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鳝杀死后多久不能吃:杨银禄：九届二中全会时的江青

 九届二中全会时的江青 杨银禄 
       不知何处去
　　
　　江青的保密观念是比较强的。１９７０年夏季在江西庐山召开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是毛泽东提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会议要求九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内容要绝对保密，连自己的秘书也不准透露。江青对此项纪律是严格遵守的。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８日下午，江青在办公室里看文件时，打铃叫我。我进去以后，她放下手中的文件，不紧不慢地对我说：“小杨，你现在马上召集我这里的工作人员开一次紧急会议，就说两天以后要到外地去。去干什么？我不能说。到哪里去？我不能说。什么时间走？我也不能说。但是，你们要作好立即要出发的一切准备工作。不要带电影片，不要带书籍，不要带录音机、录音带，要带上我的夹大衣、小大衣和薄的毛衣。虽然现在是气候最炎热的季节，但是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刚下飞机时气候非常炎热，然后，越走越凉爽，晚上睡觉还得盖被子，有时白天还穿薄毛衣。那究竟是什么地方，只许你们去想，不许说，不许打听。叫你们准备什么就准备什么，不准对外边的任何人透露任何消息。我的行动是绝对保密的，谁要是泄露秘密我处分谁。你们明天下午４点以前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准备好了立即报告我，然后等待出发的时间，到时候会有人通知我们的。我说完了，你去办吧。”最后她又强调说：“你们准备好了及时报告我！”
　　我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到门口值班室，请王振荣通知警卫、护士、厨师、司机和值班人员到小会客室开会。人员到齐后，我把江青交代的事情和要求向大家说了一遍，请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作好一切准备工作，明天下午３点以前一切准备完毕，４点我准时向江青同志报告。同志们都知道保密准则，会上谁也没有说什么，开完会大家就分头准备去了。利用下午的２小时，晚上的４小时，就准备得差不多了。第二天上午，我们对准备的物品又一件一件地进行了仔细检查、核对，到中午时分就准备完毕了。下午１点左右，江青起床，到办公室办公时，打铃叫我，问我准备得怎么样了。我说：“正在积极准备，很快就准备完了。”她说：“好，你去吧。”我们已经准备完了，我为什么对她说还正准备呢？一是怕她说我们工作不认真，这样短的时间准备完了，会有怀疑；二是给准备工作留有余地。
　　下午４点到了，我主动走进她的办公室向她报告：“江青同志，您外出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完毕，您还有什么指示？”江青说：“好，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坚守在电话旁边，等待出发的命令。”
　　当她说叫我等待出发的命令时，我就立即意识到，党中央要在最近到什么地方召开一次什么重要的会议了。出于保密原则，我不能把自己的猜测对任何人说。我刚回到办公室，周恩来总理就打来了电话，非常平和地问我：“江青同志这几天休息得还好吧？精神还好吧？”我说：“还好。”总理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明天上午８点到西郊机场上飞机，和江青同志同机的还有文元和法宪同志。关于飞行安全问题我已经向法宪同志交代了，请江青同志放心好了。你听明白了没有？”我回答：“听明白了。”总理说和江青同机的还有姚文元和吴法宪，就更证实了我的判断。
　　我放下电话就立即把出发的时间和同机的人员报告了江青。江青说：“好，你去告诉我这里的工作人员整装待发吧。”我问道：“这次您外出，工作人员谁去好呢？”她说：“叫大周、小周、小许、老程和司机同志，门口的小同志去两位。去哪两位由你决定。当然啰，你是一定要去的。”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我今天晚上不去看电影了，打一会扑克就行了，争取早一点休息。明天早一点起床，我们还赶远路呢。你们也早一点休息，如果明天早晨６点半我还没有醒的话，叫小周叫我一下。”
