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现代中国的诞生

[导读]今天的现实发生了变化 ,以抗日战争为开端的中国复兴 ,不仅走向了正轨 ,而且有了不断加速的迹象。因此 ,重新总结历史的经验以为现实服务 ,不仅是重要的 ,也是必要的。

原标题：《笔谈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载于《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3 期

编者按:2006年4月21日至4月24日,由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杭州师范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及《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2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旨,是想推动研究者从一个不算很新,却少为人们重视的视角,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进行审视。这个视角就是“现代化”。而关于历史研究中的“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两者的异同比较 ,最近较为引人关注。究其原因 ,除了史学方法方面不断深入的探讨之外 ,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受到重视 ,也似是原因之一。以往对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无论是宏观或是微观,大致不脱民族民主革命的视角 ,是因这段历史确实与之密切相关。而今天的现实发生了变化 ,以抗日战争为开端的中国复兴 ,不仅走向了正轨 ,而且有了不断加速的迹象。因此 ,重新总结历史的经验以为现实服务 ,不仅是重要的 ,也是必要的。本次笔谈,虽然只是在上述主旨下的一种粗浅尝试,但见仁见智,或者多少能给读者一些启发。本组笔谈是从会议发言中挑选而经言者整理过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笔谈内容广泛,故不做归类,仅以收稿时间排序。

笔谈人 :袁成毅、范展、金普森、苏智良、王希亮、马振犊、李仲明、左玉河、马勇、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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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成毅 (杭州师范学院教授)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经过30多年的苦心经营 ,虽然清政府也建立了一些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却被腰斩于甲午战争 ，此后 ,由于巨额的战争赔偿 ,清政府基本上没有财力来从事现代化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建设。民国建立后 ,又出现了长时间的军阀割据 ,政权更替频繁,再加上列强对军阀各派的直接或间接的操纵,扩大地盘或夺取全国政权,成为各派军阀的首要追求,因此,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十几年里,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经济(主要是民营经济) 也出现过一个时期的发展,但这只不过是列强忙于战争放松对华侵略以及政府无力控制经济的特殊背景下产生的结果,根本不是政府主导下的产物,更谈不上是北洋政府想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制度安排。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情况似乎有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在政治上,国民党在形式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后,建立了“以党治国”的国家管理模式,这较之北洋政府时期以来浓厚的封建军阀统治,毕竟也算是一个进步。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前十年里,经济现代化的成就表现在多个方面。在经济制度上,确立了国家宏观控制经济的一系列制度与安排。在具体的经济政策上,基本实现了关税自主,实施了国内的税制改革和币制改革,正是由于推行了以上几个方面的重要改革,中国经济在战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1936 年成为民国史上各项经济指标最好的一年。据有的学者研究,从1927 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 6 % ,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可惜这个成就随着日本1937 年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而中断了。

日本侵华战争首先是摧残了中国的现代化积累。第一,中国的现代化从空间布局上来讲大体上呈现出从沿海港口到腹地呈递减的格局,而抗日战争重大战役的发生正好与此吻合,即主要战事发生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沿海沿江地区,这就使中国现代化积累遭受的损失更大。第二,中国的战争损失中,有的在战后初期由国民政府通过接收得到补偿,但数量有限。以往在谈及国民党战后官僚资本膨胀的时候,过分强调其从日伪接收财产的数量,但这根本不能跟中国因战争所受到的损失相提并论。第三,抗日战争的损失与后来的三年内战损失是不成比例的,三年内战虽然范围涉及较大,但毕竟时间短,根本无法与抗日战争中的损失相比,新中国建立后的重建工作,主要还是对抗日战争中所遭受损失的重建,并非只是对三年内战时期所遭损失的重建。第四,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不得不与大国结盟,这无疑有助于中国对日战争的胜利,但结果同样使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战后的《中美商约》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上就是美苏等国向中国索取的对日作战的一种变相补偿。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也打乱了中国正常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现代化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规律,但在战争状态下,现代化的走向便不可能按照通常的经济发展规律运行,由于中国大部分在战前较为发达的地区多处于日军的占领之下,被纳入了日本占领当局“以战养战”的战时轨道;在那些尚未沦陷的地区,不管是有限的现代工业经济还是传统的农业经济都被迫以应对战争的特殊需要为第一要务,整个经济建设完全纳入了服务于抗日的特殊要求,根本谈不上以改善人民生计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被完全打乱了。抗日战争不仅极大的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而且这场战争也使得国民党名正言顺地真正走向了集权,从而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在全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中国的政治体制形态步入了“以党治国”的时代。国民党无论是对党内的各派系还是对地方实力派总的来说还是以妥协为主,这时的蒋介石个人在国民党内还根本无法达到独裁的地步,国民党也不得不允许地方实力派的存在。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在形式上好像比以前有了更多的民主,但实际上,却比以前更为固执,因为出于对日战争本身的需要,集权成为完成抗击日本的必不可少的组织形式。国民党及时地打出了民族主义的旗帜,真正具有了“合法性”基础。1938 年国民党在武汉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其决定实施的国民参政会制度以往我们多认为是国民党在朝着民主方向发展的一个好的开端,其实也正是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强化了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意识,国民党越来越趋向集权,这种战时体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虽然有助于调动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完成抗日大业,但另一方面,集权体制一旦确立,必然加大在野政治力量争取政治民主的成本和困难,要一个拥有集权的政党让别的党派分享其政治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里是难以想像的。

