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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主之殇

卢麒元

陈水扁治下的台湾，政治家竟然敢标价出售军衔。这种自掘坟墓的行为，古今中外罕见。台湾的政治算是烂到家了。追求民主进步的台湾民进党，竟然退步到封建帝王都不耻的地步，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是时候给台湾的民主化作一次总结了。当然，更主要目的是找寻民主理念在华人地区实践失败的原因。毕竟，两岸三地的同质性太强了。

改革开放后，我一直相信，民主是个好东西。直到来到香港，亲眼目睹了香港所谓民主派的可怕的嘴脸。但是，最令我惊愕的，还不是民主派，而是那些支持民主派的民众。民众，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这里的民众。总之，让如此顽劣的民众来搞民主，比起开明专制可能相差不止十万八千里。如此看来，李光耀先生确实是有先见之明。

历史很吊诡。因此，研究历史，离不开哲学。我们通常将政治制度简单地一分为二：民主；专制。其实，这是一体两面。正面是佛，反面就是魔。好民主，一定专制；好专制，一定民主。蒋经国先生懂这个道理，马英九先生不懂这个道理。我们的领导人大约懂了一半。

国家搞民主，说到底，是搞代议制民主。代议制，就要选代表。走到这一步，亚洲国家就民主不下去了。因为，代表这东西，非常不靠谱。其实，就算是亲娘，也很难代表自己。何况选出来的不过是“政治超女”。亚洲国家大多数就是给“政治超女”害了。有的被害得很惨，比如泰国。“政治超女”通常代表两样东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是西方势力。不用等第三，根本不会有第三样东西。辛辛苦苦、兴师动众选出一人来，往往还不如过去的暴君。这真的是一点趣都没有。

我曾经说过，美国是一个准君主制国家。很多人都跟我急了。急有用吗？人家压根就不是人民立宪。与君主立宪不同的是，他们有好多人共同立宪。不过，不是人民。当然，他们也没有兴趣进行全民公决。最有趣的是，他们还搞了几个终身大法官，长期值班，跟皇上一样。国民选了你当总统，你还不是总统，要等大法官“加冕”（跟随大法官宣誓）。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按理说该民主一下了吧，不行！还有一个比宪法还大的，那就是神。神的代表，那可不是民选的。但是，这个代表非同一般，没有他的祝福，想当总统门儿都没有！想一想看，谁在做主，是人民吗？要知道，牧师和大法官绝对不是民选的。这就是笔者强调的“道统”和“法统”。这“两统”才是真正的“皇帝”。美国总统，本质上不过是一个“内阁首辅”而已。由此说来，当今美国还没有来得及搞民主。“美式民主”？那不过是中国人的美丽误会而已！

台湾的孩子们读书太差了（可能比香港还差）。连选主与选美都分不清楚。竟然就敢妄谈民主！台湾民主化完全是一根筋似地在抽疯——形而上学。笔者曾经发表文章《三统换一统》。台湾人不懂“三统”换“一统”的道理。搞了个“半桶”换“一统”。用“政治超女”换“血统”。就这种玩法，想不残，实在是太难了。很多台湾人傻乎乎地炫耀所谓的民主成果。我在认真通读李登辉先生的著作《宁静革命》后，曾经说过：李先生是个坏农民。他摘去一枚专制的良果，栽种了一枚民主的恶果。台湾这条小龙从此被终结了。龙变成了虫，还想独立？真是瞎折腾！

中国人自从接触西方理性主义之后，就好像中了邪一样。只懂得一分为二，非此即彼。其实，真正的反封建，必须要依靠封建。这才是哲学。西方人至少在政治上明白这一点。不要皇上的最好方法，就是多几个皇上。而绝对不是干掉皇上。因为，你干掉一个一定会再长出来一个。那个代表神权的“皇权”和那个代表法权的“皇权”，才是解决封建专制最有效的方法。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可是，台湾人就是笨。你叫他总统他就是总统了吗？这与叫皇上有什么区别！世袭的也好，民选的也好，制度不改变，名字变来变去有用吗？根本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尤为可怕的是，当民众被极端情绪蛊惑，例如宗教和种族情绪，就会自发地走向疯狂，他们一定会选择魔鬼。看看亚洲地区民主化过程中一部接一部的闹剧吧！

回到中国。

中国人总体而言是无神论者。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由于没有神的束缚，中国人精神上没有道德约束的底线。过去的宗法社会，还有一个祖宗崇拜，还有一个宗祠，还有一个入宗祠的问题。现在是什么牵挂也没有了。就变成了赤裸裸的实用主义者、功利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然而，人的灵魂是不能没有主宰的。既然没有神，对于现实主义、功利主义、机会主义而言，那就只剩下金钱。于是，金钱成为精神的主宰。他们终于找到了他们的上帝。其实，金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魔鬼。中国人终于着魔了。看看吧，这几年中国人为历史上的奸佞邪恶进行了大翻案。那倒不是中国人学会了宽恕。他们到历史中为自己寻找到了一块遮羞布。令人作呕的是，用得最多的遮羞布，竟然是清宫戏！没有了道统，比没有民主要可怕得多！

