驹泽大学 南山大学:经济全球化与治理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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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键词：
有人把全球化视为陷井，有人则把它看作福音；有人把全球化看作是纯粹的经济过程，有人则认为全球化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这些不同的观点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各自的佐证，因而，这样的争论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但毋庸置疑的是，经济全球化已经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和必然趋势，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正在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最重要的特征。经济全球化不仅对人类的经济生活，而且对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所有社会生活都在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它不仅在改变人类的经济发展进程，也在改变人类的政治发展进程。本文将通过研究经济全球化对全球治理产生的影响，来探讨它对人类政治生活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9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特别是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领域，“治理”一词十分流行。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但是，自从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赋予Governance以新的含义，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涵义也与government相去甚远。它不再只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而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不再仅在英语世界使用，并且开始在欧洲各主要语言中流行。正如研究治理问题的专家鲍勃·杰索普（BobJessop）所说的那样：“过去15年来，它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至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年2月号）
“治理”概念之所以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主要是因为在许多学者看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的政治生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便是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government）走向治理（governance），从善政（goodgovernment）走向善治（goodgovernance）。因而，治理和善治不仅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也为政治家和政治组织所关注。
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也纷纷发表正式报告，专门阐述治理问题。例如，世界银行1992年年度报告的标题就是“治理与发展”（GovernanceandDevelopmen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6年发布“促进参与式发展和善治的项目评估”，联合国开发署（UNDP）1996年的一份年度报告的题目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管理的发展和治理的分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1997年也提出了一份名为“治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8年第3期出了一个名为“治理”的专号。联合国有关机构还成立了一个“全球治理委员会”，并出版了一份名为《全球治理》的杂志。
在众多关于治理的定义中，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认为治理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参见《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OurGlobalNeighborhood〕，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治理”与“统治”从词面上看似乎差别并不大，但其实际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在不少学者眼中，区分治理与统治两个概念甚至是正确理解治理的前提条件。正如让-彼埃尔·戈丹（Jean-PierreGaudin）所说，“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让-彼埃尔·戈丹：《现代的治理，昨天和今天：借重法国政府政策得以明确的几点认识》，载《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年2月号）治理作为一种政治管理过程，也像政府统治一样需要权威和权力，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但两者至少有两个基本的区别。
首先，治理与统治的最基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质性的区别就是，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治理的主要特征“不再是监督，而是合同包工；不再是中央集权，而是权力分散；不再是由国家进行再分配，而是国家只负责管理；不再是行政部门的管理，而是根据市场原则的管理；不再是由国家‘指导’，而是由国家和私营部门合作”（弗朗索瓦-格扎维尔·梅理安〔Francois-XavierMerrien〕：《治理问题与现代福利国家》，载《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年2月号）。所以，治理是一个比政府更宽泛的概念，从现代的公司到大学以及基层的社区，如果要高效而有序地运行，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却不能没有治理。
其次，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一样。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导致人类政治生活从统治走向治理的因素无疑是多种多样的，经济全球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改变了统治和治理的主体、结构、方式、过程和意义，对传统的民族国家、国家主权、政府体制和政治过程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动着人类的政治发展。
