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走向民主之路(3)

慈济45岁了。证严法师从无到有，做出全球最大的慈善组织。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大陆同胞飞越海峡，到花莲探访慈济精舍，寻找一个答案：一个文弱的女子，是怎么样支撑起一个慈济世界？

花莲位于台湾东中部，从台北坐火车沿海岸线南下，快到花莲，绿野中凸显出一座灰白色小殿，这便是慈济精舍。起初，它只不过是一个小白点，如今已是一大片灰白建筑，目前又在扩建一座新殿。慈济精舍坐西朝东，面朝太平洋，背靠台湾中央山脉，精致典雅，迎着东升的太阳。慈济精舍既没有一般宗教场所那种香火缭绕的场面，也没有功德箱，记者看到的是证严法师的徒弟们在菜地收菜，或在有机肥作坊、瓷器作坊、蜡烛作坊等岗位上忙碌。

慈济精舍一直践行证严法师“不受供养，自力更生”的信条，不拿一分善款，还为在精舍办公的慈济志业中心支付水电费。证严法师带领慈济人做慈善，有一点令捐款人很佩服，即不从捐款中拿管理费，慈济志工做慈善，交通食宿费必须自理，不能花一分捐款。正是这样清清白白做慈善，使慈济成为全球慈善界的一朵奇葩，不仅令捐款人折服，也避免了“尤努斯式质疑”，它的募款能力全台第一，它的志工人数全球第一，已经是遍布全球的“千万大军”。

行动优先

慈济精舍一日的作息，从清晨3点多开始，于晨钟中礼佛、做早课，在宁静、精进中开启每一天序幕。证严法师会在7点到8点的早会时间“勉众”，早会向一般公众开放，同时通过网络直播，受众以千万计。证严法师孜孜以求的是净化人心，构建一个祥和社会。

这一天，早会结束后，证严法师听慈济医疗志策会同仁报告，忆起当初创建花莲慈济医院开创慈济慈善事业的源头。早年证严法师到山区访贫时，曾见到一独居老先生遭毒蛇咬伤手，由于未能及时治疗，整双手肿胀溃烂，老先生只能将手放在蒸笼上，借由蒸气让脓水滴下——这个场景，让证严法师“不忍”，使她决定要建一所医院。而后，让证严最终下定决心的是“一滩血”。1966年间，证严法师前往花莲凤林镇一家私人医院探望信徒，见地上一滩血迹，听人告知，为一名原住民妇女小产，却因缴不起8000元保证金而被医院拒收。

证严法师说，“我只是起于一念‘不忍之心’而创立慈济。”她带30位信众创办“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经过45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慈善团体——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早期慈济的创立主要目的，是去帮助那些付不出生活费与医药费的贫苦的人。不过，随着台湾社会急剧变迁和慈济本身的成长，慈济关怀的范围很快的就扩大了，包括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等四大志业；另外还有骨髓捐赠、环境保护、社区志工、国际赈灾等四项。

今天，慈济医院不收保证金，台湾医院纷纷向慈济看齐。记者参观花莲静思堂慈济四大志业博览会，陪同人介绍，慈济开始拥有社会影响力，始于盖花莲慈济医院。当初，当证严法师发愿建医院时，信众中大多数持反对意见，因为没钱。当时建一所医院至少需要6亿台币，可慈济只有不到3000万台币。一位记者听到后，吓一跳，但他决定帮助证严法师，写了一篇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大众被感动，善款源源不断涌来。参观展览时，记者注意到一张相片，年轻的证严法师和蒋经国站在一起，时间显示为1980年10月19日，蒋经国到慈济精舍拜访证严法师，亲自为花莲慈济医院用地问题排忧解难。

证严法师是用理想用行动去感动整个社会。起初那几百万，并非大富豪一掷千金，而是证严法师号召家庭妇女以不影响生活为前提，从每天的买菜钱中省下五毛钱，再放到竹筒中。慈济宗教处主任谢景贵对记者说：“如果跟证严法师的是30个博士，不会有慈济，他们会做评估，最后结论是，证严法师没有能力，所以医院不能盖。”证严法师和她的信徒靠的是一股傻气，证严法师一直说：“做，就对了。”这句话一直到今天，都是慈济的核心价值观。证严法师说：“假如当初我只有理想，没有行动，慈济没有今天。”