范展(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副教授)

鸦片战争后,抵御外侮与学习西方,成为中国生存发展中的两大课题。而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运动连结了起来。虽有不少学者认为,民族主义并不总是现代化的促进因素,但看到了师夷之长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总归是把民族主义转化为现代化动力的一个起点。所谓师夷之长,在中国近代意味着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向以往不屑一顾而又茫然不知其所的小国偏邦学习。由于鸦片战争以及接踵而来的外患打击了民族保守主义者的自尊心与自大心,要接受这一主张,绝非易事。然而,中国现代化的无情逻辑是,舍师夷一途则无以自强。从鸦片战争后的师夷之长技,到甲午战争后效法西方谋求整体性变革,近代中国不得不依照这一逻辑指明的途径跚跚前行。毕竟,现代化追求符合民族的根本利益。御侮与师夷的辩证统一,在近代对日关系中表现得格外突出。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日本是处心积虑侵掠无已的凶恶敌人,同时也是学习西方的榜样与桥梁。孙中山曾明确说过“, 我们要中国强盛,日本便是一个好模范”。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多因中日间的矛盾与对抗得以激发和释放,同时也因昔日的“老师”不顾战败的屈辱,反身学习和取法昔日的“弟子”而显露出理性的光泽。甲午战败后第二年,清政府就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此等做法,让日本舆论大为叹服,称“真不愧大国风度”。此举开启了经久不衰的中国学生留日潮,至1905 年前后,在日留学生几达万人,成为世界留学史上的盛事。如果说,甲午战争前,还只有如黄遵宪等极少数有识之士提出仿效日本明治维新以谋变革的话,那么,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学习日本、变法图强,已成为涌动于朝野上下的强大潮流,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无不受其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中国的思想文化变革。中国早年引入社会主义思潮,也以日本为重要渠道和“加工点”。

无须讳言,中国之师法日本,虽则反映了对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但也是受了御日失败的刺激所致。将御侮失败激化的民族情绪转变为学习强邻的集体意志,这固然体现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良性化,但也不无偏叵之处。事实上,甲午战争后兴起的师日热潮,很大程度上并非学习日本本身,而是试图借以觅取学习西方的“捷径”。正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说,“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日本对西学用过一番独到的取舍功夫,模仿日本学西方,或可省力不少。但这类取巧的想法和做法,其实是大害,也是对日本缺乏研究和了解的表现。学习和仿效日本某些现代化的做法和经验自无不可,但更主要的须注重考察其成功学习西方的特殊条件和环境,诸如日本的地域条件、民族特性、立国精神以及思维方式等,这样方能明了日本现代化变革的成败得失及其可取之点。否则,难免出现盲目性。

回顾近代中外关系尤其是中日关系,可以看出,为了抵御外侮不可避免地要强化民族意识,而实行现代化要求认真反思传统,扬弃那些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东西。在近代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的现代化诉求中,民族主义难免会顾此失彼。在以现代化为既定目标的前提下,需要寻求民族精神与现代化的完满结合。这就要从御侮与师夷相统一的历史经验中去获取启示。毕竟,御侮与师夷都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御侮与师夷的双重努力中,能有效学习和汲取外国现代化的优长和经验,防止和克服民族自大或自卑心理。今天,中国不但早已在抵御外侮中取得了完全胜利,而且在现代化建设中获得了长足进展。然而,我们在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后,似乎失去了近代以来在逆境中学习日本时的热情。我们至今没有对近代屡败于日本侵略的教训作出令人信服的总结,对战后现代化竞争中中国何以长时间滞后于日本也缺乏足够的思考。近代历史昭示我们,抗日之后必转为“师日”,只要中国还落在日本后头,这一历史现象便不容忽视。今天我们应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努力地研究、了解和学习日本,这是振兴民族应有的要求。

金普森(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日本侵略者在长达八年的全面侵华战争中,使中国各地遭受了巨大的战争损失,极大地制约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浙江作为战前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省份,在战争中更是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

