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域神域奖励:工业文明的诞生与中国工业化历程(吴戈)

工业文明的诞生与中国工业化历程
发布时间：2007-01-01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吴戈
强国篇系列之一
[摘  要] 生产力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从生产力角度，世界上的文明可以认为只有两类，一类是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文明，另一类是工业文明。工业革命就是生产力从自然经济向工业文明变革的过程。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这一变革，它们就是目前的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苏联和中国曾经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但因为政治体制的不合理以及改革的失误，目前正面临工业化失败的严峻考验。
[关键词] 工业革命  机器的统治  雁行模式  赶超战略
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在近代以来就开始落伍了，鸦片战争宣告了中国两千年来优势地位的丧失，古老帝国在新兴西方列强的蹂躏下从此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无数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富民强国进行了艰难的求索和实践，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国人民就开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终于走上了现代化之路。所谓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工业化和工业文明的建立，中国欲实现富强发达除此之外别无他路，所以中国的现代化其实也就是工业文明建立以及中国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非常艰难，不但耗资巨大、历时长远，而且涉及社会各个方面，因此异常复杂，加上没有老师指导，而西方列强又不断的遏制和打压，就更是难上加难。在这种情势下，建设过程中出现一些挫折和失误是难免的，但只要认准方向，众志成城，勇往直前，中国的现代化是能够实现的。遗憾的是，中国各界对工业化问题很不明确，往往拘泥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方面，而对工业化视而不见。事实上社会主义与工业化是两个问题，小农经济下也可以采用公有制的形式而实现社会主义，但小农经济显然不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中国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强国，即建立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社会主义与工业化要同时实现。
当然，工业化并不仅仅是建立起重工业体系，仅有重工业体系是远远不够的，整个国民经济也必须实现工业化并且要协调发展，同时整个社会以及文化也要工业化，也就是中国社会要实现全面变革，从传统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社会的各个方面构成一个严整的体系，必须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其中人民主权是前提，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千百万先烈的鲜血换来的，同时没有独立主权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保证，中国是不可能在列强的封锁下崛起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基础，而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协调发展则是必要条件；工业化需要有广阔的市场来消纳丰富的产品，进军海外诚然必要，但更重要的却是国民的普遍富裕和消费需求带来的市场扩大；庞大的工业体系要消耗巨量的资源和能源，保证资源和能源供给的安全就变得非常关键，而这免不了与发达国家进行面对面的竞争；工业化要有大批合适的劳动者，而且国家的现代化必须与人的现代化同步，所以必须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同时，这项伟大的社会变革要求全社会必须建立起现代国家观念，凝聚起独立自强的民族精神，为中国的崛起提供文化的支撑；现在的国际格局是一超多强，美日等列强一直在想方设法对中国进行遏制，并且已经从地理上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中国如何冲破遏制与封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也是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下面我们对上述体系作简要阐述，首先介绍工业化以及工业强国的诞生，接着介绍中国工业体系建立的历程，然后指明仅有工业体系不够，还必须进一步实现农业等其他行业以及人口、文化等的工业化，也就是全面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融入国际资本大循环而放弃自己的工业体系，甘于为西方做牛做马，绝对是一种错误！此问题我们另文专门讨论。
1 工业革命
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在全球横行无忌，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拥有强大的大工业体系，而其他国家却只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国力和军事实力不在一个档次上。大工业体系的建立过程称为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生产力的根本变革。
1．1 工业革命
从18世纪80年代到以后的三代人里，一场史无前例的、意义深远的革命在整个英格兰展开。“从那时起，世界不再是以前的世界了。”英国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拉开了整个世界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现代化”帷幕。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使各国看到了振兴的希望，纷纷变法图强，从此以后，工业革命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展开，至今方兴未艾。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地球上就开始存在着两类主要的文明：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当然中间还有很多过渡地带，因为不同国家的工业化程度不同，有的很高级而更多的甚至还没有开始工业化。工业革命是近代工业化的实际开端，是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转折点。