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走向民主之路(2)

台湾是个相对和善的社会，相对于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在社会组构上，两岸走了完全相反的两条路——中国大陆是个内在同构性很高的社会，却在政治上不断强调、凸显差异与对立；台湾实质上是个杂错多样的社会，人群间有着深刻的隔阂，却无论如何要求表面上的一致。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台湾一片混乱与恐慌。几年前，日本人才结束在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给台湾留下了高度日本化的风貌。日本人统治下，台湾就已经充满了内在紧张，小部分人真心诚意觉得自己是日本的一部分，日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连台语都不会讲；另外有一部分人保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习惯，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家族制度以及婚丧仪式上，有很多日本文化渗透不到的地方。大部分人虽然受日本教育，讲日语读日文，但他们自觉地不满于殖民统治，因而怀抱着对于祖国的热切期待，在战争中暗自倾向于希望中国能够战胜日本。

1945年战争结束，两年后却随即出现了因“接收”冲突酿成的“二·二八事变”，国民党军队大举登台，先是屠杀了许多无辜群众，之后又进行有意识的“清乡运动”，逮捕大批台籍精英，让情况变得更复杂。原本的“祖国派”目睹“祖国”凶残的面貌，大感幻灭失望；原本亲日的民众，也就被刺激得更加怀念日本统治时期，进而美化了日本殖民主义的50年记忆。

当时，国民党带领了超过100万的军民，逃到台湾，那是国民党的最后基地，退无可退之处了。100多万来自不同省分的人，一下子要融入600万人口的台湾社会，谈何容易！

国民党采取的策略，是不顾事实，建构一个“中国主权”的神话，要求所有人活在这个神话情境里，不准质疑、不准异议。神话的第一部分，主张国民党仍然拥有全中国的主权，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大陆上的统治；神话的第二部分，主张国民党所在的台湾，是中国的正统，相对于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国大陆，是最纯粹的中国。

为了维系这样的神话，国民党建构了绵密得近乎荒谬的情治系统，严密监管任何不接受、不相信台湾是中国正统的言论。为了维系这样的神话，国民党大力推行“国语”，并积极从教育体制上想办法消弭社会上的差异，要求小孩遗忘掉自己的家庭父兄抱持的日本时代或大陆时代记忆，转而统一在一套固定的“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标准答案下。

1960年代，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如火如荼展开，蒋介石立刻在台湾提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作为对抗，更加强化台湾和中国传统的联结，并且要进一步以中国传统压抑，甚至取消台湾本土及受到日本影响的基层文化。

当年徐复观先生就曾经敏锐地评论：这是20世纪对中国开的一个悲凉的大玩笑。一边拥有根深蒂固、沦肌浃髓的中国文化，却致力于取消中国文化；另一边原本是非常晚才开发的边陲，没有太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又受过日本人长达50年的统治，却要拼命强调保存、发扬、复兴中华文化！

其实内中还有比徐复观先生所见更矛盾的地方──这个口口声声“复兴中华文化”的台湾，其政权却必须依附在美国的保护下，才有办法维持。美国愿意保护台湾，是基于和苏联冷战对峙的考虑，台湾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来防堵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

因而，以“复兴中华文化”为中心国策的同时，美国文化的力量不断涌入台湾，并且在美国压力下，台湾不得不进行民主改革，原本封闭的国民党权力结构，开始承受一次又一次，而且层级愈来愈高的选举冲击。

民主化的影响

1980年代，民主运动潮流高涨，对于国民党的批判也就愈来愈露骨了。批判的焦点之一，正就是“大中国神话”。在很多方面，“大中国”是个明显的谎言。国际社会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愈来愈少，直接拒绝了国民党可以代表全中国的主张；对内，台湾本土生活也有许多现象明明就不符合“大中国”说法。于是在“大中国”的对立面，升起了“本土派”，强烈要求回归现实，尊重现实。

对国民党的另一个批判焦点，是其“锁国”的做法。严格控制人民出入境的自由，离开台湾成为一种由政府掌握的特权，不让大家看到外面世界的真相，听到不受筛选改造的信息。

1980年代后期，尤其是蒋经国在1988年去世后，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前一种批判，引发了大型的群众街头示威，被压抑的几十年的各种权利，都化身成为一个个示威活动，对国民党抗议。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街头示威，而且群众和宪警之间的冲突层出不穷。后一种批判，则终于逼出了开放观光旅游和开放大陆探亲的政策，台湾人像长期被关在笼中的鸟儿般，争先恐后利用开放机会，到外面去呼吸自由空气。

