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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中心议题确立的前前后后（上）
作者：卢文华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发布时间：2008-3-14　浏览量：1207
编者按：党的十七大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十七大精神，本刊将开设“学习十七大精神”专栏，从中共党史的角度组织编发稿件，帮助广大读者更加深入地学习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和战略思想，增强广大干部群众贯彻十七大精神的自觉性。
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阶段，已经走过了86年不平凡的历程，召开了17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历史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紧密联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历史的关节点，而把这些关节点连接起来就构成了党的历史的缩影；确立大会的中心议题或主题，围绕中心议题或主题来展开会议，总结过去一个时期党的工作，提出今后一个时期的大政方针，推进党的思想理论的创新，是历次党代会，尤其是成功的党代会的重要特点。
一大：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共产国际的帮助作为外部条件，虽不起决定性作用，但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1920年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共产国际二大着重讨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认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要求东方共产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独立解决本国的问题。大会制定的纲领实际上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解决了建党最重要的制订党纲和使党建立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问题。
共产国际还通过派代表来华等各种办法，广泛接触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分子，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会合。他们很快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并交换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建议尽早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由于原定大会主持人陈独秀未能出席会议，大会临时推选张国焘为会议主席，主持会议。张国焘首先向大会报告了大会的准备经过，说明了大会的意义，并提出了大会的议题：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党的中央机构。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25、26日休会，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3天，分别举行3次会议，集中讨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可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这次会议被迫中断。大会最后接受了李达夫人王会悟的提议，第二天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南湖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一大”上通过的党的第一个纲领的中文本目前还没有找到，能够看到的只有英文、俄文两种译本。“一大”党纲中的“党的名称”、“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和“入党条件” 等内容与《共产党宣言》、共产国际纲领以及俄共党纲的规定有很多相似之处，由此可见“一大”党纲的理论来源。会议接着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最后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完成了大会原定议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二大：制定革命纲领
“二大”讨论的中心议题是中国革命的纲领问题。1921年11月，各帝国主义国家召开华盛顿会议，严重侵犯了中国利益。为了对抗华盛顿会议，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1922年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简称远东会议)，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主体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次大会。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张国焘于1922年3月回国后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这次会议对中共“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确定联合战线的问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即李达寓所，开了一天，其他几天的会议地点至今不详)召开。大会共进行了8天，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共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做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了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施存统报告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会议期间成立了宣言起草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3人组成，陈独秀执笔起草后，蔡和森作了许多补充与修正。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以及《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9个文件，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大会宣言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渐次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最高纲领，同时还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大会提出，在目前历史条件下的最低纲领就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第一次有政党提出如此鲜明、完整、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也标志着从1920年夏开始的党的创建任务基本完成。“二大”高举起民主革命的纲领，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
三大：讨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早在“二大”召开前的1922年1月共产国际召开远东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代表团中的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和铁路工人代表、共产党员邓培，表达了他和共产国际希望两党合作的愿望。列宁当面询问他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然而，对于怎样建立联合战线，建立什么样的联合战线？中共中央与在国内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了分歧。当时中共的大多数领导人拒绝了马林要求共产党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的建议。面对这种局面，马林不得不去莫斯科直接向共产国际汇报。当共产国际主席团决定“中共中央必须立即由上海迁到广州，所有工作必须在和马林的紧密联系下进行”时，“二大”已作出决议，仍然坚持了只搞党外合作的意见。因此，“二大”没能真正解决与国民党联合的问题。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三大”要专门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陈独秀在代表中央所做的工作报告中，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依据和过程。代表们就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辩论，乃至激烈的争论。最后，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进行合作的主张，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文件还规定了要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等一些原则。党的三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充分发扬民主，在分析中国社会矛盾和明确中国革命性质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三大”确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方针，促成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四大：总结国共合作经验，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但是，伴随着中国大革命洪流，一股逆流也逐渐显现出来。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日益复杂化。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答。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举行。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讨论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迎接大革命的高潮。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主持了大会并代表中央做了工作报告。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计划，并决定在全国建立和加强党的组织，领导群众斗争，以适应革命大发展的需要；会议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党的“四大”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推动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五大：确定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紧急关头的任务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北平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需要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在这种非常状态下，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紧急关头的任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联工运动议决案及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宣言。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强调了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会议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未能根据当时革命发展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因此，这次大会也未能承担起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
六大：初步总结失败教训，确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