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的伟大飞跃，工业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工业文明，成为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农业文明的终结者，它不仅从根本上提升了社会的生产力，创造出巨量的社会财富，而且从根本上变革了农业文明的所有方面，完成了社会的重大转型。经济、政治、文化、精神，以及社会结构和人的生存方式等等，无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所谓工业革命，其实是不同层次的统一，首先是产业和经济革命，然后是社会革命，最后是文化革命。不能把工业革命仅仅当做是产业革命，而应当从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着眼来进行全面把握。事实上，如果没有社会革命的支撑，工业革命不会最终完成。工业革命与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互为表里。实际上工业社会的一切都以工业大生产为基础进行，一方面国家建立起关联度极高、分工极为严密的产业体系，产生了大批的“自由劳动者”——产业工人（包括蓝领和白领），同时工业化要求从业者有较高的教育，因此国家建立起完整而系统的国民教育体系，使得教育和职业训练社会化。另一方面，国家作为大企业利益的集中体现，与经济管理高度整合，管理能力和国家权力大大增强。如此一来，整个国家和社会高度组织化，就像一台巨大的机器，日夜不停地产生出令人生畏的能量。
当前的文明研究将世界分为几大文明圈，如基督教文明圈、儒家文明圈、印度文明圈、伊斯兰文明圈之类，这种研究不是不正确也不是没有价值，但这其实是对传统文明的研究，基本上是对农业文明的划分，不但不能对当今世界的发展格局给出清晰地说明，而且还很容易混淆人们的思想。而将社会发展阶段划分为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也过于机械，没能抓住生产力这个根本。实际上对文明的划分应该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按工业化水平来对人类社会进行划分看起来很简单，但却是最科学的，因为工业化是对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是生产力各要素中最具革命性要素的变革。可以用工业化水平作为唯一标准对全世界的国家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处于低端的是落后国家，处于高端的发达国家，处于最高端的国家曾经是大英帝国，而二战以后到现在则是“大美帝国”。
1．2 西方的工业化历程
18世纪中后期开始于英国的技术和经济革命，转移到了农业、畜牧业和工业，使英国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使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殖民帝国和世界金融中心。1870年代以后，这一革命超出了英国，席卷欧洲大陆，并且叩响了北美和日本的大门，法德美日相继实现工业化，成为发达国家。
在世界所有国家(或地区)中，只有英国是“自发”地从传统农业社会过渡到近代工业社会的。虽然任何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都离不开一定的外部影响，但是相对于其它任何国家(或地区)而言，只有英国的工业革命主要是在“自己完成的经济循环”(笛福语)的基础上发生的，从而带有某种“自立性”的色彩。而其它国家(或地区)的近代工业化，则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先行者(特别是英国)的影响，甚至是紧随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法、德等国也不例外。至于更晚出现工业革命的国家(或地区)，其近代工业化受先行者的影响就更为巨大和明显。
2 西方列强的诞生
近代工业化的实质在于生产方式的根本变化，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对英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工业化碰巧同步进行，互为表里，但其他工业化国家未必一定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例如前苏联和中国。工业化实际上是一个从发达的自然经济向以矿物能为能源基础的经济的转变，要成功地摆脱自然经济的制约，一个国家需要越来越多地从矿藏而不是从农业产品中获取原料，尤其是能够大量开发煤铁资源。英国的工业化虽然从纺织工业开始，但只有依靠了重工业的建立才最终完成了工业体系的建立。原因很简单，各种工业产品所需要的原材料，要依赖于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而为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提供原料的上游产业是采矿业。矿物的探查、采掘，需要利用高技术和高技术机器设备，所以需要高技术的机械工业提供产业机器。高技术机械工业还为制造业和组装业提供各种生产设备。实际上，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和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近代工业化，是以不同的方式和逻辑运作的。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和以矿物能源大量开采使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化，两者之间并无必然关系。换句话说，即使是在英国，如果没有煤铁工业的重大发展，亚当·斯密时代的工业发展也并不会导致近代工业化。
钟庆先生在其大作《刷盘子，还是读书》中为我们描述了各个国家对待工业体系的不同态度和方式，阐明了一个国家建立起工业的统治（例如日本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必须付出的艰辛，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工业化过程的内在规律。结合其它研究，我们可以在这里稍微梳理一下，供关心祖国发展和未来的读者们参考。
2．1 产业体系
现代工业必须结合成完整的体系才有意义，工业产品是各门类技术协调配合的结果，而不是某个部门的“独角戏”。现代工业存在层次性，钢铁（冶金）、化工、机械、电子（机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重工业部门是整个体系的基干。基干产业提供的技术和工业母机满足了绝大部分最终产品生产部门（轻工业及其他产业）的基本需求，其他工业部门只有以基干产业的产品为基础，才能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生活消费品（例如汽车、轮船、冰箱、彩电等），所以相对于基干产业，其他工业部门只是根干上长出的枝条而已。
从产业上讲，各个产业部门必须有非常好的组织协调性，并且能够齐头并进，分别突破，在不同的展现同步推动产业发展，共同实现技术进步。中国的体制改革，从农村的包产到户，到国有企业自负盈亏，主要的路向是分散化，这些措施或许极大调动了个人牟利的积极性，提高了少数优质资产的收益率，但整个产业的组织协调性土崩瓦解了，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中国的基干产业及其体系已经不得不被彻底放弃了。其实质还是在于用传统的小农思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来解释和理解工业化，结果使国家趋于瓦解，人民成为一盘散沙。
