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道飞虎hd 吉吉影音:高华：一个“外逃者”眼中的苏联(2)

　　60年代初以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一些领导人对苏焦虑感与日倶增， KGB被无限放大，谍影憧憧，康生等有了用武之地，也懒得对留苏人员作区别分析，干脆采取“一锅煮”的政策。长期担任毛的俄文翻译的师哲虽然在30年代曾是“格伯乌”（KGB的前身）工作人员、但在1940年就回到延安，早在1962年就被关进秦城。同年，康生还把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原东北局外事处负责人，中共妇运元老卢竞如投入秦城，一关就是十八年。到了文革，更是把大批历史上与共产国际、苏共有联系的老干部、新干部，例如阎宝航、阎明复父子，吴克坚、萧三、李立三的夫人李莎等统统打成“苏修特务”或“苏修特务嫌疑”，全部投入秦城监狱。

　　作者虽是北大学生，思想却很幼稚，即使跑到苏联，还对官方宣传信以为真，结果大为失望

　　以常理看，当年的北大学生，当属天之骄子，学养、见识都应卓越，其实并不尽然，建国后，北大历经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冲击，五四以来的学统已完全断裂。老知识分子遍体鳞伤，早已三缄其口。校系党的领导，多为政治挂帅的政工干部，学校还收取了为数众多的调干生，康生、陈伯达等也不时来北大作大报告，学校的整体氛围已彻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能学多少，全赖自身的努力，而学生间的对社会批评性的思想交流，因恐惧告密，也基本不复存在。这就使得一些学生除了专业，几乎不再有个人的思想活动，他们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全都来自《人民日报》和领导的讲话。雷光汉的书稿中提到他逃到苏联后，向审查他的KGB提出，要求把他送到台湾和新加坡，他的理由是那两个地方都是中国人的地方，他愿意生活在中国人中间。可问题是，苏联人为什么要满足他的个人愿望？雷说，因为中国报刊说，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他以为到了苏联，就可以自由到世界各国去。读到这一段，颇为震惊，雷先生不是北大毕业生吗？他怎么会如此天真？还有，雷先生竟然不知道中国反间谍系统曾经长期由康生领导，当苏方KGB上校告诉他时还大吃一惊！这可能与雷先生身处边疆，信息闭塞有关，口内的大中城市，都有去过延安的老干部，而凡是去过延安，经历过整风运动的老干部，大多都知道康生的身份。文革初的大字报更是把康生的身份半公开了，不少人都知道这个“康老”非同小可，是一位让人谈虎色变的“反特专家”，他经常不需有任何证据，动辄就指别人是“苏修特务”，说凭他的眼睛和四十年的革命经验一眼就可看出某某是坏人等等。1967年的南京大字报上就有他表扬江苏某高干曾向他“报过一个重要的案子”的消息，这位老干部很快被结合进夺权后成立的新领导班子。

　　雷先生如此天真，自然是处处碰壁，在KGB眼里，判断一切事物的唯一前题就是估量他对苏联有无实用价值。文革中跑到苏联的流亡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既不接触中国的绝密情报，也不是中央领导人的子弟，他们的利用价值非常有限，不把你派回中国做间谍，已是开恩，你还想这个，要那个，纯属异想天开。作者提到，他向KGB提出“政治避难”的要求，被当场挡了回去，苏方告诉他，可以接受他“避难”，但他不具“政治避难”的资格，“只有王明才有政治避难的资格”，“因为你只是一个教员，不是刘少奇，不是乌兰夫。”

　　作者对中苏两国体制的弊端有较深的认识，但过于强烈的爱国主义也使他存有某种“护短”的心态

　　作者是1961年的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因对历史上俄国侵华行径不满被被打成“反苏分子”和“右派”，后被发配在伊犁离霍尔果斯口岸七公里的一所中学教书。作者在中苏两国的经历使他对两国体制的弊端有很深的体会，他认为苏联是一个“虎狼之国”，一直对中国抱有扩张的野心，但是他也承认，苏联比中国文明进步。他说苏联的制度和“文革”前的中国制度相比有一个大的不同，“那就是苏联还容许人性的存在，而中国把所有人的人性都消灭光了”。他待过几个苏联监狱，发现“里面的狱头狱卒，审判官员，都还有人性，对不幸者有同情心，只要在框框之内，请他们帮点忙，给点方便是不会遭到拒绝的。中国却完全相反，一次次严酷的阶级斗争把官员最起码的人性都抹掉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又低，最少文明修养”。他说，他见到的国内那些整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性如虎豹，心似蛇蝎，一脸凶相有如夜叉的”。他还说，虽然“离开祖国也多半辈子了，还时时做着挨整的梦。梦中整我的人不是KGB”，而是国内那些自己的同胞。