战前国民政府在浙江建立了比较严密的统治,虽然就全国而言,从1927 年到1937 年间内战不断,既有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有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的战争,也有国民党与中共武装力量之间的战争,但总的说来,在浙江境内尚未发生过较大的战事,浙江具备了发展经济的比较稳定的环境。其次,由于国民政府实施了一些重要的经济改革,如1929 年的关税自主、1931 年的“裁厘改统”、1933 年的“废两改元”、1935 年的法币改革等等,这无疑也为经济建设创设了重要的条件。因此,国民政府统治的最初十年,浙江省各项建设事业均有相当的成就,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现代化起步的各种条件,但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入侵浙江,在日据浙江的八年时间里,破坏了浙江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不但如此,日本占领者利用浙江人民的人力和物力,将浙江的资源用于其侵略战争,即所谓“以战养战”,对浙江人民进行了前所未有盘剥,浙江遭受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在金融业方面,浙江很早就建立了近代化的金融雏形,战前国民政府统治的十年里,极为重视对浙江金融业的控制,四大银行先后在浙江建立了分支机构,完成了对浙江金融业的垄断,建立了庞大的金融网络,甚至金融势力深入到了农村。国家金融资本虽然在政治上构成了国民党统治的重要经济基础,但由于其资本的相当部分还是用于建设事业,对经济建设还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战争期间整个金融系统不得不进行大迁移,所存物资和现钞大量被日伪抢夺,在破坏了原有的金融系统后,日本银行的分支机构开始在浙江建立起来,大量发行军用票,稍后,日本又扶持伪政权建立银行,发行“华兴券”、“中储券”等伪券,通过这些手段建立起了掠夺浙江商民的伪金融系统,致使浙江金融和人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在工业方面,战前浙江省已具备了工业化起步的若干条件。重工业中电力工业发展迅速,为整个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动力保障。煤炭工业虽厂家不多,但生产规模却有了较大的发展。造纸业中机械造纸业渐取代传统的手工造纸。以丝绸业为大宗的轻工业在政府的苦心经营下,走出了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阴影,步入了较快的发展阶段。就全省的工业结构来看,机制工业虽不及手工工业家数多,但产值和资本额却远远大于手工工业。战前的工业基本上是以民营工业占主导地位。但战争期间,因日军的军事进攻使浙江原有的工业因工厂或机械被毁失去生产能力。日军占领当局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对浙江重要的工业资源采取了直接的掠夺。日军还通过“统制”等多种手段为其侵略战争服务,从而使浙江的工业基础受到了极大摧残,战争损失严重,仅直接工业损失就达392 亿元(1945 年底法币币值,下同) 。

在交通运输方面,战前浙江的交通运输业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二三十年代浙江的铁路建设和公路建设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浙赣铁路的修筑使浙江境内有了一条贯穿腹地的大动脉,战前的十年里,公路里程增加了3307 公里,为后来浙江的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的重要的基础。但战争期间,铁路、公路及相关设备都遭到重大破坏。据统计,浙江省在战时公路破坏2758 公里,县道破坏20830 公里,汽车损失523 辆,手车损失9913 辆,木船损失29246 只,汽船损失60 只。公路交通的损失就达到了168 亿元。

在教育方面,战前浙江的基础教育、中等和高等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战争期间大中学校不得不进行大迁移,原有的教育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据统计,教育文化损失达334 亿元。在医疗卫生方面,战前浙江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经历了战争,医药卫生损失192 单位,病床3400 张,被迫停办者97 单位、病床500 张。这些损失有省立、市立、县立医院,也有私立医院和教会医院。损失的具体数据无从确定。在农村经济方面,战前浙江的农业虽然并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继续维持着落后的生产关系。但由于农民构成了浙江人口的绝大部分,因而,战争对于农业、农村、农民来讲更是雪上加霜。综合战后有关的各项统计材料,浙江的农业损失(主要包括耕牛损失、耕作面积损失、粮食被劫、粮仓毁损等项) 2056 亿元;桑蚕损失(包括桑园、茧行、蚕种业、蚕户蚕具等项) 821 亿元;渔业损失(包括渔船、淡水鱼、其他海产物等项) 4560 亿元;农村水利设施损失2亿元,各项损失总计7439 亿元。

由于战争给浙江造成了如此大的破坏,浙江的现代化进程因而受到重创。一般认为,直到战后的1952 年,整个经济才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内战不断、战乱不息的情况下,仍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经济建设。因此在到1937 年的十年里,全国经济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尤其是东部的城市化取得了相当的进步。然而,对华觊觎已久的日本,不容中国有片刻发展之余裕,它发动的侵华战争,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一种摧毁性的打击。在日军无差别轰炸和屠杀政策之下,最繁华的中国东部城市几乎无一幸免,难以计数的工厂、商店、学校被无情地摧毁,大量人口死亡,城市设施被破坏殆尽。

在随后的占领中,日军又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使得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被迫中断。这里以上海闸北为例,作一探讨。闸北位于上海北部。1900 年,地方绅商创办闸北工程总局。经过30 年的努力,交通优先发展,随之带动工商业兴起,人口集聚,社会事业的勃兴。闸北的崛起,成为依靠国人的力量建设和发展城市的典范,且扩展了上海城市的范围,促进上海成为远东的工商巨埠。日本对上海的两次侵略,闸北均首当其冲,战争对闸北的破坏严重,使其30 年之建设成果毁于一旦。1932 年1 月29 日,日机对闸北进行狂轰滥炸,并以商务印书馆暗藏十九路军为由,将其炸毁,使商务“三十余年来致力我国文化事业之基础尽付一炬,物资上精神上之损失均极重大”。2 月1日,日人纵火焚烧坐落在商务总厂对面的东方图书馆,其馆藏的大量珍贵图书及中外杂志报章等均被付之一炬。“一二八”期间,日军在闸北暴虐28 天,给闸北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境内共有103 条里弄街坊、数万间房屋被毁;商号损失4204 家,工厂损失841 家,死亡者876 人,受伤者469 人,失踪者720 人,其他17963 人。当时上海全市共损失1. 946 亿元,闸北一地的损失即达1. 324 亿元,占了68. 08 %。