工业体系需要大批懂科学懂技术的各层次人才，高层次的劳动者与高层次的劳动工具（机器）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强大的生产力。科学人才、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用于人才再生产的教育体系其实是现代工业国家的脊梁，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但随着我国正规制造业的萎缩和衰退，制造业各部门所需要的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下降，失业率急剧上升，大学生毕业即意味着失业。而外资企业的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即使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目前的社会只需要高层管理者、高级官僚，和底层从事简单机械劳动的人肉机器，不需要多少有知识有技术的中间管理者和工程师。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社会结构与拉美及东亚诸国接近，中国又回到了历史上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
2．2 工业统治
本质上看，工业化是国家的事业，因为私人资本既无兴趣又无能力来对庞大的工业体系投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可能是从私人资本开始的，但是大工业都是国家投资的，工业体系最终都要实现国家化。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国家利益可以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也可能是各阶级利益的妥协，对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大资产阶级成为统治者是必然的，因为它们二者在利益上具有同一性，是相互选择的结果。事实上，如果没有代表大工业利益的大资产阶级掌舵，资本主义国家未必会按工业化的要求来发展，因此有可能从根本上损害工业国家的利益。这其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英美国家资产阶级政治的本质。
2．3 产业保护
基干产业的建立、发展、壮大等需要长期的巨量的投资，而且必须保证连续性，在不断的积累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必须在现有的产业和技术的基础上才能去创造发明更高性能的新机器、新技术。没有独立的基干产业和技术开发体系，任何先进技术也不会凭空产生。建立自己独立的生产知识体系和基干产业，需要大量的人材培训，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资金，而且开始时做出的工业品质次价高，如果根据比较效益，则不如把资源和粮食运到工业化国家，然后用空船把外国的汽车运回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一步把持不住，试图为外国打工换取技术和物资，就容易被拉入外国的工业体系，从工业基本标准到核心技术研发都走上殖民化道路，为外国打工的工业部门因为能够从外国更强的基干产业获得资源和利润，形成相对庞大的利益集团，最终主导国家的发展方向，数十年的辛苦会在数年内付之东流。一个把为外国的基干产业做配套加工的国家，一个放弃了独立的基干产业的国家，即使有再大的雄心壮志，给技术人员再高的悬赏，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得不沦为外国大工业资本的殖民地。
因此，为民族复兴为己任的政府不但会悉心扶持本国工业发展，而且会从各方面进行保护，例如贸易保护。在本国的工业没有足够成熟时绝不放开市场，任由外资和技术打击本国的民族产业。各个后发的工业强国在立国之初都实行严厉的贸易保护政策，例如日本一直实行严格的外贸管制，尤其以技术引进为甚。日本企业引进技术需要特别申请，由外资审议会批准后才能获得外汇和引进许可。这并不是为了节约外汇，而是着眼长远，防止成套技术引进打击国内的自主研发能力。日本制定了如下的审查基准：①只能促进不能损伤自主技术的发展；②技术导入不能使既存的产业秩序发生混乱；③技术导入不能使中小企业陷入困境；④技术导入的企业有其它相关技术和资金配套，能够灵活使用导入的技术。
3 中国的工业化
3．1 工业化历程
从19世纪英国开始工业化算起，资本主义列强已经在世界上嚣张了近200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强敌环伺之下开始实施工业化，终于走上了梦寐以求的强国之路。建国伊始中国即在苏联的援助下展开工业化进程，抗美援朝之后的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即正式启动。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投资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一五”计划即是照此安排的。但由于“大跃进”冲掉了“二五”计划，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业化进程，降低积累率，优先解决吃穿用问题。经过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实际即承担了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后两个五年计划的任务。
中国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一化三改”，即初步完成工业化以及初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的工业化目标，就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现代工业体系主要依赖于为其提供装备的重工业，因此，经济建设“重点是工业，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苏联摸索出了一条快速实施赶超战略的有效途径。与英国工业革命从棉纺织业到运输业再到机器制造业不同，苏联方式恰好颠倒了这一过程，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相对忽视生活资料的生产。中国在苏联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方式，并采用计划经济体制统合全社会资源，在最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建立起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机器设备自给率已达到80％。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指导下，中国以世界史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工业化，从而不仅使中国在短时间内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而且为中国取得一系列国防技术的重大突破提供了基础，根本性地解决了民族生存这一近代史课题。从1949年前只能仿制汉阳造，经过20余年的技术积累，到70年代末，中国已经拥有门类齐全的基础产业以及各种尖端技术，具备复杂工程的设计与实施能力，例如代表工业最高水平的两弹一星、大型喷气客机以及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16位微型计算机77型机。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也有人认为1975年即已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目标）。中国已经跻身先进国家行列。