　　２０日早晨６点，我们外出的和不外出的工作人员全部起了床，把车辆调度好，整装待发。６点半到了，江青还没有打铃，护士小周轻足慢步地走入她的卧室，发现她睡得正香。遵照她的指示，还是将她叫醒了。醒来以后，她立即问道：“我睡过时间了吧？快点帮我漱口、吃东西，马上出发。”小周说：“您没有睡过时间，刚刚６点半，不着急，来得及。”江青说：“那好，那好。”等她刷牙漱口，吃完饭，才７点１０分。因为钓鱼台距离西郊机场比较近，如果路上顺畅的话，１５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７点２０分从钓鱼台出发，７点４０分就到达了机场。下了汽车，我们没有到候机室休息，直接到了停机坪，看见姚文元、吴法宪等在那里。他们二位主动走过来跟江青握了手。姚文元问江青：“江青同志昨天晚上休息得好吗？”江青高兴地说：“休息得不错，要不是她们叫我起床，还真就睡过时间了。”说完，他们就上了飞机。前后顺序是：江青在前，姚文元在中间，吴法宪在最后。
　　上飞机以后，一位乘务员满面笑容地引导他们进了前舱。前舱设有沙发、扶手椅、办公桌和床铺。他们坐在沙发上喝茶、寒暄了十几分钟以后，姚文元、吴法宪起身要回二等舱，好让江青休息休息。吴法宪说：“今天江青同志起床早，现在休息休息吧，您有什么事再叫我们，我们过去了。”江青没有起身，说：“你们去吧。”姚文元走在前，吴法宪走在后。姚已走出门，吴还没有走出门时，江青问道：“法宪同志，我们到目的地要飞行多少时间？”吴回答：“大约３个小时吧。”说完他也进了二等舱。江青打了一个哈欠，要上床休息了。我和大周就回到了后舱。不一会儿，小周也回到了后舱，并说她离开时江青已经躺在床上了。当飞机飞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候，从飞机向下望去，下面山峦起伏，河流似丝带在山下缠绕。小周一边看一边问道：“老杨，今天我们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呀？”我回答：“不知道。”她又问道：“现在是不是快到峨眉山了？你看下面的大山！”我说：“不会吧，峨眉山在四川省，离北京远着呢，两个来小时飞不到吧。”
　　飞机飞行了３个小时，开始下降，不一会儿，就平稳地降落了。我们在飞机上就看到候机室上的几个醒目的大字“安庆机场”。在飞机滑行的时候，小周问我：“老杨，这是什么地方呀？”我说：“这是安徽省的安庆。”“咱们到哪里呀？”我说：“不知道，是不是要到庐山呀？再等一会就知道了。”
　　江青、姚文元、吴法宪等人下了飞机，没有进候机室休息，就马上上了一架苏制安－２４小型客机，不一会儿就起飞了。飞机飞得比较低，过了一条大江（长江），很快就到了九江机场。飞机落地停稳后，江、姚、吴下了飞机。吴对江、姚说：“你们先走吧，我在这里还要等几架飞机的降落。”江青说：“那好吧，我们先走了。”看来，他们之间还是很客气的。
　　九江的天气一丝风都没有，闷热难耐，使人喘不过气来。我看到停机坪周围来了不少人迎接来自北京的人，其中不少人我都认识，大部分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人员、服务人员、司机等。江青的坐车是苏制吉姆轿车，前后还有开道车、随车、机动车各一部。大周和小周上了主车，其他工作人员分别上了开道车、随车和机动车。汽车在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林间的大路上拐了数个弯，旋了数个之字形的路段，就感到空气清新，气候凉爽了。再穿过一个拱门式的大隧道，就到了牯岭街上。
　　江青住在过去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美庐。毛泽东以前来庐山时就住在这里，这一次让给江青一个人居住了，毛泽东住到脂红路１７５号。
　　
　　一身轻松
　　
　　江青上山以后，精神很愉快，一身轻松。刚安顿好，她就笑着对我说：“请你把老邬请来，我问他一件事。”老邬就是中央警卫处的处长邬吉成。老邬来了以后忙问我：“江青同志找我有什么事？”我说：“今天你不用紧张，她精神好，挺高兴的。”江青见到老邬就问：“主席上山了没有？”老邬回答：“还没有听到主席已经上山的消息。”江青说：“那你现在就乘车下山到九江，找吴法宪了解主席什么时候上山。要特别注意主席的安全问题。”老邬刚下山，警卫值班室就来电话说主席已经上山，并到水库游泳去了。我报告江青时，她说：“老邬和咱们一起上的山，现在又叫他下山了，他太辛苦了。”像这样的客气话，我还从来没有听她说过。  　　当日下午，江青就在姚文元的陪同下参观了仙人洞。她还高兴地向姚文元和随行的工作人员介绍她的“仙人洞”是如何拍照的，摄影机架在什么位置，光圈、速度是多少等等。我们工作人员还在“纵览云飞”的一块大的悬石上照了一张照片。２１日，江青和姚文元到含鄱口参观，拍摄了汉阳峰。