一二八事变中闸北虽遭受了重创,但并未就此衰败下去。《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闸北各界立刻开始复兴工作。经5 年努力,到1937 年已基本恢复,其繁荣程度甚至有所发展。然而在八一三事变中,闸北再次成了日军的主攻目标。日军不但使用大炮集中轰击,还派出大批飞机进行重点轰炸,闸北整天浓烟遮日,火光冲天。北火车站“到处是累累的战痕, (月台) 已经被炸成一堆残缺的砖土,像一个被毁了的大坟墓”。10 月末,日军又对四行仓库周边残存的民房,实行“焦土政策”。同时,日军又向虬江路、宝山路、永兴路及鸿兴路等地区再次投下大批燃烧弹,烈火熊熊彻夜不熄。“八一三”期间,日军共向闸北发起进攻136 次,炮轰48 次,飞机轰炸98 次。经过80 余天的狂轰烂炸“, 闸北已成一片焦土,其破坏景状,几不能以笔墨描写,炮弹与炸弹破坏之遗迹,到处皆是,举目四瞩,如地震后之景状”。全区95 %以上的建筑物变成了废墟,除一处“三层楼”外,找不到完好如初的建筑。日军占领闸北后,又派出各小分队在街上挨户搜索、纵火焚烧,时人记载“, 日兵三五成群的来往,撬开房屋的门,入内抢劫??火焰从乌镇路桥一直伸入闸北的内腹,形成一条四五里长的火墙??火光照着已经烧毁的房屋,看来有如死人的枯骨”。11 月日军占领上海后,旋即组织“清扫班”,每天强迫大批民工将闸北等地物资运回日本,仅钢材就超过10 万吨。到1938 年初,闸北境内居民竟仅余120 户,580 余口。1 月30 日为农历春节,闸北却是“景象沉寂悲凄,恍若死城”。闸北这个昔日“华界自治的典范”成了经济的“下只角”。一方面,日军的炮火使闸北的工商企业除小部分内迁或迁往租界外,大部遭毁灭,幸存下来的也被掳掠一空;另一方面,战争不但破坏了支撑闸北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又使居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达十数万之巨,大量人才、资金流入租界,这些恰恰是支撑闸北发展的“软件”。原本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和基建设施吸引了人才和资金的流入,而后者的积累,又促进了环境的改善,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过程。但日本的侵华战争破坏了这一良性循环,不但中断了闸北的现代化建设,还直接导致了该地区的长期沉沦,以致被人讥讽其是一个“光有躯体”的“赤膊区”。进入90 年代,随着上海城市改造的加速,闸北“棚户王国”的面貌已有所改变。现在,闸北又经历了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但因日本侵略而制造、涌现出来的棚户至今仍在。甚至因此,闸北在上海“木桶型”经济发展模式中被认为是一根短木条,不但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全市平均,还阻碍了全市经济的腾飞。

王希亮(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1971 年1 月,日本第一法规出版社发行了一部《满洲国史》,参与编写的人员有甲级战犯嫌疑、原伪满洲国产业部次长、东条内阁商工大臣岸信介,以及当年在伪满或关东军、满铁、协和会担任过重要职务的星野直树、古海忠之、片仓衷、迕河信二等人。编纂者在这部书中大谈特谈日本“建设新满洲”的“奇迹”,以及工矿业“高速度发展”的“业绩”等等。那么,如何看待日本在东北沦陷期间的“投资”、“建设”和“开发”,该是研究抗日战争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可回避的课题之一。首先,有必要揭示日本向伪满“投资”、“建设”和“开发”的真实意图。人们知道,当日本羽翼刚刚丰满后,就抛出一个“满洲生命线论”,千方百计欲攫为己有。当着这个目标通过武装入侵实现后,就迫不及待地劫夺东北的银行、海关、交通、邮电、矿山等重要经济资源,由日本人执掌要职,把东北的经济命脉牢牢控制在手。再通过“满铁”、“日产”等财阀垄断了东北的一切重要产业,东北的民族业者根本不准许插足。在这样的前提下,日本的确对东北有“投资”,有“建设”,也有“开发”,但目的绝不是为了东北的工业化,更不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而是日本国内建设和侵略战争的需要。

第二,14 年里,东北的煤炭、钢铁等重工业以及铁路建设等的确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势头,这其中有两点需要分析:一是重工业的增长并非是工业化、机械化的结果,而是以廉价、集团的劳力获得生产指数的提高。以1939 年为例,日本国内使用原动机的工厂占工厂总数的83 % ,而东北则为3311 %。其中金属工业,日本为9415 %、东北3914 %;机械工业,日本为9514 %、东北为5615 %。尤其是采矿业,一直延续九一八事变前人刨肩拉的笨重劳动,中国工人(含劳工) 在恶劣的环境下,以血汗和生命为代价,换取煤炭产量的提高;二是畸形发展、比例失调。煤炭、钢铁等生产指数的过热增长,不仅严重破坏了东北的矿产资源,而且造成农业、轻工业的长期凋敝。截止伪满洲国垮台,尽管耕地面积有所扩大,但农作物单位产量始终徘徊在九一八事变前的水平。人民的生活陷入极度贫困化。更值得注意的是,东北的民族工商业一蹶不振,相当数量的企业或被兼并、或破产倒闭,这是殖民地经济排斥民族工商业的严重恶果。

