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锥腰盘突出怎么治:苏州科技文化

第二十三章　苏州的科技文化

        本章介绍苏州科技的代表人物及其成果，以反映科技发展的历史线索和文化特点，以及与其他文化现象的相互关系。

第一节 苏州科技的发展历程

        一、史前：原始文明显曙光

        自旧石器时代起，吴人祖先就在太湖流域繁衍生息。水患威胁着太湖流域低洼的水乡泽国。相传禹“导三江入海”，“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才有了安定的生产生活。大禹来太湖治水，只是一个传说，但反映了先民与水患的斗争经历，这里就已经有科技含量了。

        苏州东约三十公里处草鞋山出土的稻谷遗存距今六千多年，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遗迹，其灌溉系统由水沟、蓄水井坑构成。在澄湖和龙南遗址等处也发现了史前水稻遗址。在草鞋山发现的纺织残片，经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认定，是野生葛纤维织成的罗纹织物。出土的陶纺轮和葛布是世界上最早的纺织实物。另外，先辈还创造了灿烂的玉文化。草鞋山等地出土了玉琮等各种玉器，可见，琢磨玉石器的技术有了更高的水平。特别是礼器的抛光精度，更令今人感叹。

        二、春秋：吴戈邗沟助霸业

        郭沫若说：“吴越大概是发明冶金术最早的地方。”冶金业促进了本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战争则加速了兵器技术的进步。吴地以金戈、利剑著称，如屈原《离骚·九歌》中即有“操吴戈兮披犀甲”之语。出土兵器中有吴王僚的戈，纹彩斑斓，锋刃犀利；吴王夫差矛虽有锈蚀，锋刃仍利。最著名的冶铸能手是干将和莫邪，《越绝书·记宝剑》说晋侯兴兵围楚，楚王持干将所铸泰阿剑登城，晋师“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说明钢剑初次出现于战场就效果显赫。

        吴国能造各种战船，《越绝书札记·佚文》记道:“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令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各种战船功能各异。徐承领舟师远航千里自海道入齐，乃是中国第一支海军。阖闾的船宫在欐溪城，至今苏州仍有地名称船场。阖闾为西征北伐，在高淳开胥溪，在长江以北开邗沟。邗沟经射阳湖，再入淮河。隋代开凿大运河，还利用了它。

        阖闾从伍子胥建议修筑大城，即后世的苏州城。河道体系提供了防卫、进水排水、运输之便。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说：“观于城中，众流贯州，吐吸震泽，小浜别派，旁夹路衢。盖不如是，无以泄积潦、安居民也。故虽名泽国．而城中未尝有垫溺荡析之患，非智者创于前，能者踵于后，安能致此哉？”二千五百多年来，苏州城虽几经破坏与再度繁荣，但基本形状和路河并行的双棋盘式格局没变，城门名称也沿用至今。

        三、汉唐宋明：地上天堂鱼米乡

        两汉时期江南发展缓慢，至南北朝，江南相对安定，北方移民南迁，农业、手工业有重要的进步。太湖流域长期兴修水利,河网密集，成为鱼米之乡。全国经济重心南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也自宋代开始传诵。造船、冶铸技术等都有重要的进步，从而促进科技的全面繁荣。从唐代时江南唯一的雄州发展为宋代的“天下粮仓”，号称“苏湖熟，天下足”。

        明人丘濬《大学衍义补》说：“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明初，苏州府的可耕地面积占全国的百分之一，却负担了全国近十分之一的税粮，超过浙江全省。大运河就是向中央输送粮赋的国家命脉。既说明苏州农民负担之重，也反映这里粮食高产，必有技术的支撑，相应涌现了许多农业科技专家和著作。

宋 地理图碑（苏州博物馆收藏） 宋 天文图碑（苏州博物馆收藏）

        自汉以来，苏州在天文导航、冶炼钢铁、数学等实用科技方面都有许多重要成就。我国许多科学家出生在江南，或在江南从事研究，如沈括在苏州住过，入籍吴县，他的《梦溪笔谈》中有不少内容是在苏州得知的。另外，宋碑《天文图》《地理图》《平江图》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水平。

        四、明清：西学东渐融科技

        明中期后,苏州成为全国工商业中心之一。吴地也逐渐成为全国的科技中心。西方的数学、天文知识开始传播到中国，吴地成为输入西学的主要通道。中国近代科学的萌芽、成长，可说都在江浙沪一带。苏州孙云球吸收西方光学知识并能加以创新，他到杭州学习，把一批学者带到苏州，共同研究，利用琢玉工艺，用水晶制成远视眼镜、近视眼镜，还制成显微镜、万花镜、望远镜等。

        李锐被称为“深于天文算术，江以南第一人也”，他对古历作了校注，所著《开方说》是我国方程理论的重要著作。他又在阮元的主持下编写《畴人传》，总结历代天文学家、数学家的生平和成就。冯桂芬则编制了最后一份传统星表《咸丰元年中星表》。

        五、清末：救亡图治学夷技

        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撼了朝野臣民，有识之士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图强求存。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在社会基础与学术基础较好的吴地开始复兴。

        李鸿章在同治二年（1863）设立苏州洋炮局，以西方机器设备生产洋炮及各种炮弹。这是中国第一个采用蒸汽动力及近代加工机械的工厂。伴随近代工业一起成长的吴地科技人才引进科学知识，也引进科学方法,对中国走向近代化作出重要贡献。冯桂芬在咸丰十一年（1861）就建议“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王韬、艾约瑟的《格致新学提纲》标志着第二次西学东渐。不少苏州人在江南制造局从事翻译，赵元益参与翻译的《光学》、王季烈翻译的《通物电光》是最为及时的。赵元益还翻译《西药大成》《内科理法》等。这些书刊不仅哺育了近代科技专家，也是后来维新运动的重要思想养料。谢家福创办苏州电报传习所，为全国培养了八百余名报务员。

        六、民国：筚路蓝缕救国梦

        进入民国后，苏州知识分子努力奋斗，梦想科学救国，在艰苦的条件下开创自己的科学技术事业，在农业、蚕桑、丝绸等方面有所进步。太仓浏河口方家堰钢筋混凝土海塘护岸建于1923年，是我国最早引进现代技术，采用新材料、新结构的海塘。创办于1931年的吴江庞山湖实验农场，尝试了我国最早的电力灌溉，还试验了水稻灌溉的需水量。1936年重建的太湖泄水要道白茆闸，是我国最早采用近代技术建造的钢筋混凝土水闸，时有“长江第一闸”之称。