在那段时间，没有人会觉得台湾是个和善的社会。台湾充满了喧嚣与愤怒，内部族群分化严重，“本省人”与“外省人”互相用最难听的语言互骂，“中国人”和“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变得势不两立，政府夹在中间首鼠两端，一下子要坚持中国立场，一下子要走本土路线，摇摇摆摆、自我矛盾。

这种分裂的局面，造成了2000年陈水扁的崛起，延续为8年民进党执政的局面。陈水扁在分裂中获利，8年中他也就习惯性地反复操弄分裂状况，视之为他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资本。

长达8年的对立骚动，让台湾人累了、厌了，也穷尽了所有社会分化情绪与言词的可能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善的第一个原因。陈水扁不是顺利光荣下台，而是在贪渎弊案缠身的情况下，卸任不久就锒铛入狱，他的权威一夕瓦解，连带地也就使得他那种冲突性的政治风格，在台湾快速破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善的第二个原因。

还有第三个关键的原因，是民主制度确立，社会上有了基本的言论自由，集体性的不满有了日常宣泄的管道，不再会有过去那种郁结累积的困境，每年大大小小的选举，也就在释放不同层级大大小小的不满。10几年下来，该冲撞的、该訾骂的，都发泄得差不多了，社会气氛自然会跟着和谐了。

和谐正在成为台湾的重要特质

再加上这10几年，又是台湾对外开放，高比例台湾人纷纷去世界各地旅行、游览，看到感受到了别人的社会气氛，当然就会回头比较自己所在的环境得失。打开眼界的一种影响，是羡慕别人好的地方。去日本搭过永远准点的火车，走在总是干净整洁的街道，当然会羡慕。去欧洲感受街头咖啡馆的轻松闲散，进博物馆亲近文明结晶，当然会羡慕。带着羡慕心情回来，就会希望自己的社会也变好一点。不只如此，打开眼界还有另一种影响，是在比较中发现自己身上的美好，回来之后，会格外注意强调该珍惜的美好部分，以这别人别地没有的美好，作为自己的标记。这是使得台湾社会变和善的第四个原因。

第五个原因——我们也不能轻忽，国民党长期宣传的神话，产生的效果。虽然国民党提出的那个社会图像，不符合现实，也因为其中的和现实间的落差，引发后来强烈的反弹，让国民党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我们不能否认，三四十年的执政中，国民党被自己所创造的神话拘束了，在政策上不得不尽量促进社会和谐，也必须尽量对台湾民众一视同仁对待。民间长期存在着隐藏的歧视对立，可是在表面上并没有依照身份区隔的差别性政策，所有人理论上在法律与政策之前，一律平等。几十年执行下来，台湾的新生代之间的融合，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效，只是年长者没有那么容易放下记忆芥蒂，彼此接受。

而且国民党也小心翼翼地掌控着所得分配的差距。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并没有因而失控飞增，一直到蒋经国在世的最后一年，台湾人均年收入突破8000美元，最富有的1/5人口的收入，只比最贫穷的1/5多4.48倍而已。此外，国民党，特别是蒋经国格外厌恶夸富的风格，会不断以政策宣示来提倡简朴，更以政治影响力压制、惩罚夸富行为。再加上重视教育，鼓励透过追求教育成就来提升家庭地位与收入，开放了贫富上下流动的渠道，大大降低了因为所得分配不均可能带来的社会冲突。

国民党神话中的另一个环节——强调中国文化传统，长远看仍然是有和谐和善效果的。关于人与人彼此对待的种种美德，被统纳在“中国文化”之下，不只保存下来，而且还经过反复教育宣说，进入台湾社会的价值体系里。活在人群中，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规矩，不能只是自私自利，不能只是功利算计，这样的基本原则，普遍进入台湾民众的心中，是他们日常行为不言而喻的准绳。

和善、亲切、体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甚至不是有意识的追求得来的，是在台湾历史中，经过诸多曲折才变化产生的。重点是，现在有愈来愈多台湾民众，自觉感到和善、亲切、体贴的难能可贵，也就自觉地努力维系这样的正面社会价值，如此一来，误打误撞得来的社会资产，应该就不会误打误撞消失了，而会强化、深化为台湾的重要特质。

许多人喜欢到台湾旅游，不过，游玩的景点除了著名的日月潭、阿里山、故宫和诚品书店外，最常呆的地方恐怕就是饭店了。并不是因为台湾饭店的豪华设施或体贴服务，而是在饭店里可以看到近百家的电视频道，手里不断按着遥控器，享受着频道转换、光影和声音急速变化的快感，实在好不热闹。

