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金隆汇酒店 房价:苏州文化概论：苏州的文学

第十二章　苏州的文学

    苏州文学的风格特色受到本土文化性格的制约，并且随着文化基因的嬗变而逐渐变化。最初的神话和原始歌谣表现了榛莽未辟、水乡泽国时，初民们的生存意愿和战斗意志，风格质朴刚烈。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在全国居于统治地位，柔化了吴人的性格，特别是东晋和南宋两次士族的南迁，使得北方的儒雅文化逐渐融入以刚劲为主要特征的吴地文化中。文化基因的变化，促进了文学风格的变化，终于形成以柔曼、缠绵、婉约为基调隐含刚劲的文学风格。苏州城市经济逐步发展并渐臻繁荣，文学受到其深刻的影响。汉唐时，苏州一直被视为东南都会，以后随着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形成，人们的审美要求、娱乐要求、宣泄感情的要求不断发生变化，作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这些要求。苏州文学从凝重、感伤，富有庙堂气、方巾气，逐渐走向轻松、俏丽，富有市井气、脂粉气，从小众化走向大众化。

    苏州文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的孕育期，表现为集体创作神话、传说和歌谣，并出现最早的书面文学作品；二是秦汉至六朝时期的成形期，开始出现有全国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三是隋唐至宋的成长期，各种文学样式的创作都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文学活动比较频繁；四是元明至清中叶的绚烂期，苏州文学在全国逐渐居于领先地位，苏州文学的风格特色日益彰显；五是近一百多年以来的兴盛期，形成了在全国范围内和文学史上有相当影响的文学社团、流派，对全国的文学发展起着某种推动作用。

第一节　孕育期——先秦时期

    苏州先秦时期的文学处于原始状态，远远落后于中原各国，乃至同在江南的楚国。文学作品主要为口头流传的神话和歌谣。流传下来的书面作品极少。

    苏州原始文学——神话和歌谣，最初是和乐、舞、古歌、图画、雕刻等其他的艺术活动，以及宗教仪式的咒语、演示活动融合在一起的。最早的文学作者是部族的群体。

    苏州神话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中原神话的复述，如吴泰伯的祖先姜嫄与后稷有关农耕的神话，这类神话与《诗经》和《史记》记载基本相同。一种是本土化的中原神话，如夏禹太湖治水的神话，如吴王令威丈人入林屋洞得夏禹素书的传说，如大禹惩治制造淮河水患祸首“淮涡水神无支祁”的故事。以上两种分别为唐代文人陆广微和李公佐所转述，夹杂了后世的儒道观念，神话的本来面貌相当模糊。还有一种是出自本土的神话，如天地开辟神话，干将、莫邪铸剑和复仇神话，蚕马神话等。干将、莫邪铸剑神话，揭示了吴人刚毅、敢于献身的性格，铸剑原料合金成分配比和炉温的要求，远比长兵器为高，冶炼失败的机率也比铸造长兵器为大，因而就有了为祈求神助，莫邪跃入炉中作为牺牲的悲壮故事。蚕马神话是讲蚕的起源，讲了少女和白马的生死之恋，白马被杀，马皮裹卷了少女，化为了蚕。

    苏州乃至吴地初民直到殷周时代的歌谣，流传下来的很少。可以确证为吴歌的，仅有两首：一首是伍子胥为说明自己为何信任白喜而转述的《河上歌》，另一首是申叔仪所赋的《庚癸歌》。《河上歌》是一首民间歌谣，歌云：“同病相怜，同忧相救。惊翔之鸟，相随而集。濑下之水，因复俱流。”《庚癸歌》则属于骚体，诗云：“佩玉繠兮，余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这首歌作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西南）之会上。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定公、鲁哀公、周卿士单平公会盟。吴军缺粮，从者申叔仪赋此诗示意，向鲁国借粮食。从即兴作诗和赋诗见志这两点来看，吴国士大夫的素养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吴地并不缺少诗歌，但因为当时吴国被视为蛮夷，排斥在中原文化圈以外，《诗经》十五国风中没有“吴风”，吴国的诗歌没有得到留存。《楚辞·招魂》中对吴歌有着这样生动的记载：“竽瑟狂会，搷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吴歈蔡讴，奏大吕些。”吴歌并非是徒歌，而是可以唱的，可以用来伴舞的。

    散文以《孙子兵法》为代表，《史记》记为孙武所作。孙武，相传为春秋后期齐国人，生卒年月不详，大致与伍子胥同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道：“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吴王阖闾即位在专诸刺王僚后一年，据此推想，《孙子兵法》在见吴王阖闾前已经完成。现代历史学家何炳棣在《攻坚与翻案：关于〈孙子〉〈老子〉的三篇考证》中认为，《孙子兵法》成书早于《论语》，从辩证思维的角度看，《孙子兵法》为《老子》之祖。《孙子兵法》虽是以理性思维构建起来的兵学著作，但它并非不能给予人们以美感享受。第一，《孙子兵法》主张用兵以仁为本，深含着对人的终极关怀。仁者爱人，杀人与爱人似乎是一个悖论。兵法所要研究的是制胜之道。制胜是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而且应该使用种种手段，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用兵可以不讲仁义。第二，《孙子兵法》十三篇，除了个别的篇章，总体的结构安排，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第三，词约意丰，有着比较完美的表现形式。史学家郑樵对《汉书·艺文志·兵书略》的评论说得好：“兵略一家极明，若他略如此，何忧乎斯文之丧也？”（《通志·校雠略》）刘勰则说：“孙武兵经，辞如珠玉。”（《文心雕龙·程器》）　

    苏州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发轫于春秋时季札观礼乐。季札，吴王寿梦之子，后因食邑于延陵,又称延陵季子。他于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出使诸侯各国，经鲁国，鲁襄公为其表演中原各国的乐舞，他在观周乐中发表的议论，乃是我国较早形诸文字的美学理论。其主要内容，一是他以“观”作为评论的立足点，作为孔子诗教的“兴、观、群、怨”之一，通过诗的艺术形象，领略到它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二是他注意到美与善的区别和联系，除对陈风表示否定性的评价外，其他都以“美哉”来称道；三是他将审美内容归结为“德”，意味着德与审美创造的依赖关系，体现出后者对于前者直接的、全面的、绝对的服从，表现了文艺功利主义的倾向；四是他提出了“和”“平”“度”“序”的艺术评价的尺度，表述了辩证地看待事物发展的思想。季札将上古时期已经形成但是没有总结的东西升华为美学理论，将民族心理中隐秘的追求揭示出来，使人们对如何继承历史文化传统有所启迪。

