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一个世纪的决策

　　“苏联世界第一”，为“苏联世界第一”而奋斗，为“苏联世界第一”而求稳求安，这是苏联这个国家几代领导人的终极决策。也许，正是这个“苏联世界第一”让苏联在世界发展的洪流中迷失了自己前进的航道和方向；也许，这是导致苏联这个曾被认为是最优越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最完美的意识形态最终解体的一系列最重要因素里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个世纪20、30年代至70年代，苏联经历了一个“苏联第一”的特殊发展时期。“苏联第一”这个总决策、战略方针、细致周详的战术行动贯穿于苏联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的各个方面。世界上什么都是“苏联第一”，不仅社会制度、发展方向世界第一，而且经济发展速度和增长率世界第一，科学技术世界第一，发明创造世界第一，原子弹世界第一，导弹火箭世界第一，空间开发世界第一，没有失业、危机和贫穷世界第一，甚至挖煤的速度也都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为是世界第一。最后是苏联文化、意识形态世界第一，苏维埃人这个“统一的民族”优越于其他任何民族，世界第一。

　　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讲，苏联世界第一的这一决策始于一个基本信念，即十月革命后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其优越性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是一个永远也不需要变革、发展的社会制度，是一个既能永葆青春，又能万世流传和继承的政治制度。最早提出这个基本看法的是列宁。1917年9月，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明确写过：“革命在几个月内就使得俄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赶上了先进国家。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严酷尖锐地提出问题：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列宁在这段话里，在“政治”和“在经济方面也”的下面都打了着重符号，显然是把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分开的。他的意思是：政治制度没有问题了，关键问题就在经济方面。但列宁的话还是有现实的分寸的，那就是列宁没有把十月革命后的政治制度说得超越于先进国家的，只是说“赶上了先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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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的决策——“赶英超美”

　　在经过了“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后，斯大林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作出了进一步的、自己的说明。1928年11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在确立新的政治制度，苏维埃制度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已经赶上和超过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很好，但这不够，为了取得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还需要在经济技术方面也赶上和超过这些国家。”

　　因此，全速、高速发展经济成为斯大林赶超先进国家的唯一决策。同年5月，斯大林在全苏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这样说：“我们，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者，现在需要钢、纺织品、化学、农业、交通运输、贸易、会计等等和诸如此类。我们现在需要整批整批的，能在不同的知识领域内从事经济工作的千百万布尔什维克的新干部。无此，就谈不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无此，也就谈不上我们能够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五年计划模式的经济发展计划就成了斯大林呼吁全国要竭尽全力来实现的“赶超”方针，而“赶超英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伊始就成了得到党和政府正式认可的、席卷一切的政治口号。钢的、煤的、化学制品的、纺织品的、农产品的等等的产量都要以高速、超高速来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说，所有这些指标都要求苏联世界第一。这种世界第一的指标和不断提高、强化这种世界第一指标的自上而下的压力，反映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几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反复的修订提高的过程之中。结果是计划不成为计划，而成了一个不断追逐“世界第一”的无休无止的“拔高指标”的进程。