近代以后，民族国家一直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核心。民族国家建立在众所周知的三要素之上：领土、主权和人民。任何独立的政治体要成为一个国家，必须具备一定的领土，国家的领土是独立而不受侵犯的；在这个独立而确定的领域中必须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机关，它代表国家的意志，国家的主权不可分割，不受他国的干预；在国家的领土范围内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公民，它们的责任和权利仅受本国法律和本国政府的保护，他们只有在隶属于一个领土国家时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行使自己的权力，因而公民通常等同于国民。直到现在，这样的民族国家仍然是现实政治生活的中心，因而也是人们政治想象的基本依托所在。然而，不可阻挡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对领土、主权和人民三要素构成了重大的挑战，正在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心目中的国家形象。
经济全球化主要体现为资本全球化、产品全球化和通讯全球化。这些现代的经济要素日益要求冲破民族国家的壁垒，使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自由流动，没有资本、产品和通讯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就根本谈不上经济全球化。资本、产品和通讯在全球范围的流动，既对全球性流动提出了客体的要求，又对这种流动提出了主体的要求。换言之，它要求一个相应的全球性的流动空间，这个全球性的流动空间就是世界市场或全球市场；又要求一个管理和协调资本、产品和通讯全球流动的世界性组织，这个世界性的管理和协调机构就是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尤其是跨国公司。所以，经济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全球市场的形成和跨国组织作用的增大。全球市场和跨国组织在本质上与传统的国家领土观念是相冲突的，资本的全球流动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客观上都要求冲破领土的束缚。当国家的领土疆界与资本的全球要求相矛盾时，跨国公司和其他跨国组织就会想方设法使国家的领土要求从属于资本扩张要求。进一步说，当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领土发生冲突时，传统的领土观念正在越来越多地让位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当经济的全球化冲破传统的民族国家的领土束缚时，我们便清楚地看到了它的政治后果：“全球化概念指出了一个方向，而且只有一个方向：经济活动的空间在扩大；它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因此重要的是政治调控的空间也在扩大”。（拉尔夫·达伦多夫：《论全球化》，见乌·贝克和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民族国家的领土要素与主权要素是紧密相连的，经济全球化既然对领土要素提出了挑战，也必然对主权要素提出挑战，甚至更明显更严重。正如《已经改变了的国家》一书的作者所说：“在一点上，全球化拥有一种强大而复杂的影响：关于人权和民主治理的全球化的规范正在穿透国界，重塑传统的主权和自治概念……这种规范已经形成并且正在不断发展，它使制止严重侵犯人权和人类安全的国际干预具有合法性”。（戈登·斯密斯〔GordonSmith〕和莫艾斯·奈姆〔MoisNaim〕：《已经改变了的国家：全球化、主权和治理》，国际发展研究中心1999年版，第27页）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跨国投资等全球性的经济活动，势必要求在有关的民族国家内有一个相应的政治环境。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制度千差万别，很难完全适应外来资本的制度要求。当全球经济活动与民族国家原有的制度发生冲突时，后者往往做出必要的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原有的决策过程和政治经济体制或多或少会发生一些实质性的变迁，这种制度性的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对其主权构成了挑战。其次，经济全球化导致了某些政治价值的普遍化，特别是自由、民主、人权、和平。当这些政治价值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时，例如发生种族灭绝性的暴力行为，国际社会的干预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道义支持。最后，经济全球化使得许多原先的国内问题日益国际化，例如生态环境、资源短缺、贫困、犯罪、毒品、人口等问题，仅靠民族国家的主权政府很难有效地解决它们，而需要跨国性的国际合作。这种国际合作在许多情况下也会削弱传统的国家主权。
经济全球化也对居住于固定的民族国家领土范围并效忠于国内政府的传统公民观和种族观提出了挑战。伴随着资本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的老板、高级经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直至普通的劳工，经常穿梭于设立在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对于他们来说，效忠跨国公司往往甚于效忠国家或民族。此外，移民的人数也前所未有地增加。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到90年代初，旅居国外的新移民已超过1亿，他们中间既有少量的非法偷渡者，更多的则是合法的移民。对于这些移民来说，传统的那种绝对的种族认同基本上不复存在。即使是居住在国内的普通公民，传统的政治认同也在经受极大的考验。经济全球化、互联网和生态环境的国际化，使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淡化原来的国家认同，而滋生出了全球意识，出现了所谓的“新认同政治”，少数先锋派如国际环境保护主义者甚至已经以“全球公民”自居了。
鉴于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公民认同所构成的挑战，一些学者直接就把全球化的过程定义为“非民族国家化”的过程，认为全球化正在消除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日益消失，使民族国家的统治失效，“至少在西方世界倒退到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不再可能”。这种“非民族国家化”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社会的非民族国家化，即经济的、生态的、文化的和军事的行为联系和作用联系的扩大，正迅速向前推进，而创建超民族国家的政治管理机构则是一个具有现实的重要性，但进展却非常缓慢的进程”。（米夏埃尔·齐恩：《黑、红、绿、棕对非民族国家化的反应方式》，见《全球化与政治》，第162、171页）更有甚者，一些学者指出，全球化破坏了国家的自主性，一个“社会的世界”正在取代“国家的世界”，东西方冲突的结束削弱了民族国家存在的价值，因此，“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民族国家正在终结”。（赫尔伯特·迪特根〔HerberttDittgen〕：《没有国界的世界》，见《政府与反对派》1999年第34卷第2期）