第二节　成形期——秦汉至六朝

    汉兴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区域文化交流的加强，介入政治中心的士子的增多，吴地文学有了新的发展，三国南北朝时期，中原兵祸频仍，连年灾荒，吴地战乱较少。北方文士前来的很多，提升了吴地的文化品位。不过因为处于战争环境之中，面临着曹魏强敌的压制，加上孙氏政权出身寒微，与吴地士族矛盾尖锐，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磨合，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吴地的社会风气，仍然重武轻文。吴国灭亡以后，世家子弟中杰出者，痛感家声将坠，转而从事文学活动，他们在进行沉重的历史反省的同时，感情世界也受到剧烈的震动和激荡，文学成了他们感情寄托和宣泄的主要载体。这是苏州文学崛起的重要契机，于是涌现出张翰、顾荣、陆机、陆云等一批能与中原文士相颉颃的作家。其中陆机被当作文学中兴的代表，甚至被时人推为太康文坛之首。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人。其弟陆云，字士龙，也是以文学知名于时，故有吴地“二俊”之称。陆机出身于东吴显贵名门，二十岁时吴亡，退居故里十年，后赴洛阳，可惜不久卷入政治、军事纷争，被人诬害成为“八王之乱”中的牺牲品。陆机所写《文赋》是我国第一篇系统论述文学创作问题的专文，在吴地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有着重要的开创性意义。

    《文赋》以赋体铺陈的形式，介绍和谈论自己及他人的创作，描绘文学的创作过程，尤其是文学创作中的心理现象，以及创作中的利害得失。陆机认为在创作中最大的困难，是“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进而在理论上提出处理文、意、物三者关系的原则，就是意须称物，文须逮意，也就是要解决语言的表述问题。陆机将其归结为“选义”和“考辞”。“选义”和“考辞”是一个艰难的探究、比较、取舍的过程，他形象地描述了这个过程，列举了可能出现的种种状态。还进一步提出丰富和改进语言表达的原则和途径，“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就是要抛弃用惯了的语言套路，说明了语言和思想表达的内在关系，“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说明思路的通畅是与语言的丰富紧密联系着的。陆机在《文赋》里还提出文学创作中的灵感问题和文学创作中的一些其他问题，如作者的主观爱好（艺术个性）与作品的关系，作品的不同体裁的特点等。章学诚说：“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文史通义·文德篇》）由此可见《文赋》的历史地位。

    诗歌方面，两汉时，苏州诗人仅有梁鸿。六朝时期，可以称道的诗人有陆机、陆云、张翰、陆厥、顾野王等。

    梁鸿，字伯鸾，生活在东汉章帝时期。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家贫，好学，曾为人佣工，又曾和妻子孟光耕织于霸陵山中。因作《五噫歌》，揭露人民营建宫室的辛劳和帝室及贵族生活的奢华，触犯了权贵和宦官，遭到追捕，在赴吴地途中和留吴期间，有《适吴诗》和《思友诗》传世，两诗均为骚体诗。

    张翰，字季鹰，吴郡吴县人。他出身于吴地世家，受曹魏时代的清谈之士阮籍的影响很大，人称“江东步兵”。吴国灭亡以后，张翰赴洛阳，授为大司马东曹掾。永宁二年（302），晋朝诸王自相倾轧，乱象已成。秋天见落叶飞，而思吴中莼菜、鲈鱼的美味，作《思吴江歌》以抒怀，诗云：“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旋弃官南归。他回到吴中后不久，“八王之乱”作，在洛阳的陆机兄弟被杀。

    陆厥（472－499），字韩卿，吴郡吴县人，生于六朝宋齐之间。诗歌风格多样，有的慷慨悲凉，如《临江王节士歌》云：“节士慷慨发冲冠，弯弓挂若木，长剑竦云端。”有的清丽芊绵，如《李夫人及贵人歌》云：“彤殿向蘼芜，青蒲复萎绝。坐萎绝，对蘼芜，临丹阶，泣椒涂。寡鹤羁雌飞且止，雕梁翠壁网蜘蛛。洞房明月夜，对此泪如珠。”有的清新别致，如《南郡歌》云：“双珠惑汉皋，蛾眉迷下蔡。玉齿徒粲然，谁与启含贝。”化用《诗经》成句，极言采莲女之美。

    顾野王（519－581），字希冯，吴郡吴县人。他的诗清婉有致，如《芳树》一首，在同题乐府中显得比较出色，流传较广，诗云：“上林通建章，杂树遍林芳。日影桃蹊色，风吹梅径香。幽山桂叶落，驰道柳条长。折荣疑路远，用表莫相忘。”四时景色集于尺幅画面中，体现了六朝华丽的诗风。

    辞赋散文，汉代苏州作家有严忌、严助，六朝时有张融。

    严忌，又称庄忌，主要活动在文帝、景帝年间。流传的作品为骚体赋《哀时命》，《哀时命》是对屈原赋的步武，但不宜简单地视为“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朱熹《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上》），予以摈弃，可把这类作品当作解读屈原作品的门径，窥见汉人对于屈赋的观点及屈赋注释之佚说，也可从中了解汉代人的心灵世界。

    严助（？－前122），《汉书·严助传》称其“会稽吴人，严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他一度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重用，他的辞赋没有流传，唯一可见到的是书简《喻意淮南王》。建元六年（前135），闽越王郢派兵攻打南越国，汉武帝派了两位将军率兵赴闽，兵不血刃，获得全胜。战争以前，淮南王刘安曾进谏劝阻。淮南王是汉武帝的叔父，有政治野心。战争胜利后，汉武帝令严助出使淮南国，带去严助撰写的这封信。信中先说用兵是为了“禁暴止乱”，再从汉王朝作为中央政权稳定地区安全的角度来看支援南越抵御侵略的重要性，接下去分析坐视不管可能带来的危害，最后抒写了这次出兵的胜利成果和意义，行文纵横捭阖，气势凌厉。

    张融（444－497），字思光，吴郡吴县人。早年被贬为封溪令，封溪属于交州武平郡（今越南河内西北），张融泛南海，进入北部湾，饱览海上奇景而作《海赋》，立意、布局和景物描写均有独到之处。如写大海，就有“浮天振远，灌日飞高”，“ 撞则八纮摧聩，鼓怒则九纽折裂”诸语，气势十分恢宏。再如写航行时见到的岛屿沙洲、珍禽异兽和奇木芳草：“扬珠起玉，流镜飞明。是其回堆曲浦，欹关弱渚之形势也。沙屿相接，洲岛相连。东西南北，如满于天。梁禽楚兽，胡木汉草之所生焉；长风动路，深云暗道之所经焉。苕苕蒂蒂，窅窅翳翳。晨乌宿于东隅，落河浪其西界。”写出了南中国海的独特风情。