　　在创造“苏联第一”的过程中，斯达汉诺夫现象是十分典型的并对苏联的整个“苏联世界第一”的进程起到了深远的影响。1935年8月30—31日的夜间，采煤工人斯达汉诺夫和他的小组在一班时间里采出了102吨煤。第二天就被报纸宣传为是“打破了采煤的世界记录”，把资本主义远远地抛到后面去了。此后，在全国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了许多在生产上“打破世界记录的人”，他们被冠以“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名称和斯达汉诺夫运动。但这个“世界纪录”并不是真正的世界纪录。第一，这种意在创造世界纪录的采煤活动是由来自中央的特派员在当地精心安排，深夜创造出来，第二天就上了中央的《真理报》，这对于一个地处偏僻的煤矿来说，消息不可能这么自发地快速地传递到莫斯科去。第二，这个纪录是由一个三人小组完成的，斯达汉诺夫只管用风镐采煤，根本不管清理和加固工作面的事，而事后的宣传把一切都归功于他一个人。第三，这个纪录根本没有采用任何先进的技术，仍然是用古老的风镐作业，只是延长工作时间。第四，在斯达汉诺夫之后，采煤记录一个高过一个，有的甚至高出了一般工人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斯大林对斯达汉诺夫和斯达汉诺夫运动高度赞扬和推崇。为什么？斯大林说：“斯达汉诺夫运动是新的更高的技术定额的表现，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达到，而资本主义不能达到的那种高度劳动生产率的典范。”在这里斯大林首先看到了“赶超”资本主义国家的号召在现实中得到了他所期待的反映。斯大林又说过：“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第二个根源，就是我国已经没有了剥削现象了”，“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基础，首先是工人物质生活的根本改善。生活得更好了，同志们。生活得更愉快了。生活既然愉快，工作也就顺利了。于是就产生了高的生产定额。于是就产生了男女劳动英雄。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根源首先就在这里。如果我国有危机，如果我国有使工人阶级遭受苦难的事业，如果我国人民生活得不好，不像样，不愉快，那么我国绝不会有什么斯达汉诺夫运动。”斯大林在这里表示了一个明确的意思：苏联的世界第一由生产领域转到了生活领域，苏联已经在经济方面领先于资本主义国家了，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了。

　　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一批“苏联世界第一”的创造者们确实瞬间过上了优越的社会主义生活。以斯达汉诺夫为例，他的工资比普通采煤工高出了100倍，马上有了配备了新家具的新房子，有了专门的疗养证，在煤矿俱乐部里为他和他的家庭设立了专座以及其他优惠。而为数众多的普通工人和居民呢？斯大林的至亲、玛丽娅·斯瓦尼泽在自己的日记中有过关于这时期的记载：“斯达汉诺夫运动到哪里去了？维诺格拉多娃姐妹到哪里去了？”“凭什么发给勋章？物价为什么上涨100%？为什么在商店里什么东西也买不到？为什么超额完成计划并授以勋章却见不到棉花、亚麻和羊毛呢？”“到底是怎么回事，产品哪里去了，超额计划到哪里去了？到处都在建设豪宅和别墅，大把大把的钱维护豪华的休养所和疗养院，浪费国家财产而于任何人都无益。”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苏联的卫国战争爆发，“苏联世界第一”的进程是与“农业的全盘集体化”和“高速、直接工业化”的进程同步的。在许多的“苏联世界第一”中，普通劳动者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和忘我牺牲是与这个国家由上而下倡导的强国爱国主义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的，是设想和理论上的政治制度无限优越与经济方面实际的艰难曲折进程密切不可分的。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是个典型的赶超英美的计划模式。这种经济发展模式造就了真真假假的“苏联世界第一”，而这些世界第一又同步地使孕育了它们的五年计划僵化并凝固成了“4年零3个月”完成的、增长率永远在20%以上的不变模式，最后空留一个精神上的“苏维埃爱国主义世界第一”的神话。在斯大林的那个年代，并不是只有斯大林有赶超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决策，事实上整个布尔什维克的领导都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和鼓舞。斯大林的对手，托洛茨基多年后也是这样解释五年计划的：“‘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我在这里用马克思的术语，是从接近于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水平起步的。当时，最近几个五年计划的实际纲领就是‘赶欧洲和美洲’。”

　　斯大林时期的“赶超英美”已经远远不只是计划和行动，而且深入到了普通群众的生活和思维。在这个口号铺天盖地于苏联大地时，把“赶超”这个词来为孩子起名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和习俗。从30年代开始，苏联有了“多格纳特”（“超英”）和“彼里格纳特”（“赶美”）这两个名字。如果有谁家生了个双胞胎，那兄弟俩就会被起个“多格纳基伊”（“超英”）和“彼里格纳基伊”（“赶美”）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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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鲁晓夫的莽撞——“赶超美国”