　　然而，作者在某些关键性问题上的态度也是矛盾的。这本书稿写于2000年，作者声称，他压下书稿是担心书稿出版后会损害中国，其实批判极左主义与损害中国，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跑到苏联，却情不自禁地成为了国内某些极左方针和理论的辩护士，例如，他读中苏论战的“九评”，觉得“篇篇是雄文”，而苏方的应战文章又是如何没有水平。国内在文革中大骂王明是叛徒和叛国分子，他也跟着大骂王明是“奸贼”，说如果王明在他眼前，他要上去打他几个耳光。KGB告诉雷，陈伯达倒台了，他却说这是毛的战略部署，一切都是毛安排好的。总之，他看苏联是处处不顺眼。依常理，作者亡命苏联，苏联纵有千般不好，万般不是，但是没有把他送回中国，否则等待他的只有被枪毙或被判重刑，对收留他的苏联，他似乎多少应有一丝感激之情，可是从书稿中一点也找不到这样的痕迹。书稿中KGB对雷说的的那句话是击中要害的：“你们中国人逃到苏联后都说自己是爱国者，可是谁都不敢反对毛泽东，一挨斗就跑到外国去，你们都是怕死鬼。”雷先生也承认，听到这番话，感到无地自容。

　　尽管觉得面子上难堪，然而并不影响雷先生的态度，他的态度就是爱国，由爱国的立场出发，他绝不允许苏联人当他面骂中国最高领袖。以后发展到，“如果有人骂xxx”，雷先生就要和他“干仗”。有的苏联人奇怪地问他：“你们如此地热爱你们伟大的领袖，为什么还跑到我们苏联来了呢？他回答道：“我们中国的事不能叫外国人管，中国的xxx不能叫外国人骂。”

　　雷先生的思想和逻辑出现了严重的不连贯性。与雷不同，我所读过的一些外逃者的回忆录在思想和逻辑上大都保持着一贯性，其中一本回忆录的书名就是《月是异乡明》。该书作者生活在著名侨乡广东潮汕地区，在建国时只有12岁，对共产党充满崇敬之情，但因“原罪”在身（其父是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少将），与其母被扫地出门，又因长期收不到侨汇，饥寒交迫，被当地干部和群众蔑视，最后抱必死决心，于1958年冒险犯难，偷渡深圳河，来到香港，以后投奔在台的父、兄，虽然受到国民党特务机构长达五年的秘密审查和监控，但他还是觉得“月是异乡明”。有意思的是，在作者的出逃计划中，居然把苏联也例入出逃国之一，尽管放在最后一位，他说虽然苏联也不好，但起码不天天搞运动，开批斗会，还可以读书升学。他有如此的认识是令人吃惊的，因为他只读了六年小学，其间因是地主后代还被无辜开除，以后千辛万苦才上了一所极为简陋的华侨子弟补习学校，也因是地主子弟被开除学籍，他的知识和识见主要来自于他的借书自学和人生经验。

　　雷光汉的思想和逻辑矛盾的深层原因，说来还是源于“自大的爱国主义”，雷先生在新疆当年的朋友萧默先生称他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想来是有道理的。从他的书稿看，雷先生的爱国主义有时显得混沌不明，在对苏联的问题上尤其如此。说来他并不了解50年代后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随着更多的历史档案资料的问世，现在已越来越清楚，中苏双方对此都负有责任，而不能把关系破裂的责任全都归咎于苏方。作者多次提到，在赫鲁晓夫时期，在苏联的中国人比较自由，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但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当局全面收紧在苏中国人的居住自由权，中国人不许居住在莫斯科与列宁格勒，只能集中安置在中亚地区或其它边远地区。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几乎公开批判赫鲁晓夫，没多久就开始在思想和政治领域全面倒退，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中国方面批判“赫秃子”更是不遗余力，一时间双方似乎形成了歌颂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的统一战线，而中苏两国的老百姓对这些言论都照单全收。作者虽然肯定赫鲁晓夫在推动苏联“解冻”方面做出了贡献，但几乎未提及赫氏在改善中苏关系方面所作的努力，这是书稿的一个不足。今天我们从苏联解密档案中知道，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他顶住苏共政治局内不同意见的压力，坚持要把从中国获取的权益归还中国以及大规模对中国进行经援和军援；而被中国高度称颂，视为同志和亲人的 “伏老”（伏罗希洛夫）却是地道的大国沙文主义者。1957年春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本来只是一次没有具体任务的礼仪性访问，却受到最高礼遇，中国方面可能是为了给赫鲁晓夫一点“眼色”看，有意超规格的接待这位斯大林的战友，中国最高领袖不仅亲自去机场迎接，还罕见的陪同客人乘敞篷汽车前往宾馆，接受数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何尝知道，就是这位貌似慈祥，动辄就会流泪的“伏老”，坚决反对将旅顺军港归还中国，赫鲁晓夫为了争取他的谅解，做了大量工作，直到出访北京前几天，才勉强得到他的同意。

