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声121枪杀主题曲:高人：慎言“舆论干预司法”

　　看了秋风的《谦卑是司法职业主义的前提》，得知对于李昌奎案的“再审”，贺卫方“建议维护终审判决之终局性”，而何兵回以这“不是维护司法独立，是维护司法独裁”，秋风则归纳出了“舆论干预是否损害司法审判独立”的重大话题，并做了“谦卑是司法职业主义的前提”和“我宁愿法院顺从民众的正义感”论述。

　　对上述三人的观点，本文不予置评，只谈我对有关问题的看法。

　　二

　　“舆论干预司法”，是个复杂话题，个中的是非，很难说个明白。

　　掰拆这个问题，同讨论判处李犯“斩立决”和改判“斩监侯”孰是孰非一样，必须先从大处着眼，不能脱离“中国特色”背景，如果就事论事，往往说不清楚。

　　譬如谈论死刑，便必须考虑中国刑法的这一“特色”：主张“少杀”“慎杀”，但绝非一个不杀。

　　据此，昭通中院“以事实为依据”，依据现行法律判处李犯“死刑”，合法合理合情，不属严判滥杀。

　　而云南高院以李犯“有自首情节”，而将“死刑”改判为“死缓”，并以“减少死刑已经成了大趋势”“杀人偿命的陈旧观点要改改了”等“法外”理由进行辩解，看似道德高尚，却是明显失当——因为，中国还没废除死刑，拿“大趋势”说事儿，不实之词理既不直气也不壮。

　　三

　　那么，该案从“改判”到“再审”，是否便是“舆论干预司法审判”的结果?

　　云南高院只是说，出于“受害人家属不服提出申述”，以及“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也认为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李犯的量刑偏轻，建议予以再审”这两条司法的理由，才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再审”——可视为“与舆论无关”的表述。

　　但此说与之前应对公众质疑的咄咄逼人——诸如“绝不能以一种公众狂欢式的方法来判处一个人死刑，这是对法律的玷污”“我们不会因为大家都喊杀，而轻易草率地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并放言如此改判“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云云，反差太大，判若两人，就只能令人疑心如此“前倨后恭”另有他因了。

　　四

　　解此谜团，也得从“特色国情”入手，先问问“中国的司法独立”吗?

　　司法工作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绝不搞“三权分立”，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

　　既然是“党主司法”，那么，人们便有理由设想——“改判”所引发的汹汹舆情，通过舆情系统上达当今“军机处”，鉴于民怨沸腾如此，不利于社会稳定，因而下旨“干预”，抑或是领了云南府的“再审”口谕?

　　可以肯定，上峰绝不会无动于衷，壁观坐视。

　　反思之亦然——若无好事的记者，消息便无从披露;若无互联网，民意亦无从表达，则“改判”怎的，又何来“再审”?

　　总之，“舆论”无疑是“再审”的要因，但不是“干预”的主体，只能说是“民怨”促成了上峰的“干预司法”。

　　五

　　可见，“舆论干预司法”的是否，取决于“司法独立”的是否。

　　倘若司法真的独立，奉行“法律之上”，那么，只要判决合法公正，莫说舆论“干预”不了审判及其结果了，任何权力连置喙也都不敢——美国法院之所以释放了被怀疑杀害了自己两岁女儿的凯西·安东尼，是因陪审团认为“证据不足”。尽管释放遭到舆论强烈质疑，但法院就这么判了，公众也都认了，至于有人向她发出“死亡威胁”，那也不是针对着法院。

　　在中国，情况却是相反。相对于舆论，司法乃是强权，非但惟上是从，并且还能“制造”舆论，以售其“见”。

　　药家鑫案的一审便是如此——法庭公然违背公正原则，请来数百名药犯的师生旁听，并向他们发放问卷，征求对案件的看法尤其是量刑的意见，加上庭内律师“激情杀人”的辩护，庭外专家“按键习惯”的开脱，央视广而告之的报道，都有引导舆论饶药犯一死之嫌。

　　结果弄巧成拙适得其反，激起公愤，反而断送了药家鑫年轻轻的性命。

　　这一案例说明：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侮。既然“人民利益至上”言之凿凿，那么，“顺应民意”有何不可，又何来“干预”之谓?

　　六

　　其实，我倒是很希望“再审”乃是“舆论”直接“干预司法”的结果，换言之，“再审”乃是云南高院“顺从民意”的行为。

　　这样，夏俊峰被判死刑才有望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得到公正判决——这绝不是“舆论干预司法审判”，反而是在维护司法的公正，守卫法律的尊严。

　　“舆论”，系指社会公众的言论和意见的集合，尽管无权无势，却是监督约束权力，维护社会公正的公器，绝不是、也绝不做权力的奴婢。

　　民主国家的政府，政治家，乃至政客，无不重视舆论，请看他们的认知——

　　舆论对所有政府都有约束作用。

　　舆论的力量强过立法机关，几乎比得上十诫。

　　对舆论的关注、对失去民心的恐惧、对媒体问责的忧虑，这些使得所有当权者都谨小慎微，却也安全稳妥、

　　哪里鲜有或没有公众舆论，哪里就可能有坏的政府，它迟早会变成独裁政府。

　　——如此看来，云南高院真没必要死要面子，强说“再审”的司法理由;更不必担心此例一开，便成为“舆论干预司法”的滥觞，似乎“司法审判”从此便无法“独立”了。

　　七

　　再延伸说说“中国舆论”。

　　红朝之初在太祖的治下，根本没有舆论——文革中看过一本《毛主席论新闻工作》的册子，记住了这么一句话，大意是：《人民日报》一天登一条反对意见，一年365天就是365条，共产党就得垮台。

　　那时候的所谓“舆论”，只是“宣传的工具”——举国“唱红”颂圣，到处莺歌燕舞，“祖国山河一片红”。

　　捱到改革开放，所谓的“舆论”，也是歌功颂德，直到有了手机和互联网，好不容易才有了真正的舆论——网上舆论。

　　对此，传统的思维和治术，使得有司惊恐万状，进而严防死守，筑墙，删帖，关闭论坛，使尽了全身解数，无奈力不从心、更是不得人心——北京邮电大学校长在武大演讲，被扔了鞋和鸡蛋，还不是因为网民鄙夷这位“中国防火牆之父”?

　　这便是中国舆论的生态环境，“社会舆论”与“统一舆论”的博弈。

　　平心而论，中国百姓，真个是世界上最好的国民，最是通情达理，面对如此恶劣不堪的腐败，强征，强拆，城管，枉法，也没像北非那样动辄上街，聚众广场，只是在网上说说，发发牢骚，顶多骂骂，宣泄一番——有道是“物不平则鸣”，总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吧?

　　八

　　最后简析“舆论干预是否损害司法审判独立”之说，便不难发见问题。

　　毫无疑义，既是“干预”，就一定“损害”，不必“是否”。

　　问题是，公众非议李案的改判，只是表达不满，“不满”并不等于“不对”;又因不敢奢望，所以舆论也不具“干涉司法”的主观故意，只是在客观上，有益于匡正司法的不公。

　　“舆论干预司法”云云，语焉笼统，囫囵言说，不利于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故应该“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