        苏州鸿生火柴厂厂主刘鸿生，以先进的技术设备办厂，宝塔牌火柴的质量领先国内。后组建大中华火柴公司，年产火柴十五万箱，产量占全国一半。陈调甫在东吴大学研制成纯碱，北上与范旭东合作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后又推荐侯德榜主持技术工作，终于生产出优质纯碱。他还创办了永明漆厂,开发新品，替代进口油漆，为我国涂料事业打下了基础。东吴大学教师著有《华东鸟类指南》《江苏植物名录》等生物学著作。苏州农校、苏州工专和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培养民族科技人才，教师们也进行科研，如郑辟疆研究蚕丝科学技术,费达生到吴江县各乡镇巡回宣传科学养蚕，指导成立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钱宝琮在中国数学史和天文学史研究方面成绩卓然。承澹盦则创办了中国针灸学研究社，举办函授，广传薪火。

        七、1949年以后：科教兴国最强音

        1949年后，苏州主要依靠地方力量发展生产。六十年代建起一批部属厂和地方研究所。当时苏州取得的科技成果，主要有医疗器械厂的眼科手术刀包、砂轮厂的烧结刚玉磨具、试验仪器厂的电磁振动台、光华水泥厂的白水泥等，人造宝石厂为中国第一台激光器提供了红宝石。

        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苏州获奖六十九项，其中工业六十二项，医疗卫生及其他七项。其中有第一光学仪器厂的激光经纬仪、半导体厂的硅低频低噪声晶体管、电加工研究所的电火花加工机床等。二六七厂研制出了高速摄影机和潜望镜。

        苏州科学家的名字也刻上了共和国科学技术的丰碑上，其优秀代表是苏州籍的两院院士。在国家表彰“两弹一星”二十三位科学家中，有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程开甲四位苏州人。苏州籍海外学人在国际科技舞台上，为华人争得了荣誉，吴健雄、李政道、朱棣文、施敏等科学家都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的外籍院士。

第二节　苏州的科技成就

        苏州的科技成就丰富，限于篇幅，仅就八个方面作简要介绍。

        一、水利

        苏州水利的基本情况和科技成就，本书另有专章，这里补充介绍有关的几位苏州水利专家。

        徐有贞，明吴县人，宣德八年（1433）进士。景泰间黄河决口,擢左佥都御史，受命治河，据《明史》本传记载，其“至张秋相度水势，条上三策：一置水门，一开支河，一浚运河”。“于是大集民夫，躬亲督率，治渠建闸，起张秋以接河沁，河流之旁出不顺者，为九堰障之，更筑大堰，楗以水门，阅五百五十五日而工成，名其渠曰广济，闸曰通源”。“七年秋，山东大水，河堤多坏，惟有贞所筑如故”。

        周用，明吴江人，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嘉靖间官工部尚书，二十二年（1543）总理河道，其上疏曰：“夫天下之水莫大于河，天下有沟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黄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沟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黄河何所不治?水无不治,则荒田何所不垦?”（《明文在》卷二十九）他的这种治河思想,打破单纯依靠下游堤防治理的局限性,探索出流域治河的新见解。

        卢翊，明常熟人，弘治三年（1490）进士。正德间任四川按察司佥事，据其所作《灌县治水记》记载，元代用铁龟铁柱治堰，“糜费几千万缗者，曾未几何，辄震荡湮没”，于是恢复李冰父子“深淘滩，低作堰”的科学治水方法，疏凿都江堰，以灌民田，成都平原遂连年大熟。殁后，蜀人于都江堰畔二王庙建配殿，塑像祔祀。

        嵇曾筠，清长洲人,祖籍常熟唐市，康熙四十五年（1706）进士。据《清史稿》本传记载，黄河中牟段决，诏往督筑，逾数月，循流审视，秦家厂诸地顶冲受险，于仓头口对面横滩开引河，俾水势由西北而东南，毋令激射东北，并培钉船帮大坝,实施引河杀险法。乾隆初年，总理浙江海塘工程，疏请修建海宁尖山坝，建鱼鳞石塘七千四百余丈，修筑乐清海堤，皆得准行。其子嵇璜，治理淮河、黄河功绩亦甚著。

        吴大澂，清吴县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光绪十三年（1887）郑州黄河决口,明年擢其为河东河道总督，他对堵口工程筹划有方，观察到老滩土坚，提出固滩保堤的治河思想。他采用水泥砌筑砖石坝，加固工程，这是黄河水利工程第一次使用水泥。十五年（1889）奏请用新法测绘黄河图，自河南灵宝到山东利津海口，测量河道长一千零二十一公里。次年图成，呈德宗浏览，命名《御览三省黄河全图》。

        潘镒芬，吴县人，宣统元年（1909）毕业于苏省铁路学堂。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技正兼河防组主任、黄河水利工程局副局长。1922年,他主持山东宫家坝堵口工程，首次采用先进的打桩抛石、逐层填筑的“平堵法”，获得成功。还设计制造了打桩机等，填补了当时我国水利工程技术领域中的空白。他还著有《历代治黄史》。

        钱昌照，常熟鹿苑（今属张家港）人。早年赴英国留学，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他支持水电专家恽震开发长江三峡的建议，组成勘察队选定三斗坪和葛洲坝为理想坝址。抗战后期，他请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前来考察，论证工程方案、工程造价、中美技术合作等问题。钱昌照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二、农业

        苏州的农业文明和科学进步，本书已有专章，兹补充介绍有关人物。

        陆龟蒙，唐吴县人，著有《耒耜经》《茶书》（已佚）等。《耒耜经》只是一篇短文，记农具五种，而以犁为主。作为当时的主要农具，这样的耕犁与当时发展水平较高的江南水田区的农业生产是相称的。他和皮日休的《渔具十五首》，叙述各种渔具，其中《药鱼》一首，反对破坏生态的恶劣做法。他还观察橘蠹的形态、习性及天敌，写了《蠹化》。《禽暴》提到网捕和药杀危害稻粮的凫鹥，《记稻鼠》则提到驱赶田鼠和生物防治的两种办法。