　　尽管赫鲁晓夫的执政是以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开始的，但是应当明确的一件事是：赫鲁晓夫反的是以“大清洗”为唯一主线的斯大林的专权和无法制，根本没有触及斯大林的“赶超”路线。实质上，在“赶超”问题上，赫鲁晓夫继承了斯大林的路线。赫鲁晓夫是个从底层，从“外省”进京的领导人，他对国家实际情况和民众实际处境的了解多于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他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苏联必须实施某种变革，否则，“外省”的落后和种种不如人意，底层百姓的不满和社会的动荡将会加剧。

　　纵观所有的方面，赫鲁晓夫抓了三个方向上的问题。一是对西伯利亚天然气和石油的勘察和开采加大力度和投资，二是特别关注导弹技术的发展，三是全力开展向宇航空间发展的计划和行动。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和其他因素，赫鲁晓夫只享受到了苏联首先进入太空的辉煌成果。“东方号”宇宙飞船和加加林成了世界上无人可以与之争锋的“苏联世界第一”。这个成果深层次地触动了和张扬起了苏联人的爱国主义激情和傲凌于世界之上的豪气。这个以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令世界刮目相看的赫鲁晓夫竟然又滑上了对自己崇拜的滑稽之途：他被苏联的媒体尊奉为“宇宙之父”！

　　在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赫鲁晓夫抓起了农业改革，一个主要措施是“垦荒”，把荒地建设成为农业发展的新的组织形式，一种新的“农业城”，或者说是一种能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的新的农业单位。他的这一决策显然和他本人对西方国家农业，尤其是英美的农庄的越来越大的兴趣和所受的越来越深的影响有关。在1954-1957年间，对农业的大量投资都用于垦荒，从欧俄地区迁送往荒地的农民家庭就高达55924户。在垦荒期间，赫鲁晓夫所设想的“农业城”——大型和超大型国营农场总共建起了425个。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决策大力增加畜产品的生产。他的观点是：“不能离开畜牧业问题来谈粮食问题。只有做到充分满足居民对畜产品的需要，粮食问题才能说解决了。而畜产品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粮食。因此，到了1956年，由于粮食和奶类及肉类制品的采购量连续两年大幅度增加。赫鲁晓夫显然认为，只有当人民在食物结构中以牛奶、黄油和肉类为主时，粮食问题才能最终解决，也只有这时才能充分显示苏联对美国等西方强国的制度上的优越性。因此，广种玉米的口号正是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它的目标并不是解决人吃的口粮问题，而是解决牲口吃的饲料。

　　于是，赫鲁晓夫对于英国已经是嗤之以鼻了，他的眼里只有了美国。原本在苏共二十大上，曾经通过了一个基本方针：“在最短时期内，在按人口的平均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而现在在火热的垦荒运动和全国到处种植玉米的形势下，赫鲁晓夫的决策发生了急剧的改变。1957年5月22日，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的一次农业工作者的会议上，发出了在所有的经济指标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以及到80年代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的号召。他说，苏共当前的任务就是“在这个五年计划期内，在肉类、牛奶和黄油的人均产量方面赶上美国”。这一口号实际上是苏联传统的“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决策思想在赫鲁晓夫身上的强烈体现。

　　当时苏美在这方面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呢？按照赫鲁晓夫本人提供的资料，1956年，在肉类的人均产量方面，美国为102.3公斤，苏联为32.3公斤；牛奶，美国为343公斤，苏联为245公斤；黄油，美国为3.8公斤，苏联为2.8公斤。因此，为了达到在肉类、牛奶和黄油人均产量方面赶上美国，苏联需要把肉产量比1956年的增加2.15倍，而牛奶产量要增加到7000万吨。这显然是个高得难以在几年内就能达到的指标。赫鲁晓夫的“赶超美国”的决策和斯大林的“赶超英美”决策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异，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在优越的政治制度下显示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所不同的是，赫鲁晓夫的“赶超美国”更具一个大国的野心和执政者的主观意图。