3．2 雁行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改变了以往封锁战略，主动地向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施产业与技术的下行性的梯次转移，形成所谓雁行战略。雁行战略是战后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新殖民主义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雁行战略在理论上由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提出的“雁行模式”演绎而来。雁行模式最早是1932年日本学者赤松要提出的。赤松要认为这一模式表现为：后进国最初从先进国输入工业品，然后建立自己的工厂进行生产，以满足国内需要，最后不仅可供出口，而且后来居上，可能取代过去的领头雁的地位。上述过程绘成图像，犹如雁群列阵飞行，故以名之。赤松要以棉纱、棉布代表消费品工业，以棉纺织机械代表生产资料工业，并以过去半个世纪世界棉纺织工业的经验证明二者均沿此轨迹发展，不过前后有一段时滞而已。“雁行战略”的实质是国际交换中的垄断。即在资本的国际循环中“中心”与“外围”交换的高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售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时，实行卖方垄断，并造成发展中国家无法实施技术上“进口替代”，进而形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附。雁行战略使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经济依附关系日益转化为一种技术型的经济依附关系。
雁行战略造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上的依附关系：产业和技术不断的下行性的梯次转移，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抑制其产业的自主性成长，抑制甚至摧毁其自主性的基础科研系统、技术开发系统，甚至国民教育系统。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开发某种技术没有成功之前仍然向其封锁该技术，或只向其出口制成品而不进行技术的转让。而一旦发展中国家自主开发这项技术成功，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就会适时地进行技术转让，趁其尚未商业化之机，实施“半渡而击”。 不断的下行性的梯次转移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科研系统与技术开发产业面临投资无回报，研究无成果，开发无市场的“三无”尴尬局面。久而久之，发展中国家的科研与技术开发系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结果使发展中国家在雁行模式中永远也不可能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而被束缚于国际垂直分工体系的底部。　　相反的，雁行战略的实施，却为发达国家创造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空间与条件，不断地刺激和促进发达国家提高其资本的有机构成，并减缓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带来的传统的产业结构的内部矛盾。使发达国家总是处于“领头雁”的地位，将发达与不发达相对地固定下来。
在资本的国际循环中“中心”与“外围”交换的另一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购买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时，又形成了另一种垄断——买方垄断，即垄断低价。这种买方垄断的形成主要是西方国家在战后实施的“粮食战略”和“石油战略”的结果。西方国家在战后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条件，采取新殖民主义的手段以继续维持其对世界的统治。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发展战略农业等重要步骤，使少数几个西方国家控制了世界粮食市场，同时西方国家通过政治、经济的多种手段控制了世界石油市场。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通过压低粮食和石油——两种战略性资源在世界市场上价格的手段，达到控制世界初级产品市场价格总水平的目的，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受损与恶化。
上述的双向垄断，构成了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垄断机制，这是维系当代西方国家全球化的利润、经济剩余转移的基本条件。西方的富裕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3．3 赶超战略
社会主义与工业化是两个问题，中国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工业化而不是单纯的社会主义，不是说实行了社会主义以后中国就具有了强大的实力，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中国连生存都困难，更谈不上富强和发达了！实际上中国的发展方式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也就是以全民或者国家的力量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因此中国国家发展目标的完整表述是建设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强国。中国目前只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只强调社会主义而忽视工业化将给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中国必须树立“工业立国”的理念，要坚定不移的建设和壮大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作为工业体系基干的重工业体系不但要保护而且要优先发展。19世纪的美国和德国是这样，20世纪的日本是这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是这样。中国应该在发展壮大自己的工业体系的基础上以工业优势参与国际竞争，而不是以人力资本的所谓比较优势进入国际资本大循环的低端和外围，对外开放必须本着发展本国工业的目的实现有限度的开放，通过适当的引进、消化和吸收来提高自身的工业水平，而不应任由国外的大资本吞并和打垮民族的工业体系！