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丝雀鸟叫声视频:北大百年与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嬗变

　　任剑涛

　　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至今，中国大学已走过整整100 年历程。因此，从京师大学堂改名而来的北京大学，与现代中国大学史是完全吻合在一起的。现代中国大学诞生在现代化的社会运动背景下，百年中国曲折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恰恰与百年中国大学不平坦的成长相映成趣。在此，北京大学百年就与现代中国发生了双重的关联：既与百年中国大学历程一致，又与百年中国现代化变迁一致。一所大学与一个社会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而这一社会和这所大学都有如此之多令人反思的地方，因而，解读北京大学的百年史，可以合理地视为解读现代中国大学史、解读现代中国社会运动史。

　　考虑到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后发外生的，这一特性注定了一切“现代的”东西进入中国，都得有一个思想上的再验证、介入社会运动之时的有用性检验问题，故尔，一种思想是否能在社会变迁中获得广泛认同与支持，就与其能否经受得起思想检验与社会筛选直接相关。现代大学是现代社会需求、现代教育思想的产物，大学的意义在中国现代化变迁过程中能否显现而出，便要看大学理念在中国的大学实践以及与中国社会的互动中，是否获得了自证其合理性的依据。为此，我们得思考大学“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而社会、尤其是社会统治者又想大学成为一个什么模样，从而，在大学与社会互动的边沿上，刻画中国大学精神形成及其演变的过程。而北京大学，正是窥见中国大学这只全豹的“一斑”。

　　大学的主义：老北大的底蕴

　　北京大学以京师大学堂为名设立时，这所学校究竟要建设成一个样子，就已由京师大学堂这一“新政”措施出台有关的变法倡导者——康有为所提出的《请开学校折》中进行了设计，基本精神从八个字上体现出来：“广开学校，以养人才”，而且他从四方面分疏了这一中国最初的大学理念。一者从鼓舞国民士气、维新图强出发，新学校的开办比旧科举要为优，而且是“急补养以培其中气”的“最要”措施；二者古典社会以科举取代学校，人才渐少，国运亦衰；三者观察当今欧美强盛原因，“以百业千器万枝，皆出于学，作而成之故。”四者政治经济上的变法举措“可急就”，但“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其事至繁，非专立学部，妙选人才，不能致效。”可见兴办学校，尤其是大学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大学在定位上的特殊性。而大学与政治经济事务的区别、与以“学”即思想与知识为象征性标志的独特性，在康有为处已得到清晰认知。

　　京师大学堂在度过了维新运动失败的危机之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正式称为北京大学之前，学校当局就明确强调学校的基本精神是“为国求学”，对学生的的要求则是“努力自爱”。如果说这为北京大学奠定了办学方向，那么，191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后，尤其是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便将京师大学堂的一些基本观念具体发挥或明确阐释为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大学精神。作为一校之长，蔡元培强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而大学机制，则有保护自由进行学术探索的必要，“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后者就是为今天的大学教育研究者所赞不绝口的“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办学思想。这一思路，为50年代以前的北京大学当局所继承。在学校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学校当局相对自由化的办学主张，社会政治统治者自愿不自愿的“容忍”，北京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底蕴获得了可靠的支撑。因此，大学的主义在这一段时期具有成长的宽松空间。所谓大学的主义，是指大学按照自身的逻辑显现而出的特性，即源自西方近代社会变迁产生的、大学所具有的相对于政治组织体制而言的独立性，具有的相对于意识形态而言的自由性，具有的相对于社会分工专门化定势而言的包容性，具有的相对于组织化社会自我确认特性而言的批判性，具有的相对于实际社会生活现实性而言的理想性，具有的相对于重视功利的社会习性而言的创造与传授知识的超脱性等等。大学的主义，是免除了政治压抑、经济控制、文化约束等等从外部限制大学的危险、因而具有自由主义办学倾向的、非意识形态化特征明显的教育理念。它不为制造某种牌子的政治继承者运转，也不为获得惊人的经济效益规模化的生产所谓合格的劳动者，更不为发展某种带有霸权色彩的体制化文化提供后备军。它运作于现代大学从中世纪西方产生以来就具有的自由地进行思想创造、系统地传授知识的“大学精神”基础上。大学，是牵引现代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不是尾随政经巨头的“哈趴狗”。