　　赫鲁晓夫的“赶超美国”的决策遭到了马林科夫等人的反对，他们说他违反了苏共二十大的方针，他们仍然主张“在最短时期内，在按人口的平均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赫鲁晓夫的“赶超美国”和马林科夫他们的“赶超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同样没有实质上的差异。马林科夫他们的“赶超”更显示了斯大林决策的影响，而赫鲁晓夫的“赶超”则是用“在肉类、牛奶和黄油的人均产量方面”替换了“在按人口的平均产量方面”。而在这字面之下，隐藏的是赫鲁晓夫试图将传统的以军事工业、国防工业为主线的发展方针稍稍转向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方面来。

　　赫鲁晓夫的改革完全没有触动斯大林的总体路线，那种苏联社会制度绝对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概念没有任何变化。政治制度是不需要改革的，在这方面赫鲁晓夫是苏联传统路线的继承人。他的“赶超美国”的决策最后随着他的匆匆下台而归于失败，苏联在肉类、牛奶和黄油的人均产量方面没有能赶上美国，但在空间竞争、原子能的利用、军事技术的扩展方面却是挣得了不少的“苏联世界第一”。在实际和宣传存在重大差异的那些年代里，赫鲁晓夫时代的真真假假的“苏联世界第一”还是最终把苏联推上了与美国顶峰较量的地步，与此同时，在肉类、牛奶和黄油方面期待急剧改进和满足的大众也就为之付出了斯大林时期就开始不得不付出的沉重代价。

　　对于赫鲁晓夫失败的“赶超美国”，老百姓也有政治笑话来讽刺。这是模仿他在宣布这个口号时的讲话的：

　　“赫鲁晓夫在基洛夫工厂发表讲话：‘同志们，我们很快就不仅要赶上，而且要超过美国了！’

　　有个大胆的工人从人群中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赶美国，我们同意。但是不要超。’

　　赫鲁晓夫问：‘那为什么？’

　　那个工人回答：‘那我一无所有的屁股就会被人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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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列日涅夫的霸图——与美国争霸

　　

　　通过“宫廷政变”手段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勃烈日涅夫是很幸运的，因为在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勘探和钻探的天然气和石油在他执政伊始就远远不断地喷涌了出来。这一方面是一种拯救，因为苏联可以用出口天然气和石油换回的美元购买国内急需的粮食和各种工业及生活必需品，并且用这些东西把莫斯科装点一新，成为宣传苏联发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橱窗。另一方面，促成勃列日涅夫幸运的是，世界科技发展的浪潮急需天然气和石油世界市场价格的平衡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这种“繁荣”景象被当局看成并宣传成是“繁华盛世”，而西方媒体对此种虚假现象的评说是：“石油是给苏联注入的一注强心剂。”于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赶超”就是苏联历史进程中空前绝后的了：要为之奋斗的社会已经不是一般的共产主义了，而是“要全面建设发达的共产主义”了。因之，苏联这时已经不仅仅是政治制度天下第一，而且在经济方面在世界舞台上也遥遥领先了。“苏联的世界第一”在这一时期具有了特殊的含义，那就是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已经不是赶超的关系了，而是面对面搏斗的关系了，是一种对垒的争霸关系了。

　　这样的“苏联世界第一”就奇特地表现在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无休止的、逐步升级的武器、军备竞赛，另一个方面是苏联在国际舞台上与美国公开较量和争夺对他国、他民族的霸权。苏联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和经济方面的领先地位成了双管齐下的对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奴役和掠夺。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号下，在捍卫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及前途的幌子下，在维护地区安全的借口中，“苏联的世界第一”最终扭曲成了苏军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和10年后发动的并最终导致苏联精疲力竭的阿富汗战争。

　　而就国内而言，在“繁华盛世”的自我陶醉和自我梦幻之下，苏联确实出现了这个国家历史进程中从没有如此积聚、如此嚣张、如此规模庞大的“世界第一”，那就是：高级官员的享受腐败第一，裙带关系、官官相护第一，贪污贿赂第一，营私舞弊第一，“影子经济”势力第一，领导层求稳保平安第一。在所有这些第一中，贪污腐败第一成为核心的问题。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中最敢讲话的委员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说：“我只能保证自己不贪污！”

