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活动主题:【龙应台】消弭代沟“慢慢来”

　　2005年起，龙应台连续奉献出《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和《目送》，一路读来，龙应台与安德烈，是历史与未来、东方与西方半个多世纪以来复杂的起承转合中，关键的两个结。母子对话向上追溯，向下延展，也似乎早已超越了一位母亲对一个孩子的讲述，而是两代人之间共同的探索与讨论……
　　翻开《亲爱的安德烈》，龙应台抛弃了往日那个犀利的角色，带着满身的严厉、慈爱与无奈走来。这让习惯了她严肃的读者，一时觉得稀奇。
　　当初母子通信的专栏刊登后，“读者的信从世界各地涌入”，龙应台“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
　　代沟总是存在的。
　　过去是一段值得尊重的历史
　　龙应台少年时，似乎没有听到太多关于过去的故事。作为“外省人”的女儿，父母的过去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失败的历史。但是她见到、听到了很多“无聊”的回忆和规矩，事无巨细，颇为琐碎，已经让人很不耐烦；她也看到很多让她不解的习惯，但是她必须遵从。
　　龙应台曾在《目送》中这样描述当年的父亲：“白天的他，穿着笔挺的呢料警官制服，英气勃勃地巡街。熟人聚集的时候，总会有人问母亲当年是否因为他如此英俊而嫁给他，母亲就斜眼睨着他，带几分得意，‘是啊，他是穿着高筒皮靴，骑着马来到杭州的。到了我家的绸布庄，假装买东西，跟我搭讪……’他在一旁笑，‘那个时候，想嫁给我的杭州小姐很多呢……’”然而晚上，“他独自坐着，一边看报，一边听《四郎探母》，总是在那几句跟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飞；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沙滩……’弦乐过门的时候，他就跟着哼伴奏，交叠的腿一晃一晃打着节拍。”
　　《四郎探母》简直就是龙应台整个成长的背景音乐，她熟悉它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她还被要求写毛笔字“肘子提起来，坐端正，腰挺直”，那时，她并不理解，这些片段和回忆意味着什么。
　　父亲还时常会突然要孩子们把那他只褪了色的“鞋”从抽屉里取出来给他。其实不是鞋，是布。布，剪成脚的形状，一层一层叠起来，一针一针缝进去，缝成一片厚厚的布鞋底。龙应台早就背熟了一个故事——“一只鞋底”的来历，反正就是炮火已经打到什么江什么城了，火车已经不通了，他最后一次到衡山脚下去看他的母亲。临别时，在泥泞的黄土路上，他母亲塞了这只鞋底进他怀里，眼泪涟涟地说：“买不起布，攒下来的碎布只够缝一只鞋底。儿啊，你要穿着它回来。”他掏出手帕，坐在藤椅里开始擦眼泪，眼泪还是滴在那只灰白的布鞋底上。
　　这种情形早已烙在龙应台十二岁那年的记忆里，但是巨大而压抑的历史背景却总是被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忽略。
直到她自己也做了母亲，目送着儿子毫不犹豫远去的背影，她才承认对于像自己这种从书房里成长的知识分子来说，真正最深刻的人生经验是从上下这两代人这里得到的。“看到孩子的生和成长对我而言是一个惊天动地最直接的人生教育。等孩子再长大一点，父母的老和死又平行地发生。”
此时，龙应台才记起彼时一个不经意的细节，从此念念不忘：完成博士学位后，她回台湾教书。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她。可父亲并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后，父亲爬回车内，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之后，龙应台看着父亲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
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她还兀自伫立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未来是一趟充满探索的旅途
“他们是两代人，年龄相差三十年；他们也是两国人，中间横着东西文化。失去小男孩安安没关系，但龙应台一定要认识成熟的大学生安德烈。”于是龙应台放弃了马英九和台湾文化界的强烈挽留，毅然回归了自己似乎离开已久的家庭。
此前她担心“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没有周末，没有个人生活，这样下去会不会赢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她要在孩子真正离开自己之前所剩无几的时间里，将一段段没来得及讲完的故事唠叨一遍。
可是她似乎仍旧迟了一步，推门而入，她没有看到那个习惯于扑到她怀里的安安，而是一个在跟朋友聚会时甚至不耐烦接她电话的冷漠的18岁男孩。即使是通话，也都是——“你好吗？”“好啊。”“学校如何？”“没问题。”之后便难以继续下去。