　　而具体到以北京大学代表的“大学的主义”，则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大学成为自由的思想发育地；其二，大学成为各种观念并存的宽松地；其三，大学成为影响社会（而不是相反）的策源地。从第一方面来看，北京大学是中国自由主义理念的发育地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属引介。即从西方输入古典中国文化中缺乏的自由理念，以求改造中国文化；第二阶段属消化。即结合中国文化现代处境，将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理顺。第三阶段属自立。即创立汉语语境的自由主义论说。到第三阶段的发展，依托的地域已转移到港台海外。而前两个阶段则都与北大直接相关。改名北大后的首任校长严复，是引介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的著名思想家。而同样担任过校长职务的胡适，则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得以消化，即使得自由主义成为汉语学术论题的关键人物。自由主义与北京大学、现代教育理念与大学机构在此融合为一。自由主义之作为现代社会运动的中心理念，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此而言，北大作为自由主义的引介机构、作为显现现代大学与自由主义的亲合关系的学术单位，象征着大学的主义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

　　从第二方面来说，北京大学是自由主义的阵地，但学术的自由主义立场与办学的自由主张应当互容，才表明这种自由主义的真实性。换言之，自由主义作为思想立场，与其他思想体系是有差异，并有排斥性的。但自由主义作为教育思想导向，则必须与其他思想和平共处，共存共荣。北大由蔡元培奠立的“兼容并包”的办教育理路，正好在后一方面显示了它的自由主义特性。而北大最辉煌时期，自由主义的胡适、激进主义的陈独秀、保守主义的梁漱溟都在北大宣泄自己的观点与思想。蔡元培代表了北大当局的自由办学思想，胡陈梁的并在代表了北大学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北京大学能够被人以“标新立异”来述说其引领50年代以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荣耀史的基本根据。而这一格局反映为大学体制，就是今天还为人津津乐道的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既指教授可以自主地从事学术研究，也指教授对大学事务的自主决定权。这在老北大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大学的主义”可以支配大学，意味着大学自身处于主动的地位。

　　再就第三方面来分析，北京大学历来以其对当代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来显示现代大学的独特地位与社会功能。这点可以从三个支点上获得确认：北大是现代中国的思想库；是现代运动的发源地；是现代生活理念的 “生产商”。现代中国的三大思潮——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的头面人物，都少不了北大人士。现代运动，尤其象五四那样影响与制约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社会运动，直接发源于北大。而现代生活，即介入公共生活的热情远远胜过对个人一己私情的关注这样的生活方式，与北大人也紧密联系在一起。北大人那种对社会事务的热情参与，对国家大事、尤其是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的关注，对公共政治问题集群性地表达意见的方式，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50年代以前的北京大学，当之无愧地是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是“大学的主义”之存在的证明。

　　大学的改造

　　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这既意味着整个社会运行方式的变化，也就意味着大学格局的根本性改变。新政权的努力目标是有惊人诱惑力的：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发达、文化上新锐。总之，一切旧的东西都要进行改造，将其转变为全新的东西。它要与旧的社会彻底决裂。它所要达到的奋斗目标是前所未见的，因而，开创性与革命性都是不言而喻的。“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不但是振奋社会人心的口号，也是新政权付诸社会整体改造实践的政策导向。

　　通常说来，社会改造工程的进程是由稳定政权到发展经济、再到思想文化整合。到1952年，对于新政权而言，政经大局已定。对思想文化的改造顺理成章地提上日程。思想文化改造，大致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以新的意识形态取代旧的意识形态，以便从政经一统进于思想一统。二是对意识形态的社会依附机构加以改造，以便使得各种社会机构为新政权服务。三是对全社会进行系统的规划，以革命性姿态进行新的社会重造。就第一点来说，1949年建国的新政权，在甫接掌全国政权之时，执政党的领导人就敏锐意识到这一点。1950年底，电影《武训传》放映后引起反响。执政党领袖意识到有了思想改造的适当契机。因为对新意识形态而言，武训所代表的恰恰是与其抵触的唯心史观。文化界、教育界对之所持的态度，体现了新旧意识形态的冲突。为此，以灌输新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对思想文化界（首当其冲的是教育界）的改造运动，揭开了序幕。