证严法师讲过一个“拔杂草的故事”，说小时候下地拔草，体会到，如果抬头看，无边无际的杂草，手脚都软了。但如果专心于当下，埋头一棵草一棵草地拔，一段时间回头一望，一大片杂草已经被拔掉。证严法师正是用“拔杂草”的精神做慈济。从社会反响来看，花莲慈济医院的建设，影响巨大，尤其是“一个出家的弱女子，却可以盖出一个现代化的大医院来救助他人”的这种非一般常人的成就，感动了台湾社会大众，也带给慈济人具体的成功经验。慈济“行善行孝不能等”的行动哲学便是这样发展出来。

“慈济的行事风格跟证严法师性格有关，着急，行动优先，做了再说，有多大愿就有多大的力。这样，慈济的效率就出来了，把其他慈善团体和NGO组织的效率比下去了，慈济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台湾心理治疗学会理事长王浩威在花莲慈济医院当过4年医生，他亲身体会到这一点。慈济的组织文化，一是视慈济为一个大家庭，二是一种“做，就对了”的社会实践观，少说是非，勿分人我，放下身段，身体力行，社会实践至上。正是这种不折腾的组织文化，让慈济内部少争论和摩擦，虽然一路筚路蓝缕，却已枝繁叶茂。

回应现实社会

慈济志业是台湾社会几股力量合力的结果。

基本组成，第一股力量是证严法师的领导，第二股力量是朴实而修苦行的比丘尼们的无私奉献，第三股力量是任劳任怨的妇女们的积极社会参与，第四股力量是事业有基础的中年男性们的热心支持，第五股力量是专业人士的参与。其中第四股社会力中年男性的投入慈济，带给慈济丰沛的社会资源，他们有的是中小企业主，也有郭台铭这类大企业家。

慈济的崛起与成长，要由台湾的政治开放，与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中来了解。1966~1987年，慈济只吸收了约10万左右的会员，而在1987年台湾解严以后，慈济开始有了戏剧性的成长，短短3年内，会员几乎每年增加一倍，到1991年已有178万左右，现在全台有400多万会员。慈济的中坚力量叫“委员”，1986年只有190位，1987年一年，就吸收了700位，现在委员人数已好几万。解严以前，因为政治管道的阻塞和结社的不自由，台湾很少有机会真正发展出一种所谓的“市民社会”。慈济不仅成为台湾“市民社会”的建构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台湾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变迁所带来的传统社区与价值的瓦解所进一步造成的。因此，慈济的主要工作是双重的：济贫与教富，证严法师总结出8个字，“教富济贫，济贫教富”，即教富有的人济贫，资助贫困的同时要教贫困者富有的心。证严法师对症下药制定了“慈济十戒”：1、不杀生；2、不偷盗；3、不邪淫；4、不妄语；5、不饮酒；6、不抽烟不吸毒不嚼槟榔；7、不赌博不投机取巧；8、孝顺父母调和声色；9、遵守交通规则；10、不参与政治活动示威游行。很多人读到后五戒，都会心一笑。

慈济的“委员”大部分是中年妇女，在台湾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那么大规模的中年妇女，由原来局限的“私领域”步入了“公领域”的活动，找到了家庭以外的舞台。关键是，证严法师凭什么吸引她们做慈济？记者在慈济史料馆中翻出证严法师的自述：这几十年来的生活文化，因西风东进，很多人被西方的风气扰乱了固有东方的精神文化。现在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有很大的鸿沟，演变成亲情的脱离。接着是家庭破碎边缘，社会形态秩序混乱，有些轨迹脱轨了。妇女在精神上需要一种出路，再加上少子化和家务工作简单化的演进，妇女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和精力，于是台湾这一代的中年妇女们构成了社会上一股相当大的可资动员的社会力。证严法师诠释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并以此产生有效的社会行动，符合了社会变迁中价值混淆民众渴求道德的心理，她的言行提供了追随者心理上的满足，使她们愿意跟随她的脚步。不仅如此，她们还动员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慈济，其中包括自己的丈夫——“慈诚队”因而崛起。

