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金鱼舞蹈考级视频:一个大学生眼中的郎咸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6 04:53:56
一个大学生眼中的郎咸平 一、郎咸平其人其事
郎咸平（1956年生），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联聘教授。1986年获得沃顿商学院（美国）金融博士学位，后执教于美国多家商学院，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1994年移民香港，2001年起开始重点研究中国大陆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
2004年8月9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以格林柯尔为案例讲述大型国有企业如何在产权改革过程中资产被私人所侵吞，致使股市中小股民利益受损等问题，并提倡立即停止目前的产权改革，而应建立一套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在此之后，郎咸平又点名批评了TCL、海尔、科龙等几家较大规模国有企业产权流失严重的问题。
郎咸平的演讲经现代媒体的推波助澜，立即引起巨大反响，在网络上其论点获得了许多网民的支持，他被许多人尊称为“郎监管”；但在中国经济学界，郎咸平的观点却得不到认同。大多数经济学家在承认产权改革中确实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的同时，大都反对郎咸平的有关应立即停止产权改革的看法，认为“国退民进”的大方向没有错，并指出大多数企业家还是为国有企业做出重大的贡献的，而且国有企业转制后的业绩与利润的成长也是有目共睹的，还是为国家创造了财富的。而在企业界，郎咸平则被视为是利用了中国民间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目前依然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来为自己扩大知名度，其中包括了科龙集团营销总裁严友松批评郎咸平为“无聊、无知、无赖”的“三无书生”，而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更是以涉嫌诽谤在香港起诉郎咸平。
自此，郎咸平的言论确实在中国大陆刮起了一阵“郎旋风”，之所以成为“旋风”，是因为唤醒了“沉默的大多数”。
二、“郎风暴”探源
经济学本身是关于效率的问题，与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同，典型的经济学家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往往偏向于效率，而哲学和社会学家往往偏向于社会公平。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大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好局势，这无疑奠定了经济学在整个学术领域的霸权地位，而且，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都被还原为经济问题。而在经济学把它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同时，学界还衍生出了一个以经济学为先锋的流派，这个流派因主张自由市场经济而被唤做“新自由主义”。
郎咸平便是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如日中天时出现的。
坦率地说，郎咸平的说法远没有他的辩论对手那么精致和有说服力，但是，他有他的价值；他向世人呼吁，在改革进程中，一定要注意社会公平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说，与其说郎咸平是一位经济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思想者，尽管他更乐意以经济学家的面目出现。
郎咸平风景，便是这样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郎风暴”其实是一场由郎咸平发起的学术争鸣，其中夹杂着对现实利益的深刻反思，并逐渐走向一个新阶段。后来在各方争论的意识里，“郎风暴”变成了一个符号，标示了怀疑、批判、否定或推置重来；而反驳或肯定郎咸平，成为了人们述说观点的最便捷途径。
在这场大争论中，最活跃的一群人当属经济学家。这些本来离公众比较遥远，语境以及叙述方式和日常生活都有一定距离的专业人士，在这一次争论中，大部分都有胜任公众人物的表现。
可喜的是，这场辩论非常有建设性的超越了经济学的专业学术讨论的局限性。在辩论中，经济学家并不仅仅对自己的同行说话，而且对公众说话，对政府说话。而且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说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说服对手，而是更希望使自己的意见影响甚至左右到社会上的自己的目标人群以及政府未来的公共政策。这是一场罕见的关于重大公共政策的辩论。
三、郎咸平研究的基本原理
2002年底，郎咸平把“在亚洲极少见的，采用大量案例剖析企业融资财务课题”的方法带到北大讲课，从而在内地学界声名鹊跃，更是凭着对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的独特见解在内地企业界一炮走红。
郎咸平拥有丰富的跨国公司的治理模式的研究经验，掌握了许多企业基业常青和做强做大变革的经营基因。郎咸平作为世界级的公司治理和金融专家，被列入2002、2003年世界经济学家名人录。据统计，郎咸平的破产论文和另一篇有关公司兼并的论文同时被列入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28篇公司财经方面论文。
其实郎咸平研究的基本原理很简单：那便是“用经济发展和世界级公司的治理规律，来诠释所研究对象的趋势和发展以及做强做大之路”。
郎咸平对中国企业和经济的研究始于2001年，当时以《新财富》杂志为主要平台，发表了一系列震动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成果。五年间，共深入分析了50个中国企业案例，一般分析基本包括了全部的A股及在香港上市的H股国企和民企，共计1000多家。郎咸平所有关于企业经营的结论都是通过数据研究得出来的，同时，他的分析也的确明确地预见了德隆系和格林柯尔的崩溃。