　　1951年，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发表了改造知识分子的言论。周在政治腹心的京津地区大学教师学习会上专门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而毛则将这种改造的地位与作用提到非常高的地步，“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首先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接下来，共和国领袖们的指示变成为知识界教育界改造的正式政策。是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将知识分子的个人改造与组织改造结合起来。第二年，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要求大学致力打击旧思想，划清敌我界限，以便确立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新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得到了确定。

　　但是，对于新的意识形态地位的稳定而言，不单纯是几个文告和几次教育就可以达成的。从社会进程的经验事实来看，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的稳定，还依赖于对旧的意识形态所依托的社会机构的直接改造，才能加以强化。从共和国创立至1952年，新政权对此是有敏锐的自觉。因此，1949年底，便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并以此为起点，采取了四个重大的步骤，使得大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彻底改变。其一是开设马列主义的政治课，建立共产党、青年团的组织和对师生的政治工作制度。其二是进行学制的改革。三是学习苏联的经验，以苏联模式作为教育改革和全局设计的样板。四是在全国范围进行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

　　经过这样的布局，新政权便从政治统治者、经济控制者，进一步成为思想引导者。掌握政权的执政党再通过对自身的整顿，对社会各个环节的改造，已经可以大气派地宣告“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确实，就政经视角观察，上述三部曲的完成，对于一个新生的政权而言，意味着它对权力的牢固控制。在这点上来说，它达到了空前的成功。也必须承认，以大学对于它的有用性而言，它对大学的改造是成功的。起码说来，一个政权对社会的全方位有效约束，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成功过。大学作为一个在贫穷社会里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机构，成功地被改造为既可以发挥其功能性作用，又可以成为意识形态控制工具的双重机构。这在整部大学史上，也还是开创性的。

　　至此，大学的改造可以说已经完成。从外部讲，新的政经体制已经稳定，而且新政府的建构取向是全能的。这意味着新政府不单要对政治进行彻底的改造，也要对经济进行全面的重整，还要对意识形态进行有效的约束。全能政治的形成，使得处于政治经济边缘的大学，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政经一统的轨道上来。一切与社会生活关联的因素，都将被组合进一个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大学，自然无法再期望保持自身应当具有的基本性质。它不得不从被迫到自动地融入全能政治体系之中，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从内部讲，新的大学运转体制的建立，使得大学的学术自主性退居第二位，执政党的意志上升为全幅主导大学运转的第一位的高度。与此相关，大学作为教育机构传授知识的主导功用也发生了变化，而传达与执行党的意志成为最重要的任务。大学由此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属于党的意志的学术，这包含着为实现党的长期任务或当下目标而发挥作用的基础与技术科学，以及为论证党执政的合法性而运转的“社会科学”；二是从属于党的发展所需的后备军培养的教育活动，这包含主导教学的思想政治课程，划分为不同专业、为将来“专业对口”地工作而进行准备的学科教学。前者把大学教师约束在一个既定的框架内。后者把大学学生制造为合模的劳动者。大学的轨道与执政党执政的轨道完全合二为一。