把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造成的冲击，概括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或“正在终结”，无疑是一种偏激的和夸张的观点。在可见的将来，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政府还会长期在人类政治生活中扮演核心的角色。然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民族国家及其主权政府的性质及其在人类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正因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而发生重大的变化。从政治主体方面看，以政府为惟一主体的统治正在逐渐减少，而以公民和民间组织为主体的治理则在逐渐增多，人类所梦想的“没有政府的治理”将在政治生活的许多领域中成为现实；从政治制度方面看，民主、人权、法治正在日益成为全球的普遍价值，而专制独裁则将失去其最后的存在基础。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相伴随的这一从统治到治理、从善政到善治的转变过程，将同时发生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基本的层面。
从国际层面看，全球治理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之一。1992年，联合国在前德国总理勃兰特的倡议下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瑞典前首相卡尔松任该委员会的首任领导人。1995年，该委员会发表了至今仍对国际关系深有影响的研究报告《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同年还创办了《全球治理》杂志。全球治理之所以引起政治家和学者的共同关注，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三个。首先，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国家间和地区间冲突的结束，相反，这些冲突依然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在个别地区甚至空前地激烈，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破坏人类和平，践踏人权和人道的主要根源。对国家间和地区间的这些暴力冲突，国际社会不能熟视无睹，而应当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调解和平息，以维持人类的和平。其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空前地增加，这些合作与交流已经超越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尤其需要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确立一种共同遵守的规则和制度框架，以发扬人类的普遍价值，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最后，有效解决诸如环境保护、消除贫困、遏制国际恐怖主义、消灭跨国犯罪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以维护国际社会的正常秩序，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
全球治理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和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治理是国内治理在国际范围中的延伸。“在国际关系领域，治理首先是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协议与惯例的产物。这涵盖政府的规章制度也包括非政府性机制，后者谋求以它们自己的手段实现它们的愿望、达到它们的目标。治理被视为由多数协议形成的一种规范系统，它可以在没有政府的正式授权和具体批准的情况下贯彻实施某些集体项目。各种政府间组织，以及由非政府组织或跨国公司推动的非正式调节程序也都包括在这种治理之内。所以，它既是各国参加的国际谈判的产物，也是由个人、压力集体、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形成的混杂联合的结果”。（彼埃尔·德·塞纳克伦斯：《治理与国际调节机制的危机》，载《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1999年2月号）
在冷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一方面，面临着重建并维持新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需要，另一方面，目前已有的国际性组织、政府间组织和民族国家都不能够凭借现存的力量达到全球治理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希望强化联合国的作用，给联合国以足够的权威，使联合国承担起国内政府的功能，在此基础上将联合国发展成为类似“世界政府”这样的全球权力机构。这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观点，在我们可见的将来，地球上不可能出现一个类似国内政府的世界政府。联合国在其50多年的历史中对维护国际社会的安全和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在国际事务中迄今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将在今后长期保持下去。但联合国不可能成为全球治理的惟一责任者，各国政府也不可能成为全球治理的惟一责任者，全球治理的责任应当由各国政府、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ety）共同承担。正如“全球治理委员会”所说的那样：“在全球层次上，治理基本上是指政府间关系，但现在我们必须理解，它也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运动、多边合作和全球资本市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第3页）
全球公民社会即是全球性的民间社会，它主要由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网络和公民运动等组成。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应当给予特别的强调。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国际性的非政府民间组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对国际事务所产生的作用上都在与日俱增，对全球治理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大。据最新出版的《国际组织年鉴》统计，在现有的48350个国际组织中，非政府的国际公民社会组织占95%以上，至少在46000个左右。又如，1972年，参加联合国环境大会的非政府组织还不到300个，到1992年注册参加联合国环境大会的非政府组织多达1400个，同时参加非政府组织论坛的非政府组织高达18000个。1968年在德黑兰召开国际人权大会，只有53个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观察员身份、4个非政府组织参加了大会预备会议；而在1993年的维也纳国际人权大会上，248个非政府组织取得了观察员身份，593个非政府组织参加了大会。1975年，只有6000人参加了墨西哥世界妇女大会的非政府论坛，114个非政府组织参加了正式会议；而到1995年，30万人参加了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非政府论坛，3000个非政府组织参加了正式会议。除了非政府国际组织外，全球公民社会的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迅速发展起来，即依靠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建立的全球公民网络。没有人能够准确统计全球公民网络的数量，但可以肯定的是，世界各地每日每时都在产生着形形色色的全球公民网络，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全球性的公民社会组织。虽然到目前为止，各国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仍将一如既往地起主导作用，但这种作用正在日益被全球公民社会所共享。
