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冶屋英雄谭攻略:叶君健——从牛背上走来的著名翻译家

为拯救中华而跨入文学殿堂

　　叶君健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由于家贫，他从六岁开始就与牛为伴，闲时，在村祠堂中从私塾先生处学些儒家经典。父亲在外地当小店员，几年才能回家团聚一次。叶君健从小营养不良身体孱弱，但贫穷并未泯灭他爱读书的天性。农忙时，他 帮家中割稻、摘棉、割草喂牲口，农闲时，识字、背书、写字、填词，如饥似渴地读新诗和散文。因此，他不仅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学根底，而且同时又接受了新文学思想的滋养，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根基。

　　1922年，北伐军打到武汉，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红安县也成立了农民协会。叶君健的大哥当了农会会长，二哥在武汉参加了店员工会，连幼小的叶君健也参加了小学的童子团，开始受到了革命的洗礼。1927年春，蒋介石叛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大哥几乎被杀，大嫂远避他乡削发为尼，二哥逃到上海又当上了小店员。这时仅有14岁的叶君健，既受到革命的感染，也饱尝了动荡饥饿之苦，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下，他的二哥把他带到上海。原是为了让他继续读书学点数学、英语等知识，以求能找到一个可靠的谋生职务。

　　刚到上海，他虽有了八年私塾的学历，但也只能插入高小二年级。学校里教的数学和英文等课，对他都是陌生的。尤其是上英文课时，他那浓重的乡音，往往成为同学们的笑料。但是这个自小吃过苦的乡下人，被顽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驱使，完全靠努力自学，终于克服了难关，从这种窘迫的局面中解脱出来。而且两年间就从小学跳到了高中，使同学们为之侧目。

　　这位从封闭式的山村骤然来到十里洋场的少年，目睹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畸形都市，结合在乡间看到的封建统治势力的罪孽，使他那淳朴、童稚的心灵萌生了对旧社会制度的憎恨。就在他感到气愤而又感到没有出路之时，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我国东三省。上海“左联”和文艺界的爱国志士，掀起了宣传抗日救国浪潮，犹如黑暗中的曙光一样吸引着广大热血青年，同时也吸引着叶君健。他寻觅，阅读左联的文学作品和鲁迅等人的著作，特别是鲁迅的著作。他决心背离父兄为他苦心设计的人生之路，投身到以抗日战争为主的文学战线上来，奋笔疾书，为拯救中华而战!从此，一步步跨上了文学艺术的殿堂。

　　叶君健中学毕业后，在1932年考取了武汉大学外语系，专攻外国文学，开始了他最早的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尝试。早在1931年，他发现新读过的一些东欧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大都是以世界语转译成中文的。世界语无形中起到一种被压迫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作用，使他萌生了学习世界语的愿望。恰好，此时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上学必须自己交伙食费，为筹得这笔钱，经人介绍，他成为《大公报》文艺副刊《蒙光》固定的撰稿人，又尝试着用世界语创作了处女作《岁暮》。这篇小说通过一对贫苦夫妇失业后的悲惨生活，深刻揭示了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作品刊出后受到读者的欢迎，由此而奠定了他以世界语为主的独特的创作方式。大学毕业前，他又用世界语创作了另一部小说《被遗忘的人们》。书中描写了一些普通的中国人，这些人虽然已被世人淡忘，但作为人们苦难生活的见证人却永远不会被遗忘。叶老以这两部小说为发端，开始了他用外语写作和翻译的工作。《被遗忘的人们》这篇小说于1937年出版不久，日本世界语学者即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东方惟一的一篇有分量的世界语作品，它反映了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国际世界语领导人拉本纳在所著《透视》一书中说到世界语文学作品时，也认为这本《被遗忘的人们》，是世界语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后，叶君健成为惟一用世界语进行创作并获得了世界声誉的中国作家。