第三节　成长期——隋唐至宋

    晋室东渡，大量的南迁人口将黄河流域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带到吴地来，对江南进行了全面开发。唐、五代、两宋，苏州一带战乱较少，人民得到休养生息，太湖流域的水道又得到整治，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方法又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走向繁荣，重教兴文的风气逐渐浓厚，人们的文化素养有所提高，促进了人们审美需要的发展。由于江南一带生态环境的改善，柔山弱水，熏陶了人们的性格，在艺术鉴赏和创造上逐渐形成了绮丽感伤、细腻温柔、富有幻想的风格，诗、词、骈文、散文、小说方面的优秀作家和作品不断出现。

    苏州唐代诗人先后有崔国辅、张旭、顾况、张籍、陆龟蒙等。

    崔国辅，生卒年不详。《全唐诗》存其诗四十五首，数量最大、评价较高的要数他的情爱诗。他的情爱诗受六朝“子夜”“读曲”的影响，清新隽永，如《采莲曲》云：“玉溆花争发，金塘水乱流。相逢畏相失，并着采莲舟。”真切描写了男女情意初通时的情态。

    张旭，字伯高，苏州吴县人，开元、天宝及稍后在世，早年担任过常熟县尉，更以书法著名。《全唐诗》收其诗六首，皆为绝句，诗风飘逸空灵，如《山中留客》有“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之咏，正是极富诗意的境界。再如《桃花溪》，构思婉曲，情趣深远，画意甚浓，透露出诗人理想难以实现的怅惘心情。

    顾况（？－806后），字逋翁，号华阳山人、华阳真逸，苏州海盐（今属浙江）人。他性格傲岸，“不能慕顾，为众所排”（皇甫湜《华阳集序》），“虽王公之贵与之交者，必戏侮之”（《旧唐书·顾况传》）。他力图恢复《诗经》、乐府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反映现实，讽刺丑恶的社会现象，如《酬柳相公》《海鸥咏》嘲讽朝臣逢迎阿谀不知廉耻，《宿昭应》《行路难》讽刺帝王妄想服食求仙、长生不老。四言体《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有阐明诗旨的小序，在写法上对白居易的“新乐府”直接提供了借鉴。顾况的诗感情奔放，语言节奏变化急遽，正像皇甫湜《华阳集序》所说：“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最为快也。”开创了奇诡怪诞和俚俗平淡相容相包的诗风。

    张籍（约766－830），字文昌，祖籍苏州，后移居和州（今安徽和县）。历任水部员外郎、主客郎中，卒于国子监司业，人称张水部或张司业。著有《张司业集》。他在元和文学革新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说：“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五代时人张洎在《张司业诗序》中也说：“元和中，公及元丞相、白乐天、孟东野歌词，天下宗匠，谓之元和体。”张籍留存的诗歌较多，从题材上看，可分为四类，一是直接反映下层贫民生活疾苦的，如《野老歌》《山头鹿》《贾客乐》等；二是托讽寓义，针砭时弊，如《求仙行》《宫词》《董公诗》等；三是借真实的情事表现讽喻之旨，如《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四是地方风情的描写，如《采莲曲》。

    晚唐诗人陆龟蒙，苏州人，隐居甫里（甪直），自号甫里先生。他的诗清逸可爱，颇具神韵。其小品文影响在诗歌之上，代表作有《野庙碑》，文章因物生感，有感而发，随口而出，针砭时弊，对贪官污吏进行尖锐辛辣的讽刺，显示出作品的批判锋芒。与陆龟蒙同时有“皮陆”之称的皮日休，虽非吴人，但他在苏州为官多年，与陆龟蒙结为文友，两人唱和诗作合编为《松陵集》。

    北宋时期，苏州著名的诗人有杨备、范仲淹、贺铸。

    杨备，字修之，建平（今安徽郎溪）人。仁宗明道初，任华亭（今上海松江）知县，因喜爱苏州而移家吴中。他崇尚白、杜，曾效白居易体作《我爱姑苏好》十章，又作《姑苏百题》，对苏州的景点几乎都作了描述。现存《姑苏百题》三十余首。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他不但是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他的诗、词、散文、赋都有不少传世之作。景祐元年（1034）六月，任苏州知州，在任时，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治理水患和兴办府学上，但也写了一些描写苏州风光的诗篇，其中《苏州十咏》尤为人所注目，如《虎丘山》云：“昔见虎眈眈，今为佛子岩。云寒不出寺，剑静未离潭。幽步萝垂径，高禅雪闭庵。吴都十万户，烟瓦亘东南。”有的则寄寓了对于历史和人物的思考，如《灵岩寺》云：“古来兴废一愁人，白发僧归掩寺门。越相烟波空去雁，吴王宫阙半啼猿。春风似旧花犹笑，往事多遗石不言。惟有延陵逃遁去，清名高节老乾坤。”范仲淹主张文章“应于风化”，他的散文《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述了自己的精神追求，至今为人铭记。

    贺铸，字方回，卫州共城（今河南辉县）人。历任州府副职，由于秉性刚直，不到五十岁就致仕，在苏州升平桥筑室定居，又因有别墅在横塘，时常扁舟往来，尝作《青玉案》词，有“试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之句，抒写黄梅时的烟雨江南景象，令人叹为独绝，故称“贺梅子”。

    南宋时期，苏州诗人有范成大、李弥逊、吴文英等。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平江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举进士。乾道六年（1170）五月，以资政殿大学士的名义出使金国，不辱使命，有使金绝句七十二首。淳熙十年（1183）退归故乡，在石湖边筑别墅，体察自然风光和农家生活，有《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不仅有吴地水乡风光的展示，农业劳动过程的记述，对农家命运的同情，而且对乡村风俗也有细致的描绘，堪称集田园诗之大成者。在南宋诗坛，他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称为“南宋四大家”。著有《石湖集》《揽辔录》《桂海虞衡志》《吴船录》《吴郡志》等。

    李弥逊（1089－1153），字似之，平江人。大观三年（1109）进士，曾任起居郎。他多次参加抗金斗争，进入南宋朝廷后，坚决反对议和，因与秦桧发生冲突，落职而归。著有《筠溪集》二十四卷，后人辑有《竹溪先生文集》。其诗充满爱国热情，关心民生疾苦，艺术风格朴素清新，在南宋诗坛上独树一帜。他的《自毗陵与兄弟避地南来，约为连江之归。途中各以事留，遂成独往。念兹乱离易于隔绝，作诗以寄之》，追叙了宋高宗携百僚南逃的狼狈情景和百姓逃难的凄惨状况，乃是难得的咏史诗。