应当指出，在西方的全球治理理论中也存在着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这就是，全球治理有可能成为某些跨国公司和国家干预别国内政、谋求国际霸权的理论依据。西方某些全球治理理论，建立在政府的作用和国家的主权无足轻重、民族国家的疆界模糊不清这一前提之上。这里的危险就在于，削弱国家主权和主权政府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客观上有可能为强国和跨国公司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国际霸权政策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所以，对西方全球治理理论的这一危险倾向，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警惕。
经济全球化对国内政治的冲击，丝毫不亚于对国际政治的冲击。除了上面已经阐述的对民族国家主权、领土和人民造成挑战，从而导致“非民族国家化”的趋势之外，经济全球化还对国内的政治文化、政治传播、政治过程和政治体制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政治文化方面，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政治价值，正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政治价值和政治评价标准；在政治传播方面，由于卫星电视、互联网和电子出版物的兴起，国内政治信息的垄断和特权正在逐渐失去其存在的客观基础；在政治过程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主要是双边或多边之间的平行式的交往和互动，这促使国内政治过程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纵向式互动，逐渐转为平行的横向互动，即更少命令性的政府行为，更多协商性的合作行为；在政治体制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将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参与国际经济生活的国家确立一套更加民主和有效的政治机制，以保证经济发展有一个稳定与和平的环境，使人们在享受不断增长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享受到不断增长的政治利益。
要而言之，经济全球化要求一种世界性的市场体制，而市场体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政治状态，其中包括法治、政治合法性、社会秩序和行政效率。经济全球化将对国内政治生活从善政到善治的转变起到助推器的作用。自从有了国家及其政府以后，善政便成为人们所期望的理想政治管理模式，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国古已称之的“善政”，大体相当于英语里所说的“goodgovernment”（可直译为“良好的政府”或“良好的统治”）。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善政的最主要意义，就是能给官员带来清明和威严的公道和廉洁，各级官吏像父母一样热爱和对待自己的子民，没有私心，没有偏爱。不过，更抽象地说，善政的内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基本类似，一般都包括以下几个要素：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很高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务。毫无疑问，只要政府存在一天，这样的善政将始终是公民对于政府的期望和理想。
然而，经济全球化及其对传统国家主权和政治统治方式的挑战，已经使善政在政治理想中的这种长期独占鳌头的地位，在世界各国日益遭到了严重的挑战；而对善治的期望则不断增加，善治将成为全球化时代的理想政治管理模式。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治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构成善治的基本要素有以下六个：
1.合法性（legitimacy）。它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它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的关系，从法律的角度看是合法的东西，并不必然具有合法性。反之，具有合法性的东西，也不见得一定符合法律的条文。只有那些被一定范围内的人们内心所体认的权威和秩序，才具有政治学中所说的合法性。合法性越大，善治的程度便越高。取得和增大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是尽可能增加公民的共识和政治认同感。所以，善治要求有关的管理机构和管理者最大限度地协调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以便使公共管理活动取得公民最大限度的同意和认可。
2.透明性（transparency）。它指的是政治信息的公开性。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的信息，包括立法活动、政策制定、法律条款、政策实施、行政预算、公共开支以及其他有关的政治信息。透明性要求上述这些政治信息能够及时通过各种传媒为公民所知，以便公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且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透明程度愈高，善治的程度也愈高。
3.责任性（accountability）。它指的是人们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公共管理中，它特别地指与某一特定职位或机构相连的职责及相应的义务。责任性意味着管理人员及管理机构由于其承担的职务而必须履行一定的职能和义务。没有履行或不适当地履行他或它应当履行的职能和义务，就是失职，或者说缺乏责任性。公众，尤其是公职人员和管理机构的责任性越大，表明善治的程度越高。在这方面，善治要求运用法律和道义的双重手段，增大个人及机构的责任性。
4.法治（ruleoflaw）。法治的基本意义是，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的直接目标是规范公民的行为，管理社会事务，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但其最终目标在于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及其他基本政治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与人治相对立，它既规范公民的行为，但更制约政府的行为，它是政治专制的死敌。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对法律的充分尊重，没有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会秩序，就没有善治。
5.回应（responsiveness）。这一点与上述责任性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责任性的延伸。它的基本意义是，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或没有下文。在必要时还应当定期地、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回应程度越高，善治的程度也就越高。
