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玫瑰义结金兰 电影:感于毛主席处理“伸手要官者”不手软

摘自：《党的文献》 作者：宋海儆 郑德荣〔作者宋海儆，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生；郑德荣，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吉林长春130024〕，原题：《“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与总结》

1958年到1960年，在我国历史上被称为“大跃进”的三年，也是毛泽东自1956年开始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继续”（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05页。）尽管这一探索出现了失误，但毛泽东审时度势，积极应对“大跃进”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不断地纠正既定错误方针的过程中，总结出了许多丰富而深刻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仍弥足珍贵。

一、从“大跃进”的高指标中总结出经济建设必须搞综合平衡

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能不能按比例协调地发展，关键就是要看对平衡和不平衡这一对既矛盾又统一的事物的认识程度和认识态度。“一五”计划期间，针对照搬苏联模式出现的国民经济失衡状况，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发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随后在党的八大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思想指导下，着手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使国民经济失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调节。但是，面对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的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倾向，毛泽东对平衡与不平衡这一对矛盾的认识却出现了偏差：“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68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毛泽东逐步改变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随着1957年下半年农村出现的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的热潮和“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毛泽东开始对反冒进提出批评，称反冒进束缚了群众正在高涨起来的生产热情，是“右倾保守”、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2日。）。经八届三中全会、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大跃进”的序幕徐徐拉开。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一些过急口号，“大跃进”进入高潮。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无疑是发动“大跃进”的前奏，在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劳动热情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效应：在“大跃进”的高指标面前，一些部门和领导又把本已很高的指标层层加码，制定不切实际的虚假指标。于是，生产指标一涨再涨，完成任务的时限一缩再缩，超越实际的盲目攀比赶超之风，在一些地方愈刮愈烈，中央的“高指标”变成了地方难以完成的“假指标”。

公允地说，毛泽东本意并非要制定无法实现的高指标，而是要通过某些高指标的制定，留些缺口，更有效地调动潜在资源，实现高速增长。因此，从1958年下半年起，当毛泽东发现指标缺口过大、对经济发展不利时，便“压缩空气”，降低指标。从1958年11月起，经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纠正高指标、浮夸风的努力。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克服了来自多方面的阻力和希望钢铁越多越好的主观愿望，冷静地作出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从3000万吨降到1800万吨的决定。1959年3月、4月，在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觉察到高指标有完不成的危险，告诫人们说：“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1000多项，又搞不成。”（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583页。）他已经意识到，工作过急、过快、指标过高，只会给经济建设带来负面影响。会议下调了钢、粮、棉、煤等各项指标，尽管此次下调并未最终落实，但毕竟迈出了纠正高指标、浮夸风的第一步。

高指标在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困难。1958年武昌会议期间云南发生浮肿病致死的报告和1959年初的粮食危机引发毛泽东的深思，使他认识到：高指标、浮夸风“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1页。）由于“以粮为纲”思想和浮夸风的影响，农业上弄虚作假，放高产“卫星”，号称亩产万斤粮。但1958年真正粮食产量比1957年只提高3。4%，比前五年的平均产量增幅3。8%还略少一些。由于层层浮夸和高指标，农民的种子粮和口粮被收归生产队，加上大办公共食堂造成很大浪费，又恰逢严重自然灾害，造成了1959年的粮食危机。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接到春荒缺粮报告和15个省春荒情况统计表后，认识更加明确：“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0页。）

在对农业高指标进行调整的同时，工业方面的问题也日益突显：从1959年4月份的生产情况看，第二季度250万吨钢的方案难以完成。195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降低了钢及其他产品的计划指标。这是第五次调整1959年钢产指标，造成了整个经济计划和工业生产的混乱。毛泽东对此分析道：“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过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账不算，焦炭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今年还可以抓七个月，这七个月就要搞平衡。”（《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48、949页。）这是毛泽东从“大跃进”的高指标、浮夸风带来的危害中总结出的肺腑之言。沉痛的教训使他意识到，发展经济必须保持适度的平衡，不能在生产力水平尚未达到要求或正处于发展过程中时，就急于追求高指标。

从1958年11月武昌会议起，到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经历了一段艰辛的探索与总结之路。寄予无限希望与热情的“大跃进”运动出现了由高指标引发的种种危机，使他逐渐意识到，把钢产量作为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实际上是忽视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结果只顾积累、忽视消费，只顾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才造成整个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在困难面前，毛泽东勇于承担责任，敢于纠正错误，果断地从压缩钢产高指标入手，逐步下调农业和工业的高指标，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并及时总结经验，抓住了综合平衡这个关键。他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3页。）只有搞好农业本身与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之间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才可能正确处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80页。）可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平衡发展思想主要指通过国家经济计划来实现国民经济有比例的发展，而这个有比例的发展过程，就是“综合平衡”的过程。