    吴文英 （约1200－1260），字君特，号梦窗，四明（今属浙江）人。绍定五年（1232）在苏州为提举常平仓司幕僚，寓居苏州约十年。所著《梦窗词》，有不少写苏州的词作。他感叹“可惜人生，不向吴城住”。他写苏州的怀古词，感伤时事，寄意深远。如《八声甘州·灵岩陪庾幕诸公游》有云：“宫里吴王沉醉，倩五湖倦客，独钓醒醒。问苍天无语，华发奈山青。水涵空，阑干高处，送乱鸦，斜日落渔汀。连呼酒，上琴台去，秋与云平。”（《御选历代诗余》卷六十二）深寓家国之思。正如陈洵所说：“独醒无语，沉醉奈何，是此词最沉痛处……北宋已矣，南渡宴安，又将岌岌，五湖倦客，今复何人？”（《海绡说词》）

    唐宋时期，苏州散文作家比较多，著名者有陆贽、顾况、张籍、陆龟蒙、朱长文等。

    陆贽（754－805），字敬舆，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十八岁登进士第，曾任郑县尉、渭南主簿、监察御史等职，深为德宗重视。他娴于治道，精于吏事，斟酌决断，不失锱铢，“虽有宰臣，而谋猷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目为‘内相’”（《旧唐书·陆贽传》）。后来因为直言极谏，触犯了德宗，逐渐被疏远，被贬至忠州（今重庆忠县）任别驾。顺宗即位，欲召还京，诏书未至而卒，谥宣，世称陆宣公，有《翰苑集》二十二卷行世。传说归葬苏州，其地因而改名为陆墓。《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五说：“贽文多用骈句，盖当日之体裁。然真意笃挚，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新唐书》不收四六，独录贽文十余篇。司马光《资治通鉴》录其疏至三十九篇，上下千年，所取无多于是者，经世之文，斯之谓也。”他的骈体文在中国古典散文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

    顾况，《全唐文》存其文三卷，三十九篇，张籍仅留存书信两封。顾况的散文，正如他自己所言：“虽无云雷之会，意气相感，而扶危拯病，绰有贤者之风。”顾况的这种自觉的使命感是通过对具体的人物、事件的记叙和评价表现出来的。

    张籍，其《上韩昌黎书》，词锋锐利，很能表现其耿直的性格。

    朱长文（1039－1098），字伯原，苏州吴县人。嘉祐四年（1059）进士，因骑马坠下伤足，不愿出仕，隐居乐圃，人称乐圃先生。元祐年间由苏轼等人荐举为苏州府学教授，曾协助范仲淹之子范纯仁重修府学。他是一位学识宏博的学者，著书三百卷，其中《吴郡图经续记》是我国现存宋代方志之一。他的《乐圃余稿》十卷，有大量吟咏苏州名胜和园林美景的诗文。

    唐代苏州还出现了两位很有影响的小说家。

    一位是沈既济，生卒年不详。建中元年（780），因吏部侍郎杨炎赏识其史才，被任命为左拾遗、史馆修撰。次年冬，杨炎被贬，旋诬以谋反，遭杀害。沈既济也受到牵连，被贬为处州司户参军。他的传奇今存《任氏传》和《枕中记》。《任氏传》写浮浪子弟郑六和狐精的生死情恋，小说注意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主人公郑六既轻薄而又任侠好义，任氏狡猾而又忠贞于爱情，有异于六朝小说粗线条勾勒，堪称唐代传奇中较早也较为成熟的作品。《枕中记》宣扬了道教人生如梦的思想，但也曲折地表现了仕途险恶，提示士大夫该保持怎样的心态，对后世影响很大。

    另一位是陆长源 （？－799），字泳之，中唐时苏州人。历任建州、湖州、信州刺史，万年县令，汝州刺史等，为官清廉，疾恶如仇，执法严明。《全唐诗》存有其诗三首。他的《辨疑志》是苏州作家的第一部小说集，已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据《说郛》所收佚文，内容系辨明释道二教神怪灵验说的虚妄”。从现存的小说来看，作者立意在破除迷信，戳穿一些打着济世救民的幌子的道士、神汉们的种种骗局。如?《姜抚先生》就写一个狡黠的骗子，欺骗过唐玄宗和众多大臣，屡屡得手。作品叙事扼要，文字简明，近于六朝小说的写法，与唐代传奇迥异。

    在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方面叶梦得和沈义父有突出建树。

    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号石林居士，吴县人。绍圣四年（1097）进士。他的《石林诗话》，强调“缘情体物”，反对“用巧太过”，强调自然含蓄，赞美谢灵运“池塘生春草”，认为“此语之工，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而思苦言难者往往不悟”。还高度肯定杜甫的诗歌，认为“自汉魏以来，诗人用意深远，不失古风，惟此公为然，不但语言之工也”。《石林诗话》重视艺术，兼顾思想内容，在古代诗话中是见识相对高明的。

    沈义父，字伯时，一字伯斋，吴江人。宋亡后，隐居不仕，以遗民终。他的《乐府指迷》在词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首标“论词四标准”，认为“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从这个总的法则出发，后面的二十八则，分别评价当时词人的创作得失，探讨了词学上的许多问题。在论词的写法上，对起句、过片、结句都提出了要求。此外还提出词中四声运用的注意点。《乐府指迷》总结了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婉约派词人的创作经验，对清代讲究格律的吴中词派有相当影响。

第四节　绚烂期——元明至清中叶

    元代是历史上第一次以少数民族统一整个中国，其统治时间又比较短，文化政策缺乏连续性，科举考试时而进行，时而停止，读书人被阻断了进入社会上层的道路。这种做法对诗文创作无疑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宋代兴起的理学也受到冲击，被统治者视为官学的朱子学说走向衰微，主流信仰在许多士子心目中发生动摇，学术思想产生裂变。苏州处于南方，又是元朝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文人活动与文学创作显得尤为兴盛。

    明初，因为战争的重创，统治者推行偏执的带报复性的经济政策，苏州经济一度萧条，但中叶以后逐渐恢复，苏州又成为全国重要的商业、手工业和图书出版的中心，文学创作特别是通俗文学空前繁荣。

    清代社会矛盾相当复杂尖锐,交杂着民族矛盾，传统儒家观念和带有个性主义色彩的异端思想的矛盾。苏州作为江南重镇，政治和思想控制相当严密，明末文艺繁荣的局面不复存在。这个时期的苏州文学，除了初期承晚明的遗绪，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诗文作家如顾炎武、吴梅村、钱谦益和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以外，以后就很少出现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和作品。