第三,关于新中国东北工业基地的形成同日本“投资”、“开发”、“建设”东北殖民地的关系。1963 年,在日本人发行的一部《满洲开发40 年史》中说“, 由于战败,日本人以巨大精力创造的设施、装备都留在满洲,日本遗留下的这些遗产??使东北地区成为新中国的重工业中心,直到今天,仍然成为中国实施工业化的基础”。对此,我们应该做如下分析:11 日本统治伪满洲国是通过武装侵略、军事占领、高压维持的手段实现的,这同现代国际社会的跨国投资不可同日而语;21 日本通过对伪满洲国的投资和建设,除了获得大量战争物资以外,也攫取了巨额利润。以“日产”财阀为例,日伪政府对“日产”实行利润必保制,即使经营亏损,也必须保证“日产”年获2000 万元以上的纯利润。又如满铁,从1932 年到1936 年,年利润率为1316 % ,以当时满铁的总资产14 亿元计算,年获利达119 亿元之多;31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如果说日本对东北的“投资”、“建设”是为了“养鸡生蛋”,满足国内和战争的需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不再“养鸡”,而是“杀鸡取卵”,肆无忌惮地掠夺东北的资源,造成东北经济资源的极大破坏,直到今天,仍产生着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41 战后,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的确是在接收日伪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这绝不等于要把“功劳”记在宗主国的身上。除了上面的理由外,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战争的破坏,东北人民接收的是一付破烂不堪的乱摊子。东北人民靠的是自己的双手、全国各地的支援以及国际的援助,才使东北逐渐成为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

最后,在揭示日本在东北“投资”、“建设”的本质的同时,回顾世界殖民地的历史,我们应该承认一种现象,那就是当殖民地的民族赢得独立以后,社会发展不可能彻底跳越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基础,在一个时期,它仍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着相当的影响。这些影响当然包括正负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探讨。

马振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

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残酷洗礼,从而实现了整个民族的浴火重生。这场锻炼与考验是全面的、深刻的,且具革命性。其中,抗战对于中国民众近代意识的开启和民智的提高,具有特别的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鸦片战争后,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封建中国闭关的大门,中国被迫开始与西方各国打交道,虽然中西交涉对话在不平等的状况下进行,外部世界的影响不断渗入,但就普通城乡民众而言,屡屡的割地赔款和局部的中外战争,并未能根本冲击和影响到他们日常的生活模式,对内地的普通民众来说,外患可能也就是赋税的加重和洋人洋货的涌入而已,这使他们本已艰难的微薄生计雪上加霜。尽管中国的革命志士流血牺牲,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国,但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通过训政来开启民智从而实现民主宪政的设想,因多种因素而未能实现,因此就民众教育和思想启蒙而言,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社会仍处于民智未开的混沌状态之中,普通民众尤其是内地闭塞地区的人民,甚至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基层民众的思想意识还停留在封建制度残留阶段,他们对国家民族的生存危机并无切身的认识和感受。而当局忙于平定反抗和剿灭异己的内战,根本无暇亦无力顾及民众教育和思想、知识的启蒙,近代教育系统初创,尚来不及发挥出有效的功能。是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给中国予重生的机会,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次残酷战火的洗礼。为了求得这场民族存亡大战的胜利,中国所有的党派团体,所有的民族地区,社会各界的力量空前地团结起来,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智慧。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巨大政治影响力之下,中国的政治体制及其运作得以改善,人们的民主意识空前加强。中国共产党政治活动的合法化,使之在民众宣传、社会动员方面的特长得到了充分发挥,以周恩来、郭沫若等为主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在抗战民众动员、宣传、鼓动等方面,发挥出了卓越的领导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内教育、文化、艺术界的人士纷纷行动起来,在城市乡村,举办各种形式的通俗易懂的宣教活动。他们宣传抗战、启迪民众、普及文化,提高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和爱国主义觉悟,号召人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民族抗战贡献力量。其参加人数之多,教育形式之丰,受惠民众之广,效果之显著,为历史所罕见。在这场民族抗侵略求生存的洪流中,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贫民村夫,统一了意志,增强了团结,社会各阶层之间得到了联系与沟通,民众的精神面貌得以改观。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国共两党都意识到要发动民众才能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尽管还存在思想和行动上的差距,但在强敌入侵,国难临头之时,大方向和目标得到了统一。抗战时期”爱国献金运动”、”救国公债劝购活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等等,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是为民众觉醒的明证。上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副委员长冯玉祥,下至人力车夫乃至街头乞丐,都根据所能,献出了自己的一份钱财和力量;海外侨胞毁家纾难;千万青年踊跃投笔从戎奔赴杀敌前线;他们都懂得,覆巢之下无完卵,要保住自己和家庭,就必须先保卫国家。这些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标志着一个古老民族的觉悟和复兴的开始。