　　你到底要什么？

　　读雷先生的书稿，不由得让我想起三十多年前读过的一本苏联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这本书于1972年在中国以“灰皮书”的形式由内部出版，作者是苏联著名作家柯切托夫，此人是一个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在中国很受欢迎，他的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人》、《州委书记》、《叶尔绍夫兄弟》等都曾被译成中文，1960年，《叶尔绍夫兄弟》还被作为反修教材由著名导演孙维世搬上中国话剧舞台。柯切托夫在《你到底要什么》中，以60年代为背景，抨击苏联青年受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文化的毒害，沉迷于被政府查禁的俄罗斯“反动作家”的禁书，从而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作者痛心疾首，质问这些迷失方向的苏联青年：你到底要什么？

　　几十年后，雷先生的书稿让我又想起了柯切托夫的这本书名，当然是反其意而用之。随着雷先生展开他的奇特的旅苏生涯，我在思索雷先生究竟要追求什么？

　　雷先生要生命安全。他在文革的高潮中为免遭镇压，被迫亡命苏联，这是无可厚非的，孔夫子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我们总不能要求一个无罪的人引颈待戮来实践他的爱国主义。他因地利之便，一脚跨到了苏联，当年又有多少知青逃港不成而浮尸深圳湾海面，相比之下，雷先生是幸运的。

　　逃到苏联后，雷先生被KGB长期监控，又受到在中亚的苏籍XX等族人的恶意对待，激起他强烈的爱国主义。雷先生来到苏联后写的有关新疆四年文革历史的材料被苏联人改编后以化名出版，以后在他出逃伊朗被抓回后还因此减轻了对他的处罚。但苏联人要他在批判中国的电视片中现身，他坚决不从，还处处批判苏联，歌颂中国，这才引起KGB的那些嘲讽话。尽管雷先生不愿批评中国最高领袖，但他出逃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于是雷先生更加热爱中国，甚至到了80年代，他还带话给国内有关方面：在我国宪法上加上一条：在苏维埃帝国没有崩溃以前，凡主张中苏友好者，应以汉奸论处！其态度之绝决，令人难以想像。看来在绝望和困境中，爱国主义可以成为一种宗教，雷先生就是一典型的范例。

　　那是一个意识形态大行其道的特殊的年代，苏联和中国都不正常，置身在那个时代，中苏两国的大人物或是升斗小民，他们的言和行，在今人看来多少都有些不合情理。今天若再读在几十年内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苏联理论沙皇苏斯洛夫或波洛马廖夫的大作，几乎就是一种自虐行为了。所以，雷先生的爱国主义即便有些偏颇，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当年的那种情况下，除了爱国主义，他还有什么可凭籍的？雷先生毕竟是北大毕业生，和那些普通逃苏者不一样，除了要活命，还要追寻“生活的意义”，作为一个“无国籍”人士，在苏联到处被监控，台湾、新加坡不能去，大陆搞文革天昏地暗，更是有家不能回，这种内心的辛酸和煎熬，外人又怎么能够体会？于是爱国主义便成了他的安身立命的防御性的武器！

　　读雷先生的书稿，很自然带出一些问题，但更多的是一份尊敬和欣赏，就是那些疑问的方面，我也愿意回到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去，以一种同情与理解的态度，设身处地的去体谅他。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雷先生的书都是有很高价值的，是他用半生的心血写出来的，值得研究和关心中苏关系史的人们的重视。

　　2011-2-3

　　（相关简介：高华，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刊于《领导者》总第39期（201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