中国人总体而言是权力论者。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由于缺乏法律的束缚，中国人行为上没有法律约束的底线。中国人迷信权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因为，每一次权力威力的示范，都是以突破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为代价。当代中国人的所谓“智慧”，大体上就是破坏规则的“胆量”。尤为严重的是，中国的社会分配格局在三十年中严重异化，权力几乎成为社会分配的根本依据。权力最终越过了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直接挑战人类的良知。当然，权力的滥用，最终会使权力终结。因为，社会最终需要有一个起码的秩序。只是这种权力终结，代价将极其昂贵。尤其是在人性泯灭之后，非但人厌之，天亦厌之。许多民族因此被永远地抛弃了。没有了法统，比没有民主要可怕得多！

在缺乏道统和法统这个问题上，大陆和台湾并无二致。这是两岸盲目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必然“成果”。真正的区别在于：大陆有政府而无“皇帝”；台湾有皇帝而无“政府”。

建议大陆，将九常委升级为宪法法院终身大法官。给予他们崇高的地位。在人民大会堂门前刻石铭记他们的姓名，以资后人纪念或唾骂。我们需要一个非民选的，至高无上的，法律的“皇权”。我们甚至可以再附加他们一定的神权（如祭祀）。至于履行行政权力的人才，那还真的是需要选一选的。无法无天的历史应该结束了。

建议台湾，实施内阁负责制。削除总统的行政权力。同时，赋予总统释宪的权利。反正是选一个没有实惠的总统，大家就不用拼个你死我活了。其实，需要将人们博弈的焦点转向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而不是职位。政府的根本内涵在于制度而非职位。官吏有职有权不等于人民有政府。看不到这一点，台湾绝无希望。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应该结束了。

这样，大陆有了“皇帝”，台湾有了“政府”，中国的民主还有一点点希望。

最后，谈一谈缺乏两统的中国文化问题。

道统和法统最终延伸为审美逻辑。大中华地区的无法无天已经成为严重的文化问题。政治和经济的功利主义必然演化为文化的功利主义。这样说似乎太文雅了，两岸三地恐怕已经不是文化功利主义了，而是赤裸裸的文化重商主义。在文化重商主义的大环境下，传媒死了，大学死了。一切机构都成为商业机构，甚至包括军队。于是，在台湾，军衔都成为商品了。一个社会，在文化重商主义条件下，根本无法产生坚守道德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永远不存在公众利益的代言人。这就意味着，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代表。这就从根子上断绝了民主的最后希望。

说到这里，我感到悲凉。中国人，一个曾经具有儒家高贵精神修养的文明种族，何以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有些人不喜欢我批评理性主义，可是我们能不批判吗？我们似乎得到了一些理性，可是我们几乎丧失了人性！所以，我对于那些执迷于西方理性主义的“中国传教士”感到愤怒。尤其是对那些叫嚣民主的白痴们感到厌恶。我不得不重复王阳明先生“致良知”的说法。一个民族永远不能丧失主体性和自觉性。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是勇敢的先行者。我们应是致良知者。惟其如此，中华民族才有存在和进化的依据。否则，必然遭到同化或淘汰。请注意，是致良知，而不是“从良”。让那些准备“从良”、正在“从良”、已经“从良”的洋奴们，滚远些去吧！快去救救那些被洋奴们拐骗的可怜孩子！

总结。

在中国施行宪政百年之际，剖析台湾民主之殇，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在去年写过一篇题为《掠过佛莱堡》文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德国思想家关于现代化问题思考的一个总结。在文章中，我曾使用这样一个副标题：魂兮归来！检讨中国百年的宪政历程，最令人痛苦的地方就在于此。中国几乎得到了“科学”与“民主”的形式，却失去了灵魂。这里讲述的灵魂，就是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一旦丧失了民族国家的主体性，所有现代化努力不过是沐猴而冠。就本质而言，台湾民主之殇，是西方精神殖民所引发出的历史阵痛。这是一个悖论，一个意欲追求形式独立的地方，精神上却是如此地充满了奴性。台湾的闹剧，是前殖民地地区，在后殖民时代具有广谱性的悲剧。这实在值得所有中国人认真反思的。

民主只是一种工具。工具本身不需要进行道德判断。工具谈不上是否是个好东西。就算是好东西也未必就有用。好人用工具可以做好事，坏人用工具也可以做坏事。中国人该醒醒了。不用拼了命去找好工具（所谓的科学理性）。最根本的，还是要致良知（魂兮归来）。灵魂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当然，致良知之后，还须要致良政。我们必须要注意两点：第一，形式必须与内容相统一；第二，主观意志必须与客观现实相统一。笔者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述良政的内涵。笔者暂时将致良政概括为三统换一统。不过，可以肯定一点，良政包含了一定的民主，但民主并非一定带来良政。

这可能有点难堪。宪政百年之际，我们刚刚发现，我们并不知道何为真正的宪政。这虽然令人难堪，但也不失为好事。至少，我们不用再稀里糊涂過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