　　主义的大学：新北大的样式

　　在大学的改造过程中，北京大学逐渐具有一个与旧北大不同的样式。

　　首先，这与北大作为改造的重点单位有关。北大作为改造的重点单位，有两个意思，一是北大本身的改造是整个大学改造的重点；二是在大学改造的重大举措——院系调整上，北大是把文科主要学系的知名学者集中起来进行思想改造的地方，大学改造的汇聚性直接在此得到体现。其次，这与北大的官式定位的变化有关。北大在“旧”中国就已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五四以来北大与中国政治事件纠缠不清的关系，北大人物与政治人物的复杂关系，都会使人对北大办学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政治上的高度敏感同样关注。假如再契入政权交接后新政权执掌者自然而然的权力敏感，对一个与学界政界有深厚渊源的机构的定位，肯定会动手术的。表面上看，在大学改造中，清华大学似乎被削弱了，北大则有加强。前者的文科整个被端掉了。名家大多到了北大。究其实，按新政权执掌者的思路，大学是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的机构，依据毛泽东的说法，大学是要办的，但主要是指理工科大学。理工科可以为稳定政权提供实际效益，而文科则对之毫无贡献。就此而言，加强北大是其表，削弱北大是其里。北大文科力量的加强，只是为了表明新政权的开明，表明有之不多无之不少的存在而已。加上文科迅速被新意识形态完全改造，大学的主义由于文科的变形或特殊化的消失，这一定位对政治稳定的益处，是不言而喻的。再次，这与北大集中人文社会科学界领袖人物易于“管理”的高教管理新模式有关。人文学术需要广泛的力量来支撑，需要各有其氛围的特殊环境来支持不同取向的人文立场。人文学术与集中化管理是不相融的。因为集中意味着对人文取向多样性的否定，而缺乏多样性，人文学术的自由生长就难以期望。大学的改造中，集中人文学术力量的政策思路，恰恰对此有敏锐的直觉。因而，当不同学术立场、不同学术取向、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思维理路的学者，因为政治的理由一下子集中到一起时，自由地发挥其学术思想的土壤失去了，就只有服从政治化改造的一个官式思想，以政治稳定为由，学习新意识形态理论，放弃自己的理论立场，对取得的学术成就进行检讨，表明自己的政治认同感。一旦政治成为人文学者考虑问题的轴心，那么大学学者以学术介入社会、影响社会的能力就完全被限制住了。有关方面管理大学事务就不会太困难了。

　　动态地看，新北大的样式确实与以往不同了。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认识。一是融入了社会政治体制之中，变成为教育机构与行政机构的混合体。尤其是完整的执政党的党委建制，在大学运转中发挥着完全权威的作用。远远将大学的行政当局与大学的主体——教授二者的作用抛在后面。在重大历史事件上、在仪式庆典上，党委的排位与作用都被突出出来。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有：前者是文革初期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事件，与文革时期具有代表意识形态发言的“梁效”班子。后者是北大党委书记的排位总在北大校长之前，而庆祝北大建校百年如此重要的庆典，也由党委书记来主持。与此相关，大学的人事体制也限定了校长与学者的互动机会。党管干部，使得校长的人事权几乎荡然无存。校长影响力的下降，意味着学校行政当局对大学的办学自主已无能为力，只有听命于党和政府指令的份了。联系起来看，北大校领导的部级行政定位，也是将大学纳入一个易于管理的行政体制之中的一个举措而已。这些因素加上财政拨款而非自主筹款、办“教育”（即培养合格的劳动者）而非办学（即专门为创造与传播知识之所）等外部原因，北大的行政机关性质愈来愈强、现代大学性质相应却有所减弱。当这种转化投射到大学体制上时，便体现为本应成为大学主体的教授却无可挽回地边缘化了。教授无法参与大学事务的决策，仅仅成为单纯的教学人员而已。

　　二是大学教授的处境日益发生转化。一方面，技术化取向成为北大的新办学方向；50年代后的北大，尽管一度集中了全国人文学科的精英，但是文科一直呈衰颓之象。相反，理科的崛起令人注目。理科教授长期主理北大校政的局面，是使得大学的技术化取向完全盖住了大学之成为大学的人文化特征。而党和政府对理工科倾斜性十分明显的投入，也使得理工科获得的、具有增加社会财富功能的成果，盖住了难见当下效益的人文学科的论著的影响力。以往，北大之成为北大的理由在其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对中国现代化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在，北大之成为北大的理由是因为她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就连北大1998年专为百年校庆而设计的招生广告，在回顾近20年的 “留给昨天”的“辉煌”，给理工科的“辉煌”地盘，也比人文学科的“辉煌”地盘要大得多。另一方面，曾经在大学前台引领大学发展方向的文科学者，退居幕后，既不成为学校的中心人物，更不成为大学的精神灵魂；即使是仍然在前台活动的比较活跃的文科学者，也大半是学术性人物，而不是思想性人物。他们是以自己的博学对大学以及社会发生影响力的。他们无力给变化社会提供具有思想力度的理论指引。或者，这类学者就是具有深厚学养，却已经完全意识形态化了的学者。他们的观念是对意识形态的文明性、学理性反刍。而他们得以出台发挥不足道哉的影响，相当程度也是因为文科的点缀之必不可少。老北大的文科辉煌让渡给新北大的理工科领骚，多少都示人以北大退出社会，隐入技术世界的意味。再一方面，大学对文理科学者的回报也大不相同，后者日益成为新兴的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既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也获得重要的学术地位。而文科学者明显陷入一种哀怨的不满状态。前者的典型是因于北大方正的业绩而声名鹊起的、而成为最高学术称号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一位知名人物。后者的典型则是因为职评中受冷落的一位人文学科年轻学者，他连带着遗憾、惋惜、愤怒等复杂的心情，撰写了轰动一时的《北大，魂兮归来》，刊于具有全国性广泛影响的一家知名刊物上，引起有关方面的紧张，限制其发行。

