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板烧小吃车多少钱:均衡发展：重思政府与市场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24日 18:08 经济观察报
突如其来的SARS危机将使我们正视政府与市场在转型中各自扮演的角色吗？如果我们在一阵慌乱过后还来得及思考这样的问题的话。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的矿难，遍及南部诸省的水患，以及我们在一个普通的县政府财政运作当中看到的种种问题，所有这些都促使我们将思考推向深入。
在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未爆发危机之时，对政府与市场进行清晰的界定常常被忽略。 过去25年的增量增长使我们默认了这个事实，尽管政府对市场的介入仍有过多之嫌，而在某些应该管理的公共领域缺乏管理，尽管我们的市场发育在很大程度上仍与正常健康的市场规则存在距离，但这一切潜在的矛盾都被增长的GDP数字暂时掩盖。
就像亚太理事会在90年代后期指出的：“过去的发展战略无一例外地表明，只注重经济稳定和总量增长不能够带来所期望的结构转变。经济发展并不一定或必然会导致相应的社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发展的进步。”这场SARS危机很有可能帮助我们撕去一直蒙在眼前的那块纱布。没人会否认经济改革从来不仅仅触及经济层面，它极大地拓展了社会的空间，增强了社会的丰富性与弹性，但是，社会性的结构问题，并不会因为市场力量的成长与经济增长而自动消失。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市场与政府的角色，常常被高度抽象为截然相反的两种力量的争夺。人们相信，改革的过程，就是市场前进、政府退却的过程，毕竟，在20世纪的后半叶，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国家权力统领一切。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90年代，国家无所不为的计划体制思想已经逐渐退潮，日渐高涨的是来自西方古典经济学派的国家观——国家不过是“守夜人”，处理的是基本的主权、法律等问题，因为“如果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国家也同样解决不了”。这种声音，热切地响应了90年代源自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现在到了重思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时刻吗？就像美国作家丹尼尔·耶金所说，20世纪的历史是一部政府与市场争夺制高点的历史。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中，市场重新占据了优势，“让市场发挥魔力”，罗纳德·里根在1981年成了大多数国家领导人的新指导方向。在某种意义上，邓小平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是这股新全球潮流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就像一场场战斗”，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在2003年回忆说，在过去的25年中，他以倡导市场观念而著称。
在毛泽东的社会改造进行了25年之后，邓小平开始了他的经济改革之旅。但不管是维持绝对的国家力量的毛泽东时代，还是尽量鼓励市场成长的邓小平时代，我们都未能足够清晰地认识到政府与市场各自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常常是从一个极端跳跃到另一个极端，在本质上，他们遵循同样一种思维。而在一个新的25年开始之时，我们有机会更加全面地认识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并通过改革来完成结构性的社会问题。
人们在此刻突然对毛泽东时代的认识带有了某种新的情感，因为在那个时代，中国建立起覆盖广泛的公共医疗系统。这一点暗示了在过去的25年中，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问题上存在不足，而联合国亚太理事会的研究证明：“在建立牢固的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中，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投资，配以适当的土地改革和社会福利措施，与生产制造投资同样甚至更加重要。”也就是说，对于公共物品投资不仅可以减少社会危机，更是可持续增长的需求。
在当前时刻，政府在公共物品上的投资显而易见，但它对政策实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像农业经济学家温铁军所说：“不能指望将更多的财政拨款下发给农村医疗系统，就能解决农村的医疗保健问题”，如果利用不善，还可能会导致因此出现更加臃肿与低效的机构。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公共物品投资仍只是需要加强的政府职能的一部分。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涉及的主要领域包括：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成；制定和实施法律，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界定产权，保护主权；监督合同的执行；维系本国货币的价值。在过去的300年中，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是，政府首先要完成有效的统治，然后又要主动限制自身的权力。这种挑战在转型的中国社会更为艰巨，因为它必须要去完成新任务，包括促进健康的市场的形成，减少社会不公，控制人口增长，防止生态及自然灾难等等。在SARS危机中令经济学家茅于轼忧心忡忡的是，政府在对抗疾病的过程中，忽略了民间力量。这位74岁的经济学家，目睹了中国市场力量的成长，但他相信，在日渐复杂的环境中，政府已不可能仅仅是“守夜人”，它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同时，他也承认，政府介入的公共事务的效率，常常没有民营化的效果好。非政府组织的成长，是茅于轼相信的社会至关重要的力量之一，它将有可能填补政府与市场间的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