“说话”，其实是台湾社会一直以来的特色，即使过去曾经受到政治的压抑，许多言论无法在公开场合发表，但在庙口、在店铺，总有许多人聚集喝茶、嗑牙，说人长短或批评时局，不过，能在电视上如此大鸣大放，也不过是近10多年的事。

20年前，台湾广电媒体仍受政府控制，不但无法自由经营，意见也不能自由表达，主持节目、评论时政的权力掌握在少数经过官方认可的媒体人的手中，绝大多数民众像是个没有嘴巴的人，对公共事务无法置喙。直到1990年初地下电台的出现，改变了禁锢的媒体生态，为言论自由闯开了另一扇门。当时著名的地下电台主持人许荣棋带起了call in的风潮，一句“一块钱让你当自己的主人”，鼓舞着观众只要花一块钱打电话到电台里发表对时政的看法，就能让自己的声音与意见透过大气电波和更多人分享，享有近用媒体的权利。

当时的地下电台可不是只批评政府，还介绍了大量的地下音乐，也关注弱势者的声音，呈现了边缘与非主流色彩，包括不受社会重视的原住民、劳工、妇女、同性恋、小区组织、地方文史、儿童等群体都有属于自己的节目。言论的空间因此撑大了起来，也造就了日后的“名嘴”文化。

“无所不知”的名嘴

跟着广播电台开放的脚步，电视频道也随之开放，原本只有3家无线电视台的台湾，几年暴增超过200个频道，其中有8家24小时全天候播出的新闻频道，高居世界之冠。然而，这些频道无法每个小时提供全新的新闻内容，许多“新闻”一再回放，观众也逐渐失去兴趣，新闻频道开始提供谈话性节目表达对公共事务的立场与观点，同时试图满足阅听者澎湃的情绪。于是，谈话性节目一个接着一个开播，从下午到晚上，从黄昏到夜里，有真实的政治人物对决，也有虚拟的模仿秀。

这些政论节目大多以地下电台的节目型态为原型，和过去不同的是，地下电台是听众的call in为主体，但电视的政论节目则是重视名嘴的意见与表演，民众能对公共事务发言的机会并没有增加多少，特别是和媒体中的新兴名嘴比较起来，普罗大众的意见显得卑微许多。

虽然这些节目强调“公共讨论”、“全民参与”，让观众可以在电视上做自己的主人，但即使民众好不容易打电话进去，往往只有30秒的发言时间，根本无法畅所欲言，就算有再高明、伟大的见解，最后也多沦为发泄情绪、骂骂脏话，观众充其量只是跑龙套的角色。相反的，名嘴是节目中的主角，享尽发言的权利，甚至累积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许多电视名嘴或节目主持人放弃媒体人应有的中立立场，帮政党候选人主持竞选活动、助讲、站台，甚至参选市议员与立法委员，形成“媒政两栖”的有趣现象。

台湾的名嘴大致可分为政治人物与媒体工作者两种类型。前者主要是政党发言人、国会党鞭，以及派系代表等，主要工作在于为自己的政党、政策辩护；而后者则大多是在线记者、报社主笔，以及媒体主管，他们往往以评论者的角色出现，透过时庄时谐的口吻与专业对时政品头论足。有趣的是许多在线的媒体工作者成了名嘴后，逐渐放弃原有的工作，专心做个专职的名嘴，靠着接通告、上电视、主持节目维生。

虽然这两者有其不同的角色与功能，但也有不少相同之处。他们都是伴随着政治性谈话节目而起的新兴意见领袖，并且透过“专业”的正当性来取得台湾言论空间的发言权。他们不仅有滔滔不绝的口才，更有无所不谈的天赋异禀，每个事件、每个议题，不论是政治、经济、影视、命理，甚至是外星人都能侃侃而谈，也不管是天文、地理，或真实、虚幻，尽都在这些新兴名嘴的掌握之中。

最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就像幽灵一样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在各样的媒体、不同的时段中随时出现，让人们难以逃脱其建构的意见天罗地网，除了关机与转台外，大多只有在这些人提供的有限意见中，认识时政的多元面向。