    诗歌，元代的有郑思肖、杨维桢、顾瑛等。

    郑思肖（1241－1318），字亿翁，号所南，福建连江人。为了表示不承认元朝，他在隐居苏州条坊巷（今调丰巷）的三十年中，从不面北而坐，也经常闭门写作，死后却未见有著作存留。三百多年后，承天寺僧人因旱浚井，掏得“铁函”，打开后发现里面有锡、蜡封起的几部手稿，题为《心史》《大义集》《咸淳集》等，写的都是宋亡时的史实，即所谓《铁函心史》。诗作沉痛淋漓，对于后代诗歌影响较大。梁启超认为郑思肖的人格精神，“可以起国家之衰”，“援拯数千年国脉”（《重印郑所南心史序》）。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曾在元代任官，因战乱避居昆山。著有《东维子文集》《铁崖先生古乐府》等。杨维桢诗歌创作的主要成就在古乐府与竹枝词方面，尤其是写苏州景色的诗，如《长洲曲》《吴子夜四时歌》，抒写男女的情爱，颇有吴歌风味。

    顾瑛（1310－1369），字德辉，别名仲瑛、阿瑛，自号金粟道人，苏州昆山人。其父顾凤正，闻宋亡忧愤而死。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顾瑛）年四十，以家产付其子元臣，卜筑玉山草堂。园池亭榭、饩馆声伎之盛，甲于天下。日夜与高人俊流置酒赋诗……荟萃其所得歌诗曰《草堂雅集》。”这部《草堂雅集》，收录了元末七十多位有代表性的诗人的作品，被认为“一代精华，略备于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与杨维桢为挚友，常有诗唱和。所作闲适恬淡，饶有情趣。著有《玉山璞稿》《玉山逸稿》等。

    元末明初，苏州出现号称“吴中四杰”的诗人群。“四杰”指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其中高启在诗歌史上成就最高。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人。洪武初召修《元史》，为翰林院国史编修，授户部右侍郎，不受。尝赋诗对朝政有所讽刺，被明太祖借故治罪处死。其诗爽朗清逸，作品对当时民生疾苦有所反映，对明代统一大业有所歌颂。著有《高太史大全集》。

    明代中叶，苏州成就突出的诗人，要数唐寅、文徵明和王世贞。唐寅、文徵明以及和他们风格相近的祝允明、徐祯卿合称为“吴中四子”。

    唐寅（1470－1524），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等。早年涉嫌科场舞弊案入狱，后遂绝意功名，放浪形骸。他的诗作有的是表露对于世态炎凉的不满，怀才不遇的沉痛，玩世不恭的情态。有的为纪游和题画之作，不避俚俗，涉笔成趣。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字徵明，长洲人。以岁贡生应吏部试，授翰林院待诏，后辞归故里，以卖字画为生。诗风与白居易、柳宗元相近，淡雅隽秀，清新自然，多为感兴、纪游、题画、酬答之作。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弇州山人，太仓人。进士出身，累官至刑部尚书。早年就有文名，执文坛牛耳近二十年。他的文学主张总的倾向是复古，追求汉唐气象。他的散文古朴典雅。他的书画题跋，文字轻省，又极富艺术眼光，素为后世所重。如《题海天落照图后》，记叙了这幅名画收藏中的种种故事，其中人物之悲喜与名画之命运相交织，折射出时代政治风云的变幻，真挚感人。

    明末苏州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既有慷慨激昂彰显民族大义的诗篇，也有浅吟低唱、眷怀故国、自怜自责的词章。前者以顾炎武、瞿式耜为代表，后者以吴伟业、钱谦益为代表。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忠清，清兵南下后改名炎武，字宁人，昆山人。其诗歌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被视为诗史。清兵南下，一路烧杀抢掠的暴行，以及南方抗清斗争的惨烈状况，在他的诗中均有反映。他的诗歌风格和杜甫相近，格律严谨，沉郁顿挫。

    瞿式耜（1590－1650），字起田，号稼轩，常熟人。出身仕宦之家。万历进士，被授外官。明亡以后，坚持抗清斗争，南明永历四年（1650）在桂林被清兵杀害。他的诗作，或宣泄其爱国豪情，或表明其光复故土之志，如就义前所作诗云：“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十七日临难赋绝命词》）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人。他身处改朝易姓之际，身陷于君恩、亲情重重矛盾之中。他承续了唐代杜甫以诗记史的传统，用诗歌反映出明末崇祯到清初顺治年间激烈动荡的政治形势。他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七言歌行流转婉丽、讲究声律之美的风格发展到极致，被人称为“梅村体”。其代表作如《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鸳湖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无不脍炙人口。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万历进士。一生陷入政治斗争漩涡，无法自拔。诗初学盛唐，后广泛学习唐宋各家，转益多师，不拘一格，形成宏大的局面。明亡以后所作，常常深寓身世之感，凄凉激楚与哀感顽艳合而为一，传递出那个特定时代贰臣的复杂心情。《狱中杂诗三十首》《哭稼轩一百十韵》《后秋兴》等均为其代表作。

    清代苏州诗人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沈德潜。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人。其诗很受高宗弘历欣赏，并常与之唱和。他坚持儒家的诗教“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倡导“格调”说。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他的诗留存很多，大多数属歌功颂德，但也有一些是反映民生疾苦的，如《制府来》《晓经平江路》《后凿冰行》等。

    散文方面，除王世贞外，还有明代的归有光和清代的沈复。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号项脊生，人称震川先生，昆山人。嘉靖进士，官南京太仆寺丞。力斥当时主张复古的王世贞等人。所作散文，朴素简洁，善于叙事。明末学者黄宗羲认为他写的妇女志传“一往深情，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沈复（1763－？），字三白，号梅逸，元和人。他以游幕为业，一度卖画为生。所作《浮生六记》，乃是追忆往昔夫妻生活的感伤和欢乐，全书旨归于“情”。从思想追求和结构上都迥异于传统的传状类散文。《浮生六记》已有英、法、意、德、俄、日多语种译本,是苏州较早走向世界的文学作品之一。

    苏州小说，明清两代是空前繁荣的时期。首先要提到的是明末的通俗文学家、出版家冯梦龙。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子犹，别号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长洲人。生平整理、编纂和出版的著述有五十多种，如讲史类长篇历史演义《平妖传》，拟话本小说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民歌和拟民歌类《挂枝儿》等。三言”标志着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趋于成熟，它的题材相当广泛，有着鲜明的思想倾向和生活理想，虽然还是传统的道德标准，表彰大智大勇、至仁至义、尽忠尽孝，但在某些方面，又显示出思想自由的追求，具有人情味，如《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三言”的情节曲折离奇，在展开故事的过程中，运用误会、巧合、意外、偶然的手法使情节大开大阖，出人意外。