        范成大，南宋吴县人。他在昆山读书时就关心水利,官处州时曾组织民众兴修水利。晚年回苏州，著有《范村梅谱》《范村菊谱》。《范村梅谱》是我国第一部梅谱，记录了自己栽种的十二种梅花，其中江梅是“遗核野生，不经栽接者”，表明已掌握嫁接技术，也知道核生花木会返祖，又附带指出蜡梅“本非梅类，以其与梅同时，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名”。《范村菊谱》记菊三十五种，称“吴下老圃，伺春苗尺许时，掇去其颠，数日则歧出两枝，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则一干所出，数千百朵，婆娑团栾，如车盖熏笼矣”。通过摘除顶芽，破除顶端优势，促使侧芽生长，实现一株多花。他还首次记载了可食用的甘菊。

苏州科技发明人

        邝璠，明任丘人，弘治间任吴县知县。他在任时编印《便民图纂》,据今传嘉靖本，书分十六卷，卷一为《农务图》十五幅，卷二为《女红图》十六幅，每图均配以竹枝词。卷三起分十一类，如“耕获类”介绍以水稻为主的粮食、油料、纤维作物的栽培、加工和收藏，“桑蚕类”介绍栽桑和养蚕，“树艺类”介绍果树、花卉、蔬菜的栽种，“杂占类”介绍气象预测的农谚，“牧养类”介绍家畜家禽的鉴别、饲养和疾病防治。

        黄省曾，明吴县人，所著农书颇多。《蚕经》一作《养蚕经》，是第一本关于江南养蚕的专书，分艺桑、宫宇、器具、种连、育饲、登蔟、择茧、缲拍、戒宜九章，叙述简明。《稻品》一作《理生玉镜稻品》，专记稻的品种。《种鱼经》一作《养鱼经》《鱼经》，共三篇，分述鱼秧、养鱼方法和鱼的种类。《艺菊书》一作《艺菊谱》，书分贮土、留种、分秧、登盆、理缉、护养六目，与宋代菊谱仅记花品为主者不同，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芋经》一作《种芋法》，大部分为汇录前人记载，仅“艺法”一节谈到种芋的方法。

        邹秉文，苏州人。1912年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农科，回国后任金陵大学教授，创办南京高师农业专修科，与胡先骕等合作编写了我国第一本大学植物学教科书《高等植物学》。他还创建中央农业实验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小麦、水稻、棉花、蚕桑、畜牧等的试验和推广工作。后任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建立牛瘟血清制造所，主持防治华东牛瘟。抗战后任驻美农业代表，主办《中国农业》月刊，任联合国粮农组织筹委会副主席。1956年回国，曾任农业部、高教部顾问、中华农学会会长。

        章守玉，苏州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回国，任教于江苏省立第二农业学校，讲授花卉园艺、造园和园艺通论等。三十年代，主持中山陵的园艺工作，任中央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教授兼系主任，所编《花卉园艺》是我国现代第一本花卉园艺专著。四十年代，任教于西北农学院，又编写《温室园艺》和《花卉园艺各论》。1949年后，任沈阳农学院园艺系教授兼系主任。

        胡昌炽，苏州人。曾两度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教于苏州农业学校，在《中华农学会报》发表《江浙果树调查报告：洞庭山及塘栖之枇杷》。后创建金陵大学园艺系，任教授兼系主任二十年。他在江浙调查桃品种，选出“陈圃水蜜”等良种，又选出黄岩无核柑橘，被推广种植。他的《果树学泛论》《蔬菜学》，是结合中国实情的优秀教科书。抗战后，去台湾考察讲学，任台湾大学园艺系主任。他长期研究园艺植物，尤其是柑橘等果树的分类，著有《园艺植物分类学》等。他是现代高等园艺教育的开拓者，也是研究我国园艺植物分类学的先驱之一。

        樊庆笙，常熟人。早年就读于苏州萃英中学,自美国留学归来时带回盘尼西林菌种,他定中文名为青霉素。1944年，他在昆明进行青霉素生产、提取和临床试验，制得每瓶五万单位的第一批，立即投放到抗战前线。战乱中的中国，成为世界上率先制造出盘尼西林的七个国家之一，他也被誉为“中国青霉素之父”。他在共生固氮菌的生理生化研究，紫云英、花生、大豆根瘤菌的应用研究和紫云英北移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中国农业微生物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曾出任南京农学院院长。

        三、化冶

        吴地的冶金在春秋后期处于领先地位，《战国策·赵策》说：“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考工记》卷上说：“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其实，吴国的冶金成就正在于制作的精良，《荀子·强国篇》就说：“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就是说用优质青铜浇铸在标准型范中，由能工巧匠加以适当热处理，经过锻打磨削，才制得好剑。苏州本地出土青铜编钟、锯镰等也都相当精湛。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记干将、莫邪冶钢场面是最早的炼钢记载。“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是选取优质矿石，“候天伺地，阴阳同光”是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炉温之高，使地面照得与天空一样亮，烟雾与天上的云气相连，好像“百神临观，天气下降”，“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说明炉温不够，铁还原得很慢，不能熔化。“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以炭代柴，提高温度，鼓风则加速燃烧。使得“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铁的还原率提高并熔化。干将剑“作龟文”，莫邪剑“作漫理”，花纹是锻打或化学处理的结果。

        “自欧冶子铸剑，吴中铁工不绝”，至明代，发明著名的苏钢法，即在炉口以火钳夹住生铁板，使之熔化后流入炉中熟铁中，并加以翻动，得到成分均匀而杂质少的钢材。这种以苏州来命名的炼钢术流行各地并沿用到近代。农业、纺织、建筑和交通各行业都需要优质钢铁，同治间华蘅芳为制造轮船，来苏州采购钢铁，他说“苏州阊门外旧有钢行三家，以李永隆为最，其业专炼铁取钢”，并称“其钢甲于天下”。

        鸦片战争次年，林则徐到浙江，调长洲人龚振麟到宁波监制军械，他将只能直击的旧式炮架改成枢机新式炮架，能四面转动，射击灵活。他还首创铁模铸炮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一模多铸，成本低，工时少，“用一工之费而收数百工之利”。他写的《铸炮铁模图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铁模铸造文献，后被魏源收入《海国图志》。另外，苏州人赵元益和王季点在江南制造局翻译的《冶金录》和《制羼金法》，及时介绍了当时先进的冶金技术。