“我走近他，他后退；我要跟他谈天，他说，谈什么？我企求地追问，他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四年的分离，龙应台惶恐他们已经隔了一个世纪。“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18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龙应台决定向下一代靠拢。她提出建议，愿不愿意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感情？没想到安德烈同意了，条件是：“你不要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于是，最现代的母子以最传统的方式对话了三年多。
安德烈曾给妈妈写信，“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18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
龙应台收信后紧张得要命，“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
“能不能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谈知识分子的大问题？”安德烈回信给母亲，“生活里还有最凡俗的快乐：‘性、药、摇滚乐’当然是一个隐喻。我想表达的是，生命有很多种乐趣，所谓‘药’，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让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味的总体概念：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
这段被广泛转载的母子对话，集中了母子间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以及两代人之间的激烈对撞，她拼命地给孩子讲自己的遭遇，却总是无情地被“甩”。
或许这样的对话是特别的个案，平常人也难以做到像龙应台一样总论古今，但亲情、母爱是共通的情感，感动之余，这样的交流却在为两代人之间坚冰的破解提供一种方式。安德烈也终于承认，母亲“以一种安静的、潜移默化的方式，把我教育成一个，用她的语言说‘像一株小树一样正直’的人。”“她对我一方面极其严格，督促我努力学习，认真做事；一方面却又极其讲究自由、尊重和理性思考。”
孩子，我们一起慢慢来
2009年11月法兰克福书展上，龙应台接受了采访。说到近年来的温情之作，她坦言这是他们这一代人对长辈的理解与敬意，“遗憾书写成，我的父亲已经过世，我的母亲已经失忆，遗憾我所有的疼惜和心意，已经无法传达给自己最亲爱的人。”
敏锐如龙应台，也是时隔四十年后，才恍然明白当年父亲让她取“鞋”时欲言又止的静默，回想起当年自己一定显露出的是幼稚又不屑的目光。而她为父亲扶灵归乡，听到乡音的刹那恍然理解了儿时所听、所见的一切。或许她担心自己的儿子也要时隔四十年才能理解自己此时的一片苦心，或许她要表达的是自己对长辈的歉疚，她将小儿子菲利普的名字嵌入了“大江大海”的故事中，她要他作为一个渺小又关键的主角，承接历史与未来。
值得庆幸的是，这应该不是龙应台一厢情愿。法兰克福书展上龙应台接受采访时，菲利普一直陪在母亲身边，尽管母亲龙应台理解地允许他去做自己的事，菲利普仍旧执着而安静地陪伴左右。在听到母亲回答时的观点与自己不同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跟母亲辩论，往往母子俩辩论的投入胜过采访，没有胜负，但是毕竟，两代人开始沟通、交流，互相倾听，彼此相携。
安德烈则在《亲爱的的安德烈》序言二中为三年的书信做了一个心灵的小结：现在三年回头，我有一个发现。写了三年以后，你的目的还是和开始时完全一样——为了了解你的成人的儿子，但是我，随着时间，却变了。我是逐渐、逐渐才明白你为什么要和我写这些信的，而且，写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自己其实还是蛮乐在其中的，虽然我绝对不动声色。
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自己有很多想法，既然你给我一个“麦克风”，我就把想法大声说出来罢了。到后期，我才忽然察觉到，这件事有一个更重大的意义：我跟我的母亲，有了连结，而我同时意识到，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会得到的“份”，而我却有了。我在想：假使我们三年前没开始做这件事，我们大概就会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只是继续过日子，继续重复那每天不痛不痒的问候：吃了吗——嗯，功课做了吗——嗯，没和弟弟吵架吧——没，不缺钱用吧——嗯……
三年，真的不短。回头看，我还真的同意你说的，这些通信，虽然是给读者的，但是它其实是我们最私己、最亲密、最真实的手印，记下了刻下了我们的三年生活岁月——我们刺生永远不会忘记的生活岁月。
当然，温情的文字里面，不仅只有温情。龙应台说儿子即使同路，也不愿搭自己的车，这当然是一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而作为母亲，龙应台能做的，是把自己一路上看见的风光、经历的风雨，统统告诉儿子，不是作为经验教训，只是为了给他看一看，即便他不屑，即便他不解，但是龙应台与所有为人父母的人一样，相信一切都是暂时的。因为他们毕竟共走一段风雨人生。（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