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慈济新进委员受访，在叙述其参与慈济的原因时，注意到证严法师个人的事绩者，比注意到佛教慈悲助人的理念者，来得还要多出很多，48位受访者中，47位选择前者。在上述专著中，作者丁仁杰进一步分析指出，证严法师的重社会实践的务实性格，以及因“悲情”与“无常感”所引发出来的慈悲的力量，深刻地触动台湾男性心灵的基础。证严法师的个人权威，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其个人能力——包括社会实践与对成员心理纾解的能力——的被肯定。

在慈济找到身份认同

在慈济的成长历程里，1996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一年，一场大台风重创台湾，而慈济的资源分散各处，整合困难没有很好发挥作用。证严法师更看到这背后的人际冷漠疏离，她提出“社区志工”观念，以社区为主，重新整编“委员”分组，带动社区居民“敦亲睦邻，守望相助”。

“我们的社会需要‘复古’——恢复传统社区的温情。谈‘情’，不一定是血缘之情，而是清净的‘觉有情’；若能在社区里提敦亲睦邻，让周遭孤苦无依的人得到细心的照顾，在急难来临时互相帮助，社会就会处处充满温暖。”证严法师说。社区编组，让慈济的组织行动力得以迸发，“社区志工，伸出援手的最近距离”，慈济人平时就地耕耘志业，一旦灾难发生，能就近取得资讯，及时救助苦难。

比如3月日本海啸发生后，慈济日本分会赈灾团在当天就启动，当天就为几千位民众提供了热食。而且，台湾的物资最早送到日本的，也是慈济的环保毛毯和香积饭。做完这些，慈济还没有正式开始对外募款。

慈济大爱电视台导演萧菊贞分享了这样一次经历。台湾“行政院长”拜访证严法师，问：“为什么当有灾难的时候，经常我们到的时候，你们志工已经在那里了，你们怎么能够这么快？”证严法师答：我们不是天灾来才赶快组一个团队，不是啊！这些人平常就在操兵演练啊！平时就在社区做关怀做访视啊！

慈济卓有成效的“社区建设”是环保站，目前全台共有7.2万多位环保志工，5400个环保点，台湾319个乡镇，每一个地方都有慈济的环保点。环保收入归为慈济大爱电视台的营运所需。回收的塑料瓶则制作出45万条环保毛毯，送达20多个国家救助苦难人民。5月下旬，四川省长蒋巨峰到花莲静思堂拜会证严法师，她还亲自向蒋巨峰展示慈济的环保毛毯。记者在花莲静思堂目睹了这些环保毛毯，也在台北参访了慈济八德环保站，慈济环保社工冒着高温、在没有空调的简易工棚里做垃圾分类工作。

慈济环保站向社区开放，经营得像个家，免费提供饮食点心，成为许多志工生活寄托和身份认同的所在。慈济的环保观念具有生活化、大众化、道德化的性格，人人可做，可推广到每个家庭。台湾研究者陈玉峯观察慈济环保实践的特征，指其提供广大基层人员生命价值的切入口，有灵性关怀的一面，提供生命价值观的救济，使许多人找到新的身份认同。

“从社会面分析，传统社区瓦解，很多人需要归宿，慈济志工互称师兄师姐，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环保站提供了新的社会联结。慈济是一种新的集体主义，比政府还有效能的集体主义。”王浩威分析。

“社区人利用这个时间，常常见面，聊聊天，培养感情，塑造了一个敦亲睦邻的平台。环保点最重要的价值是把邻里的感情串联起来，让大家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做好事结好缘，有形做环保，无形做邻里，编织新的社会网络。”慈济北区环保站总干事陈金海对记者说，慈济环保站跟社区没有距离，是社区人做好事最低的门槛，想做就可以来做，慈济环保站有很多“钟点工”，不少人是利用下班时间前来做义工。

