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镇江交通集团:点评《参考消息》2011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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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27日参考消息
《律师称挪威血案嫌犯精神失常》美联社奥斯陆7月26日电，法新社奥斯陆7月26日电。尽管从名义上来说，律师利佩斯塔是为血案嫌犯布雷维克服务的，但是，无论是从利佩斯塔个人的饭碗和前途考虑，还是从利佩斯塔的阶级立场来考虑，利佩斯塔实际上是在为挪威的实际统治者——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因此，对挪威的统治集团而言，最好把布雷维克这样的人定性为疯子，这样当然不是为了能够让布雷维克可以获得减刑的机会，而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掩盖导致布雷维克这样的新纳粹出现的社会原因。只要挪威人民接受了布雷维克是个疯子的结论，那么他们就不大会再对挪威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产生怀疑，由此就能将挪威统治集团的愚民政治继续进行下去，因而也就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对一个罪行明确的罪犯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给予减刑呢？这当然不是出于对罪犯本人的利益着想，而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和买办集团的统治。乍看上去，似乎很难理解。之所以难以理解，那是因为我们在常识中都是把法律制裁的对象界定为社会中的极少数人，而保受法律保护的对象界定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在这种观念下，对极少数犯罪分子的仁慈当然就是对大多数守法者的残忍，因此，当法律是以保护大多数、制裁极少数的定位出现时，当然不可能出现对极少数犯罪分子随意减刑的问题。但是，如果反过来，当法律是以保护极少数人的利益为原则，并以管制和压迫大多数人为目的的话，那么，在这种观念下，由于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作为法律制裁的潜在对象而存在的，因此，为了从根本上维护极少数剥削者和卖国贼的权益，同时也是——从他们错误的观念出发——为了避免严刑峻法激化阶级矛盾，减刑也就会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需要再次指出的是，那种以为“减刑可以缓和阶级矛盾”的观念是建立在“大多数人处于被剥削和被压迫地位”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因此那种为社会中的大多数所不能理解的从根本上保护极少数剥削者和卖国贼的——为那些罪大恶极之人减免刑罚的——司法实践也就会屡见不鲜了。
资产阶级和卖国贼所要求的废除死刑不是为了保护具体的个别人的所谓权益，而是为了从根本上保护资产阶级和卖国贼的所谓权益，尽管从逻辑上看上去很荒唐，但是，他们就是这么想的，也正是因为资产阶级和卖国贼是是与占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为敌的，因此，他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正好与人民群众思考问题的出发点相对立，他们的逻辑正好与人民群众的逻辑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是从本位主义出发来思考问题的，所以才会错误地认为“减刑可以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实际上，如果按照反动派的逻辑推演下去，那么直接取消法律岂不是更有利于他们的统治呢？呵呵。随着危机的加重，反动派马上就会意识到他们的这一自相矛盾的逻辑，由此必然在国内采用与其在国际上相似的暴力手段以维护其统治。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危害堪比“基地”》法国《费加罗报》7月25日文章，香港亚洲时报在线7月26日文章。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中比较聪明的人是不会相信布雷维克是疯子的，但是，他们并不会承认布雷维克的出现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为了避免讨论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已经不合时宜的问题，资产阶级的专家就会采取某种转移焦点的办法，将阶级矛盾归结为宗教矛盾，企图用宗教矛盾来掩盖阶级矛盾。挪威爆炸枪击案的确是证明了恐怖分子并不只是“异教徒”的专利，但是，如果我们因此陷入宗教问题的讨论的话，那么就会上了资产阶级的当，因为，宗教问题恰恰是资产阶级的挡箭牌，换言之，如果止步于宗教问题的话，就无法触及到阶级问题。然而，无论是所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还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抑或是覆盖范围更广的所谓极端民族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用来转移无产阶级视线的工具，都是资产阶级用来搞统一战线从而让自己躲在其他阶层背后的工具，资产阶级最害怕的就是让自己处于斗争的第一线，因为他们是极少数，在与无产阶级的直接冲突中是必然要失败的，而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则会让资产阶级直接处于斗争的第一线。
《唱空卖空中国公司的“美国黑手”》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月25日报道。中新网7月27日电，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国际金融炒家索罗斯旗下的对冲基金，管理高达255亿美元资产。为免在新金监管条例生效后，公司需向美国证交会注册并披露运作模式，他决定停止为外界投资者管理资产。在监管美国金融市场的《多德-法兰克法案》规定下，为外界投资者管理逾1.5亿美元资产的对冲基金，将受更严格监管，并需披露营运模式、投资者及雇员资料和利益冲突等详尽资料，但以“家族办公室”运作的公司则获豁。我们举这个消息是为了说明，近来出现的一股唱空卖空中国公司风潮并不是某些美国公司的个别行为，而是由美国新的金融监管条例所引起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股风潮也不是专门针对中国公司的，而是针对所有非美企业的。原本，美国资本的对外投资行为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对外扩张的需要，通过对外投资（非美企业在美国上市也是美国资本对外投资的一种方式），美国资本加重了对国际市场的控制。然而，美国资本的对外投资行为尽管是有利于美国资本自身的（在繁荣时期也可以泛泛地认为是有利于美国本身的），但是，在危机时期，美国资本的这种对外投资行为在客观上成为了美国资本外逃避难的途经，由此反过来成为了加重美国国内危机的帮凶。因此，为了遏制资本外逃，打击那些企图逃避美国主权债务危机的资本，美国出台了新的金融监管条例。然而，根据该条例，我们发现，其实质就只是打击了那些需要通过集资方式才能实现资本增殖的中小资本，而保护了可以独立完成资本增殖任务的大资本，换言之，实际上是提高了资本参与到再生产过程中的门槛。由此可知，在该条例的作用下，美国国内的资本垄断程度将会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