现在中国的工业体系已经面临彻底崩溃的危险，这是中国以所谓比较优势融入国际资本大循环的恶果！比较优势战略带来了暂时的、表面的繁荣，但最终必将葬送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德国以及美国等后发的工业化国家，为了国家的富强，明确提出了“赶超战略”构想而不是什么比较优势战略。早在1791年（比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更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向美国众议院提交的《关于制造商问题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一国的独立与安全系于制造业，因此，不管比较利益原则指向哪个方向，必须优先发展制造业。德国19世纪的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的思想，开了后来所谓“产业政策”的先河（其思想形成于美国）。他明确地反对英国的自由贸易思想，指出这只不过是发达的英国妄图永远维持其霸主地位的一种宣传。正如萨缪尔森所指出的那样，德国与美国当时的这种经济思想，与它们当时处于相对不发达的地位有关。不同的经济思想，反映了不同的国家利益。
熟知鸦片战争的中国人却很少知道，1840年左右的中国，就产量而言，仍旧占有世界领先地位，然而，在决定性的产业技术方面，中国落后了：“欧洲因为拥有先进的技术——包括蒸汽机和工作母机等——而在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正是因为在决定性的产业技术方面落后了，中国才首先是遭受军事失败，随后是经济上的一落千丈，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拉丁美洲国家自立国以来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其经济的主要特征一直是专业化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农矿出口外向型经济，然而，这却使得这些国家一直摆脱不了贫穷、落后、两极分化的局面。这充分说明，国家安全与经济潜力并不仅仅体现在一时的数量上，它更主要的是植根于质量，即你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和产业技术结构。
考虑到国际环境，考虑到国家安全与长远发展，中国必须实行赶超战略而不是比较优势战略，即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比较优势战略也要为赶超战略服务。实施赶超战略当然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由于产品和要素价格将在一定程度上背离市场而带来的当下的经济效益上的损失。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些代价是一个大国为了其长远的生存与繁荣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是长期投资。如果我们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那么，我们将在其他方面付出更为昂贵的代价——丧权辱国、落后挨打——自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支付这种代价——而且如此一来中国将不再有翻身的机会，将会永远的沉沦下去。
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力量，在古代，生产实践是科学技术的主要源泉，生产和技术的关系更为密切，结构模式为“生产一技术一科学”；近代以来，科学实验成为科学发展的主要源泉，科学和技术的关系愈益密切，而且科学往往走在技术的前面，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于是结构模式逐渐变为“科学一技术一生产”；到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已形成“科学一技术一生产”三位一体化的双向、动态结构模式，体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发展(开发)三者相互联系与相互配合的密切关系。现代科学技术活动过程基本上是从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技术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研究、工程科学研究到工程实施，直到投产和推广的过程。整个过程同社会经济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当代后进国家和地区的追赶现代化，向我们展示了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密切联系。科学技术的发展同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历史上，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路线和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路线大体上是一致的，呈现出正相关，前者是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后者是英国—德国—美国。在两次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两次后进国追赶先行国的成功范例：第一次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经济起飞花了大约半个世纪时间追上英国。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起飞，经过大约40年的时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
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综合实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究其原因，虽然不乏得天独厚、真正的地大物博以及历史机遇等内在和外在的条件，但是，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强调创新显然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美国从建国之日起就注重科学技术和教育，到19世纪中叶已经结束了照搬欧洲技术的历史，在工业技术上开始走上了自主创新之路，在19世纪末所有的州都已经颁布了义务教育法，高等教育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进入20世纪，美国的研发经费迅速增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成为世界头号科学技术和教育强国。日本之所以能从一个资源贫乏、土地狭小的海岛国家发展成为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国家，科学技术和教育的作用功不可没。从明治维新之后的“教育立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贸易立国”、“技术立国”，再到20世纪80年代后提出“科学技术立国”，可见“科技兴国”是其发展的基本轨迹。