6.有效（effectiveness）。这主要指管理的效率。它有两方面的基本意义，一是管理机构设置合理，管理程序科学，管理活动灵活；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善治概念与无效的或低效的管理活动格格不入。善治程度越高，管理的有效性也就越高。
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从某个小范围的社群来看，可以没有政府统治，但却不能没有公共管理。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所以，善治的基础与其说是在政府或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或民间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和民间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民间社会，没有高素质的公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
善治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公民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公民必须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才能促使政府并与政府一道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显而易见，保证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权力的现实机制只能是民主政治，这样，善治与民主便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专制政治在其最佳的状态下，可以有善政，但不会有善治。善治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没有民主，善治便不复存在。
正如许多学者所清醒地看到的那样，参与全球化过程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怎样选择时机和方式参与，同时尽可能地避免经济全球化对国内政治经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的问题。中国政府积极奉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努力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表明中华民族正在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且正在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速度进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可以认为，我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意义，又有消极的影响。勇敢地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政策，尽可能地避免或降低其消极影响，增加其积极的意义，是我们对待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态度。
经济全球化不仅对我国社会的经济生活，而且对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必然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政治生活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国的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在全球治理方面，中国政府积极担负起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重大责任，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充任重要角色，致力于确立一整套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谋求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在国内治理方面，逐步确立和弘扬以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政治价值，在继续推进善政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以“民主、法治、效率、透明、廉洁、负责、合作、参与和公正”为主要标准的善治，是经济全球化对我们提出的政治要求。近年来，中国政府继续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培育民间组织、推行政务公开、扩大基层民主、推广社区自治、实行政企分开、精简行政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和倡导法治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并且签约参加了《国际人权和公民权利公约》等一系列重要国际条约，所有这些都预示了中国社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政治发展方向。
英文摘要
Economic　Globalization（EG）and　the　Shift　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
Yu　Ke　ping
The　article　exams　the　shift　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from　good　government　to　good　governance，　which　are　resulted　from　EG.　It　clarifies　the　challenges　of　EG　to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nation-state　sovereignty，　and　analyzes　the　internal　relation　between　EG　and　governance’s　shift.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Chinese reform and open policy in a certain sense is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EG that has a huge impact not only upon our economy but also upon our social life including politics. EG requires us to develop democracy，legal system， efficiency， transparency， responsibility， probity， coope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justice， by all of which good governance is characterized. This good governance is the democratic politics of our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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