党的六大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殊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国内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迅速恶化，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调整了斗争策略，转入了十分艰难的秘密状态。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新的方针政策，然而“五大”未能承担起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1927年的“八七”会议首次提出了召开“六大”的问题。同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作出了《关于第六次全党代表会议之决议》，决定大会“于1928年3月初至3月中旬之间召开”。由于环境险恶，会议地点决定不下来，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几经权衡，最后提出了6月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的方案，并向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发出了请示电。共产国际考虑到中共的实际情况，最后回电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六大移到莫斯科举行。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银色别墅”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分析革命形势，确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全党思想，发展革命力量。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长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有明显不足，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掩盖党的六大路线的正确性和在许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七大：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明前途，首次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这次大会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在抗日战争中党的力量获得巨大发展和经过全党整风的基础上召开的，也是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和中国抗战接近胜利的前夜召开的。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克服内战危机，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为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毛泽东在大会上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做《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致《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朱德做《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做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正确地规定了党的政治路线，为夺取抗战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个政治路线凝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4年的经验教训，有着丰富的革命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谈到七大政治路线时，形象地指出：这个路线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从外国运来的，是从中国的土地上长出来的，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大会还正确地制定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明确提出我军的军事斗争方针和任务，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军事基础。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新党章。在新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就为全党的团结和统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七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与统一，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及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组织、军事和思想基础，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八大：“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1952年底，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曾考虑在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召开党的“八大”。由于高、饶问题的出现，这一设想未能实现。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做结论讲话时宣布：中央决定，1956年下半年召开八次会议。同年12月5日，刘少奇在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八大的指示：八大的中心思想是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要保证15年完成，同时争取15年以前超额完成。这是毛泽东对八大指导方针的最初设想。由于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进入1956年的三大改造出现了全国性的高潮，社会主义改造进程比毛泽东“再用三年”提前完成的构想更加提前。同时，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严重错误，也揭露了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严重弊端，使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了解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新情况，许多人从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盲目崇拜中摆脱了出来。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央高层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综合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没有再讲反对右倾保守，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和任务是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大会主要确定了以下几方面内容：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的新结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做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在我国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需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方针；强调加强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重申了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要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健全法制，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在实事求是和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对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这是“八大”成功的一面。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还很短，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新的观念和方针还不可能牢固地确立并取得深刻的共识，加之实践中的一些复杂考验等因素，“八大”确立的大政方针和许多新的设想没有付诸实施或充分付诸实施，就中断了。这又是“八大”不成功的一面。
九大：“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
196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推出他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其中明确提出了准备召开九大的问题。召开九大的准备工作后来委托给了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11月，中央文革小组整理了一份通报，提出要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写入九大党纲；要写一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做出新的历史决议，以代替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造反起家的人，即所谓的“新生力量”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把“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去，以根除隐患”。这实际上就是准备九大、修改党章的指导思想。1968年10月召开的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为九大做了直接准备。全会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为席卷全国两年多的“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错误斗争，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做了肯定的结论；讨论和修改了党章草案，通过了九大代表的产生办法。全会的公报正式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即所谓的“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基调是大赞大颂大批，大赞大颂的中心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兼及林彪和江青，大批的重要对象是所谓的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会议的突出特点是自始至终为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的狂热气氛所笼罩。大会通过了林彪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做的政治报告。报告的中心内容按照大会秘书处新闻公报的概括是：“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党的战斗任务”， 这也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做了歪曲的阐述，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砍掉了党员的权利，错误地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正如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因此，九大没有、也不可能承担起完成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重大历史使命。需要指出的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是在党遭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乃至基层党组织都还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对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召开的合法性提出了许多质疑。对此，邓小平却说：“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
十大：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的筹备和召开十分仓促和草率，从1973年5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研究筹备工作，到8月十大的召开，前后不过3个月时间。没有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来商讨筹备工作；大会的代表也不是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经过充分酝酿、严格审查、民主选举而产生，而是通过所谓“民主协商”，由党委扩大会议选举产生。不仅如此，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活动的人和事尚未查清，特别是同林彪集团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仍然掌管着全党的组织、宣传大权，紧跟林彪、江青一伙的造反派头子王洪文被选作“接班人”调到中央，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王洪文被任命为中央党章修改小组负责人、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担任副主任）。张春桥、姚文元成了十大文件的起草人。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并且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大会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大批骨干分子进入中央委员会，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了更多的权力，几乎控制了全部舆论和组织部门，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创造了条件。十大未能担负起给党的工作带来转机的历史使命，其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极端“左” 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十大只能沿袭九大的错误。
十一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抓纲治国。
1977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各级党组织按照文件的要求，为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做了积极准备。同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
