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红”学者于建嵘

　　在2011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之前,于建嵘意外地获得了数个“光环”———在不少媒体的年终新闻人物盘点中,这位研究中国底层社会的学者的名字频频出现,且“头衔”多样,如“互联网风云人物”、“年度新锐人物”、富有魅力的“布道者”等

　　“咳……”1月6日,当《法治周末》记者如约来到北大博雅国际酒店采访于建嵘时,提及这一连串的奖项,他笑过后便皱着眉头,一副无从说起的样子。

　　于建嵘举了个例子。“领‘新锐人物’奖时,他们以为我有很多话要说,结果,我只说,我所做的不过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而已。”他笑着,一边还用手比划,“所以,他们说我是最低调的‘新锐人物’。”

　　于建嵘并非是在2010年突然“走红”———虽然对于他微博上部分“粉丝”而言,很可能有如此印象。

　　实际上,早在6年前,他就以一个“在底层行走”、“用心做研究”的学者姿态出现在了杂志中。而更早的时候,他只身一人走过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的农村,历时20个月完成博士论文《岳村政治》,出版后震动了学术界。

　　被请去“骂官”

　　与几年前报道中照片里的样子相比,于建嵘的变化并不大:依然是一头乱发,一副大黑框眼镜差不多占据了半张脸。而说起话来,依然表情丰富,爱打手势以及在阐述完自己的观点之后,来一句“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从2009年开始,在继续底层社会研究的同时,他亦受邀赴各地为官员讲课,且次数不少。有人将其称之为“布道”,也有人将其形容为“行走于官民之间”。然而此前,于建嵘则和许多同事一样,都想埋头做学问,认为与其给官员讲课,还不如多走访几个乡村,多访问几个农民兄弟实在。

　　“老百姓的声音我听了很多,我也想听听官员们是怎么想的,看看他们是否认同我的观点。”于建嵘说,“也许我改变不了他们的观点,但我想听听他们的心里话。”

　　于建嵘讲课很受欢迎,原因之一就是他讲课切中要害,敢于指着讲台下的学员们“开骂”。而淋漓尽致的“骂辞”,并未让学员退避三尺,敬而远之,倒令他们深感其非隔靴搔痒,常常在下课后将他包围住,抢着来几句表白,然后再抛出问题请教一番。

　　在微博上,于建嵘则俨然成为“明星”。《法治周末》记者看到,于建嵘建立于2010年10月初的微博,不过10余页的内容,已为他赢来了20余万的“粉丝”。

　　网民对于建嵘发表在微博上的内容大呼过瘾,而于建嵘的微博内容也一度成为新闻。“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于建嵘曾把江西省万载县县委书记陈晓平对自己说的这样一句话发在微博上,引发了众人的关注。

　　也有时候,于建嵘则被网友好好“娱乐”了一把。2010年12月6日,于建嵘的一条谈官员心理的“平常”微博,由于网友们纷纷在评论中的模仿,在网络中掀起造句热潮,被戏称为“建嵘体”。

　　“底层”出来的人

　　身为湖南衡阳人,说起话来乡音浓重的于建嵘觉得自己具备明显的湖南人性格———率直。

　　“我这人说话实在,不装糊涂,而且从来没拿自己当个‘人物’。”于建嵘笑着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并称其并不在乎他人的言论。

　　关于于建嵘不“装糊涂”,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某政法大学的一位系主任邀请于建嵘演讲。在讲台上,这位系主任“告诫”讲台下的学生,因为体制原因,一些法官违背良心办案,亦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于建嵘立刻用他沙哑的嗓音打断了系主任的话,指着坐在身边的教授告诉学生:“你们千万不要学他们这些人。什么叫有良心没办法？就应该提着乌纱帽去保护这个良心!做不到这个就是没有良心,就不配做法官!”语罢,台下的学生以热烈的掌声回应。

　　“我是底层出来的人,所以我了解底层生活的艰辛。”他说。

　　“文革”开始时,于建嵘4岁。不久,他的父亲被“打倒”。父亲被留在湖南祁东县城以备批斗,于建嵘和家里其余5口人都被下放至湖南永州农村。

　　在永州,于建嵘与家人是周围人眼中陌生的外乡人,颠沛流离中,于家人的户口弄丢了。这让他们过了长达9年的“黑户”生活。

　　于建嵘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为了让困苦中的一家人活下去,母亲曾经去粮站拉板车。而每每看到麻袋里或地上残留的碎米,母亲都会小心地将其收集起来,带回家做饭吃。

　　大学毕业后,于建嵘曾先后做记者、刑辩律师,衣食无忧。但最后,青春年少时在岳麓山上与志同道合的好友盟誓要“研究中国农民”的声音更是回响耳畔。最终,他退出了律师行业,回归了自己的理想。

　　于建嵘在接受记者采访、给官员们上课的时候,常以“我们老百姓”、“我们农民”自居;在看到千里之外赶到北京来找自己的农民,他会笑哈哈地拍着他们的肩头,以兄弟相称。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于建嵘成名之初,是以做田野(调查)出名的,不管多脏的农舍,他都能倒下就呼呼大睡。”而于建嵘则对《法治周末》记者打趣地补充一句,“在五星级酒店,我也照样能睡得很好”。

　　为规则呐喊

　　在过去的2010年,于建嵘坦言,自己过得并不好。

　　“去年,我一直很焦虑。”于建嵘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他皱着眉头,眼神里戏谑之意全无,倒是充满担忧。

　　于建嵘随即给记者讲述了去年他上过最“搞笑”的一课。那是在东部某市,在他慷慨激昂地讲完课之后,本来台下官员都达成共识,认为强拆对当地持续发展并无益处。但一位领导的总结却让于建嵘着实被“雷”了一下:“刚才于老师说得很好啊,大家一定要依法办事。但是,我们今年的拆迁任务还很重啊,大家要加油……”

　　“现在我们要保护的是社会规则。如果社会规则被破坏,大家不讲规矩办事,就太可怕了。”于建嵘说,“靠卖地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些地方官员的‘理性选择’。”一些官员也把心里话告诉他:“如果要靠建工厂、公司来搞发展,不知道要过多少年税收水平才能上一个台阶,但是,如果卖地,却可以带来直接、大笔的收益。在当前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的前提下,两个选择孰优孰劣就显而易见了。”

　　于建嵘说,自己要为规则而呐喊。他说:“这是保护我们自己。”在他看来,即使在知识分子芸芸的学界,自己的言行还是有些像“出风头”。“不过,我倒希望大家都能来出这个风头。”他说,“在风口浪尖,必须要有人站出来说真话才行。”

　　被于建嵘屡屡提及的一个故事是:曾有位大学教授苦口婆心地规劝于建嵘:“何必呢,每天都要和一些人吵来吵去,最后还闹得一肚子气。”但不久,这位教授的老家遭遇强拆。震惊之余,教授认为幸好自己经济能力尚可为家中老父置一新房,不想遭到老人家极力反对:“我就想住在家里的老房子里。”结果这位教授一脸无奈地找到于建嵘:“老兄,这怎么办啊,我家也被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