　　三是大学的社会介入方式总是在学术以外的政治或其他方面找到支撑点，而社会对大学的期望也总是在学术之外的政治敏感与个人生活上打圈。就前者而言，50年代后的北大，与当代中国体制化政治的紧密关联，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就后者而言，北大与非体制化社会政治运动的直接纠结，也是为人所熟知的。北大是否介入某一政治论证活动或政治抗议活动，成为中国政治变局的一个“变数”。从后起现代国家来看，大学成为变化社会的变革要求的表达者，本不奇怪。但大学给人的期望，大多滞于政治期望的表达，对大学的健全发展，弊总是大于利的。这增加了大学的浮躁、降低了大学的沉稳，以及大学对社会发生持续性影响的可能性。

　　北京大学终于成为一所主义的大学。所谓主义的大学，是指大学相对于政治经济体制化运作而言的自由性、独立性、批判性、包容性、理想性、超脱性丧失之后，大学成为一个统一意识形态的制造与传播之所。大学，仅仅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存在而在。它的特殊功能与它的运作原则被隐匿于它的普同性政治功能与它的准行政机关运行方式后面，它作为学术旗帜的象征意义也隐匿于作为政治变迁的象征意义背后。

　　为“大学”重新定位

　　从对北京大学百年历程的简略分析上可以看出，现代中国大学确实经历了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从相对独立的现代教育机构变而为准行政机关，从相对自由的办学模式到严格规定的办学方式，从思想的自由交锋到意识形态的严格统一，从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所在到技术化主导的机构，从相对的普遍高回报到内部的贫富分化，从非功利的教学、研究机构到创收主导的营利机关，从对体制化社会抵抗的所在到对体制化社会的认同，从对政治的疏离到对政治的融入，等等等等，都表明了大学在中国的定位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大学内部的因素有之；大学外部的因素亦存在。

　　从大学内部因素来看，大学之演变为今天这个模样，有三个方面是值得重视的。其一，从大学的定位来看，大学一来到中国，本身就是比较畸形的。因而，它后来的发育不太健全，与其先天的不足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二，从大学的存在环境来看，大学在中国的处境，一直就不是作为具有影响力的社会独立机构存在的，它的依附性特点是显在的。依附性本身必然对大学起码应具有的独立性造成根本伤害。其三，从大学的自律与社会的期望来看，中国大学的自我约束一向不是令人满意的，而社会对大学的付出与期望之间的脱钩，都使得大学的发育后果令人伤感。 “主义的大学”使大学处于被动地位。

　　还是以北大为例。就第一点而言，北大的建立，就是为了富国强兵。尽管后来北大发展出自由主义的办学模式，但其一直潜蛰的政治义涵，总是要寻求发挥其能量的机会。为了国家而建立的大学，因为国家政治经济局面的变迁而发生扭曲，本不是什么怪事。在这个角度讲，以北大为代表的现代中国大学，自始就负有意识形态的使命。它的产生是追求某种意识形态的结果，它的发展作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实现，就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样牺牲了大学的完整意义，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以第二点来看，大学一建立，就是一个准政府机构，最初的校长是作为大臣由最高统治者派出的，它的存在也依附于统治者的开恩。如果大学试图完全独立自由地发展，便会冒失去存在理由的危险。大学是必然地依附于政治经济需要的。再拿第三点来说，大学从来未能形成一套自律的机制，大学未能象在西方那样有自己独立的运作机制和评价机制。在中国，哪个政治人物都可以在高兴的时候到大学插上一脚。而大学从来未自视宝贵，受到政治人物的青睐，大学人物老是有一种知遇之感。学术人物完全无法与政治人物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人格萎缩了，焉有校格不萎缩的道理？北大校庆25年时，学校头面人物的自检，与北大校庆百年时，学校当局的大肆歌德，恰好印证了北大从徘徊于意识形态边缘到意识形态化的变化轨迹。

