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电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场风波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一场风波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夺国家最高权力的目的，一再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称毛泽东为天才，并与江青一伙相互争斗、倾轧，掀起了一股恶浪。党中央和毛泽东识破并采取措施抑制了他们的阴谋活动。

1969年党的九大以后，鉴于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基本恢复，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国家政权机关的正常运转问题。1970年3月8日，他在武汉让汪东兴回京向政治局传达他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以及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3月17日至20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建议。但4月11日晚，林彪从苏州通过秘书以电话记录形式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国家主席问题，“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关系不大。林彪还说“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传给中央政治局。政治局讨论后，多数人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并将会议意见报告毛泽东。4月12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而林彪还是一再坚持设国家主席。这是因为他知道毛泽东不愿当国家主席，他便可顺理成章为国家主席。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已看出林彪有意当国家主席。李作鹏、邱会作就在内部说，要让林彪当国家主席，有的单位正式向中央建议由林彪出任国家主席。

林彪当时作为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为何还急于要当国家主席呢？

第一，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林彪虽然成为“二把手”，并成为党章规定的接班人，但在他看来，自己实际掌权不多。确实，毛泽东当时已对林彪过分称颂、吹他的话感到不安，猜他的本意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因而对林彪的信任是有一定限度的。林彪对此是不满意的。叶群私下发牢骚说：林彪不就是个副主席、副总理、国防部长吆!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么多工作。

第二，江青集团争权加剧，林彪认为毛泽东有改变接班人的意图。正如1981年1月，特别法庭《判决书》指出的：“一九七○年，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的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图谋提前‘接班’。”林彪集团成员李伟信1971年10月13日的笔供也承认：林彪一伙分析由张春桥代替林彪的可能最大，一定要把张春桥搞掉。

第三，林彪多年病病恙恙，担心自己活不到自然接班。用叶群的话说：不知林彪的身体拖不拖得过毛泽东。因此，他们要“抢班夺权”，而不能等待自然接班。第四，他们认为，四届人大是篡权的最好时机。在明争暗斗中，林彪一伙在党的九大上占了优势，但并不满足。林彪多次流露要当国家主席的想法，认为筹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好时机。在林彪看来，若能如愿以偿，当上国家主席，不仅可以巩固他接班人的地位，同时也是对江青集团的沉重打击。

1970年8月13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在怀仁堂开会。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草案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评价毛泽东的三个副词。已知道毛泽东不赞成写天才的张春桥、康生同他们发生了争吵。陈伯达支持吴法宪。吴当即将争吵情况通过黄永胜报告叶群和林彪。林彪赞扬吴的意见对，说今天抓住了张春桥，抓得好。黄永胜于8月14日打电话让在外地的李作鹏赶快回来参加宪法小组会支持吴，担心吴一个人太孤立了。李遂于17日赶回北京。

8月14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定稿。事前，叶群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论天才问题的语录，准备和张春桥、康生斗争。但张、康在会上出乎意料地默不作声，结果宪法草案没经任何争论就通过了。林彪一伙准备的语录没有派上用场。但他们并不罢休，准备上庐山在二中全会上同张春桥再大斗一场。

毛泽东已觉察到这两个集团间的矛盾有所发展，预感到在全会上可能发生事情。因此，在二中全会开幕前夕8月22日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强调说：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就在这次会议上，林彪、陈伯达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和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生气地说：谁要当国家主席就可以加上，反正我不当。

全会于8月23日下午举行开幕式，毛泽东主持会议。林彪事先并未准备讲话稿，当毛泽东问：谁讲话？林彪说他想讲几句。毛泽东说：好，请林彪讲话。林彪讲了一个多小时，全文四千多字。据到会人讲，林开始讲话时，毛泽东还有点笑容；当林说要克服迷迷糊糊思想时，就没有什么表示；当林大讲天才论时，毛泽东看了林彪一眼，有些不高兴的样子。因为头天晚上，林彪为设国家主席问题，受到了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不敢再提这个问题，便在讲话中拐着弯地说，这个宪法“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是三十条中间”“最重要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还说：“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说“毛主席的学说”“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值得深思”。林彪这段话明显地是对着江青集团的，因为他听说康生反对学老三篇，康生、张春桥不同意在宪法上写三个副词。在当晚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会议上，吴法宪提出要学习讨论林彪讲话，再听听录音。