走上世界文坛

　　叶君健不仅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而且是一位在国外享有盛誉的知名作家。1936年在武汉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当年东渡日本学习日文。抗战爆发后，他由日本返回中国，在湖北隋县列山中学教书，并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发起并参加了筹建“中国文艺界抗筹协会”的工作，后来又参加在郭沫若领导下的政治部第三厅，从事对外宣传工作。从笔译、口译到英语广播，大多由他负责。这期间他接待了不少世界知名记者、作家、诗人、摄影师，如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英国小说家易休伍德和诗人奥登，荷兰电影艺术家伊文思和卡巴等。

　　武汉失陷以后，叶老转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战对外宣传。他是第一个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去的人。他还有意识地选译了不少中国抗战文学作品寄到纽约、伦敦、莫斯科的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以扩大影响。他把刘白羽、姚雪垠、张天翼等作家的作品译成世界语和英语，1939年在香港出版了《新任务》和《中国抗战小说集》两本书。

　　1940年，叶老由香港返回重庆，受聘到中央大学和复旦大学教英文、欧洲戏曲和英国散文。在此期间，他埋头翻译了大量外国名著，有欧美作家写的反法西斯作品，如捷克作家海姆的小说《人质》和美国作家斯坦培克的小说《月亮下落》。此外，还有古希腊作家埃斯库罗斯以及近代作家托尔斯泰、易卜生、梅特林克等古典大师的作品。

　　当时由于皖南事变的影响，重庆文化活动进入前所未有的低潮，叶君健当时翻译了这么多国外进步作家的作品，这是他在当时惟一能做的非常实际而有益的工作。

　　正当他集中精力投身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时，一件新的重大任务降落在他身上。那就是1944年叶老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聘，到英国各地作巡回演讲一年。他奔波于英国各地，向英国各阶层人民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艰苦卓绝的事迹以鼓舞英国人民的士气。使人们的思想为之一振，在繁忙的六百多场演讲间隙，叶君健运用英文创作小说，在英国报刊上发表。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作为对叶君健战时服务的酬劳，英国文艺委员会拨出经费，送他到英国剑桥大学英王学院从事欧洲文学的研究工作。在学院工作的五年时间里，他应英国《读者文摘》杂志之约，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八篇小说并结集出版。这部名为《无知的和被遗忘的》书一出版，就以其充满生活气息的题材和独特的中国艺术风格，引起英国评论界的关注。他也因此无形中进入英国作家的行列。这以后，他又着手写作长篇小说《山村》。这时他已逐渐了解和熟悉英国和欧洲文坛名人的作品，他面对这个过于看重传统和门第的欧洲文坛，没因自己的肤色和贫困的出身而妄自菲薄，从他所经历的生活和斗争实际出发，用质朴的笔调和感情尽情地描写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中国和中国的贫苦人民的风土人情，把他的深厚的忧患意识和对中国革命的深深理解，渗透在《山村》这部小说里，使英国的读者从中真正体会到中国式的革命特点及其意义。这部长篇小说于1947年7月由英国“山林女神”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英国书会评为当年英国最佳小说，并被编入国际世界语协会《东西方文化丛书》中。人们开始对这个来自中国小山村的青年、这个神秘的国度，以及这个国家正在进行历史性变革的事实刮目相看。

　　近半个世纪以来，这部《山村》已引起西欧，东欧，北欧以及许多东方国家的注意，目前先后在英、美、法、意、西班牙、瑞典、挪威、冰岛、瑞士、荷兰、印度、印尼等2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并在不断重版，可谓经久不衰。

　　《山村》到了1982年才由作者翻译成中文，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紧接着作者又完成了它的续集《旷野》和《远程》，形成一部名为《寂静的群山》合集。当这三部曲宣告完成时，英国的一个威望极高，历史悠久的文学出版社“费伯”出版公司闻讯后，很快和他签订协议出版这三部书。和几十年前《山村》的出版一样，这部合集小说的出版，同样引起欧洲出版界的极大关注。在小说的封底，出版社引用美国的评论说“在叶先生小说的朴素和简洁中蕴藏着深厚的激情。这种激情是一个成熟的，完美的文化升华。作者在他略带抑郁的幽默感中，最深刻地触动了人类精神的核心。”又说，“这是一部规模宏大，充满力量的作品”……

