这一伟大的事业；唐、宋以后的吴文化，则是建立在水稻丰收基础上，造就了“天堂”这一流传至今的美誉；元、明、清时代的吴文化，则是建立在京杭大运河长期通航而形成的商业和手工业繁荣的基础上的，既继承和发扬了前人的积累，又有新的融合发展和创造。
　　
　　
　　（作者系江苏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 苏州市经济学会会长，苏州市吴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