　　从大学生存的外部条件观察，中国大学一向就未取得神圣性，这使得大学处于乱世之时，人们对其不以为然；处于“治世”之时，对之乱加利用。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政治局势对大学一直具有直接的影响，大学一定程度成为政治局势的晴雨表。二是经济之手伸向大学之时，大学又变成经济的奴仆。前者使大学的自主空间极其狭窄；后者使大学的自洽可能完全丧失。从应当的角度讲，大学与政治事务是有距离的。政府出钱，大学办学。泾渭分明。但现代中国大学从来没有这么宽松的环境。同时，大学与商业经营也是有本质界限的。大学必须筹款，但大学自己去经营买卖，却与大学运营精神相悖。商业原则一旦成为大学原则，大学的特征也就丧失殆尽了。但当代中国大学恰恰在商业经营的搏击中为自己艰难地开辟存在空间。北大与政治的纠葛不必多言。而今天的北大以开商业街的形式来积聚办学资金，已表明“北大资源”的严重贫困。

　　由于大学内外部条件的疏失较多，现代中国大学的原初定位缺陷与后来转化了的定位的不当相联系，使得大学的合理定位远远未能解决。北大百年史的反思，促使我们从教育科学的高度、从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角度，重新为大学定位。这一定位，以三个方面的科学确认为基准。一是大学与社会政治、尤其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二是大学自由主义的办学原则应不应当受到充分尊重的问题。三是大学出产产品的特殊性及其评价机制的特别性问题。

　　就第一方面来说，大学必须要有一个与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识形态而言的距离感的宽松空间，大学的成长才是可以期望的。这既是由大学原生时期就具有的与神学意识形态抗衡的原初特性注定的，也是由大学从对政治活动的批判、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拒斥中获得存在价值的社会特性注定的。老北大的意义显现于此；新北大的误区存在于此。老北大也与政治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但对政治、政府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新北大也有与政治疏离的地方，但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几乎无条件认同是显而易见的。北大人今天太半以“祖上的辉煌”来表现自己的自豪，多少说明维持前一格局的必要性。其实说来现代大学的一般特性，正有与政治疏离的一面。即使大学学者参与到政治事务之中必不可免，但起码要划清一个界限：在大学为学者（或知识分子），在政界是政客（或政治活动家），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以免大学的主义蜕化为主义的大学，大学变为意识形态操练的场所。为此，确认“教授治校”与拒斥 “官员治校”是必要的。

　　从第二方面来看，现代大学一般都以自由主义的办学为学校行政的方针。自由主义的办学，意味着大学首先是一个体制化的刺激思想之所，而非体制化地约束思想的所在。这点就要求足以控制大学的教育当局、以及政府主管人士，对大学之为自由追求真理之所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使得大学的学者、学生能够以自己负责任的思想为社会提供多元的思维参照，使民智得开。其次是指大学的意识形态控制相对宽松，不必将统一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大学，不必在大学急于宣判某种思想、观念是否符合意识形态而为正确或错误。从而使得大学的思想空间最大限度地宽阔起来。让自由的、激进的、保守的，官式的、民间的、调和的种种思想主张相互激荡，促进整个民族的精神自主与独立，提高民族精神的现代水准。而对北大这样影响巨大的大学尤应如此。再次是指对大学办学的具体举措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不应限制得具体。教育主管当局应当依据合理制定而出的《大学法》对大学进行规范化管理。

　　就第三方面而言，现代大学出产的产品的特殊性应予确认。大学为社会的整体发展与进步提供科学技术动力，出产高质量的技术劳动者，是大学的重要任务。但大学出产的技术人才，不同于一般的技术工人。前者在掌握技术手段的同时，还对社会公正予以高度的关注。换言之，出自大学的技术人才还应有深厚的人文意识。而大学出产的人文与社科人才，不单能够进行情感表达，更能以素养对社会问题进行专业性批判。社会不应当以当下的功利收益来衡量大学办学的成败。如此，大学的现代性才能鲜明地体现出来。大学精神才能在现代中国大学里扎下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