二、从人民公社基本经济核算单位的变化中，总结出必须发展商品经济、运用价值法则

在生产“大跃进”的同时，毛泽东对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也进行了一次重大探索。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轻率地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与思想上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认识不清，认为共产主义近在眼前的思想根源分不开的，主要表现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等方面的冒进。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到1958年秋，很多地方就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开始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时，分配上实行了完全的供给制。短短几个月，一股强烈的“共产风”一哄而起。

这种情况大大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想，引起了他的警觉，使他开始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两个界限的问题有所思考。1958年11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在会上批评了急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划清了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两个界限，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0页。。）

要求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是急于过渡和混淆“两个界限”的必然结果和突出表现。因此，要想刹住“共产风”，当务之急就是澄清人们头脑中关于取消商品生产的种种混乱思想。针对人们对恩格斯“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这一论断的误解，毛泽东赞同斯大林的分析：“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在这样的国家中，才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而我国具体实际是，“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8页。）因此，我国现阶段不仅不能消除商品生产，而且“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7页。。）

阐明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后，毛泽东又针对一部分人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商品生产就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就是搞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想，明确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生产的本质属性，“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9页。）毛泽东的这一论断，从本质上把握住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

为鼓励人们发展商品生产，毛泽东进一步从所有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角度论述了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的重要作用。他在1958年11月至12月的武昌会议上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906页。）武昌会议明确地把发展商品经济、实行按劳分配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两个重大原则问题，并开始将它们同超越所有制形式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等问题联系起来，为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是，划清“两个界限”与鼓励商品生产的努力始终“治标不治本”。由于当时对一些“左”的、超越历史阶段的东西，仍持肯定态度，尤其是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没有讲清楚，人民公社内部的“共产风”仍难以制止，愈刮愈烈。

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认识到：“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全民所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人民公社采用“穷队富队拉平（的）平均主义分配办法，是无偿占有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同时，“公社和县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去的积累太多，……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这太少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2页。）毛泽东透过“瞒产私分”现象，找到了“共产风”屡禁不止的“病根”：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大规模公社存在严重问题，只有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才能“标本兼治”，从根源上解决“共产风”问题。

1959年2月27日，毛泽东召集第二次郑州会议。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7页。）毛泽东进一步分析到，“共产风”有两种突出倾向：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各个生产队和个人的收入差别，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和应具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71页。。）这不仅否认了价值法则、否认了等价交换思想，而且也否认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必然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毛泽东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并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采取赎买政策的历史，动情地说：“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末，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页。）

要改变这种状况，克服平均主义，就要改变人民公社一级所有的经济核算方式，“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页。。而要想把等价交换落到实处，就必须运用价值法则。毛泽东指出：“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页。）毛泽东要求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利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81页。。）

第二次郑州会议明确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共十四句话（这十四句话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其中“队为基础”、“三级核算”正式把经济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来，这个经济核算单位在1959年3月召开的上海会议上被进一步下放至生产小队），同时，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也被写入方针。尽管这一举措并没有突破当时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定性，但毕竟稳定了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遏制了愈刮愈烈的“共产风”。

应对屡禁不止的“共产风”的过程，就是毛泽东不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过程。他在因“共产风”而带来的种种混乱思想中，首先划清了“两个界限”，继而敏锐地抓住了取消商品生产这个关键，指出了在我国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然性和积极作用，确立了判断商品生产性质的标准，厘清了将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错误思想，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任务。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经济学原理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对当时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公社一级所有制所带来的“共产风”追根溯源，清醒地认识到：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企图废除商品生产和交换，实行物质调拨的做法，恰恰否定了这两个基本原则，是对农民的剥削，必然会影响工农联盟，阻碍生产发展。只有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中价值规律的作用，将它们“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5页。），才能贯彻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实现“队为基础”、“三级核算”的经济核算单位的变化，进而从根源上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遏制“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

尽管毛泽东对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认识也存在局限，比如他提出过“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论断，但这个探索过程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它既萌发于对恩格斯、斯大林关于商品经济经典论述的深刻理解，又来源于对中国现实的敏锐观察和对实际问题的抽丝剥茧，通过层层深入的理论分析，抓住了解决“共产风”的关键，并成功地运用于实践之中；它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科学内容，而且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在1960年纠正“五风”的过程中，总结出调查研究不能走马看花

由于庐山会议中途错误地转向反右，初见成效的“纠左”努力几乎付诸东流，带来了不敢讲真话、不讲实际的负面影响，一度被遏制的“共产风”又刮起来了，并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一起作怪，对农村生产关系、农村生产力、农村经济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破坏，带来了严重后果。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7年减少26%以上，使我国粮食供应和副食品供应从农村到城市全面紧张。