虽然没有实际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名嘴对台湾政治意见有多大的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生产大量政治言论的同时，也排除了其它意见的表达。少数的“专家”不但成了不同政党、年龄、性取向、阶级、职业的代言人，也让意见局限在个人利益以及“专业”见解的狭隘胡同，而广大、多元的阅听众，只能透过想象的替代性参与，让出评价公共事务的公民权利。这种现象对强调媒体应自由化经营的台湾而言，实在是一大讽刺，因为台湾的言论天空始终只有几张嘴。

从这样的角度看到政论节目与名嘴或许太过严苛，也期望太高，毕竟这些节目越来越难吸引观众，收视率早已不若以往，至多只能吸引同类型的基本教义派，以及自己在节目中培养出来的电视红卫兵，许多观众早已抱着看综艺节目的心态来欣赏名嘴们的精彩演出。

事实上，台湾的政论节目也越来越综艺化，许多电视名嘴宛若明星，可以严肃论政，也可以插科打诨，有着夸张的表情与肢体，表演味十足，有趣的是，名嘴们也经常在节目爆料，却经常缺乏实际证据，只能“乱打一通”。这种亦庄亦谐，虚虚实实的后现代意象，有时和曾经引领风骚的“政治模仿秀”没什么两样。

“政治模仿秀”的嬉笑怒骂

“政治模仿秀”一直是台湾很受欢迎的节目类型，艺人在节目中模仿政治人物，透过丑化，甚至丑化的夸张表演方式，结合当日时事，每天上演。不但让严肃政治新闻进入欢乐的家庭客厅，更是许多民众了解当下新闻事件的主要管道，甚至参与成为其日生活政治论述的来源，而模仿者嬉笑怒骂的演出方式，也成了人民发泄情绪，讽刺政客的出口。

虽然，包括《全民大闷锅》、《全民最大党》在内的政治模仿秀十分敢言，也大受欢迎，不过，“政治模仿秀”可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畅所欲言。

艺人最早的政治模仿表演来自于20多年前在台湾红极一时的“餐厅秀”，在这个传统歌厅或餐厅的表演场合中，包括李立群、邓志鸿等实力派艺人就经常在表演中模仿李登辉、林洋港、俞国华等政治人物，相当受欢迎，不过，受限于当时的政治氛围，表演的内容大多只是在口音上模仿，对政治议题也仅点到为止，没有嘲弄，更没有批判。

知名制作人王伟忠20多年前制作的《连环泡》节目中有个“7点新闻”单元，模仿《华视晚间新闻》的播报现场，透过主播之口讽刺时事，后来则以皮偶扮演政治人物，讲述和自己有关的一些事件或新闻自嘲，包括当时的“行政院长”李焕、台北市长吴伯雄、“财政部长”郭婉容都是被模仿的对象，不过，由于内容太过辛辣、对时政诸多批评，最后被华视以“丑化长官”的理由禁播，而当时的华视是由官方所经营的电视台。

到了1997年，由王伟忠制作、邓志鸿主演的政治模仿秀节目《纯属虚构》在民视开播，是台湾第一个政治戏仿节目。随后《主席有约》、《2100全民乱讲》、《老邓搞新闻》、《纯属巧合》等政治模仿秀节目陆续播出，一时之间蔚为风潮。

有趣的是，这些模仿秀的演员不仅身价水涨船高，还从虚拟的模仿戏剧走入真实的政治现实，不论是模仿“李祖惜(李登辉)”的侯冠群、“陈水扁”的唐从圣，或者是模仿“马英九”的李志希或“苏贞昌”的郭子干，都成了蓝绿政治人物争相邀约为选举站台、助选的当红炸子鸡，甚至候冠群还因为模仿政治人物声名大噪，因而成为第一位参加模仿秀当选民意代表的艺人。

局限

不论是政治模仿秀或电视名嘴都让曾经受到禁锢的台湾社会获得了新的解放，也展现台湾独特的政治动能与特殊文化现象。这样的节目，横跨时空、穿越真伪，混杂着严肃与娱乐。让政治看起来不仅只存在庙堂之中，不再距离人们的生活那么遥远，但实际上，我们只是观看政治大秀的观众，对于政治现实理解却是十分有限。

换句话说，这些节目的出现是可喜，也是可叹的，可喜的是，台湾政论节目的确发挥一定程度的监督力量，同时也是言论自由，甚至百无禁忌的新天堂乐园，即使看起来有点乱，但却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价值；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节目也使得严肃的政治越来越趋向表演与综艺，成为日常生活琐碎的装饰，肤浅的愉悦，越来越难以引发人们的政治关怀与行动，甚至造成人们对政治产生轻蔑与反感，而这也是民主政治发展中不可忽略的警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