市井文学大成“三言二拍”

    清初，苏州小说的成绩既表现在白话讲史演义上，又表现在文言小说上。

    白话讲史演义，以《隋唐演义》和《女仙外史》为最著。《隋唐演义》的作者褚人获（1635－？），字学稼，一字稼轩，长洲人。全书二十卷一百回，它的叙事从隋文帝伐陈起，至唐明皇从四川返回长安作结。小说具有一定的进步倾向，如对隋炀帝荒淫暴虐行为的揭露，对唐代宫廷内部争权夺利、残酷无情的描写，还塑造了以瓦岗寨为中心的隋末农民起义中涌现出来的草莽英雄秦琼、单雄信、程咬金等人物形象，使得他们的故事广泛传播。《女仙外史》，作者吕熊（约1640－1722），字文兆，号逸田叟，昆山人。小说以明初燕王朱棣篡夺皇位为背景，叙写了山东农民起义的女首领唐赛儿起兵勤王的故事。前二十回，多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敷衍而成，后八十回，多记神仙道术之事，全部出于虚构。作品暴露了封建君王的残酷暴虐，设想奇特，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语言通俗流畅，但是人物塑造坠入神话故事的套路。此外，清代中叶有《北史演义》和《南史演义》，这两部小说的作者均是杜纲（约1740－1800），字振三，号草亭，昆山人。小说的材料依附于正史，脉络分明，叙事彼此勾连，但是缺少穿插和生动的细节描写，显得比较平淡。

    文言小说的代表作有《说铃》和《觚剩》。《说铃》为清初苏州古文家汪琬所作，保留了明末清初的一些史料。《觚剩》的作者钮琇（？－1704），字玉樵，吴江人。历任河南项城、陕西白水、广东高明等地知县。此书记录他在各地的见闻，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传奇和志怪类故事，被认为“幽艳凄动，有唐人小说之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四）。

    到了明清两代，苏州作为当时江南经济最为繁荣的城市，又是刻书业的中心，为了推动作者的写作自觉性，提高读者的欣赏水平，必然要求出现新的批评家。金圣叹和毛宗岗这两位用评点方式进行小说批评的大家，就应运而生了。

    金圣叹（1608－1661），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一说本姓张，吴县人。明诸生，入清后，因哭庙案被杀。他将《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称为“六才子书”。所评点的小说、戏曲主要是《水浒传》和《西厢记》。三百多年来，经他评点的七十回本《水浒传》，流传很广，影响很大。他在序文、读法、回评中，表明了他对于《水浒传》的观点。他肯定《水浒传》，又申明不能加“忠义”于《水浒传》。在这种矛盾思想的支配之下，他借卢俊义之梦，把《水浒传》结束在梁山事业的高峰处，删掉其七十回以后的篇幅。他将通俗小说和戏曲等士大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提升到与史书、子书同等的地位，这是对传统文学观念的挑战。他强调小说要塑造人物形象，接触到现实主义小说要创造典型的问题。他非常注意小说和史书的联系与区别，提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则是因文生事，突出了想象和虚构在小说创作中的作用。

    毛宗岗，字序始，长洲人。曾评刻《三国演义》，将罗贯中原本加以修订，成为如今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他的修改和评点，体现尊刘黜曹的正统观念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他还在评点中发表了对历史小说的看法，序言中说，《三国演义》的优点是“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因此“堪与经史相表里”。在卷首《读三国志法》中又把《三国演义》与《西游记》相比较，说“读《三国》胜读《西游记》，《西游》捏造妖魔之书，诞而不经，不若《三国》实叙帝王之实，真而可考也”。强调真实可考，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忽视了艺术虚构在小说写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指出历史小说与历史著作的区别。

    叶燮（1627－1703），号已畦，吴江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他的诗学专著《原诗》四卷内外两篇，内篇“标宗旨”，阐述“数千年诗之正变、盛衰之所以然”；外篇“肆博辩”，泛论诗歌创作各方面的问题。《原诗》因流溯源，把艺术问题提高到哲学高度来认识，以文学发展进化的眼光，从物与我（即主观与客观）两方面探讨了艺术的本源、发展和创新。他认为诗歌创作是物与我的统一，从客观事物来说，用理、事、情三方面来概括；就诗人主观方面来说，以才、胆、识、力为要。“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大之经纬天地，细则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矣。”（《原诗·内篇》）叶燮是中国古典诗学集大成者，是跨入近代诗学之前，即接受西方诗学之前最后一位系统阐释者。

第五节　兴盛期——近一百多年以来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后，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华古老帝国的大门，我国艰难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苏州文学也和整个中国文学一起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化。

    本时期的苏州文学有以下特点，一是产生了自觉的文学革新意识；二是出现了具有文学革新意识的文学社团；三是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发生巨大的变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四是各种文学样式的地位起了变化，通俗小说空前繁荣，散文则退居到次要地位。

    清末的散文还离不开言志和载道的传统，写的仍然是文言文，但是有些作品透露出要求改革的倾向。这一时期的苏州散文家有冯桂芬、王韬和章太炎。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吴县人。他主张“采西学”“制洋器”，推行改革。虽仍是“文以载道”，却主张扩大“道”的内容和文章的表现范围，认为“道”不止于“天命”“率性”，“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非道之所寄，即无不可著之于文”。他同时宣称不信桐城“义法”之说，认为“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也；文成法立，不必无义法也”（《复庄卫生书》）。他的政论散文心细虑周，指陈剀切，辞达理畅，以《校邠庐抗议》等为代表。

    王韬（1828－1897），字紫铨，号仲弢,晚号天南遁叟，长洲人。他认为文章应该顺应时变，“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弢园文录外编自序》）。他创办的《循环日报》，是华人自己办的第一份报纸。他写的报章文字，自然晓畅，通俗易懂，不拘法度，为后来梁启超“新民体”（报章体）起了先导作用。他还创作了笔记小说，如《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等，乃继承蒲松龄的创作传统。鲁迅说：“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鬼渐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中国小说史略》）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后改名为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晚年客寓苏州。他早年师从俞樾，习“稽古之学”。甲午战争以后，受民族危机的刺激，任《时务报》撰述，从事维新运动。当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后，他站在反清的立场上，与改良派论战，如《正仇满论》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强调了革命的必要性，“公理之不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他的散文据理辩驳，内容充实，语言犀利。正如鲁迅所说：“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辛亥革命以后，思想渐入颓境，追求经营“流俗或未之好”的“传世”之作。

