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针编织蝴蝶视频:从“富士康”看后工业时代的职业信仰

从“富士康”看后工业时代的职业信仰 

——中央党校杨洪江博士答记者问

【作者：理论网记者：程冠军】  　 

杨洪江博士 程冠军摄

　　“富士康”的管理模式是典型的工业时代的管理模式，“富士康”的生产模式是以福特制（机械化流水线作业+泰勒制的管理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工业时代的生产模式，这两种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当前，无论是管理者还是与被管理者都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也更重要的课题——后工业时代如何重建我们的职业信仰。

　　记者：当下，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时代。2010年，在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下，我国已经进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在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下，人力资源要素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越发突显。近期发生的“富士康事件”，为管理者还和被管理者都敲响了警钟。对于“富士康事件”，众说纷纭，大部分人正思考其管理模式问题，富士康的管理模式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呢？ 

　　杨洪江：富士康的管理模式是大工业时代管理的缩影。在富士康，呈现出一个等级严格的金字塔:塔尖是战略制定者，中间则是战略执行的细化和监督者，底层则被固定在生产流水线上，从事重复性劳动的员工。从理论上来说，这种设计应该是最有效率的，但却忽略了人本身的价值，这被马克斯韦伯称为个人无法突破的“铁牢笼”。

　　简单地说，富士康管理模式是以泰勒制为基础的工业时代的管理模式，以福特制（机械化流水线作业+泰勒制的管理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工业时代的生产模式，这就是富士康管理模式本质之所在。这种典型的大工业时代的管理和生产模式，在工业时代早期曾极大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对个体人的忽视，也凸显了一系列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起码已经不能适应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

　　富士康事件，员工的N连跳。不能只从管理的角度来分析和思考。我倒认为，比管理模式，比心理干预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重新反思职业活动，尤其需要反思职业信仰，即在后工业时代，如何重建我们的职业信仰。

   记者：关于职业活动的反思，或者说对职业信仰的研究,目前都存在什么问题或者说有哪些不足呢？

  杨洪江：我认为，目前，我们对职业活动的认识，缺少一种大职业观，缺少真正宏观的视野。我们习惯于从就业的角度思考职业活动，尤其伴随着金融危机，就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目前，我们关于职业信仰的研究明显滞后。比如对流水职业活动的研究在人文社科领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丹尼尔、贝尔经过多年的观察，他从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职业构成出发，对整个经济乃至社会变革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预测：后工业社会正在来临。他推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专业性和技术性的工作在职业领域中占主导优势以及在此基础上科学家和工程师等职位的增加。对职业的理性关照亦相当复杂，不同学科从不同背景出发，以不同方式关注职业行为。职业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不仅仅关乎个体的生存，关乎人的尊严，还关乎国运命脉，人所共知，有共同职业信仰的群体和国家，其社会交易成本甚低从而成就可持续健康发展。我所说的大职业观实际上是一种多学科的聚焦，或者是超学科的进行研究。

　　记者：请解释一下您所说的超学科的视野？

　　杨洪江：我想说的是这样一个解释框架：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转化。这是一个超越学科的宏观的框架。但我想我这个宏观叙事也许能弥补现代解释的某些不足。从这个解释框架，我们分析我们所钟爱的“职业活动”也许能给我们有益的启发。

　　比如，如果你所从事的是种“当官”的职业。那么你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是个统治者，你要善于利用各种意识形态神话自己的地位，所谓“民可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工业社会呢，你是个管理者，分工会带给管理者必要的权威，你在金字塔顶层的位置可以根据社会分工的规则去支配被管理者。在后工业社会呢？那你是个服务者。这不是由你的意愿决定的，甚至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后工业社会，金字塔组织被打破后，由分工形成的职位所能给你贡献的权威微乎其微。在农业社会里，当官的职业是一种具有中心地位的职业，它决定着其他职业的边缘地位，在工业社会，管理把主体也纳入到社会中去，但仍能派生居于边缘地位的某些职业，在后工业社会里，主体存在于一种本体论的平等中，金字塔式的等级组织被扁平化的社会组织所代替，你既是管理着，也是被管理者，管理对象和你在一个层次上参与公共事务。

　　从这个解释框架有助于我们了解职业活动的真谛，决定职业活动的社会运行机制一旦发生了改变，那么职业也必然改变。可想而知，在后工业时代来临的今天，你还应用工业时代的管理模式，后果还是可以设想的。当然在某种体制下，比如在日本，老板跳楼的要比员工跳楼的多。这是另外的话题，今天就不谈了。     