名副其实的“文化大使”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和翻译家的叶君健，在他一生中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使更多的世人了解中国，作出了无可置疑的重大贡献。叶老在四十年代至今不倦地把许多外国名著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此外早在四十年代初，他不顾反动势力的威胁、封锁，将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及其它进步的，反映我国抗战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和世界语在英国出版。以后他又用世界语翻译了中国抗战小说集《新任务》，以及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的反对侵华战争的剧本《三兄弟》，用英文翻译了一本中国近代小说集《三季》。这些译作对帮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二战结束后，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英王学院研究欧洲文学，1948年应毕加索、居里夫人、阿拉贡的联合邀请，参加世界知识分子大会，同时他也是“世界和平大会”的发起人之一。

　　他作为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1949年7月，参加了第34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并结识了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的儿媳万达·柴门霍夫。1948年他在英国参加世协会时，听到祖国即将解放的喜讯，决定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叶君健上百万字的译著《安徒生童话全集》，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还引起了丹麦女王的赏识。1988年8月，丹麦女王玛格利特二世将丹麦国旗勋章授予叶君健。非常巧合，安徒生也因他的童话创作为国家赢得了世界声誉而获得同一勋章。在授勋仪式上，丹麦驻华参赞安德森说：“叶教授有着跟安徒生同样的背景，都是贫寒出身，但却很努力自强。安徒生是我国人民最崇敬的作家，叶教授从丹麦文直接翻译成中文的安徒生全部作品，在中丹文化交流史上是一项杰出的贡献。丹麦勋章在丹麦代表一个重要爵位，相当于爵士”。

　　解放以后，叶君健虽多次出国，但没有一次是以政府部门的名义或以其它代表官方的名义派出国的，都是以他在国外学术界的威望受到相应国家的邀请而出去的。在每次参加这些国际交流时，他都为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做了许多工作。

　　1977年冬天，他应邀去保加利亚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被选为这个组织的常务理事。后来通过他的影响，中国也加入了国际世界语协会，他同时兼任中国世界语协会名誉理事。

　　1980年国际笔会在南斯拉夫召开，他和另一位作家作为观察员应邀出席。在这次会上他和笔会组织的领导成员讨论了关于中国加入国际笔会的问题。后经中国作协研究批准，中国笔会中心正式成立，并于第二年正式加入了国际笔会。这样，中国作家又有了一条重要的与世界各国作家进行交流的通道。

　　1982年一年间他三次出国。第一次是三月，是他一个人代表中国笔会中心在丹麦哥本哈根参加国际笔会的年会。在会上，他利用在西欧，特别是在英国和丹麦的特殊影响，充分发挥了他的文化外交才能。

　　8月，国际笔会在法国里昂庆祝该会成立60周年，巴金作为团长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活动，叶老亦应邀随团赴法。这次虽有专职翻译同往，但在关键时刻，都是靠叶老当场以他流利的法语，生动的例证，雄辩的逻辑对某些提问者直接作答。对他所起的特殊作用，巴金团长和全体团员十分赞佩。

　　这年，他还应英国母校剑桥英王学院的邀请去讲学，讲学期间，该院授予他“名誉讲座”称号。在这之前，1980年他应邀去美国十大名校之一的威士廉大学讲学，该校在他讲学期间也授予他“佛里曼讲座”的称号。

　　1989年底，叶老被世界文化理事会聘为“达芬奇文学艺术奖”评委，候选人都是当今世界知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能担任这一评委，也说明叶老在国际文坛的声望和影响。此后不久叶老又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到香港大学参加了“亚洲英语作家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亚洲和世界上声望很高的用英文写作的作家。叶老在会上主持了关于文学翻译的讨论，这又一次证明了他在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上所取得的崇高威望。