郎咸平的案例方法，是目前传授金融学得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案例是具体生动的，诉诸于感性的经验，并不剥去种种复杂的环境条件，做简单的理论抽象。案例的可学习性还在于同样的环境条件下案例经验的可重复性，并不将任何理论或现实变成高不可攀的神话。
按照郎咸平的说法：“收集案例企业所披露的‘所有讯息’进行大量的数据整合以及深度逻辑式的剖析”。其间显示的是金融理论的穿透力，显示的是逻辑的力量，显示的是他对金融市场的独特感悟和情境知识的积累。就像福尔摩斯探案，根据显示的蛛丝马迹，剥茧抽丝。
目前中国的案例学习现状并不领人满意，不少是借用外国的案例，这对于中国学生和读者，全然没有了身在其中的感悟，案例学习的好处差不多丧失殆尽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郎咸平的《操纵》、《整合》和《运作》等案例集，对于中国金融界来说，无疑具有开拓性价值。
四、我眼中的郎咸平和他的意义
有人说，同样是来自台湾，同样是以学者身份自居，同样说话发言火药味十足，郎咸平就是另外一个李敖。李敖只在台湾骂，李敖骂的影响力，可能比不上在大陆也疾言厉色的郎咸平。
2004年，对财政界，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郎咸平这个名字很难绕开。这位头发斑白表情丰富又深受媒体追捧的华人海归教授，不管你对他是否喜欢，是否认同，他就是这样一个存在。
炮轰了国内名企之后，在反对声音汹涌袭来的时候，他仍然一次又一次不知疲倦的在讲坛和采访之中发出自己爱憎极为鲜明的声音。有人说他是股民守护者，是社会良心，他说谢谢了，他不搞传教士那样的道德批判，只是一个坚守自己学术信仰的学者，没有必要被神化。有人说他沽名钓誉，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暗示他不厚道、无耻。但他说他只是用数据说话，把他的研究结论公布给社会。媒体说他是学术摇滚，他也自称要当财经界的谢霆锋，但他说这些只是戏言。
不过，他也会当仁不让地说，自己在世界一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是华人经济学家中的第一位，他也会一再强调自己是世界级的公司治理专家，是财务学亚洲第一人。
无论是对民营企业掠夺性的判断，还是对产权改革的质疑，无论是对人民币的升值还是对宏观调控的肯定，这些都是郎咸平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思维沉淀。他可能过分高调和走势，可能太多时候采取和内地学者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但是这些不适的地方和他的学术价值没有关系。他的态度和情绪，也不能成为抹杀他充满勇气提出特立独行的学术观点的价值。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喜欢郎咸平，也不要冷眼看待郎咸平，同样，不需要关心太多这个人生活层面的东西。“郎咸平”只是知识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一个符号，即使没有郎咸平，一定会有“郎甜平”的。
历史发展到2005年，郎咸平呼吁的在改革过程中要注意到社会公平问题，在上升到国家“协调发展”、“民本思想”的执政策略里已有反应，他的价值他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多言无益。我期待郎咸平的更新表现。
2005年11月底
郎咸平（1956年生），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联聘教授。1986年获得沃顿商学院（美国）金融博士学位，后执教于美国多家商学院，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1994年移民香港，2001年起开始重点研究中国大陆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
2004年8月9日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以格林柯尔为案例讲述大型国有企业如何在产权改革过程中资产被私人所侵吞，致使股市中小股民利益受损等问题，并提倡立即停止目前的产权改革，而应建立一套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在此之后，郎咸平又点名批评了TCL、海尔、科龙等几家较大规模国有企业产权流失严重的问题。
郎咸平的演讲经现代媒体的推波助澜，立即引起巨大反响，在网络上其论点获得了许多网民的支持，他被许多人尊称为“郎监管”；但在中国经济学界，郎咸平的观点却得不到认同。大多数经济学家在承认产权改革中确实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的同时，大都反对郎咸平的有关应立即停止产权改革的看法，认为“国退民进”的大方向没有错，并指出大多数企业家还是为国有企业做出重大的贡献的，而且国有企业转制后的业绩与利润的成长也是有目共睹的，还是为国家创造了财富的。而在企业界，郎咸平则被视为是利用了中国民间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目前依然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来为自己扩大知名度，其中包括了科龙集团营销总裁严友松批评郎咸平为“无聊、无知、无赖”的“三无书生”，而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更是以涉嫌诽谤在香港起诉郎咸平。
自此，郎咸平的言论确实在中国大陆刮起了一阵“郎旋风”，之所以成为“旋风”，是因为唤醒了“沉默的大多数”。
二、“郎风暴”探源
经济学本身是关于效率的问题，与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同，典型的经济学家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往往偏向于效率，而哲学和社会学家往往偏向于社会公平。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大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好局势，这无疑奠定了经济学在整个学术领域的霸权地位，而且，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都被还原为经济问题。而在经济学把它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同时，学界还衍生出了一个以经济学为先锋的流派，这个流派因主张自由市场经济而被唤做“新自由主义”。