慧灵女中学生做化学实验

        值得一说的还有吴县人李维格。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任江南制造局提调兼南洋公学教授，不久被盛宣怀聘为汉阳铁厂总翻译。三十一年（1905）任汉阳铁厂总办，全面负责改建和扩建汉阳铁厂，使之很快成为亚洲最大的钢铁厂，产品质量也名列前茅，还出口国外。他还规划了大冶铁厂的建厂方案，创办了扬子机器制造厂和湖南常耒锰矿，兴办了汉阳铁厂的技术学堂，分设化算学堂、炼铁学堂、炼钢学堂和机械学堂，培养民族技术人员，为我国近代钢铁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近代化学工业发展史上，苏州人陈调甫和严演存作出了重要贡献。陈调甫毕业于东吴大学化学系并留校任教，1916年在东吴大学用苏尔维法制得纯碱。次年去天津，与范旭东合办永利制碱公司，后又推荐侯德榜主持技术。1928年创办永明漆厂，后来成为全国最大的油漆生产企业，有酚醛清漆、醇酸树脂漆等名牌。1933年，他又与侯德榜筹建南京硫酸铵厂。严演存早年留德学化工，1945年赴台接收化工企业，为台湾化工事业作出规划，任台湾工业发展委员会食品化工组组长。他曾向王永庆介绍PVC，由王投资生产，获利甚丰，他则被誉为“台湾化工之父”。

        苏州人的环境保护意识，是随着经济发展而萌生的。据乾隆二年（1737）颁布的《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记载，虎丘山前染坊颇多，污水致“满河青红黑紫”，“各图居民无不抱愤兴嗟，家喻户晓”，因此禁设染坊，“如敢故违，定行提究”。这方碑记是我国第一件河流水质保护法令，比英国1833年颁布的《水质污染控制法》早九十六年。

        四、地理

        吴地的地方志数量多，内容丰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东汉《越绝书》记述吴越城镇山川，可说是最早的地方志。现存唐陆广微《吴地记》、宋朱长文《吴郡图经读记》、范成大《吴郡志》、明王鏊《姑苏志》以及明清大量的府县乡镇志，都记载详细的区域地理资料。如《吴郡志》就是由北宋图经演变为定型方志的典范，除职官、科举、人物外，详细记载沿革、人口、赋税、物产、水利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十八就说：“其书凡分三十九门，征引浩博而叙述简核，为地志中之善本。”

        苏州四大宋碑中的《地理图》，宽一点零六米，高二点二一米，比例约为一比二百五十万，标注名称的山脉有一百四十多条，江河有九十多条，走向基本符合实际，另外二十二路、三十四府、三百二十四州等行政地名也都一一标注，乃是重要的古地图。《平江图》，宽二点四米，高二点八四米，刻平江府城全图，包括山脉、湖荡、城墙、河流、官舍、街道、寺观、塔桥、园林、商行、书院、库房、宅第、教坊、楼阁、牌坊等，是我国最早的城市平面图，亦系研究古代苏州城市建设的重要文献资料。在地图史上，值得一说的还有，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全图》由赵可怀翻刻于苏州。清末张相文在苏州得到世界地图册，从此开始研究现代地理，在天津发起成立中国地学会，并首任会长。常熟人曾世英是我国现代地图学和地名学的开拓者，他早年毕业于苏州工专，曾研究当时国内外绘制的上万幅中国实测地图，消除各本错误，再缩成同一比例，进行套合对比，领导编成《中华民国新地图》，被誉为“中国图学界一部空前未有的巨著”。1949年后，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主编之一和总设计。与叶圣陶、夏坚白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成立地名委员会，与有关专家一起拟订了有英、俄、德、法、西班牙、阿拉伯六种语言的汉字译音表，统一了外国地名的译法。

        苏州人在舆地的记述和研究上，也取得很大的成就。

        范成大乾道六年（1170）出使金国，他将沿途见闻写成《揽辔录》。在各地为官期间，注重风土和舆情，写成《骖鸾录》《吴船录》等，具有丰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资料，如记重庆夏天“如炉炭燔灼”；记峨眉山气温垂直变化，“山顶有泉，煮米不成饭”；还注意到峨眉山“佛光”产生的气象条件，即“凡佛光欲现，必先布云”。《桂海虞衡志》则记录了桂林的岩溶地貌，率先提出“梯田”的名称，还记述了十一种药用矿物的产地、形状、用途、性质等，乃是我国古代矿物学的重要文献。

        由于苏州航海事业发达，航海经验日积月累，以观察星象而定船位的“牵星术”就是其中之一，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中说：“苏州马怀德牵星板一副，十二片，乌木为之，自小渐大。大者长七寸余，标为一指、二指以至十二指，俱有细刻，若分寸然。又有象牙一块，长二寸，四角皆缺，上有半指、半角、一角、三角等字，颠倒相向，盖《周髀》算尺也。”持板伸直手臂，使板下缘齐水平线，上缘对某星，即得高度角。郑和下西洋，就充分利用了牵星术。郑和的随从，昆山人费信写了《星槎胜览》，常熟人匡愚写了《华夷胜览》，都记载了沿途的地理情况。正德间，黄省曾在《星槎胜览》《瀛涯胜览》等书的基础上编纂了一本《西洋朝贡典录》，记载了西洋始自占城、终于天方二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方域、山川、道里、风土、物产、朝贡等情况，乃是研究明代前期我国对外关系和海外交通的一部重要史籍。

        清初，顾炎武从府州县志和历朝奏疏、文集中搜集有关食货、水利、沿革、山川、城池、赋役、屯垦、漕运、盐政、农业、矿产、交通等资料，广征博引，也进行野外调查，用二十多年时间编写成《肇域志》（偏重于地理）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偏重于经济），两书内容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顾炎武特别重视研究各地的兵要地理，对全国各地的形势、卫所、城堡、岛礁、烽堠、巡司、马政、兵力配备、粮草供应等无不详细摘录，对北直隶四镇两关、山西大同、陕西巩昌堡寨，江浙、福建的海防，对将领委任、武器装备、作战方案，也有记载。

        无锡顾祖禹生于常熟，随父隐居，潜心著述，所作《读史方舆纪要》，“以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治乱兴亡于此判焉。其间大经大猷，创守之规，再造之绩，孰合孰分，谁强谁弱，帝王卿相之谟谋，奸雄权术之拟议，以迄师儒韦布之所论列，无不备载”（《读史方舆纪要·凡例》），故魏禧序称是“数千百年所绝无仅有之书”。为贯穿经世致用的意图于全书，他精心设计了本书的体例。前九卷为《历代州域形势》，“此编先综四千余年之大纲，敷畅贯通，易于诵习”，“学者一展玩，而州域之分合，形势之重轻，了然于中，然后可以条分缕析，随处贯通”（《读史方舆纪要·凡例》）；中间一百一十四卷以明两京十三司及所属府州县为纲，分叙其方位距离、建置沿革、名山大川、城邑重险；次六卷记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络；最后一卷为天文分野，真可谓博大精深。附刊《舆图要览》四卷，则自两京十三司起，至于边疆、漕运等皆有图说，更足见全书自始至终，脉络井然，浑然一体。