8月24日上午，全会听林彪讲话录音两遍，下午和晚上开小组会。24日晨，叶群曾布置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要在各组发言表态，拥护林彪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的观点；发言不要点张春桥、康生的名，要用眼泪来表示自己的感情；各自去串联空军、海军和总后的那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按上述口径发言。下午的小组会上，吴、邱、李、叶分别在西南、西北、中南三组宣讲事先准备好的“称天才”语录，慷慨激昂不点名地向张春桥发起进攻，会场气氛十分紧张。陈伯达由于同江青的矛盾日益尖锐，九大前后已逐步投入林彪怀抱，参加林彪集团一些宗派活动。他在华北组的发言，很有煽动性。他说，宪法写上“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是经过严重斗争的，现在竟有人胡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刺，这是“想搞历史的翻案”，“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是历史的蠢才”等等。在陈伯达的煽动下，华北组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纷纷发言，对党内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天才，表示“最强烈的愤慨”。

华北组的一些发言火药味极浓，当晚整理出来后，编为全会第6号简报印发。林彪听秘书念了这份简报后哈哈大笑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份量，讲到了实质问题。吴、叶、李、邱看了6号简报象得了头彩一样的高兴。

25日上午，6号简报发到各组后，坚持设国家主席、叫嚷揪人的呼声更高。有的组集体通过决议：宪法草案一定要写上设国家主席，一定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个别人说毛主席实在不愿当，可以让林彪当。江青一伙人知道揪人那些话是针对他们的，于是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那里说：主席，不好啦，他们要揪人。毛泽东此时也看到了华北组简报，对背着他从事这样的活动十分恼火。下午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批评陈伯达等人的发言违背九大方针，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并说有些话提起来千斤重，放下来只四两，国家主席问题不要提了，要我当国家主席就是要我早点死；你们再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会议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6号简报。就这样，林彪一伙的起哄被制止了。

在休会的26、27日两天中，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要吴作检讨，并将吴手中那本《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转送毛泽东。毛泽东找了一些人谈话后，就此于8月31日写了一篇700多字的短文——《我的一点意见》，批评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提出全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9月1日，各组结合学习《我的一点意见》，开展对陈伯达、吴法宪的批判。吴、叶、李、邱以及陈伯达多次在一起研究如何检讨，掩护退却，林彪则有意保护吴法宪等人。黄永胜开始没有上山参加会议。在会议开幕不久，他在京准备了支持林彪讲话的发言稿，后来得知出了问题，便将讲话底稿烧毁。他8月31日到了庐山。去见毛泽东时，毛泽东要他好好学习，并说人的天资有的聪明，有的笨，但这不是天才问题，主要靠实践，一个人闭目塞听，那还有什么天才。

会议比原定时间延长几天后，宣布按原定议程进行。9月6日闭幕式上，毛泽东讲话，号召读马列的书，党内外都要团结大多数。针对林彪一伙提出的“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的说法，毛泽东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会上，中央还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全会闭幕后，林彪一伙又进行了多次密谋，互订攻守同盟，欺骗毛泽东、周恩来，掩护林彪，着手策划武装政变。

九届二中全会后，全党进行了批陈整风运动，一些人陆续揭发林彪一伙人在背后进行的一些串连宗派活动。毛泽东对黄、吴、叶、李、邱的检讨，对他们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表现很不满意。1971年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林彪对“庐山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这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表明毛泽东不再信任林彪。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最早见于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林彪在1966年12月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照抄了三个副词。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时，毛泽东两次提出删去党章草案中出现的三个副词。当时有人报告毛泽东说这是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毛泽东说，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因此，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都没有再用这三个副词。后来，毛泽东曾就叶群等搞关于天才的语录问题批示说：“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还说：“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党的重要文件中已不再写三个副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林彪一伙是想借此发难，整整江青那帮人：反对写三个副词，就是反对称毛主席为天才，就是反毛主席。康生、张春桥等明知毛泽东不让写，写上也会被圈去，但在修改宪法过程中吴法宪攻击他们时就是不明说。故意到庐山会议上才说：不是我们不写，是毛主席不让写。林彪一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哀叹大兵叫秀才整了。而毛泽东虽曾感觉到林彪、江青这两伙人之间有些矛盾，但并不知晓在三个副词问题上如此勾心斗角。

关于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问题，在庐山会议前，毛泽东是一直把它作为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来看的。开始只说“此议不妥”；4月下旬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是把曹操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7月下旬又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又一再坚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已察觉林彪有意当国家主席，这已超出思想认识范畴，因而明确对林彪说：谁要设谁去当，反正我不当，我劝你也不要当。

本来设国家主席与否，是国家体制的一个具体问题，在一定范围内提出各种建议，并进行酝酿、讨论，都是无可非议的。至于究竟有没有天才，如何看待天才，如何看待英雄和历史的关系等问题，毛泽东也说过是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就0此发表各自的看法也是允许的。但林彪坚持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是别有用心的。这些，是党内生活不能允许的。毛泽东最厌恶搞阴谋诡计的人，不愿党内发生分裂，他采取一些制止的措施是十分必要的。那种称毛泽东故意设陷井整林彪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相反，毛泽东最初由于不太了解林彪背地里的阴谋活动，还曾采取过一些保护林彪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