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不能靠比较优势，而是靠整个工业体系以及整个工业化了的社会系统，要提高社会全系统的竞争力，就必须建设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发和培育国家竞争优势。国家创新体系是在全球竞争的战略高度上形成的战略体系，也是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国家创新体系理解为一种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大战略”。
4 农业工业化
工业化不仅仅是建立起大工业体系，而且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是从传统的手工生产方式向大机器生产方式的转变，所以是一个标志经济发展阶段特征的概念。农业工业化是工业体系在农业生产各环节的延伸，是国家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必经阶段，同时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的工业化是指用现代工业提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用现代生物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经营农业，将农产品加工业和部分种养业集中化、规模化、集约化，实施全程标准化运营，以创造较高的综合生产力。在现代工业体系中，种养业与采掘业一样只是提供工业原材料，后续还可以进行多层次的深加工，从而形成一条产业链。这一产业链需要庞大的保障和服务体系，包括种子、化肥、农机等的生产供应体系、流通体系以及科技、培训、信息等服务体系等，所有这些整合为以种养业的机械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在实现形式上表现为生产的专业化、布局的区域化、经营的一体化、服务的社会化和管理的企业化。完整农工业产业体系的建立过程就是农业的产业化。
从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轨迹来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实现现代化，一般都是先从农业、农村取得资金，农产品、农产工业原料，大办工厂、企业发展工业；而与此同时，农村的劳动力就大批进入工厂，工厂一般都建在交通要道，工厂聚集起来了，商业、服务业发展起来了，城市也就兴起了，大批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所以工业化、城市化是同步的。等到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反哺农业，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资料(农机、化肥、农药)武装农业，使农业现代化。与此同时，农村的农民已经成为少数了，在市场的作用下(有些是在政府干预下)，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的收入也逐步提高，接近(有的还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水平。待城市工业发展了，国家财政雄厚了，再反哺农村，对农村进行道路、水利、电力、电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农村也现代化起来，实现城乡一体化。例如美国能够在独立后的一百年内就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行列，走的就是协调发展的道路。在美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一方面长期实行高关税政策，保护本国的制造业成长；另一方面对全国范围内的交通运输网络等实行持续投入，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内部投资，造就了庞大而深远的经济腹地，使国内产业链自然地发展延伸，形成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据胡东升介绍，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有发达的工业，但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既不是汽车制造业，也不是石油、钢铁业或者时尚的IT产业，而是食品工业。食品工业的产值占这些国家国民经济总产值的2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大产业。美国、法国、日本全部如此。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农产业继续向纵深发展，已由传统的资源依附型转化为智能依附型的高效率、高附加值、高效益的现代产业，农业一体化是5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新现象。所谓农业一体化是在生产专业化和协调基础上，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企业方式把与农业相关的工业、商业、金融和科技等部门与政府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市场功能主体与市场管理主体相关环节的联合，对农业产供销、农工商实行联合经营，增强整体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形成一个紧密联系、高度协调分工体系。生产专业化是农业产业化或一体化经营的重要成因和主要特征之一，包括区域专业化、部门专业化、农场专业化和作业专业化等，由专业化带动形成的区域经济、产业支柱群、农产品商品基地，为农业产业化、一体化经营奠定了稳定的基础。反之，一体化经营又促进了生产专业化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被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证明了的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途径。中国搞农业现代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毛泽东1960年就曾提出，要通过15-20年时间，使中国农业进入现代化。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农业仍然是手工耕作、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距离现代农业还很遥远。食品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是衡量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标志，现代农业发达国家都在2-3：1的水平。我国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值在0.3-0.4：1之间，其中西部地区仅为0.18：1，远低于发达国家。事实上中国对于农业发展的认识一直没有上升到工业化和产业化的层次，生产方式和经营观念拘泥于传统的小农经济，手工生产基础上的、以家庭经营为主体的承包责任制被奉若神明，坚持××年不变。