    “五四”以后，苏州散文语言逐渐转用白话，题材也不断扩展，取得较高成就的有周瘦鹃、范烟桥、俞平伯等。

    周瘦鹃（1895－1968），原名国贤，字祖福，号瘦鹃，苏州人。早年翻译过多部欧美小说，后来从事小说创作，主编过多种有影响的刊物和报纸副刊。民国时期，他主要以写作哀艳感人的小说为主，被称为“哀情巨子”，散文仅偶尔为之，数量不多。1949年后，转向写花木、园林、生活琐事的小品文，先后出版了《花前琐记》《花花草草》等散文集。他的文笔清丽，常常穿插掌故，饶有风趣，但是往往模式化，结构雷同，稍显冗杂。

    范烟桥（1894－1967），名镛，字烟桥，吴江人。他于短篇小说、弹词、散文都有所涉猎，散文则以笔记体为主，代表作有《茶烟歇》，主要写近代名人轶事、掌故和自己的见闻，对于了解苏州人物故事和风俗民情，很有参考价值。

    俞平伯（1900－1990），名铭衡，字平伯，浙江德清人，早年生活在苏州。他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红楼梦》著称。所著散文集有《杂拌儿》《杂拌儿之二》《燕郊集》《燕知草》《古槐梦遇》等，着意驰骋才力，文字缜密漂亮，后来的散文转而追求冲淡自然，显得比较雅致。

    清末是苏州诗歌创作的昌盛时期，代表者有金天翮。

    金天翮（1874－1947），原名懋基，字松岑，后改名天翮，吴江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在《江苏》发表《国民新灵魂》，悲愤“国力骤缩，民气不扬，投间抵罅，外族入之，铁鞭一击，无敢抗者，乃为奴隶魂，为仆妾魂，为囚虏魂”，“悲风吹来，四山落叶。晚景袭人，灯烛无光，暮气入床，沈冥石室，乃魂之房。耗矣哀哉，中国魂，中国魂”。因而他要“上九天下九渊，旁求泰东西国民之粹，囊之以归，化分吾旧质而更铸吾新质”，“而后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坏，可以建设，可以殖民，可以共产”。他和当时许多思想界的战士一样，痛感民众的不觉醒，想以文学为武器来改造国民的灵魂，认为“新灵魂出现而中国强”。其文风受龚自珍瑰奇和梁启超奔放的文风影响，笔底带着强烈的感情，充分显示了作者的人格精神。

    “五四”运动对苏州诗坛没有发生太大的影响，可以提及的苏州新诗人有宗白华、袁水拍、唐祈等。

    宗白华（1897－1986），常熟人。1923年出版诗集《流云》，表现出他对宇宙人生自觉探索和对“艺境”的哲理性体验，呈现出独具的特色，表现了“五四”时代人的觉醒。在形式上，类于元人的小令和日本的俳句，在新诗运动初期有一定的影响。

    袁水拍（1916－1982）,原名光楣，吴县人。抗战爆发后开始创作生涯。他的诗歌创作以讽刺诗成就最高，二十世纪中期，他以马凡陀为笔名，写了大量民歌体的政治讽刺诗，采纳日常口语，朴素清新，节奏感强。代表作有《马凡陀山歌》等。

    唐祈（1920－1990），原名克蕃，苏州人。长期在西北学习和工作。他的诗作多反映西北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诗笔苍凉悲壮。代表作有长诗《时间与旗》。

    小说方面，有曾朴、徐枕亚、吴双热、程小青、周瘦鹃和叶圣陶。

    曾朴（1872－1935），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常熟人。他的主要文学成就是长篇小说《孽海花》，这是晚清新小说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超越同时期的一些谴责小说。作品通过晚清一代名士从晦蒙闭塞到睁眼看世界的心路历程，记录中国由旧到新的大转变。小说“以名妓赛金花为主人，纬以近三十年新旧社会之历史，如旧学时代、中日战争时代、政变时代，一切琐闻逸事，描写尽情”（光绪三十一年出版广告）。但它不是正面演绎历史，描写朝政，而是将重大的历史事件隐藏到背后，作为小说的背景，这一点有异于传统的历史演义小说。

    徐枕亚（1889－1937），名觉，常熟人。1912年开始创作长篇文言小说《玉梨魂》，表现一个既想追求爱情又想恪守封建礼教的寡妇白梨影的心灵史。作者虽然努力揭露封建伦理是如何戕害人性的，但最终仍然是礼教占了上风，青年男女仍为礼教所禁锢。揭示出要打破封建婚姻制度的枷锁，还需要更多的勇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部小说虽用文言写作，但改变了传统长篇小说章回体的格局，故事的叙述比较顺畅。

    吴双热（1884－1934），常熟人。他的代表作是长篇文言爱情小说《孽冤镜》，也曾风行一时。

    程小青（1893－1976），原名青心，生于上海，1915年举家迁居苏州。先后两次分别用文言和白话翻译福尔摩斯侦探小说。1914年开始写作侦探小说，主要有《霍桑探案集》。1949年后，还写了一些惊险小说，如《她为什么被杀》《生死关头》等。他是中国侦探小说理论最早的开拓者，《谈侦探小说》一文，从想象、情感和技巧三方面论述了侦探小说的文学性。

    叶圣陶（1894－1988），名绍钧，字秉臣，又字圣陶，苏州人。1918年在《妇女杂志》发表白话小说《春宴琐谭》，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白话小说之一。他的小说创作，集中在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先后有《隔膜》《火灾》《线下》《城中》《未厌集》《四三集》六个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倪焕之》。他的小说多是写下层知识分子、小市民、农民在那个时代的生活境遇、精神状态，人物刻画入木三分，正如茅盾所说：“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地，写实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1949年以后，苏州的小说创作，形成了以反映小巷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带有浓郁苏州地方特色的“小巷文学”，代表作家是陆文夫。

    陆文夫（1928－2005），江苏泰兴人。1956年10月在《萌芽》发表小说《小巷深处》，作品以新颖独特的题材和丰富的人情味，赢得广泛注意。六十年代初，《人民文学》连续发表了他的小说《葛师傅》《二遇周泰》等，再度引起重视。茅盾在《读陆文夫的作品》中指出，陆文夫是个“不踩着人家的脚印走，也不踩着自己上一篇的脚印走”的作家。进入新时期，陆文夫写作了短篇《特别法庭》《小贩世家》《围墙》等，以及中篇《美食家》和长篇《人之窝》，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他的散文，也大多以苏州为题材，语言洗练，饶有风趣，结集有《壶中日月》《梦中的天地》等。