　　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历史上政治笑话最盛行的时期。许多政治笑话都无情地讽刺和抨击了这种种“世界第一”，其中有一则笑话是广为流传的：“当列宁得知在铺设铁路时，他就扛起一根枕木，和战友们把它一起抬到工地上去了。斯大林什么也没有抬，他只是沿着新铁路线巡视。当赫鲁晓夫得知钢轨用完了，他就下令把已经铺好的路轨拆下来，再铺到前面去。而勃烈日涅夫却躲在车厢里，让把窗帘放下来，同时命令卫队摇晃车厢，装着是火车在前进。”这则笑话尖锐地讽刺了勃列日涅夫的“发达共产主义”建设，并且表达了对领袖蜕变的愤慨和指责。

　　不久后执掌政权的安德罗波夫敏锐地感觉到，这种贪污腐败的第一状况必将导致严重的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决定予以遏制。但他与这种“第一”力量的较量并没有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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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忘苏联的“苏联世界第一”

　　

　　“赶超英美”的理论出发点是：既然苏联是世界上第一社会主义国家，那这个国家以外的世界都是落后的、贫穷的、没落的，甚至是濒临死亡的。而上世纪20、30年代美国大经济危机开始之际，苏联唯一光明，苏联唯一发展，苏联唯一先进，苏联唯一强大，苏联唯一有前途的宣传和展示就成了苏联面对自己公民和世界的最强音。这个时期，苏联就悄悄地，但大规模地采购和引进自己原本没有的美国的先进技术和人才，加速自己的军事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一种苏联是“世界救世主”的理念形成并演变成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釜底抽薪”的战略决策。60年代，苏联宇宙飞船的上天，“苏联第一”的口号和行动就开始了美苏争霸的时期，而到了70年代，“苏联第一”的口号和行动逐步升级，苏美争霸经由陆地上的导弹、武器的军备竞赛和“势力范围”的争夺、海洋上的航母的建造、海外军事基地的建立和庞大舰队的世界巡航发展到了宇宙空间的战略争夺。隔三差五地发射卫星，使力量的显示成为苏联决定一切的国策。

　　数十年的发展史表明，“苏联第一”是个要做世界第一强国或是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第一强国的决策。贯穿于这个决策的就是要以发展国家的军事工业为绝对的核心，不断高速度地（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速度）增强国防能力。总之，是要在“苏联第一”的旗号下不断高速度地提升苏联的国力。而国力提升的标准，就是苏联要有原子弹，要有导弹，要有航母，要有庞大的海军和能巡航于世界大洋大海的舰队，要有海外远洋基地，要有能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捍卫苏联利益的力量及其显示手段。因此，“苏联第一”的实质就是使苏联成为大国、强国，甚至是霸权国家的决策。

　　“苏联第一”决策的推行，对内实行的是一种封闭政策：使自己的国民隔绝于世界之外，不知道世界上除了苏联之外，还有别的国家，还有另一类的发展模式、道路和前景。任何要了解苏联以外世界的企图和努力的人都被划入了“人民敌人”的范畴。因此，封闭政策的实施一是靠强力、靠集权的强势宣传，二是靠由这种强力和集权强势宣传所鼓动和激发起的“苏联爱国主义”，被这种“苏联爱国主义”所左右而振臂高呼“苏联第一”人群的狂热。集权和控制成了封闭政策的一贯的基础。