　　２２日上午，江青起床以后，微笑着对我说：“小杨，你给我找几块软质的木板和一盒大头针，我要去捉蝴蝶和蜻蜓。庐山的蝴蝶和蜻蜓与北方的大小不一样，这里的蝴蝶个头大、品种多，而且非常漂亮。我要做蝴蝶、蜻蜓标本。研究研究昆虫也是有趣的一项活动，既转移了精力，锻炼了身体，又增长了知识。”
　　下午，江青叫上警卫、护士、秘书和服务人员，到她住楼后的山林中捉蝴蝶和蜻蜓。那里树林、竹林茂密，花草丛生，空气宜人。江青和工作人员一起把捉来的蝴蝶和蜻蜓铺展在木板上，用大头针小心翼翼地钉好。她一边制作标本，一边介绍说：“这个叫玉带凤蝶，你们看翅膀下边有两条飘带。这个叫黑蝶，翅膀上的颜色红白相间，这种蝴蝶比较稀少。你们来看看，这个红蜻蜓的样子多么可爱。这些昆虫，我大多数都能叫出名字来，我查过昆虫辞典。”在北京出发的前两天，她叫我找了一本昆虫辞典放在她的办公室里，我发现她的确看过。木板上的十几只蝴蝶和蜻蜓，模样各异，大小不同，色彩斑斓。她的这些“战利品”还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杨富珍等欣赏过，并自我夸耀地向他们详细介绍每只蝴蝶的名称和特点。
　　
　　有惊无险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５日早上，张春桥打来电话问：“江青同志起床了没有？如果起床了，我想去一下你们那里，我有急事想跟她说说。”我说：“江青同志起床了，我去报告她。”张春桥急切地说：“你快去报告，行与不行，你给我来电话。我等你的电话，请你快一点。”张春桥性格内向，平时说话较少，没有急事他不那样着急。
　　我放下电话，马上到江青的办公室向她报告。我说：“春桥同志刚才来电话，说有急事想见您。”江青听了立即答复：“请他快点来，他肯定有急事。”我准备回我的办公室给张春桥回电话，江青说：“为了抓紧时间，就用我的电话给张春桥同志回电话吧。”我给张春桥回完电话，就到走廊里迎候他。没有多大工夫，张春桥就风风火火赶来了。他见到我主动跟我握手，并说：“谢谢你了。”平时，张春桥是不爱跟工作人员说话的，今天是少有的谦虚。我把他带进江青的办公室就出来了，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内容。半个小时以后，张春桥走了。江青打铃叫我进去。见到我，江青霍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大声问道：“小杨，华北组的简报你是送给我了还是压下没有给我？你老实交代，我怎么没有看见？”我回答：“江青同志，我送给您了。”我一边回答一边寻找，一眼就看见文件夹里的那份简报。“江青同志，那份就是。”我指着那份简报说，“刚才王良恩同志来电话说，这份简报要收回去。”江青看到简报心情平静了一些。她说：“你给良恩同志回电话，就说我还没有看，看完了再交回去。”她还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是有人做贼心虚了。”她转向我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如果总理有时间的话，我到总理那里去一下。”我说：“好，我去给总理打电话。”说着我就往外走。她也往外走，准备到大院子里散步，并等待总理的电话。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立即给总理的秘书钱嘉栋同志打了电话。等了一分钟，钱嘉栋回电话说：“总理说请江青同志现在就来。”我放下电话，跑到大院里报告江青说：“小高那里请您现在就去。”当时，警卫员大周也在场。江青高兴地很快上车就走了。
　　大约过了１５分钟时间，大周来电话说：“怎么搞的？主席没有请江青同志到这里来吧？主席马上就要休息了，怎么会叫江青同志来呢？今天咱们非挨批评不可，你也不是不了解她，今天的日子可不好过啦！”我说：“她怎么会到主席那里去了呢？是总理请江青同志去的呀。我不是说小高那里请江青同志去吗？要是主席请江青同志去，我就会说是老高那里请江青同志去呀。”大周说：“在电话里说不清楚，回去再说吧，我们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了。”
　　周总理的警卫员叫高振普，江青对他很熟悉，见面就叫小高小高的。主席的秘书叫高碧岑，江青对他也很熟悉，见面就叫老高老高的。通常，如果对江青说“小高那里请您去”，她就知道是总理请她去；如果对她说“老高那里请您去”，她就知道是主席请她去。这是不会出错的，今天是怎么了？