    近百年来，苏州的文学评论家有黄人和钱仲联。

    黄人（1866－1913），字摩西，原名震元，字慕庵，常熟人。光绪二十年（1894）秀才。二十六年（1900）任东吴大学教授。他博学多才，成就主要在小说理论、小说史和文学史研究。他的《小说小话》是一部较早具有小说理论和小说史性质的著作，较多新见，如认为人物描写切忌掺入作者的论断，其美丑应由读者自己去判断。他的《中国文学史》是我国最早的文学史之一，规模宏大，笼罩古今，宣统三年（1911）年由国学扶轮社出版。

    钱仲联（1908－2003），原名萼孙，号梦苕，常熟人。曾任大夏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中央大学教授。1949年后，历任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教授。他擅长笺注之学，通过笺注、校订，对古代文学文本进行阐释，步武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态度严谨，多有新见。他的主要著作有《人境庐诗草笺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剑南诗稿校注》《鲍参军集注》《近代诗钞》《梦苕庵诗话》等，并主编《清诗纪事》。

第六节　苏州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

    文学社团的早期形式是文学群体。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风格和文学理想相近的文人，就有了结社的要求。

    文学群体，就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社会环境下有一定关系的文学同道，他们或为朋友，或为师生，或为亲属，切磋琢磨，诗文相激。如晋代的“二陆”，晚唐的“皮陆”，元末明初的“吴中四杰”，明代中叶的“吴中四子”等。这种文人间的结合，常常是人与人之间由于性格相投，自然形成的，并没有纲领和组织。

    文学社团则不然，它是一种社会性的组织。苏州的文人结社出现在明万历、天启年间，当时结社之风大盛，太仓人张溥将同城张采所立的应社与常熟孙淳所立的复社合并，成立新的复社，提出“文必六经，诗必六朝”，走复古的路子。不久，张溥和他的不少弟子都中高科，证明这一主张合乎潮流。复社的加盟者纷然而至，据《复社姓名录》记，时复社人员不下两三千人，综合的文社不下数十个，从苏州扩展到全国，“风行了百数十年，大江南北，结社的风气，犹如春潮怒上，应运勃兴”（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张溥的《国表序》有云：“社集之开，胥阊之间，维舟六七里，平广可渡。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明末苏州的文社活动，起初是限于文学活动之内，正如杜登春《社事始末》所说：“几社六子。自三六九会艺，诗酒酬唱以外，一切境外交游，澹若忘者。”然而最终又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三十年代末星社成员合影

    清顺治九年（1652），礼部奏请立条约八款，颁刻学宫，其中第八款是“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章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轰轰烈烈的文社运动，也就因此而烟消云散了。直到清王朝崩溃前夕，文社组织才又复苏，不过它已经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色彩。这就是在近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南社。

    南社，宣统元年（1909）成立于苏州虎丘，发起人为柳亚子、陈去病、高旭。南社的命名，不仅指地域，也有政治含义，正如柳亚子所说：“它的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的标志了。”（引自杨天石等《南社史长编》）南社成员创作了大量诗文，反对满清统治，呼唤民主与自由，歌颂革命党人的斗争精神，表达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宣统二年（1910）开始出版《南社丛刊》，前后出版了二十二集，保存了不少有意义的诗文作品。辛亥革命以后，南社因为文学观点的不同而分化。1923年，柳亚子、叶楚伧、胡朴安等人组织新南社，但不久又分化了。这次分化的原因，一是对新文化运动态度的不同，他们中有的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有的则持观望态度；二是政治态度的分歧，他们中有的是左翼，如柳亚子，有的则是右翼，如陈去病、叶楚伧。1925年后，新南社基本上停止活动。

南社第一次雅集留影

    柳亚子是南社的发起人，也是南社创作的代表者。

    柳亚子（1887－1958），名弃疾，字亚子，吴江人。他的诗歌风格精警遒劲，正如他自述：“裁红量绿都无取，要铸屠鲸刺虎词。”他努力使旧的形式与革命的内容相协调，使“流俗语”“新名词”与旧的格调相协调，使入诗的中外典故与诗的审美情趣相协调，从而保持风格的统一性。柳亚子发展了黄遵宪“诗界革命”的传统，荡涤因循守旧的复古主义的诗歌创作主张，使旧体诗这种文学样式得以绵延。正如茅盾所说：“窃谓清末民元以至解放，诗人如林，然可当此时代之殿军，将垂不朽者，推亚子先生为第一人。”（《茅盾书信集》）

    南社另一发起人陈去病（1874－1933），字佩忍，号巢南，吴江人。他的诗歌多为悲愤国事之作，如《将赴东瀛赋以自策》表现了作者离乡去国、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愿望；《图南一首赋别》劝慰妻子以“补天填海”的千秋大业为重，不必为远离而悲伤；《访麦加》则相信斗争的道路尽管曲折，但总有胜利的希望。

    源于苏州的文学流派有清中期的吴中词派。吴中词派是指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聚集在戈载、王嘉禄、朱绶、吴嘉洤、沈传桂、沈彦曾、陈彬华所谓“吴中七子”周围，以苏州为中心的一批词人，他们倡导严审声律的词学观念，注意词韵的考察，体现声律谨严的风格，形成与浙西派、常州派不同的声律派。吴中词派的形成，是受到了乾嘉学派学术思想的影响，当时词学界出现了一批研究唐宋词乐的著作，特别是万树的《词律》和陈廷敬编纂的《钦定词韵》，为依声律创作提供了准则。从吴中地域文化的渊源来看，苏州文学向来就有推崇文学的音乐体性，追求外在音乐形式典雅的传统，《晋书·乐志》就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再从艺术创作的规律来看，词本来依附于声律，它不仅具有文本形式，同时具有音乐形式。吴中词派为恢复词的本质属性做出了努力。吴中词派并不局限于苏州，杭州、常州、扬州都有词人参加。

    另外，清末民初的所谓“鸳鸯蝴蝶派”，作家作品甚多，影响很大，形成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但很难说是一个文学流派。按一般的理解，“鸳鸯蝴蝶”是指才子佳人小说。它的早期代表有包天笑、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等，后期有程瞻庐、徐卓呆、程小青、顾明道、周瘦鹃等。这些作家作品的题材和创作取向并不一致，有的是以表现男女私情为主，被称为言情小说；有的着重揭露社会、官场黑暗，被称为社会小说；有的是叙写历史事件，表现历史人物，被称为历史小说；有的是运用现代科学手段显现智慧侦破奇案，被称为侦探小说；有的摹写江湖侠义故事，被称为武侠小说。此外还有反映妓女命运的花界小说，带有科学幻想性质的科学小说等。他们发表作品的报刊甚多，早期以《民权素》《小说丛报》《小说新报》等为主，后期以《紫罗兰》《小说时报》《珊瑚》等为主。这些作品的作者和刊物编者主要是苏州人，虽然这一市民通俗文学的潮流带有全国性，但也是当时苏州作家的创作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