        五、天文

        《隋书·天文志》记道：“三国时吴太史令陈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于图录，并注占赞。总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辅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总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这是世界星象观测史上的里程碑，后以《步天歌》的形式流传，沿袭千年之久。

        三国时吴郡吴人陆绩，也是著名天文家，《三国志·吴书·陆绩传》称其“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宋书·天文志》称其“善天文，始推浑天意”。《隋书·天文志》则称“其后桓谭、郑玄、蔡邕、陆绩，各陈《周髀》，考验天状，多有所违”。又说：“张平子、陆公纪之徒，咸以为推步七曜之道，以度历象昏明之证候，校以四八之气，考以漏刻之分，占晷影之往来，求形验于事情，莫密于浑象也。”相传陆绩所制浑象“形如鸟卵”，以演示浑天说。

        《天文图》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石刻星图，为南宋黄裳所作，淳祐七年（1247）浙西路提刑王致远在苏州按原图刻石。碑高约二点五米，宽约一点二米，上为星象图，下为文字说明。星象图分天体、地体、两极、赤道、黄道、白道、日、月、经星、纬星、天汉、十二次、十二分野，记载星座一千四百四十颗。此图按元丰间观测数据，绘制于绍熙元年（1190）。西方一直要到十六世纪末，才有第谷星表，记载星座仅一千零五颗。苏州《天文图》的形式和内容，明显影响了常熟《天文图》、朝鲜《天象列次分野之图》和日本《天文分野之图》。

        明末长洲人薄珏，从传教士学天文知识，曾制小型浑天仪，光绪《苏州府志》卷一百零九记道：“尝造浑天仪，周不逾尺，而日月之盈缩朓朒，星辰之宿离伏逆，不爽累黍。其法用直线分割圆轮，以有定之角，挈无定之边。于古来历家，独推郭守敬《授时历》。海外亦重其名，然卒以穷死。”他的著作有《浑天仪图说》《格物测地论》等。

        清初，吴江人王锡阐，兼通中西天学。嘉庆《大清一统志》卷八十一记道：“每天色澄霁，辄登屋卧鸱吻间，仰观星象，竟夕不寐。著《晓庵新法》六卷。梅文鼎曰：‘从来交食只有食甚分数，未及其边，惟锡阐以日月圆体，分三百六十度，而论其食时。’所云之边，凡几何度，今推其法颇精确。”他在肯定中国古代历法“创始之功不可泯”的同时，指出“儒者不知历数而援虚理立说，术士不知历理而为定法以验天”的“以人验天”的唯心主义错误，强调应该“以天求天”。对于以天文异象来预测祸福的无稽之谈，只能“窃笑之”。他认为实测与分析都重要，“测愈久则数愈密，思愈精则理愈出”。对于当时传入的西法，“吾谓西历善矣，然以为测候精详可也，以为深知法意未可也。循其理而求其通可也，安其误而不辨不可也”。如西书断言月亮在近地点时视直径大，故月食时食分较小，王锡阐指出“视径大小，仅从人目，食分大小，当据实径”。他在《晓庵新法》中，提出正确计算日、月食初亏及复圆方位角的方法，又独创计算金星、水星凌日的方法，比当时的中、西法都有所进步。

        苏州一地，历代对天文学有所贡献的人很多，以上只是举例而已。现代天文学家则以朱文鑫为代表。朱文鑫，昆山人，江苏高等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他著有《中国教育史》和《攀巴司（Pappas）切圆奇题解》，并重测法国梅西耶的星团星云表，发表《星团星云实测录》。回国后任教南洋大学和复旦大学。曾任编译馆天文学名词审查委员。他利用现代天文知识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著作有《天文考古录》《史记天官书恒星图考》《历代日食考》《历法通志》《天文学小史》和《十七史天文诸志之研究》等，开创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科学研究，也使西方了解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

        六、数学

        我国著名数学家祖冲之曾任娄县（今属昆山）令，在此研究历法和数学。他在世界上第一个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七位，即3.1415926＜π＜3.1415927，领先欧洲一千年。其子祖暅之撰《天文录》和《漏刻经》，参与治淮工程。父子合著《缀术》在唐代被列为十部算经之一。

        清代苏州的数学家，可以屈曾发、李锐为代表。

        屈曾发，常熟人。著有《九数通考》，一名《数学精详》，凡十三卷，卷首从介绍中国古代数学之原——河图、洛书开始，到节录西人的《几何原本》结束，展示了中外数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卷一介绍算术和初等代数。从卷二到卷末，分别介绍了平面几何、立体几何、高等代数、解析几何等数学知识，设立了大量的例题，帮助人们理解数学原理，这些例题特别重视结合生活和生产实际来讲解数学。书成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自序说：“自早岁游心算学，间尝采辑传本，手自抄录，以备遗忘。然于按题立法之故，究未能通晓原委，洞悉其所以然，心尝格而不化。”他到北京而得圣祖御制《数理精蕴》，“伏而读之，订古今之同异，集东西之大成，蒐罗美备，剔抉奥微，平日之格而不化者，一旦涣然冰释，且得开拓其心胸，增广其闻见”。书前有戴震序，对这部书十分称赞：“好深湛之思，于书靡不披览，尤加意实学，俾足以致用。”

        李锐，元和人。幼好算学，因师从钱大昕学“三角八线小轮椭圆诸法，复引而进之于古”，会通中西数学。注解《测圆海镜》和《九章算术》,所著《开方说》，突破了中国古典数学的窠臼，沟通了一次同余式组和二元一次不定方程的关系，归纳出高次方程正根个数与系数关系的三条规律，是我国方程理论中的重要著作，也是清代数学史上创造性理论成果之一。因此他被称为“深于天文算术，江以南第一人”。他也研究球面三角，又开创了古代数学史研究。在阮元的主持下，李锐编写了我国首部数学史著作《畴人传》，总结自古至清代中期的二百七十余位天文学家、数学家的生平和主要成就，又介绍了来华引入西方天文数学的传教士四十一人。他的数学著作，还有《方程新术草》《勾股算术细草》《弧矢算术细草》等。