但是，到1960年上半年，毛泽东对这些真实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反而被一些“假情况”、“假信息”所迷惑，直至1960年春夏之交，积累的问题开始大面积暴露，才引起他的高度重视。1960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国内经济形势作了比较清醒的判断，明确意识到我们的工作已经处于全面被动的局面，提出了争取主动权的思想，阐述了主动权与实事求是的逻辑关系：认为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7页。）；强调了实事求是、真实了解客观情况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过去我党在工作上犯错误正是由于思想方法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改正错误，就必须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想对客观情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7、198页。。）这是1961年初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先导。

1960年10月以后，毛泽东对农村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有了进一步了解，开始采取措施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下决心彻底纠正危害极大的“五风”。11月3日、15日，中共中央连续下发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和《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两个文件，强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20页。。）毛泽东已将调查研究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主要方法，并向各省委推荐。

然而，通过1960年底至1961年初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了解到的情况看，当时“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3页。。）在这种情况下，对调查研究仅仅做一般的倡导，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紧紧抓住调查研究这个工作环节，发动全党大搞调查研究。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发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倡导全党开展调查研究，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他透彻地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明确指出，调查研究是一切决策工作的基础，目的就是摸清底、情况明，作出正确决策。“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7页。）“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3、234页。）

此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毛泽东对自己在此前较长的一段时间里脱离深入基层的、大量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方法，轻信一部分热衷于弄虚作假的干部，又根据他们反映的假情况、假信息作出种种错误决策，最终导致严重后果的行为所进行的深刻反思，与认清“五风”危害并下决心纠正“五风”的过程密不可分。1960年5月，毛泽东对当时存在的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存在“假信息”的情况这样解释：“我们中央、省这两级作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摘点要点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总而言之，上级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地委也是不甚了了。”（《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073页。）8个月后，在解决因“五风”和严重自然灾害而带来的日益紧张的农村局势过程中，毛泽东逐渐意识到这种思想和工作方法正是导致几年来工作严重失误的原因，提出不要为假象所迷惑：“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要反映真正的客观实际。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工作中缺乏一种谨慎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某些现象所迷惑，值得我们注意。”（《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15页。）应该说，吸取反面教训，进行深刻反思，通过仔细深入的调查研究，剔除那些假情况、假信息，不再上当受骗，是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思想的主观动因。

为尽快剔除那些“假情况”、“假信息”，为解决农村“五风”问题提供第一手资料，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发表一周后，毛泽东就派出三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浙江和湖南农村，到实践的第一线，做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了解了公社规模、公共食堂和平均主义等问题的真实情况，为解决农村问题提供了有力的事实依据。通过实践，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对于这些公社中存在的问题，“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反之，“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只能对实际情况“不甚了了，一知半解”。（《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0页。）了解真实情况，要求领导干部亲身进行调查研究，“自己到处跑或者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农村情况，只要先调查清楚一个乡就比较好办了，再去调查其他乡那就心中有数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3页。）。总之，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

由于抛弃了“走马看花”的调查研究，进行了“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毛泽东逐渐找到了解决农村工作中“五风”问题的关键，集中体现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编者注）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

在制订《草案》的广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57页。）。经过此前的调查研究，找到了农村人民公社迫切需要解决的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是：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毛泽东意识到，集体经济并非越大越好、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相反，规模太大，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平均主义，只能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缩小社队规模。这实际上就是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特点的进一步否定，使农村的生产关系调整朝着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会后，由毛泽东带头，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毛泽东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带着《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群众对《草案》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四点：供给制、公共食堂、粮食问题、体制问题。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毛泽东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已经明确把供给制和食堂问题看成是平均主义的东西，从而也更加强调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61页。）经反复调查、充分酝酿，1961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对《草案》做出了修改，其中最重要的是取消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制度，使这两个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的这段历史，是一段螺旋式发展的建设史，是一段在严重失误与挫折中艰辛前行的探索史。纵观这段历史，1957年之前我们的建设成绩是主要的，影响是正面的、巨大的；从1958年发动“大跃进”起，我们的建设遭受挫折。然而，不论是成功的欢欣还是失败的痛苦，都无法阻止毛泽东探索的脚步。“大跃进”中，面对接踵而来的问题，他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勇气与睿智，深刻反思、承担责任，竭尽全力挽救危局，力图将国民经济拉回正确轨道，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当然，由于受到国内外政治风波和动荡局势的影响，毛泽东最终也没能彻底抛弃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心理和误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我国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因而始终没有否定“三面红旗”。但我们应当认识到，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特殊国情，又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毛泽东时代那样的成就，已实属不易。而要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是需要几代人进行艰辛探索，花费相当长时间的。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与总结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握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历史方位，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