　　我放下电话，害怕极了，也后悔极了。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还是向她实话实说，而决不能说是谎报了军情，只能承认我没有直接说“总理请您去”而是说了“小高那里”，语言表达得不明确，这样才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不多作解释，听天由命吧。我想好了，就静静地等待她回来。等着等着，突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得出是钱嘉栋的声音，他说：“总理叫我问一下，江青同志怎么还没有来呢？总理等得时间不短了。”我说：“江青同志到主席那里去了，她回来以后，我马上报告她。”钱秘书说：“那好，我向总理报告一下。”几乎是在我放下电话的同时，听到院子里有汽车的声音，是江青回来了。我急忙跑下楼去，小心谨慎地问道：“江青同志回来了？”同时，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她的情绪，看得出她不但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高兴的样子，反而表现出洋洋得意的样子。真是不可思议。她高兴地说：“回来了。总理没有来电话吧？”我说：“总理刚刚来过电话，他请您快点去，他已经等得时间不短了。”她说：“那好，我现在就去。”她没有进楼，就到总理那里去了。江青离总理的住处很近，只隔着一条大马路，坐汽车两三分钟就到了。
　　江青从总理处回来以后，还是那副高兴的样子，一直没提起莫名其妙到主席那里去的事。２６日晚上，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４个人叫到她的住地，向他们通报情况。他们走了以后，江青好像打了胜仗一样高兴。以后，她再也没有说起使我后怕的那件事，直至１９７３年６月１１日她将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并赶出钓鱼台，也没有拿那件事说事儿。如今，那件事已经过去３５年了，我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
　　最近，我看到上海市委原书记徐景贤在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十年一梦》一书，才把那个谜解开。徐景贤是这样说的：“这一天（２６日）晚上，我们都集合在王洪文住所的客厅里，交流外出活动的情况。约摸９时光景，有一个穿军装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把王洪文和我叫到客厅门外，轻声说：[ 首长请你们去一下，车已经派来了。] ……我们跨进客厅，看见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个人已经坐在那里了。张春桥的神情比前两天松快多了，他主动招呼我们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并说，[ 等一下江青同志要见见你们 ] 。过了片刻，江青出来了……江青自顾自地说：[ ２５日那天早上，春桥说有急事找我，他带来的那份华北组简报，还是从你们那里拿来的，他自己的一份是后来才查到的。我这里倒是早发来了，可是我还没有看呢！看完简报，我们三个人商量，觉得情况严重啦，打算一起去找总理。上了车以后，不知道那辆车怎么搞的，一直开到主席那儿去了。] …… [ 主席那天刚要睡觉。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的。] 张春桥在一旁补充说。[ 是呀，那天可狼狈啦，主席正坐在床上脱袜子，刚刚准备睡觉，给我们请起来了。] 江青用手势比划着，吃吃地笑起来：[ 我赶紧给主席报告呀，不得了啦，要揪人啦！主席开始时莫名其妙，他根本不知道华北组出了这样一期简报。] 江青说到这里，用手探到她那件浅灰色上装的里襟夹袋里去，掏出一份折叠得方方正正的印刷品，把它展平了在手里扬着，开怀大笑：[ 哈哈哈哈……喏，这就是这份华北组六号简报。他们要我上交，我就是不交，我说找不到了，我要留着看看。好厉害呀！野心家、阴谋家，两顶帽子，千刀万剐，这就是证据！]  [ 我们的几份统统交掉了。江青同志这份可以算是海内孤本。] 姚文元从旁插话。[ 你们要知道，陈夫子后面有几条枪杆子呢！] 江青突然故意把声音压得低低的，以显示她说的这番话十分秘密和重要：[ 他们要陈夫子搞了一份马、恩、列、斯、毛关于天才的语录，给几条枪杆子每人发一份。２４日那天，他们都充当宣讲员，到各大组去宣讲，所以问题不仅仅出在华北组一个组，各个组都闹得很厉害，因此主席决定休会。……找你们来，是要让你们心中有数，那几条枪，主席已经找他们谈话进行批评了，要相信，任何情况，主席总会有办法处理的。] ”  　　从以上徐景贤的回忆可以看出，江青和毛泽东不期而遇后不但没有指责我们反而很高兴，一是主席对江青不请示、不打招呼就跑来了没有批评；二是江青的话引起了主席的注意和警觉；三是主席给江青透露出要休会，要对“几条枪杆子”进行批评；四是江青知道她要去的地方是到周总理那里，但是不知为什么汽车开到了主席那里，没想到收获很大，意外地得到毛主席的支持，歪打正着了。