　　“苏联第一”决策的推行，对外打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号。强调“苏联第一”就是强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社会主义第一、世界唯一光明前途的第一。赞同“苏联第一”，就是赞同和支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赞同和支持作为社会主义标志的国家苏联。而反对“苏联第一”，就是反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反对苏联，就是反对作出了“苏联第一”决策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领导人。“苏联第一”的决策决定了苏联国力提升的全部内涵和发展道路。这主要表现为：在全力发展军事工业、最大可能增强国防能力的唯一前提下，走一条“国强”的道路。数十年的历史进程表明，“苏联第一”终于使苏联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和国防力量的霸权国家。这种力量曾一度使苏联登上了能与美国抗衡的顶级宝座。而在这种“国强”政策下，国家领导人不断要求国民“勒紧裤带”，为“国强”作出自己的贡献，甚至牺牲，因而他们也曾不断宣言的“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就不断地变成无法实现的空口许诺。在“苏联第一”的“国强”政策下，得利的是军事工业、国防工业，得利的是主持和实施这种政策的人及他们组成的“国”和随之逐渐形成的军事工业利益集团。而受损的、生活始终得不到彻底改善的恰恰是得不到实际保障的民。人们常说的苏联轻重工业的失调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实质就是苏联的强国决策是建立在军事和国防力量的不断提升而忽略了民力提升基础之上的。

　　国力是个很广泛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有特定指向的概念。国强、民富是个完整、不分重要和不重要、不能有厚此薄彼区分的统一体。国强民富应共同发展、齐头并进，仅国强无民富，国最终不得强，仅民富而国不强，则民富最终无保障。苏联坚持了一条“先国强后富民”的长期决策和行动，那种具有民族沙文主义的苏联爱国主义就膨胀起来，那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苏联第一”的解释就发展成了不可一世的霸权，结果是民不富而导致民不服，导致民族纷争、社会动荡、各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最终是一个能与美国在地球上争夺和空间争霸的苏联解体并在瞬间坠落为二流国家。此惨痛经验对人们的启示也许有三，一是军事力量的提升不等于国力的提升，军事力量的脱离国情的盲目提升导致了苏联解体的灾难性后果；二是国防力量的强大不等于国强，打仗保国都要靠枪炮军队，而枪炮的先进、军队的庞大并不意味着国就能强，苏联拥有世界上先进技术和军事装备的数百万军队不是瞬间就丧失了战斗力吗？三是军强、以国防力量为标准的国强并不等于民富，这个道理似乎是十分清楚的。

　　还有一点是尤为重要的，在苏联的全部历史进程始终有一个一成不变的观念和理论在起作用，那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的政治制度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比拟的。因此，在苏联的历史进程中所要解决的绝不是，也绝不应该是国家的政治制度的问题。苏联国家的前途和发达完全取决于经济方面的超越资本主义国家，在所有经济指标上的绝对超越。在苏联历史进程中曾经出现过赫鲁晓夫的改革、柯西金的改革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等等，但是无论哪一次的改革都没有在实际上敢于承认，随着社会的发展，苏联的政治制度与国家发展进程不相适应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进而采取必要的政治制度的调整和改革也是势在必行的事。赫鲁晓夫也好，柯西金也好，戈尔巴乔夫也好，他们事实上都没有能走出过这一森严壁垒的围墙。正因为如此，苏联历史上曾几次出现过柳暗花明、进一步发展的大好机遇，但每一次的机遇都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无比优越”的“英名盛世”下丧失的。苏联这一惨痛的发展进程表明了：政治制度不是天生完美无缺的，即使是社会主义制度。相反，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制度是前无先例的制度，是没有任何实际经验的制度，因此它也就更需要在革命的实践中，在国家发展的进程中，与时俱进，常革常新。唯常新才能求发展，唯发展才能求完美，在世界万物中，不变的、永恒的完美是不存在的。

　　“苏联世界第一”，为“苏联世界第一”而奋斗，为“苏联世界第一”而求稳求安，这是苏联这个国家几代领导人的终极决策。也许，正是这个“苏联世界第一”让苏联在世界发展的洪流中迷失了自己前进的航道和方向；也许，这是导致苏联这个曾被认为是最优越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最完美的意识形态最终解体的一系列最重要因素里的一个重要因素。

　　苏联解体即将20个寒暑，这不能不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