　　面对接踵而来的国际学术上的尊重和荣誉，他始终保持沉默，从不张扬和炫耀，他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人的位置上。他常常对了解他的友人说：“我只是认真地做了一点我能做的事情。在我的灵魂深处，我不过是一个乡下人。因为我们国家的人民、文化和河山抓住了我的灵魂，我永远爱他们，为他们工作，基于此，我才做了这一切。”

春蚕到死丝方尽

　　在叶老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抗战时期，他忙于国际宣传工作，解放后在和平年代，为了弘扬具有悠久历史的灿烂的中国文化，他创办了大型英法文版的《中国文学》杂志，向世界介绍古代、现代和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并且一干就是几十年，负责编辑了2500万字的作品。而他从事的个人文学创作只是1945到194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英王学院作研究工作时那有限的五年。在这五年中，他用英语写作和出版了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其中除《山村》被评为“最佳书”外，他写的很多小说都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发表，被英国的文学评论家尊称为“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章节在叶君健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来了”。

　　回国后他基本上都是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繁重的日常工作压得他没有多少时间写作，偶尔写些作品，也是利用业余时间“见缝插针”的产物。其中包括16卷本《安徒生童话全集》的翻译，都是他利用全部娱乐和绝大部分的休息时间来完成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白天被批斗，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夜晚就抓紧时间写作，《土地》和《寂静的群山》两部各一百多万字的三部曲就是这时候写成的。他的夫人苑茵女士曾风趣地对我说：“这三部曲是扫厕所扫出来的。”为了写这两部小说，他共化了三年时间，到1976年才定稿。《寂静的群山》，讴歌了正直、勇敢、友谊和爱情，生动地再现了大革命时期的许多生动镜头。

　　用这部小说的名字来概括叶君健不同寻常的一生，是最形象和恰当不过的了。因为他的人生道路和文学、翻译工作，所创造的一个个业绩，正如群山一样巍峨、壮观、迷人。而这巍峨的群山，却深深地藏在他心里，极少向外界泄露这大山之中的秘密，犹如原始森林一样沉寂，寂静得像密封起来的历史。

　　1993年初，年近八旬的叶老被正式批准从对外宣传工作岗位上退休。在与绝症病痛斗争的同时，他又争分夺秒地奏响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曲乐章。在病情得到暂时控制以后，他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去。可惜，这宝贵的时间只给了他五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中，他以他的绝症之躯，赶写并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白霞》和九部中短篇小说。其中包括一部与夫人苑茵合作的《金婚》、一部儿童文学《天鹅》，以及总结他70年的人生经历和儿童文学写作翻译经验的《叶君健访谈录》。这还不包括发表在各种报刊上近百篇的文章。叶老在他生命最后五年中抢时间“爬格子”期间，呕心沥血，奇迹般地写出的文字总量不少于二百万字!

　　当叶老1992年尚住在故居恭俭胡同时，我常到他家的客厅兼书房探望或访谈。那时的书房如同一座书城，一片书海。可当他大病初愈迁到车公庄寓所时，突然发现他的客厅和卧室没有了那些放满了藏书的书柜了。正当我正惊诧时，叶老笑着对我说：“我这儿已没有存什么书了，也称不上书房了。”原来，1992年底，癌魔突然袭向了叶老，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此时，这个与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知识分子，首先关心的是他心爱的书籍。他想到了家乡，决定把那伴随他风雨一生的藏书献给故乡人民。他说，“那天红安来车，拉了满满三大卡车，满满三大卡车……”老人一面喃喃地叙说着，目光注视前方，是欣慰?还是思念?满满三卡车的书，对于一个一生热爱、追求知识的读书人来说，该是多珍贵的财富啊!后来听说红安县收到这批书后，在县城建立了一所“叶君健书屋”，让家乡学子永远沐浴在他的广博无垠的知识海洋里。

　 《炎黄春秋》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