“证严很像曼德拉”

7月6日，记者在台北大爱电视台一楼的静思书轩采访慈济发言人何日生。年初，何日生被邀请到哈佛商学院李纳德(Herman B. Leonard)教授的课堂分享慈济经验。哈佛大学商学院首度将慈济列入个案研究。李纳德对前来采访的台湾记者说：“我接触过不少世界领袖，曾在1990年代见过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几次，我感觉证严与曼德拉有相同的领袖特质，他们都有一种宁静、坚毅的力量，而他们最大的力量，是提供追随者生命的意义。”

李纳德研究发现，慈济没有所谓“战略计划程序”，不预设长程策略目标，而是遇事立即决策，快速因应；它不是传统组织的“先计划，再执行”，慈济将执行放在计划之先，但非常有效率，这些都使慈济与众不同。这一点，何日生给予证实，他说慈济会继续这样运作下去，一切看“因缘”。这便是慈济管理哲学核心，来自佛学“因缘观”，因果互依，灾祸发生不可预期，每一个灾祸都有它独特因素与境遇，慈济并不像其它组织机构，设定“成长指标”或“长期规划”，而是遇事(救济灾难)随即因应，迅赴时机。

慈济以“价值”及“信念”作为管理与领导核心，与西方管理讲求策略、诱因、速效等大异其趣，提供了一个新启示与新途径。譬如慈济志工在捐助灾民时，还向对方鞠躬致谢，这是很有力量的利他助人精神。慈济另一特点是“非中央集权式”领导，证严法师有特殊领袖魅力，亲身带领，身教言教，但慈济慈善事业的协调与执行靠的是志工的主动性，“志工嘛，其实不想干就可以不干了，我们专职人员从来不敢命令志工”。

记者发现，慈济成员对组织有着高度的服从性，他们的言行流露出与组织对外出版品内容的高度一致性。证严法师的领导方式中，流露出一种母性关怀体贴式的家长式领导，领导者与成员间产生一种很强的人情纽带的连接，没有强制性。每年，会有很多慈济志工选择回到慈济精舍过年，现在年夜饭要摆到200桌以上。

慈济内部保持一团和气，但外部质疑却不少。尤其是2009年台湾8·8水灾后，在灾后重建中，慈济面临过一次强烈社会质疑，在王浩威看来，这是台湾NGO界对慈济意见的总爆发，因为慈济做大做强了，每次募款它都吸走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其他慈善团体募款变困难了。而且，慈济还引起台湾宗教竞争，大家都要跟慈济比。另外，慈济“向上管理”的做法也饱受社会争议，2009年8·8水灾，慈济跟政府协调后，立即展开永久屋建设，被质疑“有特权”，不和受灾民众协商。而慈济在台北内湖地区用地建医院，也被环保组织质疑不尊重生态。

一个团体大了，社会对它就有了微妙的心理变化。王浩威便指出，慈济人“我们的”意识太强，穿上慈济衣服的很骄傲，其他人则感觉被慈济排挤了。

“存在越明显，反弹越大。”王浩威说，“慈济需要转型。”

文|卢思骋  自然之友执行理事长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全球各地都有民间团体举办各式活动，呼吁民众关爱地球。最值得庆祝的，应是台湾的环境保护团体。今年地球日，12个环保团体与马英九会谈，提出民间环保运动的多项绿色建议，其中最受注目的，是要求政府撤销“国光石化”案。马英九会后宣布，不支持国光石化在彰化县的开发，为台湾民间环保运动的重大胜利。

遍地反国光，永续守台湾

台湾国光石化公司于2005 年提出在云林离岛工业区兴建石化工业区，计划庞大，包括多间炼油厂、烯烃厂、芳香烃厂及中下游工厂。因为未能通过环评，2008年提出转移到彰化县。原定投资新台币9336 亿元，后来修正为新台币6325亿元。