        春风得意
　　
　　江青从毛主席那里回来以后，表情既可以用“春风得意”来形容，也可以用“幸灾乐祸”来形容。觉也睡得好了，饭也吃得香了，头也不晕厥了，也不出虚汗了，也很少发脾气了，好像换了一个人。
　　２７日下午，江青起床以后，到办公室看文件，大约看了１０分钟的时间，打铃叫我。我进去以后，她很客气地说：“请坐。”我想：“怎么今天这样客气起来了，从她嘴里对我说出一个‘请’字可真的不容易。”
　　我坐下以后，她说：“我这几天心情不好，有许多使我很为难的事情，又不好对你们讲。就拿叶群同志来说吧，她犯了错误，三番五次地叫我向主席说情。她是副主席、副统帅的老婆，不去为她说情吧，怕林副主席不高兴；去吧，又怕主席怀疑我和她之间有什么关系，将来说不清、洗不净。这件事，实在使我为难，想来想去，我还是硬着头皮见见她，听听她说些什么。”
　　见不见叶群，她虽然口头上说很为难，但是，通过她的表情，我看得出她的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众所周知，江青与林彪、叶群的关系，既相互吹捧、相互利用，又相互猜疑、相互排斥，叶群倒霉了，江青自然会高兴，这是不难理解的。
　　江青说完以后，很快就站起来说：“说不准今天下午叶群同志就会来找我，你出去等她吧。她如果来了，你报告我，我再考虑考虑见还是不见。你去吧。”
　　好像是她俩商量好了似的。我从江青的办公室出来以后，大约过了１０分钟，叶群果真急匆匆地来求见江青。我猜测她们事先就约定好了会见的时间，如果没有约定，不经江青同意，叶群是不敢贸然来的。
　　江青的办公室外面有一个暗廊，暗廊里有几把藤椅、几张茶几。我很有礼貌地对叶群说：“请叶主任在这儿坐一坐，我去报告江青同志。”叶群问道：“江青同志休息得好吗？精神好吗？身体也好吧？”我说：“都好。”
　　叶群每次到江青处，对我们工作人员都很客气，我们也知道，那是看在江青的面子上才这样，所以，我们对她也很客气。另外还因为她是林副主席的夫人，中央政治局委员。叶群说：“麻烦杨秘书，请你报告江青同志，就说我请求江青同志见见我。你们做秘书工作的知道不少情况，不怕你见笑，我是请求江青同志批评帮助的。谢谢你，杨秘书。”
　　我说：“叶主任，不要客气，我去报告江青同志，请您在这里等一下。”
　　我进入江青的办公室，看到她坐在沙发上，紧闭双眼，嘴唇微动。我报告她说：“叶群同志来到这里要求见您。”她听后沉思不语。足足等了５分钟的时间，她才开口说话：“叶群这个人哪！嗨，不说了。”
　　又等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说：“顾不得那么多了，决定见，你请她进来。”她迟迟不答应会见，是故意端架子，是叫叶群看的，也是叫我看的。意思是：这次是叶群主动要见我的，不是我叫她来的；叫她坐一会冷板凳，体会一下犯了错误的失落感。
　　她们二人见了面，我就立即退了出来。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会见结束了，江青打铃叫我送客。我看见她们二人肩并肩手挽手高兴地走出办公室。在走廊里，我听到叶群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今天见了我，使我很受感动，您对我的帮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江青说：“请你回去代我问候林副主席。”
　　叶群用习惯的动作低头哈腰地说：“一定一定，谢谢江青同志，也请江青同志保重身体。您的身体健康，是我们的福气。”
　　我把叶群送走了，江青又打铃叫我。我到她的办公室，她眉飞色舞地对我说：“叶群同志这样精明的人，多年在林副主席身边工作和受林副主席的熏陶，竟然也上了陈伯达的当！我看不仅仅是上当受骗吧？哈哈哈，她也有会犯错误的时候。”
　　江青沉思了一下又说：“我会见叶群同志的事和我刚才对你说的话，你对任何人都不准说，这是铁的纪律，你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我回答说。
　　九届二中全会是９月６日结束的。这天晚上，叶群来电话说：“杨秘书，请你报告江青同志，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身体，他叫我和永胜、法宪、作鹏、会作同志去看望江青同志。江青同志如果精神好，有时间的话，我们现在就去看望江青同志。我们等你的电话。”我说：“请叶主任等一等，我马上去报告江青同志。”
　　我放下电话赶快跑去报告江青。江青略加思索以后，高兴地说：“既然是林副主席派他们来，请他们现在就来，你快去回电话。”