这种社会主义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工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在生产方式上是非常落后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把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分户经营，整块土地被分割成许多小块，农民沿用传统手工工具劳动，机械化大生产既不合算，也不可能。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户经营的土地面积在0.5公顷以下，而世界上中等收入以上的国家平均每个生产单位的面积是76.5公顷。超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使中国农村经济带有浓厚的小农经济色彩，使中国的农业生产长期滞留在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经济效率低下，经济基础脆弱，农产品成本过高，缺乏市场竞争力。随着中国加入WTO，外国农产品凭借其价格优势和质量优势大举入侵，中国农业将由于自身的低效率而受到强烈冲击，面临更大的挑战。
所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亟需改革，如果再一味坚持承包责任制将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改革的只是人民公社这种不适合手工劳动的生产关系，而不是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由于认识不清以及利益争夺，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在落实农户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的政策时，有意无意地把稳定土地承包制与引导农民发展专业化合作对立起来，不敢或不善于引导农户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和专业化经营。有些地方在落实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的政策中，否定了以往组织农户进行规模经营与专业化经营的有效形式，不再引导农民在自愿基础上实行相对集中的连片商品基地开发。现在，不少地方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形同虚设，乡镇政府和村民组织只管征兵、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等社会事务，过去为农户生产经营提供组织、协调、服务的职能全然不见了，“双层经营”只剩下了农户的单层经营。这种状态，必然拖慢我国农业的专业化、社会化进程。中国农业的根本变革只能是工业化和产业化，而农业工业化以农地的集中和规模经营为前提，所以中国必须进行农地改革，为农地的规模化经营和大机器的应用创造条件。
5 经济协调
工业社会的国民经济有着严密的分工，是一个多部门、多层次的严整体系，国民经济产业部门的构成成分、比例以及各产业之间的关联称为产业结构，不同产业部门内部也存在自己的产业结构。显然，工业社会不能只有工业，还必须存在农业和第三产业等，并且各部门必须协调配合、同步提升。中国从建国之初到六七十年代已经基本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国民经济体系还很不协调，例如农业还没有工业化（农业的工业化是指采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而不是成为工业），工业本身则是重工业过重而轻工业过轻，第三产业基本没有，等等。这些其实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要解决的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前的经济繁荣并不是因为改革推翻了过去的经济成果，而只是在其基础上按照工业社会国民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继续发展而已。事实上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强大基础，改革从何谈起？中国的繁荣又从何而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以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农业、第三产业和能源、交通、通信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的矛盾为战略方向，有关国民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和资源的配置等向“瓶颈”部门倾斜，带动了国民经济的成长，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产业比例严重失调、“瓶颈”产业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矛盾已得到较大的缓解，但是目前中国在产业结构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例如“三农”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基础设施发展严重不足、加工工业水平低，技术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而且不规范等。因此中国亟需对产业结构进行持续调整，努力构建一种以农业为基础、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新格局，实现可持续发展。2005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决定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鼓励和支持发展先进生产能力，限制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次会议确定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八个重点：一是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二是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三是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四是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增强对经济增长全局的带动作用；五是促进服务业全面快速发展，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六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七是调整区域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八是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6 国民教育与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不仅是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更是人口的现代化。