这项台湾近年少见的大型石化投资开发案，过去几年来，一直备受争议，环保组织认为，国光石化不单可能带来污染，而且选址不当，建成后将会严重破坏生态。首先，预定开发地彰化大成位于浊水溪口，是国际级湿地，具有世界遗产价值，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价值高，在此地兴建污染性的石化工厂，实属不智。

其次，彰化县地表水缺乏，居民生活和农业用水长期仰赖地下水源，全县自来用水量98%都取自地下水，而国光石化一天的用水量，预计将超过整个彰化县，有环保专家一针见血地提出“请问水要从哪里来”？

其三，科研人员在2004年于台湾海峡东岸发现了一个中华白海豚族群，但估计数量少于100头，相当脆弱，2008年国际保育联盟(IUCN)将其划为“极危”，若然不加保护，短期内有全部灭绝之虞。国光石化的预定兴建位置，正处于这群中华白海豚之栖息范围，若然建成，恐怕会使其加速绝种。

最重要的是，台湾石化工业产能过剩，政府竟还补贴支持设厂，非但浪费公共财政，更造成无法挽回的环境伤害。多年来，环绕国光石化案的讨论，事实上已上升到台湾的未来经济发展走向，以及人民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台湾环境运动在反国光石化案中提出的口号：“遍地反国光，永续守台湾”，直接扣连上可持续发展，以及台湾之未来。如此设定讨论的框架，朝野两党自然难以拒斥。

从保护家园到社区营造

事实上，“遍地反国光，永续守台湾”这个口号，正好总结了台湾民间环境运动过去30年来的发展轨迹。

台湾本为欠缺天然资源的地方，70年代经济起飞，端赖蒋经国的发展主义管治，在冷战体系下与香港、新加坡及韩国并列东亚四小龙。70年代末，台湾的党外政治运动抬头，民众社会意识日渐提高。从1982年开始，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环境污染不断，公害事件层出不穷，民众对自身权益日渐醒觉，自发组织起来反对公害，奋起为生存而战。

这些草根反污染运动，基于污染受害意识，本质上是环境维权行动，因而地方色彩浓厚，外人甚少介入，抗争对象以中小型工厂为主，民众采取围厂、封锁等方法，经常与厂方发生激烈冲突，基本的诉求为停止污染、迁厂和争取赔偿。

1986年彰化县的鹿港反杜邦运动，将自力救济运动推向高潮。化工巨头杜邦计划64亿元台币，于彰滨工业区兴建大型二氧化钛厂，当地居民尤其是参加地方选举的政治人物全身投入反杜邦设厂，翌年杜邦宣布放弃计划。鹿港反杜邦，也被视为台湾环境运动之滥觞。(注：近年杜邦积极推动在山东东营市兴建的二氧化钛厂，正是当年鹿港居民所反对的工艺。)

1987年反杜邦运动的成功，刚好接上蒋经国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解除报禁、党禁，战后“二·二八事件”及50年代白色恐怖以迄备受压制的社会力，终于井喷式总爆发，台湾民主政治急速发展，环保运动乃其中的中流砥柱。

全岛各地的反污染抗争如雨后春笋，一方面环绕大型石化工业区而动员抗争，例如宜兰县反六轻、后劲反五轻、高雄林园等事件，另一方面，苏联核灾后台湾民众也开始提出反核主张，先后有外岛兰屿居民反对倾倒核废料、台北县贡寮乡民反对兴建核四厂等。这些地方性的抗争，都成为了当时的全岛性议题，牵动台湾民心，成为社会发展何去何从之讨论焦点。

新兴的政治力量民进党，亦开始积极参与介入环保运动，反核运动的兴起，亦加强了民进党的社会支持度。面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和党国资本主义，环境运动当时与反对党发现了共同敌人，自然地形成了同盟军，在许多议题上合作无间，但也种下日后政治力量吸纳社会运动的开端。

2000年台湾实现了第一次的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不过，借助环境运动等社会力量登上权力高峰的民进党，上台后并未有贯彻落实其环保政策，原本主张“非核家园”立场，在政治现实下软弱无力，“存在决定意识”，当政后的民进党亦越发向资本倾斜，毫不掩饰其增长至上式发展主义信仰，与前朝无异，使许多环保人士寄望落空，理想幻灭。