抗战时期中国社会与民众近代思想意识的启蒙和提升,具体表现在:第一,国难当头民众团结救国目标的高度一致;第二,把抗战与建国融为一体,建国的内涵已不仅仅是维持战争的物质建设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民主思想的初步教育和普及;第三,在中共领导下地区民主选举制度的实行和其示范影响,包括组织各种民众团体和从扫盲开始的各类启蒙活动,意义深远;第四,民主党派的建立和活跃,形成了在野的政治制约力量;第五,抗战大大提升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推进了中国的国际化,开拓了国人的视野。

这些前所未有巨大而本质性的进步,不仅是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重要保障条件,而且为后来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一方面的社会政治基础。置于死地而后生,论及全民抗战给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历史性影响,民众的觉醒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李仲明(《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编辑)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因素积累的重要时期。这里仅就这一时期京剧发展的现代化因素作如下分析。

（一）从旧班社向新剧社的转化。

自徽班进京,京剧逐渐形成后,直至清末民初,京剧的班社多是以个人挑班、组班的形式组成。其间的京剧名家,从程长庚、谭鑫培到杨小楼、梅兰芳,直到抗战前后的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前后四大须生等,皆以头牌“角儿”的名义组织班社。旧班社组班的长处,就是名角众多,演出上座率高,舞台艺术效果好;其缺欠是,每次演出大轴戏、压轴戏、开锣戏的分配,头牌、二牌的分配有时会不很合适,加之其他班社“挖角儿”,因此就产生了班社成员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使班社的演出阵容,剧目因为演员的流动而受到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京剧同行的竞争和发展。

京剧新班社组成的时间是否在抗日战争初期尚难断定。但战争初期内迁西南的剧社,如夏声剧社、四维剧社等已经具备了新班社的基础。如夏声剧社是由刘仲秋、郭建英、任桂林、封至模等集体创办;四维剧社由冯玉昆创办,两剧社得到田汉、欧阳予倩的指导,排演了《花木兰》、《梁红玉》、《名优之死》、《太平天国》等戏。与国统区比较,最具新剧社意义的是抗日根据地京剧的班社。

抗战时期,延安涌入大量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他们中间有专业的京剧编导和演员,推动了当地业余京剧演出,转化成专业与业余的相结合,1938 年后逐渐活跃。延安的专业京剧团体主要有鲁艺实验剧团,延安平剧研究院等。剧团是集体编导,多数编导亦参加演出,排演的《松花江》(由传统戏《打渔杀家》改编) 、《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戏深受边区军民欢迎,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肯定。延安等抗日根据地京剧剧社(团) 的一个显著特点,即这些剧社(团) 是为宣传抗日救亡、同时开展根据地健康的文娱活动而成立的,在当时没有盈利的一面,只有为根据地军民演出、服务的一面;这些剧社(团) 人员要相对地固定,不像旧班社人员流动性较大;在当时,这些剧社(团) 在根据地各个军政团体中,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比旧班社包括当时论陷区的京剧班社为维持生计而竞争不同,演新戏的目的也不一样。

(二) 内容与形式的变化。

抗战时期,京剧表演的内容和形式均发生了变化。1938 年夏,欧阳予倩撰文指出:“我们决不能让拥有大多数观众的旧戏,始终与抗战不发生关系??除非不谈保存旧戏,若想保存,必须顺应时代的需要,根本加以改革,使其成为一个新的结构,能够反映现代社会。”

抗战时期,田汉创编了《新雁门关》、《江汉渔歌》、《新儿女英雄传》等京剧剧目。戏剧家焦菊隐曾撰文《从旧的〈雁门关〉谈到〈新雁门关〉》,认为该剧是“寓新的意义于历史剧”的成功之作。《江汉渔歌》等戏演出后,同样反响强烈,鼓舞了民众奋起抗战的斗志。

田汉在谈到旧剧改革配合抗战的问题时指出:“只要在形式上和内容多加改进,原来旧的内容,决定旧的演技,假如换了新的内容,加以新的演技,就可以配合到抗战,为大众真正需要的艺术。”

在抗日根据地,京剧表演的内容与形式的变化,则更为鲜明、生动。1938 年4 月间,毛泽东出席陕甘宁地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的晚会,在接见边区工会负责人齐华时说:“你们看,群众非常喜欢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该有新的革命内容。”在另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善闻乐见,要大众化。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

毛泽东看过延安平剧院演出的《逼上梁山》后,于1944 年1 月9 日写信给中央党校的杨绍萱、齐燕铭,信中赞扬说:“ ??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不久,延安平剧研究院的任桂林、魏晨旭、李纶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集体创作了《三打祝家庄》京剧剧本,1945 年2 月在延安公演后,在边区反响强烈。毛泽东看过戏后,写信祝贺延安平剧院说:“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京)剧改革的道路。”