实际上没有人口的现代化，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也将无从谈起。人口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国民教育，国民教育既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民族腾飞的翅膀。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太多，除了要继续厉行计划生育政策外，必须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国民素质，使自然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从而化不利为有利、化被动为主动。实际上，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的第一资源，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主要决定于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包括人口的数量与质量，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国民的数量与质量。国民质量即国民素质在人力资源中无疑起着主导作用，而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这种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从这个角度讲，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简单是人多的问题，更本质的是人的素质问题。试想如果中国十三亿人口有十亿大学生，那么中国的国力一定可以迅速超日赶美。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工业化的认识还很肤浅，以为只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就可以把现代化“干”出来。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国民素质对社会发展的根本制约作用（或者说根本决定作用）逐渐凸现出来。我国一直实行高投入、高能耗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不但资源消耗量巨大，而且劳动生产率低下，根本不可能与发达国家的极高生产率的集约型发展相提并论。传统的小农生产是一种简单的生产，对一个劳动者的主要要求是体力强健、精力充沛，如果一个人拥有强健的体魄，即使没有受过任何系统的教育而只依赖于生产生活中的言传身教，他也会很快成为一个合格的劳动力。但是现代大工业是高度分工、高度专业化且关联性极强的生产，一方面机器设备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另一方面还要不断的发明、设计和生产各种机器设备。机器力的使用大大增加，而机械本身的复杂程度和智能程度也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因此从业者的素质要求也是与日俱增，例如数控车床的使用需要操作者具有扎实的机械、计算机、金属加工等的知识，熟练掌握至少需要一千个小时的专门学习，这还不包括他的基础教育。
实际上，发达国家都是非常重视国民教育的，并且都有非常明确的认识，认为如果没有教育的支撑，国家的繁荣兴旺将无从谈起。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弹丸小国，能够迅速实现工业化跻身世界强国之林而令世界侧目，其根本的秘密就是教育。“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进行了三次大的教育改革，对社会和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第一次是1868年“明治维新”后提倡实行“新教育”，以求“培育健全国民、建设现代国家”。这次教育改革是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由明治政府倡导进行的。其目的在于模仿西方教育经验，建立日本的近代教育体系。教育的投入对国民素质和国力的提高起了重大作用。在随后的两次侵略战争中（即1894年的中日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本都获得了全胜，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此次战胜之功，归于小学教育”。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向日本赔白银二亿两，日本把这笔巨款用来办教育。当时的明治天皇说：“这笔钱一分也不许瞎花掉，全部用来办教育、办小学，就是最偏僻的农村也要办一所像样的小学。” 明治维新和新教育改革使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顺利实现了自己的强国之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基本成为一个废墟，除了人之外几乎一无所有。怎样来恢复和建设国家？教育家们提出首先要恢复和重建国家的教育，让孩子们读书学习。他们认为：“要使日本复兴，除教育以外别无它途。我们由于进行战争而使国家荒芜，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给子孙后代，但是至少希望他们受到卓越的教育。”有些人深刻地指出：不考虑立即着手恢复教育是不行的，因为若干年后，国家没有懂文化的科学人才，就无法恢复经济建设，培养人才是一个周期很长的过程，没有20年的时间是拿不出合格人才的，而缺乏这种预见，不及早做出准备，终归要吃亏。他们说，即使吃不饱肚子，也要勒紧裤带把教育事业办起来。政府没有资金，可由民间集资相助，先把小学恢复起来。教育家们的呼吁得到社会的响应，人们节衣缩食筹集资金，在废墟上因陋就简地重建了学校，许多教师找出他们保存下来的课本和资料义务教起课来。日本政府在经济处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于1947年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把义务教育的年限由6年延为9年。二次大战后，世界进入了第三次技术革命时期，而日本的技术水平却严重落后于欧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日本从抓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人手。他们非常重视初等、中等教育阶段的产业教育和理科教育，先后于1951年和1953年分别制定了“产业教育振兴法”和“理科教育振兴法”。制定“产业教育振兴法”的目的，是通过产业教育使学生确立正确的劳动态度，获得产业技术知识，并养成其发明创造的本领。根据这一法律，日本逐步完善了高中产业教育的设施和设备。制定“理科教育振兴法”的目的，是通过理科教育，使学生获得科学知识和技能，养成科学态度，并培养他们发明创造能力。60年代以来，经过20多年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再次顺利崛起，进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
编辑员：china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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