民进党入主政府，也卷走了一整代的环保运动干部进入各级机关工作，使环保组织人才更形凋零。2000年后，环境运动陷入低迷困惑。此起彼落，取而代之的正是美浓反水库运动开始的社区营造运动。

90年代初，台湾提出兴建大型水电站，促成了南部的客家人聚落地美浓乡的反水库运动。当地的乡绅和许多返乡知识青年，组成了美浓爱乡协会，结合生态保护、农村生活、客家文化认同、新文化运动(例如林生祥的音乐实践)，别开生面，开启了台湾社区营造之先河。

保护家园建基于被污染者受害意识，以自力救济对抗公害污染，争取迁厂赔偿，是消极的、防御性的运动阶段；社区营造则以环境意识为出发点，进取地建构新的社区身份认同，倡导绿色价值，让环境运动迈向全民动员、积极建设的新阶段。

迈向下一个10年

台湾大学社会系副教授何明修2006年出版的专著《绿色民主：台湾环境运动的研究》 ，提出过去20年台湾环境运动的发展与岛内政治民主化密不可分。他认为，环境运动乃“追求环境正义的集体行动和绿色民主力量”。环境运动与政党政治之间的“相对自主”较高，则运动较易成功，若“相对依赖”较高，则较容易受制于政党利益，阻碍运动目标之达成。

何明修此书颇受争议。不过，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尤其是民进党执政期间的理想挫败，台湾环保运动确实需要重新思考虑其社会定位和历史任务。

曾经是政府环评委员的李根政，不愿沦为“橡皮图章”，于2007年辞去近20年的教职，决意全心投入环保运动组织经营，创立“地球公民协会”，面向社会募资，以市民个人捐款推动环境运动。去年，李根政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台湾环境NGO的下一个10年》文章，语调沉重地指出台湾许多NGO都面临了经营困境，因为“目前许多环保团体的运作是仰赖政府的委托案，从中节省开支勉力支撑。但是，经验告诉我们：靠政府的补助，既无益于公民社会的发展，也消耗了有志之士的热情，使得人才总是留不住，经验也很难累积，陷入了极糟的恶性循环。这样的环保团体，或许偶尔可以虚张声势，但无法发挥持续的影响力”。以李根政为代表的新一代环运领袖，痛定思痛，默默耕耘，力求突破困境，走出独立于政党政治、根植民间的环运新路。

2005年起，因兴建台北捷运而面临拆迁的乐生疗养院，意外地引发了大批青年投身保育运动，自发组织青年乐生联盟，加入抢救古迹。这些80后甚至90后的社运青年，近年又发起了保卫集会权利的野草莓运动、反对兴建苏花高(苏澳至花莲高速公路)以及提出土地正义的台湾农村阵线等多场运动，以创新的文化艺术行动、社交网络动员，以及超越蓝绿的新世代姿态，为环运补充了面向未来的新血。

就这样，台湾环运重新上路。李根政等老干部和80后生力军联手推动的反国光石化之胜利，被视为近年台湾环境政治博弈的转折点。马英九表态不支持国光石化之后一周，我获邀到台湾各地与民间环保NGO交流，主持了多场工作坊，接触了许多环境运动参与者和核心干部，当中大部分人认为，打败国光石化具有划时代意义，意味环保运动终可力挽狂澜，使主导发展的政府也要臣服于民间的环保呼声。

至此，台湾环境运动再次走在亚洲之先，多个环保组织发起“全民来认股守护浊水溪”信托行动，组织民众认股，组成民间财团，以人民财力“买起”大城湿地，阻止国光石化开发，至今已有7万多人响应，贯彻台湾环保运动多年来取信民间、自力救济的传统。

从保卫家园的悲情抗争，到社区营造的细水流长，从鹿港反杜邦，再到遍地反国光，走入而立之年的台湾环境运动，走过激情，穿越幽谷，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间，抵抗与建设的张力中，始终匍匐前进，重塑台湾的永续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