抗日根据地的京剧编导、创作、排演,成为抗战时期京剧改造的典范,也是三大区域(国统区、根据地、沦陷区) 最具现代化因素的区域。为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京剧艺术的发展、革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三并举———传统戏、现代戏、新编历史戏的同步发展创造了丰厚的条件。

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9 世纪60 —90 年代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是由于日本发动的战争造成的,是甲午战败打断了这场自强运动的现代化进程。当30 年代中期中国内战停止、经济开始腾飞时,又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粗暴地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把中国拖入了长达8 年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这两次现代化机遇的丧失,都与日本发动的战争有直接关系。

20 世纪30 年代中期,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民族危机的加深,抗日救亡任务更加急迫。中国共产党逐步克服了“左”倾错误路线,把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作为首要目标,国民党也开始改变内外方针。这样,中国各派政治势力逐渐汇入抗日大潮之中,逐步形成了团结安定的局面。中国政治朝着抗日、民主、团结的有利方面发展着。人们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团结抗日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新军阀混战,另一方面也的确进行了一些经济建设,特别注意着手解决最紧迫的财政危机。正是为了首先着手解决财政危机,便不得不实行关税自主政策和实施税制改革,以增加财政收入。财政危机得到缓解后,又合乎逻辑地着手建立国家金融机构及金融体制,利用国家金融体制的调控力量,进一步理顺了财政关系,同时为全面的经济建设做了准备。这样,便开始了“四行二局”的组设和币制改革的实施。

当这两方面的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逐步进行交通运输和工农业生产的建设。正是采取了这样一些有效的措施,中国的经济在20 世纪30 年代出现了难得的快速发展局面。

从1936 年开始,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出现了很好的势头,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1936 年农业获得了大丰收,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峰。全国各个行业的各项经济指标都出现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1936年经济形势的好转,国家统一的加强,国共合作的初步实现,都对中国人民的精神生产了非凡的影响。面对人们这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很多人乐观地估计,照此速度发展下去,中国综合国力会得到明显增强。

然而,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粗暴地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现代产业和国民总产值不仅未得到发展,反而发生了严重倒退。不仅整个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未能超过战前的水平,还出现了严重的倒退,而且直到1952 年,中国经济才恢复到1936 年的水平。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在原地踏步了整整16 年之久。过去我们往往强调,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反侵略斗争历史上以巨大的牺牲换来的首次胜利,它洗雪了百年以来的民族耻辱,提高了民族自信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种强调当然是非常正确的。然而,从考察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角度看,仅仅强调这些方面还是不够的。我们决不能漠视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使中国失去一次经济现代化的机遇的严重后果。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而对中国历史走向的影响也同样是深远的。中国经济现代化良好开端被粗暴打断,延缓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给予中国的打击也是非常沉重的。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欠给中国人民的一笔难以偿还的巨债。

值得庆幸的是,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屈服,而是将这样一场中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灭亡中华民族的战争,转变成一个中国民族由屈辱到荣耀的复兴枢纽。中国有句古话:“多难兴邦”。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中国人民以惨烈的牺牲和沉重的代价,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取得了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的现代化再次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现代化道路在抗战时期转型,这在学术界已获得公认,并有许多研究成果作支撑。但对于抗战时期的“民族文化优越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已有的研究似乎注意不够,甚者斥之为文化复古主义予以否定。

为了抗战胜利,学术界敏锐地意识到,在异族入侵时,最要之事就是保住我们的民族精神,复兴民族文化,以此鼓励国人坚持抗战,坚持对外抵抗的不妥协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中国历史上的正面功能,便是当异族入侵时,比较容易唤醒国人觉悟,形成极强的民族凝聚力,一致对外,为民族再生与发展开辟通途;另一方面,不论民族危机多么严重,如果一味过分地提倡民族主义,终究因其狭隘性的见解,极容易形成国人固步自封的排外心态,尤其是那种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文化优越感经过不恰当的夸张,无疑弊大于利。

在这一背景下,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在重建民族自信心的同时,也多少有意无意地夸大了民族文化的优越性,不同程度地造成文化复古主义的复活。他们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时,不免觉得中国文化从根本上并不错,中国文化的未来决不能寄托在一切向西方学习的这种想法上,而有待于中国文化能否进行调整和更新。这种调整和更新的动力并非来自西方文化,而必须来自中国文化系统的内部。易言之,此文化系统将因吸收外来的新因子而变化,但决不能为另一文化系统即西方文化所取代。很显然,这种民族文化优越性的看法,实际上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动,是文化复古主义在抗战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复活,在根本上是复古,也是排外,因为它是把一切外国的东西,从中国旧文化的传统立场上去看是新的,不适宜中国的东西都加以排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理论上存在漏洞是事实,然而从历史的观点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的冲击是必要的,且基本正确。抗战时期的民族文化优越论不论有多少言之凿凿的借口,但他们试图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命题提出反命题,显然是不可能的。

结合抗战背景来考虑,应该相信倡导民族文化优越论的人在主观意图上决不仅仅是为旧文化张目,更不会有意识地去阻遏新文化运动的传播与成长。因为他们不仅是受到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第一代学人,他们的学术道路基本上是按照新文化运动的轨道“接着走”。而且,作为深知中西文化特征及其背景的一代学人,他们理所当然的知道百年来的中西文化冲突说到底就是中国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问题。西方文化尽管存在着种种缺欠和不尽人意处,但它毕竟是人类到目前为止所创造的“最不坏”的文化模式。