        苏州近代的数学家，有王季同、郑之蕃等。

        王季同，光绪二十一年（1895）任京师同文馆算学教习，著有《泛倍数衍》和《积较补解》，讨论级数与积分。后赴英任留学生监督，宣统二年（1910）在爱尔兰皇家学会会刊发表关于四元函数微分法的论文，被誉为“王氏代数”。他是近代中国进行现代数学研究且取得成果的第一人。1927年随蔡元培筹备中央研究院，1928年进入工程研究所任研究员，他的论文《螺旋形弹簧之新公式》，乃是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得益于他的数学背景。

        郑之蕃，光绪三十三年（1907）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数学系，后在哈佛大学研究院进修一年。归国后加入南社。1920年起在清华教数学直至1952年退休。他是清华大学算学系的第一任主任，为近代数学教学工作的先驱者之一，培养出周培源等数学家。他在中国数学史方面的著述，有《墨经中的数理思想》《四元开方释要》等。

        另外还有钱宝琮，嘉兴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考入苏省铁路学堂土木科，留英后回国，任苏州工专土木工科主任，讲授土木工程兼数学课。他致力于中国古典数学的研究，发表《九章问题分类考》《方程算法源流考》《百鸡术源流考》等论文，在数学领域“发扬国学”。后任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他的学生中有数学家陈省身等。他在中国数学史和天文学史领域耕耘数十年，为中国科学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七、医学

        苏州的传统医药和吴门医派，本书已有专章介绍，这里补充介绍西医的引进和中医的现代化。

        常熟王宏翰，以医为业，通儒学，明医理，经常与天主教士研讨医学，故兼采西学。康熙间著有《医学原始》《古今医史》《四诊脉鉴大全》《古今医籍考》等。其中《医学原始》引述传教士《空际格致》《性学粗述》等书，介绍西方医学的四体液说、肝血心说、供养说等。

        昆山人赵元益，通晓中医，熟悉格致之学。同治十年（1871）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傅兰雅合译《儒门医学》《西药大成》《西药大成补编》等书十七种，其中《西药大成》是当时最大的西药译著，《法律医学》是我国首部翻译西方法医的著作。曾随薛福成出使英法。光绪二十三年（1897）与董康在上海创办译书公会，出版时事、外国史地书籍多种。王韬逝世后，主持上海格致书院，学生中有丁福保等。丁福保宣统二年（1910）创办《中西医学报》，致力于编译日文西医书，热心传播中、西医学。

        湖州人叶橘泉，原名王峰。1935年在苏州创办国医研究院,发表《整理中国医药须设医院实验说》，指出建立设备完善的医院，采用中医的辨证论治，结合西医的科学诊断，根据临床观察和病例记载，统计治疗成绩，用科学方法研究、继承、发扬中医药学。日本汉方医药学家大塚敬节在《东亚医学》详细介绍他的《近世内科国药处方集》，称之为“划时代的佳作”。他也引入日本的汉方医药。1949年后，积极投入中医药学的研究和临床工作，创办农村医疗进修社，编印农村医药丛书。1954年赴宁参加筹建江苏省中医院，任院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

        江阴人承澹盦，出身医家。1929年在苏州望亭创办我国最早的针灸研究机构中国针灸学研究社，设立中国最早的针灸函授班，编写《中国针灸治疗学》，绘制《人体经穴图》，广传薪火。1933年创办最早的《针灸杂志》，创办中国针灸讲习所。1951年在苏州恢复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后调任江苏省中医学校校长。一生受业门生达数千人，函授学员逾万人，遍布国内各省以及东南亚各国。为弘扬中医针灸学术，发展对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著有《针灸治疗实验集》《中国针灸学讲义》等。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等。

        苏州博习医院创建于光绪九年（1883）,是江苏最早的西医推广中心，并最早引进X光机，设立鸦片戒烟房，收治烟瘾者。院长柏乐文采纳百位医生意见和大量医案，编成《鸦片在中国之害处》，光绪二十四年（1898）发行到英国全境和世界各大城市，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认为鸦片对中国的危害，铁案如山。博习医院中国人院长李广勋，1919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科，获医学博士学位。1921年，他依照费城肺病疗养院的设计，自己动手用土法制成人工气胸器，建空气疗养室用于肺科临床，这是苏州首次用人工气胸术治疗肺结核。他写出有关论文五篇，发表于外文版《中华医学杂志》，得到英、美医学家的重视。1924年，他从一千零三十四例大便中查见血吸虫卵阳性者三十三人，这是苏州第一次由国人发现血吸虫病人。

        中华传染病学院由江苏公立医学专门学校教授华霁荪创办于乔司空巷，研究细菌学，并研制牛痘、伤寒、霍乱疫菌及痢疾噬菌体等生物制品。菌种采集沪宁线一带传染病患者的病原体标本，比采用外国人的菌株效果好，最适合用于国人之预防，收效好而反应少。由手工作业开始，逐步提高为自动化、电气化操作。所制“铁甲牌”疫苗打破日本产品的垄断，经北京政府卫生署中央卫生试验所检验合格，发鉴定证书，并在上海卫生局登记，同意正式投产，向社会销售。1926年苏州霍乱流行,免费提供霍乱、伤寒疫苗，起到预防作用。至1934年成为符合规格的生物化学研究和生物制品生产的机构。

        现代著名苏州籍女医生王淑贞，留美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西门妇孺医院任妇产科主任，兼上海女子医学院教授。1951年，医院改组为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她任院长兼妇产科教研室主任，所建妇科内分泌实验室，为国内领先。五十年代，她研究实施妇科恶性肿瘤根治，同时研究产后流血防治、腹膜外剖腹产和产道异常。六十年代初，引进节育器，在国内推广。王淑贞是中国妇产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她主编的著作有《妇产科学》《现代妇产科理论与实践》《实用妇产科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妇产科学分册》。曾任中华妇产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医科大学妇产科医院名誉院长等，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八、物理

        明代时，西方的眼镜和望远镜已传入我国，苏州工匠亦效法制作。崇祯四年（1631）薄珏为张国维造铜炮，光绪《苏州府志》卷一百零九记道：“崇祯中流寇犯安庆，巡抚张国维令珏造铜炮，炮发三十里，每发一炮，设千里镜视贼所在，贼遇之糜烂。”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一记有采用光学原理的“影戏洋画”，“上置四方高盖，内以摆锡镜，倒悬匣顶，外开圆孔，蒙以显微镜，一目窥之，能化小为大，障浅为深”。其他还有万花筒、六角西洋镜、天目镜等。《桐桥倚棹录》卷十还记有“自走洋人”，说是“机轴如自鸣钟，不过一发条为关键，其店俱在山塘。腹中铜轴，皆附近乡人为之，转售于店者”，并完全中国化，“有寿星骑鹿、三换面、老跎少、僧尼会、昭君出塞、刘海洒金钱、长亭分别、麒麟送子、骑马鞑子之属。其眼舌盘旋时，皆能自动”。