郎咸平便是在“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如日中天时出现的。
坦率地说，郎咸平的说法远没有他的辩论对手那么精致和有说服力，但是，他有他的价值；他向世人呼吁，在改革进程中，一定要注意社会公平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说，与其说郎咸平是一位经济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思想者，尽管他更乐意以经济学家的面目出现。
郎咸平风景，便是这样特定条件下的产物。
“郎风暴”其实是一场由郎咸平发起的学术争鸣，其中夹杂着对现实利益的深刻反思，并逐渐走向一个新阶段。后来在各方争论的意识里，“郎风暴”变成了一个符号，标示了怀疑、批判、否定或推置重来；而反驳或肯定郎咸平，成为了人们述说观点的最便捷途径。
在这场大争论中，最活跃的一群人当属经济学家。这些本来离公众比较遥远，语境以及叙述方式和日常生活都有一定距离的专业人士，在这一次争论中，大部分都有胜任公众人物的表现。
可喜的是，这场辩论非常有建设性的超越了经济学的专业学术讨论的局限性。在辩论中，经济学家并不仅仅对自己的同行说话，而且对公众说话，对政府说话。而且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说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说服对手，而是更希望使自己的意见影响甚至左右到社会上的自己的目标人群以及政府未来的公共政策。这是一场罕见的关于重大公共政策的辩论。
三、郎咸平研究的基本原理
2002年底，郎咸平把“在亚洲极少见的，采用大量案例剖析企业融资财务课题”的方法带到北大讲课，从而在内地学界声名鹊跃，更是凭着对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的独特见解在内地企业界一炮走红。
郎咸平拥有丰富的跨国公司的治理模式的研究经验，掌握了许多企业基业常青和做强做大变革的经营基因。郎咸平作为世界级的公司治理和金融专家，被列入2002、2003年世界经济学家名人录。据统计，郎咸平的破产论文和另一篇有关公司兼并的论文同时被列入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28篇公司财经方面论文。
其实郎咸平研究的基本原理很简单：那便是“用经济发展和世界级公司的治理规律，来诠释所研究对象的趋势和发展以及做强做大之路”。
郎咸平对中国企业和经济的研究始于2001年，当时以《新财富》杂志为主要平台，发表了一系列震动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成果。五年间，共深入分析了50个中国企业案例，一般分析基本包括了全部的A股及在香港上市的H股国企和民企，共计1000多家。郎咸平所有关于企业经营的结论都是通过数据研究得出来的，同时，他的分析也的确明确地预见了德隆系和格林柯尔的崩溃。
郎咸平的案例方法，是目前传授金融学得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案例是具体生动的，诉诸于感性的经验，并不剥去种种复杂的环境条件，做简单的理论抽象。案例的可学习性还在于同样的环境条件下案例经验的可重复性，并不将任何理论或现实变成高不可攀的神话。
按照郎咸平的说法：“收集案例企业所披露的‘所有讯息’进行大量的数据整合以及深度逻辑式的剖析”。其间显示的是金融理论的穿透力，显示的是逻辑的力量，显示的是他对金融市场的独特感悟和情境知识的积累。就像福尔摩斯探案，根据显示的蛛丝马迹，剥茧抽丝。
目前中国的案例学习现状并不领人满意，不少是借用外国的案例，这对于中国学生和读者，全然没有了身在其中的感悟，案例学习的好处差不多丧失殆尽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郎咸平的《操纵》、《整合》和《运作》等案例集，对于中国金融界来说，无疑具有开拓性价值。
四、我眼中的郎咸平和他的意义
有人说，同样是来自台湾，同样是以学者身份自居，同样说话发言火药味十足，郎咸平就是另外一个李敖。李敖只在台湾骂，李敖骂的影响力，可能比不上在大陆也疾言厉色的郎咸平。
2004年，对财政界，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郎咸平这个名字很难绕开。这位头发斑白表情丰富又深受媒体追捧的华人海归教授，不管你对他是否喜欢，是否认同，他就是这样一个存在。
炮轰了国内名企之后，在反对声音汹涌袭来的时候，他仍然一次又一次不知疲倦的在讲坛和采访之中发出自己爱憎极为鲜明的声音。有人说他是股民守护者，是社会良心，他说谢谢了，他不搞传教士那样的道德批判，只是一个坚守自己学术信仰的学者，没有必要被神化。有人说他沽名钓誉，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暗示他不厚道、无耻。但他说他只是用数据说话，把他的研究结论公布给社会。媒体说他是学术摇滚，他也自称要当财经界的谢霆锋，但他说这些只是戏言。
不过，他也会当仁不让地说，自己在世界一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是华人经济学家中的第一位，他也会一再强调自己是世界级的公司治理专家，是财务学亚洲第一人。
无论是对民营企业掠夺性的判断，还是对产权改革的质疑，无论是对人民币的升值还是对宏观调控的肯定，这些都是郎咸平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思维沉淀。他可能过分高调和走势，可能太多时候采取和内地学者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但是这些不适的地方和他的学术价值没有关系。他的态度和情绪，也不能成为抹杀他充满勇气提出特立独行的学术观点的价值。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喜欢郎咸平，也不要冷眼看待郎咸平，同样，不需要关心太多这个人生活层面的东西。“郎咸平”只是知识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一个符号，即使没有郎咸平，一定会有“郎甜平”的。
历史发展到2005年，郎咸平呼吁的在改革过程中要注意到社会公平问题，在上升到国家“协调发展”、“民本思想”的执政策略里已有反应，他的价值他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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