粉碎江青反党集团10个月后的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十一大”揭批“四人帮”和总结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这对于动员群众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的错误影响，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仍然坚持和维护毛泽东晚年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错误判定“四人帮”推行的是一种所谓“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反右”而不是纠“左”，继续肯定党内有“走资派”，并继续说像“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等。这些“左”倾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起了严重阻碍拨乱反正的消极作用。党的十一大未能完成从理论上、指导思想和方针上根本拨乱反正的任务。
十二大：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思想僵化和禁锢，由于当时的党中央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多年来党内的“左”倾错误，党的工作在两年中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在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上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来，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经过4年的全面拨乱反正和局部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各条战线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就，基本消除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充分准备，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指出：“这次代表大会的使命，就是要通过对过去六年历史性胜利的总结，为进一步肃清十年内乱所遗留的消极后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确定继续前进的正确道路、战略步骤和方针政策。”大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总结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我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方针任务”。邓小平在致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大会通过了胡耀邦做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奋斗纲领，确立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七大和八大党章的优点。正如邓小平所评价的，“十二大的作用与我们党的七大一样。七大把革命引向胜利，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
十三大：加快和深化改革
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在1987年第四季度举行中共十三大的决议，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胡耀邦积极进行各项工作，并组织了政治报告的起草班子。可是，由于1986年底，合肥、北京等几个大城市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学潮，胡耀邦在1987年1月10日至15日召开的中央一级的党的生活会上，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辞去中央总书记的请求。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此后，中共十三大的筹备工作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关注下，由代理总书记赵紫阳具体负责。邓小平对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重要的指导。他反复指出，报告要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的改革的性质讲清楚，阐明我们的改革是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搞资本主义，这样就可以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统一起来，更加勇敢更加大胆地投入改革。他还强调，加快和深化改革，尤其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应该是十三大的主题和基调。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这次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改革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我们要总结经验，坚持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进一步确定今后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针，确定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大会批准了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提交的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政治报告，充分肯定了十二届中央委员会进行的富有成效的工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做出的重大贡献，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89年后，邓小平曾反复强调这样一个观点：“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陈云的意见，他们赞成。”
十四大：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十四大的筹备工作开始于1992年初，筹备工作之初就确立了以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指导。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上指出：“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大会通过了江泽民在会上做的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做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党的十四大的突出特点和最大贡献在于，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新的概括，充分肯定了这个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把这个理论和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纳入党章。十四大另一个突出贡献是，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我们党对计划和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1996 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12月11日，江泽民同起草小组做了第一次谈话，就报告的主题、框架、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做了明确指示。他指出，大会的报告要紧紧扣住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 1 世纪这个主题，阐明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振奋精神，同心同德，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坚定不移地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到下个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当十五大报告的起草工作紧张进行时，1997 年2月19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逝世。在海内外都关注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要历史关头，江泽民再次明确指出：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风险，都不动摇。从1996年10月底到1997年6月的8个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了3次会议，中央政治局也专门召开会议，对报告稿进行讨论和审议，对报告的主题、主要观点和主要内容在认识上取得了高度一致。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的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报告。江泽民在报告中，从历史地位到指导意义，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全面总结概括。他明确指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报告强调，全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十六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2001年10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十六大报告起草组，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任组长。历时一年多的十六大报告起草工作由此正式开始。2002年1月14日，江泽民召集起草组全体会议，就十六大的主题、重要意义和主要任务，十六大报告需要阐述的重大问题及对起草工作的要求，做了重要谈话，明确提出了十六大报告的主题。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我们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我党在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指出：“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贯穿十六大报告全篇的主线和灵魂。大会通过的江泽民代表十五届中央委员会所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是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奋勇前进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2007年下半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党的十七大报告起草组，并确立了报告起草的指导原则。对于党的十七大的主题，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2007年3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报告起草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确定党的代表大会的主题，目的就是向党内外、国内外庄严宣示，在党的十七大之后，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开拓奋进。此后，胡锦涛在多次主持召开起草组全体会议所进行的研究讨论中，就报告的主题、框架、内容和起草工作原则等做出重要指示。他反复强调，要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从总体上思考对报告稿进行修改、提炼、提高、完善，努力增强报告的思想性、理论性、前瞻性、指导性。要紧密联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以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研究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研究并提出解决影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特别是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不断充实和提高报告稿，为写出一个真正能够反映时代要求、体现改革精神、推进实际工作的好文件打下扎实基础。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指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也是我们党不断开拓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的前进旗帜。胡锦涛指出：党的十七大鲜明地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可以充分表明我们党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坚定决心，可以充分反映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七大的主题突出了“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它进一步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什么是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赋予了科学社会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任务的认识，更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报告阐明的大会主题对我们党带领人民继往开来、开拓奋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以党的十七大为标志，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始了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进军。中国共产党正以愈加自信的姿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谱写更加美好生活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