   　记者：从您刚提到的所谓大职业观和宏观的解释框架，再看富士康事件,您认为最该引起重视的问题是什么？

　　杨洪江：当然就目前情况看，尤其涉及到富士康事件，我认为这种大职业观，除了关心职业活动（无论管理还是被管理），最重要的是要关注职业信仰。N连跳说明，无论作为员工还是管理者，其信仰与职业之间的桥梁是断裂的。作为管理者，有信仰会更加关注员工，更加以人为本。作为员工，有信仰，则不会漠视生命。N连跳显然不是献身于某种信仰的荣誉。

　　说到信仰，我们可以联想到宗教，世界上所有正规的宗教都是尊重生命的。基督教认为人的生命是上帝给的，个人无权取缔，所以自杀者，上不了天堂和上帝为伴；佛教徒自杀则不会被超度，进不了极乐世界。当然，个人的信仰是一个体系、一个系统。所谓“大道一以贯之”。通过职业活动，除了解决生存之外，更重要的是践行信仰。一旦职业和信仰之间没有桥梁，职业活动没有信仰的依托，或者无论职业和生活，个人都没有信仰。那无论出现什么恶劣的情况，都是可能的。职业活动和信仰通过价值观联合在一起，信仰投射到职业活动中，我们不妨把它叫做职业信仰。

　　记者：看来，对于职业活动来说，信仰还是很重要的，这对社会发展来说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杨洪江：职业信仰对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很典型的例子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思想。

　　这本书认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精神因素是加尔文教的教规给予了资本家信仰，即积累财富能够荣耀上帝，而工作就是祷告。在新教的逻辑中，个人和上帝签了一个协议，但这个协议只掌握在上帝手中，只有世俗的成功和巨大的财富以及节俭的生活能证明你是上帝的选民。这催生了西方一个主流的职业精神：拼命挣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这就不难理解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裸捐行为了。所以说，职业信仰对社会发展来说，非常重要。没有真正的职业信仰，也不会有真正的法律，没有主流的职业信仰，社会发展的成本是很高的。当然，在西方主流社会，信仰也是参差不齐的。

　　记者：后工业时代，我们应当如何重建我们的职业信仰？

　　杨洪江：后工业时代，决定职业活动的条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工业时代，分工决定了职业，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制造针为例子洋洋洒洒的讲社会分工，因为他认为职业带来财富，分工派生职业。后工业时代，社会分群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取代分工作为主流。社会分群以消费为标志，天然的倾向于信仰标准，很难想象没有共同信仰的的人走到一个群体。信仰和伦理的回归，将成为后工业时代职业活动的重要特征。这当然为我们重建职业信仰提供了重要契机。

　　当然，在中国语境下，问题变的很复杂了。职业信仰乃至信仰的普遍缺失已经成为大问题。在这里，提供一个路径。即依据主流价值观，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确立我们的职业信仰将是未来的方向。

　　记者：具体到某个企业某个单位，我们应如何加强职业信仰，从而有效避免类似“N连跳”事件的发生呢?

　　杨洪江：我们看到，富士康事件发生后，企业法人采取了加薪等措施缓解劳资矛盾，加强劳资沟通；深圳市政府也派了一个由30多位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医生组成的队伍进行了积极地心理干预，应该说这些措施是有效的，起到了预期效果。但这是不足够的。也许目前找不到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认为，从长期看，加强职业教育，尤其职业信仰教育，树立良好的价值观是非常必要的。

　　人生的终极价值需要信仰的依托，当人面对自己时，信仰是支撑个体人生命和生活终极意义的最后保证。职业信仰是实现人的社会价值，得到社会认可的个体标准。所以全社会都要关心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企业和政府的责任。

　　具体到某个单位，我认为应该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出发，从主流价值观念出发，加强员工的职业信仰教育，确立单位核心文化。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就是一个主流价值观的重要文本，其人文情怀，为全人类谋福利的职业价值，显然是重建职业信仰的重要文献。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像儒家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而达观的态度，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义力利观等等都是值得吸收和借鉴的。 

　　关爱生命，确立职业信仰正当其时。

（杨洪江，博士，中央党校学位办副主任）（责任编辑：曹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