        清初的制镜名家有吴江人孙云球，《虎阜志》卷六记道：“眼镜本西洋遗法，孙云球扩昏眼、近视、童光等镜，为七十二种，又有远镜、火镜、端容镜、焚香镜、摄光镜、夕阳镜、显微镜、万花镜各种。”文康裔《读〈镜史〉书后》称其“尝准自鸣钟造自然晷，应时定刻，昼夜自旋，风雨晦明，不违分秒，奇亦至矣。先生又出所辑《镜史》相示，其远镜尤为奇幻，偕登虎丘巅，远观城中楼台塔院，若招致几席，了然在目，睹彼天平、邓尉、穹窿诸峰，崚嶒苍翠，如列目前，体色毕现”。他制镜用水晶，利用琢玉工艺进行加工，坊间依法仿效，成就一门工艺。至乾嘉时，苏州眼镜已享誉全国。

        清末民初，苏州学者为传播近代物理知识作出重要贡献，以后又有多人在世界科学前线奋斗，为中华民族赢得了荣誉。

        王季烈，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与傅兰雅合译《通物电光》，介绍X光的发现史，产生X光所需的电路及元件的特性，X光机的构造、安装、操作，X射线照相的原理和在医学上的应用，附有X射线照片三十余幅。它的出版距伦琴发现X光仅四年，堪称是当时译书中最及时的一种。二十六年（1900）重编藤田丰八汉译的中国第一本《物理学》大学教材，内容有固体力学、流体力学、气体力学、波动、声学、光学、热学、磁学、电学和大气物理。他在融会贯通后加入自己的见解，如在“薄片的色彩”中，先说明透明薄片的干涉色，他设计图解表示光波长与光程差关系，并辅以文字说明，解释厚片上不呈现干涉现象。顾燮光《译书经眼录》称此书“论理精确，且有实验、列式以相发明，洵理科中善本也”。他后任学部专门司郎中、京师译学馆监督、理化教员，兼任商务印书馆理科编辑，译编多种理化教材。其弟王季同，侄辈王守竞、王守武、王守觉、王明贞、何泽慧、何怡贞等，都是物理学家。

        李复几，吴县人,是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博士。他早年就读于长沙习武学堂，后入上海南洋公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毕业后赴伦敦国王学院，后又赴德国波恩皇家大学深造，在氦的发现者凯瑟尔指导下研究光谱学，获高等物理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是《关于勒纳的碱金属光谱理论的分光镜实验研究》，他以高倍摄谱仪拍摄钠的电弧光谱，证明勒纳关于光谱形成原因即火焰中心发射说是错误的。

        王守竞，留美获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1927年用量子力学解决多原子分子非对称转动的情况，得到能级公式，适用于H2O、C2H4等常见多原子分子，后来被称为“王氏公式”，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重视。他参与筹建中国物理学会，投入学会工作，如审定物理学名词等。“九一八”事变后，任职兵工署，筹办中央机器厂，以科学家的热诚和理念，招募人才，培养员工，购置设备。他任总经理，下设锅炉、煤气机、电机、工具机、纺织机等分厂，为战时中国制造了各种机器，可与进口机器媲美。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李约瑟博士参观后，给予高度评价。资源委员会任命他为驻美代表，留居美国后，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直至退休。

        李政道，原籍苏州，曾就读于东吴附中，后入西南联大，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与杨振宁一起发现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同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他还促成了中国国家科学基金制度的建立，为在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培养人才，后来形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研制的骨干力量。他倡议并创立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计划（CUSPEA），共派出了九百一十五位中国研究生赴美。他还创立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并担任主任，每年回国主持学术会议。

        吴健雄，原籍太仓，曾就读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后赴美留学。1957年，她在极低温下用强磁场把钴 60原子核自旋方向极化,观察β衰变电子的方向，证实了李政道、杨振宁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她还从事μ子、介子和反质子物理实验，用穆斯堡尔谱方法研究血红蛋白，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75年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会长（首任女会长）。曾获以色列首届沃尔夫物理学奖。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朱棣文，祖籍太仓，1970年毕业于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先后在贝尔实验室和斯坦福大学工作。1985年，他与同事用交叉激光束产生了“光粘胶”效应，靶原子的速度由每小时四千公里降至每小时一公里，好像原子穿过稠密粘浆而速度降低，减速后的原子的温度接近绝对零度（-273.15℃）。他还与同事研究了一种使用激光与磁线圈的原子阱，可捕陷并研究冷却的原子，可用于提高原子钟精度，准确测量重力。1993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施敏，祖籍吴江，台湾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在贝尔实验室研究多年。他发明的非挥发性半导体内存是手机、数码相机的核心部件。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曾获得IEEE电子器件的最高荣誉奖（Ebers奖）。他的《半导体器件物理》被翻译成六国文字，为世界经典教材。

第三节 苏州科技文化的特色

        苏州的科技进步与它的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教育昌盛、思想解放是互相促进的，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构成培育科技专家成长的文化氛围，正是文化传统的深厚积淀，使苏州成为我国最主要的科技专家摇篮。苏州的科技文化，有下列特色。

        一、不尚空谈，讲求实学

        苏州民风“尚文重教”。许多学者文理兼通，如陆绩倡导浑天说,陆龟蒙《耒耜经》记载曲辕犁。再如范仲淹创建苏州州学，聘胡瑗为教授，改变崇尚辞赋的学风，设立治事斋，让学生学习“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倡导实地考察，以广见闻。这对苏州形成崇尚实学、重视科学的学风有深远影响。范成大的《揽辔录》《吴船录》，含有很多地理知识，他还著有《范村菊谱》和《范村梅谱》等植物学著作。黄省曾对科学也有广泛兴趣，既有农学著作《稻品》《蚕经》《芋经》等，又有地理学著作《西洋朝贡典录》。许多不屑科举、淡泊名利的士人也热爱科学，不仅进行理论研究，也作科学考察，自己动手制作仪器，如天文学家薄珏等。

        清初，顾炎武反思明亡的教训，批判心学“空言误国”，提倡认真读书、实地调查以求经世致用，他考察各地经济、军事和地理，梁启超称他“指点出客观方面许多学问途径，于是学界空气一变”。他在山东经商、管理农田，在山西看到流水湍急，就建议开发水利，派人到江南招聘技师来制造水车、水碾。