　　我正要去回电话，她又说：“小杨，你是知道这次会议的情况的，你也知道他们在会上是犯了错误的，受了批评的，中央责令他们作了检查的。他们来了以后，你不要走，听听他们讲些什么，我讲了些什么，以后你可以给我作证，否则，以后我一个人说不清楚，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当然啰，我也不怕，怕的话，我还不见呢。”
　　我立刻回到我的办公室拨通了叶群的电话，我说：“江青同志说，请你们现在就来。”
　　叶群高兴地说：“谢谢江青同志，也谢谢杨秘书。”
　　晚上８点左右，叶群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员大将”来到江青的住地。
　　江青见他们来了，赶紧站起来，兴高采烈地同他们握手，热情让座，好似久别的战友重逢那样高兴。
　　江青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太好，本来我要去看望林副主席的，可是林副主席说你们要来，我就没有去。恭敬不如从命，谢谢林副主席，也谢谢你们来看我。”
　　叶群很会说话。她说：“林彪同志如果知道江青同志要去看他的话，他会很高兴的。当然，是我们应该来看您：一来是向江青同志话别，再有一两天咱们都要下山了；二来是听取和接受江青同志批评帮助的。这次我们在会上上了陈伯达的当，犯了错误，林彪同志多次批评我们，说我们头脑简单、发热，起了不好的作用，辜负了主席的长期教导，也对不起江青同志，一定要我们向江青同志好好学习，向江青同志道歉，也请江青同志原谅。”
　　江青笑着说：“叶群同志，你这话就言过其实了、见外了。你们这次犯错误，我心里也难过，也觉得不是个滋味。我们是一条战壕里并肩作战的战友。这件事是陈夫子搞的，他同春桥、文元同志有矛盾。他们是文人相轻，利用了我们，我们没有及时识破陈伯达的阴谋诡计，上了他的当。我们不能上他的当，接受教训就是了。我们过去是亲密战友，今后还是亲密战友。”
　　叶群说：“林彪同志讲，江青同志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帮助我们，指出努力的方向，总是给我说好话、做工作，所以要我约他们４位同志一起来向江青同志表示感谢。江青同志虚怀若谷、海纳百川，您不但没有责怪我们，而是热情地鼓励我们改正错误，继续努力为党工作。”这时，叶群转脸去对他们４位说：“你们要牢牢记住今天晚上江青同志对咱们的谆谆教导。”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是。”
　　江青听了以后，感觉美滋滋的。她说：“我们都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小学生，我们要更好地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听他们的话，就会少犯错误，甚至不犯错误。我是不折不扣地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所以很少走弯路。”她对黄、吴、李、邱说：“这次你们听信了陈夫子的话，不听主席的话，所以犯了错误，今后主席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你们接受教训，听主席的话就是了。”他们听了以后，连连点头。
　　叶群觉得谈得差不多了，时间也晚了，就起身说：“谈的时间不短了，别影响江青同志休息。”江青故意摆架子，她说：“小杨，你代我送送他们。”
　　说到这里，我作为亲历者有一点要说明一下：
　　我看到有关材料中记载：“江青转过脸来，教训黄、吴、李、邱说：[ 这次你们听信了陈夫子的话，不听我的话，所以犯了错误。今后，我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决不把你们当外人。……你们听我的话就是了。] ”需要更正的是：她没有说“不听我的话”，而是说“不听主席的话”；没有说“我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是说“主席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没有说“你们听我的话就是了”，而是说“听主席的话就是了”；没有说“决不把你们当外人”这句话。江青再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也不会骄傲到那个程度，她始终把毛主席作为唯一的正确者，唯一的支持者，唯一的靠山，她不会自居于毛主席之上。我亲自旁听了那次会见，那几处，江青没有说“我”，而是说“主席”。我现在来说明一下，以还历史的真面目，不说明的话，不符合实际情况。