因此,中国要么不再往前走,否则中国只能批判性地吸收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完成中国新旧文化的转换,创造中国文化的新范式。抗战时期的民族文化优越论与前此的文化复古主义明显不同。如果从价值判断的角度而言,他们所倡导的那些古文化的精华,实际上是他们借鉴西方现代价值模式,结合抗战时期的现实感受和现实需要,对中国古代文化形态的重塑。换言之,与其说他们倡导的古文化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目,不如说他们从现实需要出发期望中国古代文化应该如此。比如钱穆、张其昀、萨孟武等人试图从各个方面论证中国自秦汉以来的政治体制并非专制政体,而是具有相当浓郁的民主气息。中国自秦以下二千年,只可说是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政府,自当属于一种民主政体,或名之曰中国式之民主政治。

事实或许正像钱穆等人所分析的那样,民主政治既然在中国古代业已存在,因此工业化及抗战非常时期并不能构成实现民主政治的障碍。相反,这只是说明中国有实现民主政治的比较好的基础。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中国古代政治民主论”即或在事实上有误,在论证上也并不严密,但其用心至少从主观意图上说并不是要将中国导入一条反民主的道路,而是试图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寻求一条有别于西方经典道路的独特道路来。

荣维木(《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

以往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经验的总结,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方面,而实际上,抗日战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发生过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一、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

二、关于这一点,已经有不少人说过了,我不想重复,而只想补充说明一点,即从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的比较来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仅是推迟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促成日本加快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强占了中国的台湾,还向中国索取了2. 3 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这些赔款,是当时中国全年财政收入的3 倍,是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 倍多。中国被迫开始向西方列强大举借债,而日本却用这笔战争赔款中的一部分建立了现代化的八幡制铁厂,一部分用来发展现代教育。仅通过简单的比较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破坏为条件的。如果说第一次中日战争已经显示了中日两国现代化发展趋向中存在的这种严重对立和尖锐矛盾,那么到了20 世纪30 - 40年代,日本对中国发起的全面侵略战争,则更为明显地把这种对立与矛盾推向了极至。一方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彻底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先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1/ 3 的森林、铁矿和煤矿;4/ 10 的铁路; 7/ 10 的大豆产量; 2/ 5的出口贸易;以及93 %的石油;55 %的黄金。后是全面侵华,日本占领了中国大城市的80 %以上。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这不仅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还足以使它的经济全面崩溃。而另一个方面,在中国的巨大损失里面,日本对中国的掠夺当占重要比例。尽管这期间对中国的掠夺并未推进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但从战后逃脱对中国战争赔偿这点来看,日本后来的经济起飞,又与此多少有些关连。

二、中国的抗日战争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

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做出的回应,因此主张将其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中国近代的开港以及后来洋务运动的出现,都明显地带有被动的特征。而这个特征又决定了这种现代化本身的脆弱。但是,抗日战争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性质。正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进程,又使得新的“自发内生型”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悄然开启。

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抗日战争,无疑地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中国共产党在七七事变不久即在著名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中提出了“改革政治机构”的要求,与此同时,其他政治派别也先后发出了开放民主的声音。而在民族生存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的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只能顺应潮流,在全国开放了民主。尽管这种民主是十分有限的,但却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国民党因抗战所需开放的民主是以国民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为条件的。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民主随时都要被关闭。因此,政治民主还需要另外的社会条件作为支撑,这个条件就是进步力量能够很好地发挥对社会的主导作用。而这个条件,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逐渐完备起来,即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已经在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同样是中国现代化因素积累的一个重要表现。另外,关于民主政治建设,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而言,也同样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基层政权的普遍选举制和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三三制原则,与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仍有很大不同,但这些政策的制订和实施,确实表明了中国社会出现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这也是现代化因素的积累。

其次从经济层面来看。前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指的就是日本侵略对战前中国积累起来的现代化经济的严重破坏。但是,也正是由于日本侵略对中国经济的摧残,迫使中国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应对的结果。战时经济体制是一种被迫的应变措施,它的实施一方面是通过金融、物资、资源的统制,集中了抗日战争所需的财力物力,一方面又使官僚资本扩大了势力,从而压缩了民族资本的发展空间。但是,如果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审视,这种体制下的现代金融体制的建立,工业结构的调整,资源的调查与统筹开发,工业发展的布局调整等等,都表现出了现代化因素。尤其是被称作是工业化传动的沿海工业的内迁,改变了中国西部工业落后的状况。再次从国家主权层面来看。自1842 年中国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以来,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诸多基本主权,因此,中国一直没有取得完整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但是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尤其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的时候,这种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变。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已经独自与日本作战4 年,并且牵制了日本陆军的大部兵力。正是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使得美、英等国不能不对中国加以重视。1943 年初,中国先后与美、英等国签署了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协议。从此,中国摆脱了束缚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获得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独立的主权是任何现代化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