        乾嘉学派校勘、辑佚古籍，使许多科学著作得以传承。王韬在上海主持第一所教授近代科学的学校——格致书院时，书院内陈列工艺机械、实验器具、动植物标本；编印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格致汇编》，起了科学启蒙与改变士风的作用。王韬高度评价培根的科学方法，“天文学必以远镜实测”，“医学必细剖骨骼脏腑以穷其病之所在”，认为“实试实验，确有把握”，远胜宋明理学的“空虚之谈”。

        二、爱国忧民，蔚然成风

        爱国忧民是苏州学者钻研科技的强大原动力。顾炎武知道抗清光复难以成功，却斗志不减，他沉痛地喊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的这一光辉思想在科技领域同样得到了体现。许多苏州学子在海外刻苦攻读，将聪明才智献给贫穷的祖国。如李强院士早年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在延安开创了解放区电信事业。王淦昌院士参加过五卅运动，李敏华、顾诵芬院士目睹日机滥炸，立下为国造飞机的决心。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等“八六三计划”四元老为民族前途而上书党中央，倡导高科技。每位院士都有一段为国家为民族奋斗的感人事迹，也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爱乡、爱科学教育的良好教材。

        历史上在苏州任职的一些官员也大都重视农桑、水利，他们在组织、管理和倡导科技上起了重要作用。祖冲之任娄县令时，结合本地生产和运输的需要，创制千里船与水碓磨。范仲淹任苏州知州时，对水患进行了调查研究，了解到原因是“松江不能尽泄震泽众湖之水”，就提出“今疏导者，不惟使东南入于松江，又使西北入于扬子之与海也”，于是开浚常熟、昆山之间的入江河道，使太湖洪水部分由东北分流入江，防止吴淞江泛滥。明代的巡抚张国维，清代的巡抚陶澍，都编印水利著作。林则徐曾在住所试种双季稻。徐有壬则召著名数学家李善兰至巡抚衙门，编印数学书籍等。

        三、力争最优，勇于创新

        发展科技要创新、要争优。干将等利用强鼓风提高炉温，开创了钢铁时代。苏州更有许多手工业高手，史称“吴中人才之盛，实甲天下。至于百工技艺之巧，亦他处所不及”，“吴中男子多工艺事，各有专家，虽寻常器物，出其手制，精工必倍于他所，女子善操作，织纴、刺绣，工巧百出，他处效之者，莫能及也”。吴门医派的出现，也说明了创新对于科学的意义，王履指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开拓了认识传染病的新阶段。

        四、科技经济，相互促进

        苏州出土的铜锄、铜镰、铜犁等，说明了春秋后期吴国冶金业的发达和普及。《越绝书·记宝剑》记载风胡子评论各时代说：“时各有使然，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这段话反映了使用粗石器、磨制石器、铜器、铁器的历史顺序，说明新工具对于发展生产力、提高战斗力的重大意义。

        汉初，苏州地区“地广人稀”“火耕水耨”。南北朝后全国经济的重心移至江南，太湖流域高产粮田产量达每亩四石多，苏州才能“赋税甲天下”。

        清末，陆润庠引进近代技术办起苏经丝厂和苏纶纱厂。李维格领导扩建汉阳铁厂，使之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产品质量也名列前茅,还出口国外。民国时期，科技界的人士努力奋斗，怀着科学救国的梦想，艰苦开创民族科技事业。如鸿生火柴厂打破了“洋火”的垄断，郑辟疆、费达生提倡科学养蚕，为振兴蚕丝事业作出了贡献。

        五、开放包容，城镇互动

        吴国的崛起原因之一，就是对外开放，泰伯、仲雍奔吴，带来先进的农业技术，受到土著居民拥戴，被立为君长，建国号为“勾吴”。以后寿梦朝见周天子，注意考察诸国礼乐文化，感到了吴国与中原诸国之间的文化差距。阖闾重用楚人伍子胥、齐人孙武，建城练兵，击败楚、越，称霸一时。从三国以后，吴地航海事业大大发展，有利于经济和文化交流，太仓被称为“六国码头”，唐代鉴真、明代郑和都是从那里出发远航，这些艰苦卓绝的行程依托了吴地大量的航海人才。

        当明末利玛窦来华，利用西方古典科技成就进行传教，就开始出现“中西之争”，一共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全面接受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和宗教；另一种则是警惕传教士的野心，拒绝西方科学，甚至“宁可使华夏无好历法，不可使华夏有西洋人”；还有一种是能够正确评价中西各自的优缺点，如王锡阐就主张“考证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取西说之长而去其短”。这种态度是积极的，在开放包容的前提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鸦片战争后，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在上海创广方言馆，请林乐知、傅兰雅等讲授外语和自然科学，培养兼通中西的人才。冯桂芬在经史之外，于天文、舆地、算学、水利、农学皆有讲求，著有《弧矢算术细草图解》《西算新法直解》等。他的思想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十九世纪的后半叶，西方各种科学技术主要是通过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传入，并辐射全国，其中苏州人士很有贡献。如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编译西书十三年，他说：“象纬、舆图、测量、光学、化学、电学、医学、兵法、矿务、制造、炼金类皆有用之学，有裨于人，有益于世。富国强兵即基于此学者。”他曾游历西欧，在香港办《循环日报》，传播西方文化，呼唤改革开放，鼓吹变法图强，影响到后来的维新变法。赵元益、王季烈等则在上海参与翻译西方科技文献。同时，苏州中西书院、东吴大学和博习医院也是输入西学的途径。大批青年才俊留学海外，归国后发展民族科技，为中国掀开了近代科学的第一页。苏州一向具有开放性，能够吸收、消化外来文化。

        苏州地区具有较强的经济和文化整体实力。明清时期乡镇蓬勃发展，不再只是服务于自然经济的简单手工业中心，而是商品经济繁荣、能以专业化生产特色产品的经济中心。小城镇的教育也都很发达，如书院数量众多也为全国之最，吴县有十七所，常熟有十三所，太仓有六所，吴江有九所，昆山有十一所。前文中提到的古代和近代科学家王锡阐、王宏翰、赵元益、王韬都来自小城镇。至现代依然如此，如苏州籍院士中有半数来自小城镇，平均每县出十位院士。这与那些中心城市发达、外围郊区落后的地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人统计，中国杰出科学家和学者，产生最多的前二十个城市中，有十四个在吴地，吴地的中心城市苏州则高居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